关键词：西突厥;金币;巴彦诺尔墓;萨珊;拜占庭;祆教
2011年，蒙古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与哈萨克斯坦国立古米廖夫欧亚大学联合考古队在蒙古国布尔干省巴彦诺尔苏木东北乌兰和日木地区的希润本布格尔遗址(Шороон бумбагар，英文名：Shoroon Bumbagar)开展了发掘工作。该遗址位于北纬47° 57' 792"，东经104° 30' 887"，在乌兰巴托西北295公里，图勒河(Tuul Gol)南岸，海拔约1000米。中国学界通常将该遗址称为“巴彦诺尔壁画墓”或“巴彦诺尔墓”。通过本次发掘，考古学家发现了一座未经扰动、按唐墓规制建造的大型壁画墓，墓内共发现唐代风格的壁画40余幅，陶俑、木俑141件，萨珊银币仿制品、拜占庭金币及仿制品共42枚，各式金属器具400余件。经笔者考证，该墓为唐朝在漠北羁縻统治时期的首任金微都督仆固歌滥拔延之墓[1]。在一个唐墓中发现数量如此巨大的金币，在考古发现中尚属首次。这些金币种类繁多，蕴含着波斯、拜占庭乃至月氏等多种文化因素，有必要进行深入研究。
一、萨珊金币与西突厥汗国
在巴彦诺尔壁画墓中，钱币型金片No.245、No.260、No.262、No.264、No.265、No.279，[2]明显为萨珊银币背面的仿制品，图像非常清晰(图1-图6)，No.256几乎通体黑色，可能亦为萨珊银币仿制品(图7)。
郭云艳对这些仿制萨珊金币进行了初步研究，她从祭司正面站立，持杖于身前，且祭坛柱子为“细腰鼓形”的形制判断，其原型属于萨珊波斯帝国中后期时发行的银币。她进一步解读了金片上的铭文，金片左侧(图五的右侧)的铭文为
，表示“30”(即si或sih);右侧名为
，亦作
，表示造币厂所在地麦尔夫(Merv)，中文古籍称为木鹿或马鲁，即今土库曼斯坦的巴伊拉姆阿里城附近，在古代属于波斯帝国辖下的呼罗珊地区东北，是伊朗与中国间的交通要道。因此，她进一步推断其原型为木鹿的造币厂在新王登基后的第30年制作而成，而这段时期内统治时期超过30年的仅有库思老一世(Khusro I，531-579年)和库思老二世(Khusro II，590-628年)，又考虑到中国境内发现的库思老二世时期的银币多达数百枚，因此很可能这些仿制品的原型为库思老二世在统治的第30个年头(619年)发行的银币。此外，她认为墓葬出土的拜占庭金币及仿制品中具有明确时间信息的是两枚希拉克略统治早期的金币索里得，因此可将时间限定在620年之后[3]。郭云艳对墓葬中出土金币的时间分析非常精彩，根据她对金币时间所做的分析，我们对这批金币的制作时间有了较为准确的把握。
(二)金币中的娜娜女神肖像
墓中发现的No.278号金币，正面为四分之三侧面胸像，头戴王冠，王冠由一个带有五个尖瓣的王冠和两对浮动丝带组成。脑后冠带露出，带头朝下;人物的双耳带着耳饰，像是珍珠耳环，脖子上戴着项饰。人物身着铠甲;两侧有铭文，难以辨识;背面为三级台阶上的粗端十字架，台阶左右两个各有一颗八芒星，在十字架与台阶中间刻画了一个月亮。(图12)虽然骷髅地十字架两旁有八芒星的情况虽然非常罕见，但并非首次发现。但是，在中间还刻有一个月亮，则是首次出现。铭文可见，难以释读。史书仁认为这枚双面金币在模仿阿纳斯塔西乌斯(Anastasius)或早期查士丁尼一世(Justinian)金币的基础上，精心地重制了钱币的细节[22]。笔者赞同他的观点，并进一步认为，这枚金币正面与塔吉克斯坦7-8世纪时的Kalai-Kakhkakha II遗址及片治肯特遗址壁画上的娜娜女神有非常多相似之处，制作者将金币上阿纳斯塔西乌斯或早期查士丁尼一世的头像，改造为娜娜女神的肖像。
Katsumi Tanabe在认真研究并复原Kalai-Kakhkakha II遗址的娜娜女神后，发现一个重要的细节——壁画上的骑狮娜娜女神脚踩马镫(图13)。他通过对比研究认为，7、8世纪粟特地区的骑狮娜娜女神是东西方交流的产物，粟特地区娜娜的两条腿是侧面画出来的，而不是像贵霜硬币上的娜娜女神那样，在正面绘制出两条腿。这种风格上的差异显然是因为粟特人开始使用马镫带来的。而娜娜女神脚踩马镫，体现了东方的元素，这个独特壁画的出现很有可能是受到西突厥迁徙至中亚的影响，或是粟特与中国的文化交流导致[23]。这些钱币上女神的冠饰与这幅壁画上的冠饰如出一辙。这时的河中地区为信仰祆教的西突厥控制，这也是金币上出现祆教神祇娜娜女神最可能的原因。
这枚金币背面仿制了拜占庭索里得，则体现了西突厥金币与拜占庭金币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更有趣的是，这枚金币背面的十字架两侧添加了两枚八芒星，在十字架与台阶中间刻画了一个月亮。虽然骷髅地十字架两旁有八芒星的情况非常少见，但真品拜占庭索里得确实也出现过背面的十字架两侧添加了两枚八芒星的情况，或许与外贸用减重金币有关。不过，在中间又添加了一个月亮，则是第一次发现。根据乌兹别克斯坦历史学家Babayarov和Kubatin的研究，西突厥硬币的重要特征是用新月和星星代替了出现在类似的拜占庭硬币上的十字架，但这枚金币上同时出现了十字架、新月及两颗八芒星，与西突厥星月符号的组合方式完全不同。笔者认为，金币背面中心的月亮，可能与其两边的八芒星无关，更可能和正面的娜娜女神有关。
从苏美尔地区到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再到贵霜统治下的巴克特里亚，娜娜女神始终与月亮有重要的联系，新月则逐渐成为了与娜娜女神形象有关的重要元素[24]。但到了6-8世纪的花剌子模与粟特地区，娜娜成为了一位美貌端庄的四臂女神，其中一手持月[25]。这枚金币制作于这一时期的粟特地区，但正面只刻了女神的肖像，无法将重要的四臂形象与月亮表现出来，因此在背面增加了与娜娜女神有关的重要元素——新月。
郭云艳在文中提到吐鲁番发现了一枚与No.278上人物形象完全一致的钱币型金片TAM222.21[26]。根据考古报告，发现这枚钱币型金片的M222墓葬属唐西州时期[27]。这枚钱币型金片在唐西州时期的吐鲁番发现，可能是由于商贸往来，由中亚的商人带来的。这也为No.278号金币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新证据。(图14)
巴彦诺尔墓中另外一枚打制钱币型金片No.271(图15)上的图案同样有趣，钱币上的人物肖像与No.278相似，亦可能为娜娜女神的形象，但在女神头部肖像左边，则又添加了一个十字架，表明了钱币型金片混合了拜占庭索里得的部分特征与中亚的本土元素，在图16的西突厥流通钱币中，肖像旁边也出现了十字架，因此，这片钱币型金片亦符合西突厥的制币风格。
[22] Soren Stark, “Aspects of Elite Representation Among the Sixth- and Seventh-Century Türks”, Nicola Di Cosmo, Michael Maas ed., Empires and Exchanges in Eurasian Late Antiquity- Rome, China, Iran, and the Steppe, ca. 250–75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8, pp. 352-356.
[23] Tanabe K. “Nana on Lion”, Orient, 1995, 30, pp.318-320.
[24] Azarpay G., “Nanâ, the sumero-akkadian goddess of Transoxiana”,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976: pp.536-542.
[25] Azarpay G., “Nanâ, the sumero-akkadian goddess of Transoxiana”,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976: pp.536-542; Tanabe K., “Nana on Lion”, Orient, 1995, 30, pp.309-334; Potts D T., “Nana in Bactria”, Silk Road Art and Archaeology, 2001, 7, pp.23-35; 杨巨平：《娜娜女神的传播与演变》，《世界历史》2010年第5期，第110-112页。
[26] 郭云艳：《丝绸之路上的类钱币式金片》，《考古与文物》2020年第3期，第99页。
[27] 新疆文物考古所：《吐鲁番阿斯塔那第11次发掘简报(1973年)》，《新疆文物》2000年第3-4期(合刊)第175页。
三、金币中的西突厥星月符号
日月冠是西突厥可汗的头饰，同时也是萨珊国王以及祆教祭司的头饰。在萨珊银币、史君墓、安伽墓、以及花剌子模地区发现的纳骨瓮上，均有相关形象出现。小洪那海石人为西突厥泥利可汗的墓葬，作为第一突厥汗国唯一的可汗形象，其形象可以作为第一突厥汗国时期可汗形象的标准。其头上的王冠前方有日轮，下托以弯月，为日月冠形象。(图17)陈凌认为，西突厥可汗的可汗的王冠应源自波斯，在安伽墓中，头戴日月冠的狩猎者应为突厥王族成员[28]。关于突厥可汗的金冠，影山悦子亦有非常深入的研究[29]。
但除了日月冠之外，西突厥汗国还有一种星星和月亮组成的符号。这种星月符号上面是星星，下面是向上弯曲的新月，组成方式与西突厥的日月冠极为相似，可能是由西突厥的日月冠演变而来。根据Babayarov和Kubatin的研究，西突厥硬币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用新月和星星代替了出现在类似的拜占庭硬币上的十字架，这在古代突厥人和中亚其他民族的世界观中占有重要地位[30]。在中亚曾发现过一些铜币，为西突厥汗国时期制作。这些硬币不仅仅是复制了拜占庭钱币，而是在此基础上加入了突厥元素[31]。
巴彦诺尔中发现了多种不同类型的仿制金币，其中一些混合了多种要素的金币传达出这批金币的制作地点和源头的信息。墓中编号为No.269(图18)、No.248(图19)、No.266(图20)的仿制钱币型金片[32]，能够直接证明这批金币的西突厥血统。这三枚钱币型金片为同一个模具制成。其中，No.269直径1.8厘米，重0.17克;No.248直径1.8厘米，重0.11克;No.266直径1.8厘米，重0.12克。这种钱币型金片为圆形，正面有凸起的边框，边框中间有一侧面胡人形象，身后有两条飘带，一圈头发，戴圆顶帽子。人的眼睛、鼻子、嘴、耳朵刻划清晰，下颌有浓密络腮胡，颈部有围巾或袍子，露出了衣服的边。人像周围有文字，但已涣漫不清[33]。根据笔者在博物馆实拍的高清图片，可以发现这几枚金币半身人像头顶上方均有星月符号，这在考古报告和前人的研究中均未提及。这三枚金片用特制的模具制成，笔者认为，这几枚金片可能不是西突厥用于流通的货币，但正如学者们所述，与拜占庭钱币有很重要的联系，在此基础上，添加了突厥的元素。正如Babayarov和Kubatin在文中举的例子一样，西突厥汗国的硬币不仅仅是复制了拜占庭钱币，而是在此基础上加入了突厥元素，例如图21的西突厥硬币，模仿了拜占庭钱币上的帝后双人像，但是肖像和服饰则变更为了突厥样式，Baratova认为其中可敦的头冠可能与Umay女神有关[34]。在左侧披发突厥可汗顶部，就存在着这样的西突厥星月符号。
在固原史铁棒墓中，亦发现过一个金币，上刻有侧身的肖像。(图22)根据罗丰的描述，这枚金币为单面打押，较为厚重，上有一穿孔，中有一王正侧面肖像，其头戴城齿状王冠，高鼻深目，脑后有一束卷发，耳有一坠，颈佩项圈。斜披二带，周有一圈铭文，铭文多已残，属萨珊金币仿制品，直径2.5厘米，重7克[35]。罗丰认为，该金币只有肖像，没有拜火教祭司，且王冠上没有新月托球的装饰物，是因为该金币为阿拉伯人占领萨珊地区以后制作的缘故[36]。但仔细观察可以发现，在肖像右边，亦有星月符号。从币面上的星月符号来看，巴彦诺尔墓中的No.269、No.248、No.266的钱币型金片，以及固原史铁棒墓中的仿制萨珊金币，应为西突厥在中亚统治时期制作的钱币。西突厥制作的钱币沿着绿洲丝绸之路和草原丝绸之路，最终分别到达了固原和漠北草原。
[28] 陈凌：《突厥汗国与欧亚文化交流的考古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150页。
[29];影山悦子：《中国新出ソグド人葬具に見られる鳥翼冠と三面三日月冠》，《オリエント》2007年第2期，第120-140页。
[30] Babayarov G, Kubatin A., “Byzantine impact on the iconography of western Turkic coinage”, Acta Orientalia, 2013, 66(1): pp.52.
[31] Babayarov G, Kubatin A., “Byzantine impact on the iconography of western Turkic coinage”, Acta Orientalia, 2013, 66(1): p.49.
[32] А.Очир, Л.Эрдэнэболд, С. Харжаубай, Х.Жантегин, Эртний Нүүдэлчдийн Бунхант Булшны Малтлага Судалгаа, Улаанбаатар, 2013, pp.184-186.
[33] А.Очир, Л.Эрдэнэболд, С. Харжаубай, Х.Жантегин, Эртний Нүүдэлчдийн Бунхант Булшны Малтлага Судалгаа, Улаанбаатар, 2013, pp.184-186.
[34] Babayarov G, Kubatin A., “Byzantine impact on the iconography of western Turkic coinage”, Acta Orientalia, 2013, 66(1), p.49.
[35] 罗丰编著：《固原南郊隋唐墓地》，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82页。
[36] 罗丰：《胡汉之间——丝绸之路与西北民族考古》，文物出版社，2004年，第177页。
结论
巴彦诺尔墓中发现的这批金币种类繁多，其中部分金币包含大量西突厥汗国的文化因素。其中单面的萨珊银币背面仿制品原型为库思老二世在统治的第30个年头(619年)发行的银币。图案是祆教祭司与火坛，又使用黄金制成，让我们想到喜爱黄金、来到中亚后信仰祆教的西突厥政权。除了这几枚仿制萨珊金币，墓中还出土了刻画有娜娜女神肖像以及狮子的钱币，亦与祆教有关。星月符号是西突厥硬币上的标志性元素，墓中发现了上有星月符号的钱币型金片，直接说明了这几枚钱币型金片的西突厥血统。蒙古国巴彦诺尔墓中出土的上述钱币，体现了西突厥汗国的文化意涵，反映了7世纪初期漠北与中亚之间的密切交流。
余论
除上述金币和钱币型金片之外，巴彦诺尔墓中还发现了大量拜占庭金币及仿制拜占庭金币。我们没有直接证据可以证明巴彦诺尔墓中发现的其他金币亦为西突厥汗国制品，那些没有体现西突厥文化因素的钱币，亦有可能从其他来源获得。例如墓中发现的附着有金环的金币，在欧亚草原各地的墓葬中均有发现，是这一时期欧亚草原上游牧民族流行的饰品制作方式，在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俄罗斯、乌克兰等地发现的墓葬中均有出现[37]。被称为“骡子”(mule，指不同类型钱币的正反面混合出现在同一钱币之上)的拜占庭钱币仿制品亦然，在匈牙利、罗马尼亚的游牧民墓葬中[38]，乃至甘肃陇西的墓葬和西安何家村唐墓，均发现了“骡子”仿制品[39]，关于这些钱币，我们很难判断为何地制造，不能排除是更靠近拜占庭帝国的游牧部落或政权仿制的。
但是能够拥有并制作种类繁多金币的政权，依然最有可能是西突厥汗国。西突厥汗国位于文明的十字路口——中亚，能接触到萨珊波斯的文化，更早以前的月氏—贵霜文化，又与西方的拜占庭帝国有密切来往。林英详细考证了拜占庭金币的东传，她发现从568年到576年，至少有五个拜占庭使团来到西突厥汗庭，但之后由于拜占庭违背与西突厥的盟约接纳了西突厥的敌人阿瓦尔人，双方盟友关系被破坏。614年，波斯军队攻占了基督教圣城耶路撒冷，将供奉在城内的圣物十字架掠走，拜占庭再度与西突厥联盟，希拉克略皇帝以重金相许西突厥可汗，林英依据史料推测，希拉克略许诺给西突厥可汗的重金即包括了索里得金币[40]。巴彦诺尔墓发现这批金币种类繁多，其时间下限即为希拉克略时期，恰与史料相合。
因此，笔者还是倾向于认为，蒙古国巴彦诺尔墓中发现的其他金币，同样是从西突厥汗国远道而来，最终到达漠北地区的图勒河流域。
[37] 见Valentina Raspopova., “Gold coins and Bracteates from Pendjikent”, Essays on the Pre-Islamic History of the Indo-Iranian Borderlands, Osterreich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Wien, 1999, pp.453-460;又见Gandila, A., “Money and Barbarians: Same Coins, Different Functions”, In Cultural Encounters on Byzantium's Northern Frontier, c. AD 500–700: Coins, Artifacts and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8, pp.275-276.
[38] Gandila, A., “Money and Barbarians: Same Coins, Different Functions”, In Cultural Encounters on Byzantium's Northern Frontier, c. AD 500–700: Coins, Artifacts and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8, p.262.
[39] 郭云艳:《两枚拜占廷金币仿制品辨析》，《考古与文物》2008年第3期，第87-91页。
[40] 林英：《唐代拂菻丛说》，中华书局，第63-64页。
编者按：本文系印前编辑稿，引用请据原文。徐弛、茆安然：《从中亚到漠北——蒙古国巴彦诺尔墓出土金币中的西突厥文化意涵》，《丝绸之路考古》第五辑，科学出版社，2022年1月，页115-1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