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隆德周家嘴头遗址制陶模拟实验*
杨剑1 霍耀1 郭梦2
1.宁夏回族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宁夏 银川 750001;
2.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8
Abstract：The Zhoujiazuitou site at Longde, Ningxia, is a Yangshao-period settlement engaged in intensive pottery production. 42 kilns have been unearthed, including 33 dating to the late Yangshao period. The number and intensity of pottery kilns of this settlement was rare then. A large amount of pottery sherds of the late Yangshao period came to light, which contributed greatly to our understanding of pottery making then. The authors conducted multiple experiments both for pottery making and firing, in order to reveal the techniques and Chaǐne Opératoire of the pottery production at the Zhoujiazuitou site.
Keywords: Longde, Ningxia, Zhoujiazuitou, late Yangshao period, pottery kiln
摘要：宁夏隆德周家嘴头遗址是一处仰韶时期制陶业特征显著的聚落，经过连续的发掘共清理陶窑42座，其中仰韶晚期陶窑33座，陶窑的数量之多和分布密度之大在其他同时期遗址中较为少见。周家嘴头遗址仰韶晚 期遗存最为丰富，出土了大量的陶器标本，这为我们研究当时陶器制作与生产提供了实物证据。我们基于周家嘴头遗址发现的陶窑和出土陶器开展了多次的陶器制作及烧制实验，从而对周家嘴头遗址仰韶晚期整个制 陶业的操作链技术及生产方式等进行研究。
关键词：宁夏隆德;周家嘴头;仰韶晚期;陶窑
周家嘴头遗址位于宁夏南部六盘山西麓的隆德县神林乡双村，地处渝河及其支流朱庄河交汇 的河嘴地带，是一处面积约3万平方米的仰韶至 龙山时代遗址。2017年至2021年，宁夏回族自治 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周家嘴头遗址进行了连续的 考古发掘，出土了丰富的仰韶至龙山时期遗存，其中仰韶晚期大规模陶窑群的发现尤为重要，数十座集中分布的陶窑指示了该聚落作为当时陶器 制造中心的性质，为研究新石器时代制陶技术、专业化生产模式和发展程度提供了重要材料。 在这种情况下，以当地可获取原料，采用与仰韶时期相同或相似的技术在遗址开展制陶模拟实验，不仅是研究制陶工艺流程的必要途径，也对今后在周家嘴头的发掘和资料整理工作有指导意义，更为理解这里成为陶器生产中心的原因以及仰韶晚期陶器生产方式提供了一把钥匙。以此 为目的，2019年夏秋季节，我们在周家嘴头遗址 开展了包括原料选择、获取与加工、器坯成型修整与装饰、晾晒、烧制等工艺流程完整的制陶模拟实验。
除了有明确的目的，对模拟对象所使用的工具、方法、过程有一定了解，也是开展模拟实验的基础。以周家嘴头的制陶模拟实验来说，首先要了解仰韶晚期这里的陶工使用的工具、设施及采用的工艺。
一、周家嘴头仰韶晚期制陶工具、设施与技术推测
由于遭受过严重的人类活动破坏，目前周家嘴头遗址能够确认与制陶活动有关的设施只有陶窑。已经发掘的陶窑共 42 座，其中 33 座被确认为属于仰韶晚期。仰韶晚期陶窑直接掏挖在生土断崖或坡地上，绝大多数为横穴式升焰窑结构，也有零星的“地面式”陶窑。横穴式陶窑由火膛、火眼、火道及窑室等部分构成，火道系统为“Φ”状 (图一)，即直向加环形火道系统，三火道底部呈坡状，火道之间的平台为窑床，这种火道系统能将火力比较均匀地输送到窑室;部分陶窑有用土块封堵火道的现象，土块之间留有一定的缝隙，形成分布均匀的火眼，这样更有利于整个窑室内部火力的均匀;火膛低于窑室而形成高差，使火膛内的火力能更充分地进入窑室，窑室顶部大都不存。形制较小的陶窑保存状况相对较好，窑室前端 (靠近火膛处) 敞开，应该是窑门部位，窑室后侧壁面保存较好，向上有一定的弧度，推测窑室顶部可能为“馒头状”。形制较大的陶窑窑室基本上为筒状或袋状，周围没有敞开的迹象，由此推测窑室的顶部即为窑门，器坯从窑室顶部入窑后再用柴草或草拌泥覆盖充当一次性的窑顶。横穴式陶窑规模有大有小，目前发现窑室直径最小的是0.6米，最大1.4米，一般在0.9米左右。这种结构的陶窑在关中和甘肃东部地区的仰韶晚期遗存中较为流行，如秦安大地湾[1] 、 宝鸡关桃园[2] 、陇县原子头[3] 、天水师赵村[4] 、 高陵杨官寨[5] 等遗址中均有发现，但都比较零星，没有周家嘴头遗址这样集中分布的情况。周家嘴头遗址还发现有较为简单的“地面式”陶窑，即在地面上掏挖一小圆坑，火塘和窑室共用，可能为地面堆烧窑，烧制一些器形较大的陶器。
周家嘴头出土的工具种类不少，有骨锥、骨针、石刀等，虽可用于制陶，但并无明确使用证据。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周家嘴头出土了相当数量的陶刀，还有少量的陶锉，它们很可能用以刮削、刮抹陶器表面 (封三：1、2);另有一定数量的陶盘，从形制和功能推测可能用于慢轮修整陶器的转盘。(封三：3、4)
制陶原料方面，黏土当是基本，此外还需要水、燃料以及河沙等各类羼和料。由于周家嘴头 地理位置的优越性，以上材料对于周家嘴头的先民来说都是容易获取的。(图二)
周家嘴头遗址东侧紧靠山丘，南北两侧为河流，为典型的黄土高原地貌，遗址区内土壤以黄土为主;遗址地处渝河与朱庄河交汇的河嘴地带，用水条件十分便利，河道附近还能采集到河沙，可作为夹砂陶的羼和料。遗址附近的黏土资源有台地上的红色黏土和渝河附近的灰黑色黏土，都极为方便获取。(图三，图四)
另外，我们从河道里的卵石、砾石中，寻找到一些细腻、质软的红褐色赤铁矿，可作为彩绘颜料。
通过对周家嘴头遗址出土仰韶晚期陶器的初步统计和观察，主要器形有尖底瓶、钵、罐、平底瓶、盆、缸、瓮等。泥质陶占大多数，夹砂陶占少数。陶色以红陶为主，也有少量的灰陶。泥质陶除了彩陶外很少有纹饰，夹砂陶大多有纹饰，主要为绳纹、附加堆纹等。大多数陶器内壁有泥条盘筑和手指抹平的痕迹，说明泥条筑成是主要的成型方法，但在具体的操作方式上有差异。比如瓮、缸之类的大型陶器是在圆饼状底上用泥条自下而上正筑成型。尖底瓶的制作分两种，一种是从口部开始倒筑泥条至底部;另一种是分段拼接，口部、颈部、腹部、底部分段盘筑泥条，最后将各段拼接起来。另外，泥质的彩陶钵、盆往往制作精细，看不到泥条痕迹，内外壁光滑平整，推测采用了模制法。个别没有泥条痕迹的陶器，表面有捏塑的指印。泥条筑成的陶器内壁往往可见陶垫窝，这是拍打修整的证据。刮削、抹平、口沿慢轮修整的痕迹也很普遍。泥质陶经过修整后可能绘彩、磨光，夹砂陶的装饰除了拍打修整留下的绳纹以外，还有弦纹、附加堆纹等。因此，我们的制坯实验主要采用了泥条筑成、捏塑的方法成型，拍打、慢轮修整的方法来修整，之后以磨光、拍打绳纹、绘彩来装饰器坯。
周家嘴头遗址出土仰韶晚期陶器陶色以红陶 为主，也有少量的灰陶。大部分红陶颜色比较鲜艳和均匀，应该是在陶窑内氧化气氛中烧成的。少量的灰陶，应是在烧制的最后阶段封闭了陶窑，使其处于还原气氛中烧制而成。体量大的夹砂罐、瓮，往往呈褐红色，颜色饱和度低，内外表有黑斑，应该是地面式陶窑烧制而成。
二、制陶模拟实验
目的明确，原料、工具、技术与模拟对象所采用的相似或相同，是我们模拟实验的原则。因此，在制作器坯的时候，我们采用了当地可获得的原料，以及仰韶晚期相应的技术和工具来制作与出土器物相近的陶器。
在进行烧制实验之前，需要制作出大量的器坯。器坯的制作要经过原料获取与加工、成型和修整、装饰、晾晒等工序，这也是我们了解周家嘴头遗址整个陶器生产链的重要环节。
实验使用的制坯工具包括木质垫板、木棍(擀泥杖)、慢轮转盘、半月形陶工木片 (刮抹器 表用)、木拍板(拍打器坯用)、卵石(磨光 用)、麻绳、麻布等。除卵石外，均为现代陶艺 的常用工具，但亦不超出仰韶晚期陶工所能应用 的工具范围。另外，扁平的砂岩砾石、毛笔可作 为绘彩工具。(图五)
(一)原料获取与加工
经过调查，我们发现遗址附近有两种方便获取的黏土资源。在附近较高的台地上，断崖处都暴露有一种堆积很厚、包含较多碳酸钙颗粒的红色黏土 (下文简称“红土”)，这种黏土应是在该地区广泛分布的“三趾马红土”或“第三纪红土”。红土质地细腻，可塑性好，当地人俗称“红胶土”，现代砖厂也常以此类黏土为原料。紧邻周家嘴头遗址东侧的马岭梁断崖上便可采集到红土，徒步距离在十分钟之内。另一种黏土呈灰黑色 (以下简称“黑土”)，采集于遗址北部渝河附近，应是一种河湖相堆积的黏土，厚度达1～2米;黑土质地也很细腻，肉眼可见包含相当多的、颗粒极细的云母。
获取原料后，我们进行了简单的加工处理。在一个塑料箱将土与水混合，并进行均匀的搅拌，然后静置一段时间(一般为2天左右)，将上部的多余水分倒掉，把沉淀在箱子底部的稀泥浆倒在阴凉的地方进行脱水，蒸发掉多余的水分后，收集起来储藏在阴凉的地方，晾好的泥可放置几天甚至几个星期后使用，这个过程俗称为醒泥，能使黏土颗粒与水分子更加均匀地混合，提高黏土的可塑性。我们以干筛的方式将采集来的河沙分成粗、中、细三类，分别存放，用以制作夹砂陶。
(二)器坯的成型和修整
周家嘴头遗址仰韶晚期陶器主要以泥条筑成为主，少量器形相对较小、胎质较薄的陶钵等可能存在模具敷泥法，大量罐、尖底瓶、盆、缸、瓮、杯、器盖和少量钵均使用泥条筑成法制作而成。泥条盘筑的痕迹在尖底瓶上最为明显，其肩颈部和底部内壁常见多道规整的、粗糙修整或未经修整的泥条痕迹。大量罐的颈部、腹部、腹底连接处有经过修整的泥条缝隙，泥条宽度约1～2厘米。有些陶器经修整后不见泥条缝隙，但器仍残留有多道泥条起伏的痕迹。极个别陶器在其腹部内外壁和腹、底部连接处有泥条缝或筑成痕迹。此外，钵、盆的内壁表面比较光滑平整，器壁较薄，外壁常见刮削痕迹，在成型时应该是借助了内模的帮助。具体操作方法应是将泥条敷于模具外，通过拍打、刮削等方法平整器壁，在标本中发现的大量钵外壁腹部均有刮削痕迹。模具敷泥法更易修整，相较于不借用模具的泥条筑成的陶器，其器表更加光滑，器壁更加轻薄。
参照周家嘴头遗址仰韶晚期陶器的成型、修整技术，我们的模拟实验也主要采用泥条筑成和捏塑法成型，并在初坯制作完成后，用木拍拍打器坯整形，或是用木刮板刮削、徒手刮抹内外壁修整。如果在木拍子上缠绕了麻绳，拍打后会在器坯上形成绳纹。最后将器坯放在转盘上徒手或用麻布沾水慢轮修整口沿，使其平整、光滑。
为了证实模制钵的可行性，我们采用红土进行了内模制陶钵的实验。以黏土制作了表面光滑的实心馒头形模具，阴干后作为内模使用。在内模表面撒上干土后，将事先制好的薄片黏土覆盖在模具表面，从底部开始使黏土贴合模具，将口沿处多余的黏土去除，成型后即可顺利脱模。实验制作了直口与敞口两种模具以测试脱模过程对于模具的要求，发现模具口部形状对脱模并无影响，两种模具脱模过程均顺利。待坯体稍微干燥后使用慢轮、木刀将口沿修整平整，并将手指沾湿在慢轮上将直口钵修整为敛口钵。用此种方法得到的坯体内外壁均平整光滑，若想得到坯体更薄的钵，只需在坯体稍干时在外壁刮削即可。
(三)装饰
在模拟实验时，泥质陶修整好之后，可以磨光、绘彩来装饰，但需要在器坯干燥到革硬状态的时候进行，否则效果不佳。彩绘一般在磨光之前进行。砂岩砾石表面用水打湿，将赤铁矿或锰铁矿沾水后在砂岩表面来回摩擦，用毛笔沾上砾石上附着的红褐色赤铁矿泥浆就可以在器坯表绘制图案了。颜色的深浅可以通过调节颜料泥浆 的浓稠程度来实现。
图案绘制好以后，稍加晾干，可用卵石来摩擦器表，能使器表获得光泽，更可将颜料压入器坯，增加其附着能力。磨光对技术要求不高，但极其费时费力，而且打磨工具的表面一定要平整光滑，工具上的任何凸起和凹陷都会在器坯上留下划痕。除了卵石，骨质、木质、玻璃甚至塑料，任何光滑的、有一定硬度的材料都可以作为磨光工具，但磨光效果有差异。
(四)晾晒
制作好的器坯必须充分干燥后才能入窑烧制。这一步骤在考古材料中不易显现，但却是非常重要的环节，稍有不慎器坯便会开裂。潮湿、革硬状态的器坯均不能在阳光下直接曝晒，而是要放在阴凉的地方阴干，具体时间长短需要视周围环境中的水分以及器坯的大小、器壁厚度而定。一般需要一至两周左右，器形越大、陶胎越厚，所需阴干时间就越长。在晾晒过程中，要根据各部分干燥程度的不同而及时调整器坯位置和方向，尽量均匀干燥。待器坯完全干燥后可以曝晒，但晒过之后必须立即装窑烧制，否则会有返潮、开裂的风险。
(五)烧制
烧制是制陶过程中最关键的一道工序，直接决定了之前所有工作的成败，且经验性极强。我们本季度共开展了五次烧制实验，其中四次烧制红陶，一次烧制灰陶。
1. 建造陶窑与烧前准备
我们以周家嘴头遗址发现的仰韶晚期陶窑为蓝本，在遗址附近的生土断崖上掏挖两座陶窑，结构与遗址清理的陶窑一致。因发掘的陶窑顶部情况不详，我们将窑室顶部的开口作为窑门。新挖陶窑的窑室直径分别为0.6米和0.9米，深度分别为0.5米和0.7米，火道宽8～10厘米。(图六)
燃料对烧窑来说是十分重要的，也是传统制 陶业中最占成本的部分。燃料的种类对窑室内的温度、升温速率都有很大影响。周家嘴头陶窑的火膛底部常留有一层灰烬，但目前尚不能明确燃料种类。本次实验烧窑用的燃料均采自遗址周干枯的榆树、松树、杨树等树木枝干，这些木柴干枯时间较长，处于完全干燥的状态，木柴耐烧且少烟，烧起来火力较强，能使陶窑达到较高温度。
正式烧窑之前，我们先对挖好的陶窑进行试火，主要看窑室内的火力是否旺盛，火力分布是否均匀，是否需要对火道等设施进行修整改造;另一方面，刚挖好的陶窑内部较为潮湿，试火也能起到烘窑的作用，可以使窑室内部更加干燥，陶窑更加坚固。(图七，图八)
在准备烧窑的当天，将已经晾干的器坯放在干燥的地面上大晒，待其温热的时候，就可以装窑了。由于复原的窑室体积不大，装窑时必须由一个人趴在窑室顶部，从窑顶的开口将器坯装入，可采用套装的方式，以提高一次烧制陶器数量。放在窑床上的陶坯之间要保留一定的缝隙，不能相互紧靠在一起，这样有利于陶器受火均匀。器坯可摆放在火道上部，但不能堵死火眼。(图九)
放入足够的器坯后，就可以封闭窑顶了。由于周家嘴头遗址发现的陶窑窑顶情况不详，我们在实验中使用了草拌泥做成的馒头状盖子，将其直接扣在窑室顶部，中间留一小圆孔作为烟囱和观察口，同时从前后斜壁上插入两根倾斜的测温探针，以随时监测窑室前部和后部的温度。从点火开始，每间隔 15 分钟或 30 分钟记录温度情况。(图一〇，图一一)
2. 烧窑
装窑完毕后，即可开始点火烧窑，但最初的阶段必须先用小火慢烧，温度保持在 200℃左右，以排除器坯内残存的自由水，这一阶段被称为“水分蒸发期”，这时候温度过高、升温太快都会造成器坯开裂，必须格外小心。慢火烧窑约2小时后，可以逐渐向火膛内添入更多耐烧的木柴，使窑室的温度慢慢提升。当窑室温度达到600℃左右的时候升温会放缓，通过观察和分析温度变化情况，发现火膛内木柴充分燃烧成为木炭时，窑室内可达到较高温度。于是我们在火膛内部木柴充分燃烧的同时，在火膛口部添加新的木柴，并让其慢慢燃烧，待火膛内部燃料完全烧掉后，火膛口部的木柴也烧成木炭，这时将木炭推至火膛内部，并重新在火膛口部添加新的木柴。不断重复这一过程，直到火膛内蓄积大量木炭，如此，窑室内温度便可以持续上升。从200℃升至最高温900℃左右一般需要9～10小时。窑室温度在700℃左右时，器坯呈现出红色“透明状”(图一二)，这种状态会持续到900℃左右，如果器坯从底部到口部完全透明，说明陶器已经烧成。窑室温度达到约 900℃后需要保持一个小时左右，使陶器完全烧透后便停止添加燃料，让窑内自然降温，这个过程大致需要 12 小时。(图一三，图一四) 第一次烧制时，火膛内停止添柴以后用砖和草拌泥封堵火门，窑室顶部烟道不封;后三次红陶烧制实验在温度达到顶峰并停止添加燃料后均未封火门和烟道。灰陶烧制工序稍特殊，前一阶段与烧红陶一样，区别在于最后一道工序——当陶器烧熟后停止烧火时，向火膛内添加足量潮湿的木柴，然后立即用砖和草拌泥同时封堵火门和烟道，使陶窑内部处于氧气不足的还原气氛，便能烧成灰陶。(图一五，图一六)
3. 出窑
窑室自然降温过程需要12小时左右，当窑室温度降至 100℃以下，便可以挪开窑室顶部的盖子以加速窑室降温，待手臂伸入窑室而不感到烫的时候，就可以取出 陶器了。
三 实验结果
我们先后进行了五次陶窑烧制实验，烧制大小各异的陶器 (不含纺轮等小件)共76件，其中红陶62件， 灰陶14件。经过与周家嘴头遗址出土陶器对比，我们实验烧制陶器与出土陶器在颜色、质量及工艺上有一定的差别，实验烧制的陶器远远达不到出土陶器的效果。
实验烧制的红陶颜色有深有浅，有些器形较大的陶器器表颜色呈现出一半较深一半较浅的现象，器形较小的陶器器表颜色较为均匀，还有些陶器器表颜色整体较浅，甚至还有泛白的迹象。烧制的灰陶器表颜色呈现出的特征与红陶基本相似，器形较大的陶器器表颜色也深浅不一，较小的陶器颜色较均匀。通过观察，周家嘴头遗址出土的仰韶晚期红陶也存在器表颜色不均的现象，不管是夹砂还是泥质红陶颜色都有深浅之分，有些陶器器表颜色整体较浅，这些现象和实验陶器呈现出的特征基本一致。周家嘴头出土的仰韶晚期灰陶数量很少，器表颜色相对均匀。通过实验观察，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与窑内火候不均匀和窑内各陶器之间摆放位置的影响有关。因摆放的位置不合理使窑内陶器对火道内的火苗造成阻挡，造成窑内火力不够均匀，使部分陶器因受火不均而颜色深浅不一。有些陶器紧紧靠在一起，陶器相互接触的区域一般颜色较浅或泛白。陶器叠放时也要错位，各陶器之间要留有空隙，无缝隙的叠放也会对器表颜色有一定的影响。由此可见，陶器烧制环节是极具经验性的一项工作，稍有失误就前功尽弃。
实验烧制的彩陶有红彩和黑彩两种，分别将赤铁矿石和锰铁矿石磨碎并溶解后用毛笔彩绘。实验烧成的红彩效果较好，红色颜料完全融入陶 胎内，不易掉色;而黑彩效果不佳，部分陶器颜料未完全融入胎内，烧出后能用手抹掉部分黑彩。经过分析，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颜料未完全稀释成液体状，含有较多的颗粒;二是可能在陶坯绘彩后磨光处理不当，没有使颜料完全融入坯体。周家嘴头遗址出土的仰韶晚期彩陶只有黑彩，彩绘图案线条均匀，且颜料完全渗入胎体内不易掉落。(图一七)
我们所制作的部分陶器大多都有裂缝，有些裂缝是在成型修整、晾晒过程中就产生了的，有些则是烧制后新出现的裂缝。制陶技术欠佳、揉泥不充分、晾晒环节不严谨，等等，都是导致成品率不高的原因。此外，与黏土原料也有一定关系，前文提到周家嘴头遗址附近有红土、黑土两种黏土，二者可塑性都较好。在取回作为原料后，我们发现黑土在成型和修整时容易产生裂缝，需要不断进行修补，若能够在制坯的时候就弥补好其裂缝，黑土经过烧制也能成为合用的陶器。同时，黑土中大量存在的细云母颗粒在烧成的陶器上依旧明显，而周家嘴头出土的泥质陶很少有包含大量云母颗粒的现象，因此我们推测仰韶晚期的制陶原料主要还是红土。
五次烧制实验的温度数据显示，周家嘴头遗址此种结构的横穴式升焰窑，最高能够达到940℃。不过，同一时间窑室前部、后部的温度并不一致，窑室前部温度低于后部，在窑室内温度较高时，温差最高可达200℃。
实验陶窑经过几次陶器烧制后，火膛、火道及窑壁均没有形成明显的青灰色烧结面。周家嘴头遗址仰韶晚期的陶窑，其火膛、窑室、火道等部位常可见厚达4～6厘米的青灰色烧结面，有的陶窑火道甚至还有烧流痕迹。由此说明周家嘴头遗址陶窑在当时是长期使用的，经过多次烧陶才能形成较厚的青烧面。
四 结语
通过对出土陶器、陶片标本的观察，以及对模拟实验过程和结果的分析，我们对周家嘴头遗址仰韶晚期制陶工艺的基本特点得出以下初步结论：以当地红黏土为主要原料，采用泥条筑成、捏制、模制成型，拍打、刮削修整之后，以磨光、彩绘等手法进行装饰，最后，大部分陶器在陶窑中烧制成器。需要注意的是，器形较大的夹砂罐、缸、瓮等陶器，不仅颜色不均匀，内外壁还常见界限明显的黑色斑块，推测这些夹砂陶器可能是以无窑烧制的方法烧成，即在“地面式” 陶窑内烧制而成。
与陶器的制作技术不同，陶器生产方式强调的是“制作”这一行为所发生的自然环境、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背景。周家嘴头遗址仰韶晚期陶器稳定的制作技术、集中分布的大量陶窑，都说明其生产方式已经脱离了自产自用的家庭式生产，但究竟应归属于家庭工业、个体工业、作坊工业，甚至聚落工业，还要进一步分析[6] 。
目前我们能够肯定的是，周家嘴头遗址的陶窑数量和密集程度远远高于该地区同一时期的其他聚落。周家嘴头遗址东、西、南、北部已经发掘过的33座仰韶晚期陶窑中，只有一组存在打破关系，即 Y3 打破 Y4，说明至少在一段时间内，许多陶窑是同时存在和使用的，陶窑窑室、火膛壁上厚厚的青烧面也是这些设施长期使用的结果。陶窑附近虽有房屋，但面积均不大，一般仅有4～6平方米，远小于该遗址普通房屋的面积，说明陶窑近旁的房屋可能是制陶的工作间或陶工烧窑间隙休息的场所。周家嘴头的陶窑多以2～3座为一组的方式分布在遗址的各个部位，推测整个聚落内部可能有数个并列的生产单元。
周家嘴头遗址应该是当时的一处陶器生产中心，这些陶窑进行大规模的陶器生产，产出的陶器显然超出了本聚落的自身需求，虽然目前的材料尚不足以判断这里陶工的性别、劳动分工程度、
生产的季节性等生产集约化程度的指示特征，但可以推测其产品的大致销售方向和消费对象。我们在渝河流域进行了详实的区域系统考古调查，除周家嘴头外还发现另外有仰韶晚期遗址 5 处，在这些遗址采集的陶器标本与周家嘴头遗址出土的仰韶晚期陶器器形基本一致，陶器的制作方式、陶色等方面的特征也一致。周家嘴头以东10公里的页河子遗址7] 在调查以及20世纪80年代的发掘中均未发现陶窑，其出土的仰韶晚期陶器与周家嘴头如出一辙。此外，周家嘴头地处宁夏与甘肃两省区交界地带，甘肃境内临近的仰韶晚期遗址很可能也在周家嘴头陶器输出的范围之内。
周家嘴头遗址地处渝河及其支流朱庄河交汇的三角地带，属于渝河流域中心位置，地理位置优越，交通条件便利，再加上当地丰富的黏土资源，随着仰韶晚期周围人口数量增长造成对陶器需求的增加，共同成就了周家嘴头制陶中心的地位。
借助模拟实验，考古学者能够亲身体会陶器的制作和烧制过程，主要目的不是掌握相关制陶技术，而是从中得到启发，以更深入地解读出土的考古材料。模拟实验只是研究古代陶器技术和生产的途径之一，之后我们计划将模拟实验、陶瓷民族考古学调查、多学科分析手段结合起来，全面探索周家嘴头遗址陶器手工业的相关问题。
作为仰韶文化分布的西部，周家嘴头遗址与仰韶文化核心地区在制陶工艺方面表现出很强的共性。仰韶文化时期是中原地区制陶手工业快速发展的时期，其最明显的进步就是泥条筑成法与慢轮修整的普遍应用[8] ，这两种在当时较为先进的制作技术在周家嘴头遗址也被广泛使用。此外，仰韶晚期陶窑的主要特征为火力输送形式的直向加环形火道组合系统和平行火道组合系统的出现和传播[9] ，这一特征也体现在周家嘴头遗址中。陶窑结构的发展与完善为窑内烧制提供了更加稳定的温度与气氛，避免陶器与燃料的直接接触，使陶器表面更加干净美观，色彩均匀。
总体而言，周家嘴头遗址陶器制作已经形成了初步的“选料—成型—修整—装饰—烧制”生产流程，操作链中每一环节的技术选择都建立在前一环节的基础之上，并与器物功能的发挥有关，形成了针对不同陶质、不同器形的制作流程。虽然此制作过程还谈不上“标准化”，但至少说明此时此地可能已经有了专门从事生产陶器的人群或存在被广泛接受采用的陶器制作工序。
致谢：烧陶实验得到了固原市泾源县大湾乡牛营村制陶作坊李治明的指导和帮助;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王振老师及2016级考古专业10名本科生参与了模拟实验，在此致以诚挚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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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宁夏隆德沙塘北塬遗址出土材料的整理与研究”(批准号：20CKG004) 和郑州大 学“中华文明根系研究项目”(编号：XKZDJC202006)的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