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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拔思恭卒年考——唐代《白敬立墓志铭》考释之一
发布时间:2017-03-10 17:32:49   来源: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    作者:牛达生   点击:

  拓拔思恭①生于唐末,唐僖宗时,因参与镇压“黄巢之乱”有功②,被任命为夏绥节度使,赐姓李,封为夏国公,统辖夏(治今陕西靖边白城子)、绥(治今陕西绥德)、银(治今陕西横山县东)、有(治今内蒙古鄂托克旗南)四州之地,成为名副其实的藩镇之一,是夏州李氏地方政权的创始者;同时,也为党项族势力的发展,为百年后西夏王朝的建立奠定了基础。正因为如此,有关西夏史著,无不以此开篇,重笔记述。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出西夏专史已有四五部之多,但拓拔思恭死于何时,由于唐宋史籍无明确记载,这几部专史记述也多有歧异:有的系于唐昭宗景福元年(892),如《西夏通史》;更多的则系于唐昭宗乾宁二年(895),如(西夏史稿》、((西夏简史》、《简明西夏史》等。

  ①有关西夏史著,多用“拓跋”二字。但唐代、五代有关拓拔氏墓志,则用“拓拔”,故本文从之。

  ②王永兴的《唐代后期军事史略论稿》(北京大学出版社,2《X拓),对黄巢起事性质做了深人研究,他根据《资治通鉴》黄巢陷长安后,“乘金装肩舆,其徒皆被发,约以红增,衣锦绣,’;“居数日,各出大掠,焚市肆,杀人满街,巢不能禁”等记载,认为“黄巢及其将佐辈所为,残暴酷虐,称其为贼为盗,乃书史事之真实,正确也。称之为义军,绝对不可,因歪曲史事之真相”。笔者从之,不称其为“起义”,而称为“之乱”。又,《新唐书·黄巢传》:黄巢复入京师后,“怒民迎王师,纵击杀八万人,血流于路,可涉也,谓之洗城”的记载,也说明了这点。

  笔者最近结合对陕西靖边出土唐代《白敬立墓志铭》的研习,重新审视了拓拔思恭卒年,觉得无论是景福元年,还是乾宁二年,似都尚有探索的空间和商榷的余地。那么,拓拔思恭究竟卒于何时?笔者就此略陈管见,以求教于同好。

一 拓拔思恭卒于唐禧宗光启二年

  拓拔思恭卒何时,史无明文。笔者认为他卒于唐僖宗光启二年(886)的依据主要有两点:

  一是文献,《新唐书·党项传》卷二二一:“嗣襄王煴之乱,(嘻宗)诏思恭讨贼,兵不出,卒。”①襄王即嘻宗之子李煴。所谓“襄王煴之乱”,是指嘻宗光启二年冬十月,郊宁(治今陕西彬县)节度使朱玫等拥立襄王李熄为帝,“改元建贞”,朱玫“自号大承相,专决万机”,尊不在身边的嘻宗为“太上元皇圣帝”的事件。但是,好景不常,仅过了两个月,也即到了十二月,李温就被河中(治今山西永济蒲州镇)节度使王重荣“杀之”②。从这项资料可以看出,在这次事件之前,在嘻宗“诏思恭讨贼”时,拓拔思恭已经去世。考虑到“讨贼”事发生在这年十二月,拓拔思恭之死系于这年,应是合于情理的。

  另外,拓拔思恭事迹,多与唐末镇压“黄巢叛军”相关。在诸史中《资治通鉴》记述征讨黄巢叛军最为详确。而与拓拔思恭相关诸事,悉载于二五四、二五五、二五六诸卷中,多能系出年月。该书中与夏州有关最后一事,为光启元年(885)十月“讨王重荣”事,即`,(田)令孜遣(朱)玫、(李)昌符,将本军及神策、娜延、灵夏等军各三万人屯沙苑,以讨王重荣”。③此后,《资治通鉴》再未出现直书拓拔思恭的事件,凡与夏军有关者,多以“解夏杂虏”或“保大定难”代之。这一情况,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平襄王之乱”时,思恭已死。

  ①(宋)宋祁、欧阳修撰《新唐书·党项传》卷二二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二十五史”本,1986(属“二十五史”者,皆同此),第47%页。

  ②(宋)司马光撰《资治通鉴》卷二五六,北京:中华书局,1956(下同),第1776页。又见《新唐书·朱玫传》卷二二四;《新唐书·田令孜传》卷二O八。

  ③`资治通鉴》卷二五六,第1773页。引文中“各三万”,《新唐书·田令孜传》为“凡三万”。

  我们说拓拔思恭卒于光启二年,还有一条考古依据,就是上面已经提到的唐代((白敬立墓志铭》①。白敬立是夏州政权的第一位汉族官员,由于他和拓拔思恭的特殊关系,墓志中也多记有拓拔思恭的事迹。白敬立深受拓拔思恭的信任,形同君臣,“凡边朔战伐,军机沉密,多与公(敬立)谋”,并多有战功,官至“延州防御使”。墓志中述及拓拔思恭死后,白敬立“悲戚哀愤,如丧其考”。然后,又述白敬立“伏枕绵年,汤灸不廖”,死于唐昭宗景福二年(893)。这条资料,进一步印证了拓拔思恭只能卒于嘻宗光启二年,而不会是昭宗景福元年(892),更不会晚至昭宗乾宁二年(895)。

  这里需要着重分析的是,如上述有的著作认定拓拔思恭死于昭宗景福元年,就是以此墓志为依据的。他们认为白敬立的死与拓拔思恭的死有因果关系,因此得出结论:“思恭卒,敬立因而有疾”,第二年也随之去世。笔者对于这一结论不敢苟同。为了说明问题,这里稍稍多引几句志文,并试作分析:

  志文述:“及王②薨,公悲戚哀愤,如丧其考。触目发言,未常(通尝——笔者)不形追感之色。公常云:有王有我。今王先我去世,所恨者不得灰其身,报于王之生前。今唯誓生前而答于门下,诚未及愿。公自有疾,解印归乡井,伏枕绵年,汤灸不瘩,竟以景福二年十一月十九日,尧于夏州之故里,享年册二”。

  这段引文,表述了两层意思:一是说拓拔思恭死后,白敬立的“悲戚哀愤”之清;二是说白敬立得病到死亡的情况。白敬立何时得病,志文没有明说。白敬立尽管与拓拔思恭感情深厚,情同父子,但绝不意味着白敬立会因拓拔思恭之死而得病,更不能理解为拓拔思恭去世的次年白也跟着死去。在现实生活中,即如亲生父子,儿子也不会跟着父亲去死。这是人之常情,世之常理,是用不着印证的。何况身为延州防御使的白敬立,还要上班工作、尽职尽责,为皇帝效劳。据志文,完全可以理解为拓拔思恭去世后,白敬立还工作了若干年。而“公自有疾”、“伏枕绵年”的记述,更说明白敬立是在病了若干年后才去世的。如果联系((新唐书·党项传》的记载,拓拔思恭要比白敬立早去世7年。因此,不考虑《新唐书》拓拔思恭死于868年的记载,不分析志文的含义,就断定思恭死于景福元年,显然是欠考虑的。

  ①康兰英主编《榆林碑石》,西安:三秦出版社,2003。本墓志铭,图见75页,文见第242、243页。

  ②“墓志”称拓拔思恭为“朔方王”。抓声公卜

二 乾宁二年误说源于((新五代史·李仁福传》

  那么,有关专史说拓拔思恭死于乾宁二年是怎么来的?查诸史籍,只能源自《新五代史·李仁福传》,或许更受昊广成《西夏书事》的影响。

  我们注意到,关于拓拔思恭的事迹,新、旧((五代史》的记述是有差异的。

  《旧五代史·李仁福传》卷一三二:“唐乾符中,有拓拔思恭,为夏州节度使。广明之乱,唐禧宗在蜀,诏以思恭为京城西北收复都统,预破黄巢有功,禧宗赐性,故仁福亦以李为氏。思恭卒,弟思谏继之。梁开平元年,授思誎检校太尉,兼侍中。”①

  《新五代史·李仁福传》卷四0:“当唐禧宗时,有拓拔思敬者,为夏州偏将,后以与破黄巢功,赐姓李氏,拜夏州节度使。思敬卒,乾宁二年,以其弟思誎为节度使。”②

  仔细对读,很容易发现《旧五代史》与《新五代史》在行文上是有差异的,其中最大差异和不同点有二:一是称名,前者为“拓拔思恭”,后者为“拓拔思敬”;二是,前者无拓拔思恭卒年,后者拓拔思敬卒于“乾宁二年”。其实,早在清乾嘉时期,就已有人指出,《新五代史》把拓拔思恭当作“拓拔思敬”是错误的,思恭和思敬是两人而非一人③。由此及彼,所谓“乾宁二年”,也是应该打个问号的。我们还注意到,从上述诸专史来看,((新五代史》的部分错误,已为学界所认识,再无人将拓拔思恭、拓拔思敬二人混为一人了。但是“乾宁二年”说,即被部分学者接受,以其年定为拓拔思恭卒年,并将拓拔思恭继承者拓拔思誎的事迹,算到拓拔思恭的头上,从而造成极大混乱。

  ①《旧五代史·李仁福传》卷一三二,第5043页。

  ②《新五代史·李仁福传》卷四O,第5117页。

  ③(清)钱大听:《廿二史考异》卷二四“拓拔思恭注”:“欧阳修《五代史》作拓拔思敬,意为薛史(指《旧五代史》)避国讳耳。……然则思恭、思敬乃两人··…(欧阳)修合为一人,误也。”《资治通鉴》卷二五四,第1757页也引述了《考异》这段文字。

  在这一问题上,吴广成《西夏书事》的影响不可低估,或者说更大于《新五代史》。《西夏书事》是清代第一部西夏专史,征引繁博,以年编次,流传较扩,被誉为“上乘之作”。与其后所出诸如张鉴《西夏纪事本末》、周春((西夏书》、佚名《西夏志略》、戴锡章《西夏记》等西夏史著相比,是影响最大、最受重视,也是被征引最多的史籍。20世纪七八十年代文献资料还十分匾乏的时期,笔者研究西夏,最早接触的也是((西夏书事》。当然新的研究成果表明,该书“于旧史记载亦有误引”①。因此,该书虽然改拓拔思敬为拓拔思恭,但是,对((新五代史·李仁福传》的错误辨析不够,还是将拓拔思恭之死系于“乾宁二年”,致使这一错误影响至今②。

三 《西夏书事》让拓拔思恭多“活”了十年

  从光启二年(886)拓拔思恭死亡,到“乾宁二年”(895)正好or年。这or年中,与夏州李氏有关的事件还有多起,《西夏书事》都将其尽系于拓拔思恭。毋庸置疑,当然都是错误的。兹抄录如下,并试为辨析之。

  (1)“光启二年冬十一月,定难军节度使李思恭奉诏讨襄王温,次于绥州。……嘻宗诏山南③诸镇及夏州兵讨之。思恭发兵次绥州,观望不出境。已,闻温败,遂还。”④(楷体字为主文,宋体字为辅文。下同。)

  (2)“文德元年(888),李思恭取娜(治今陕西富县)延(治今陕西延安),以弟思孝知留后。中和中,改娜延节度为保大军(治今陕西富县户,以东方速领节度使。速病,去。思恭遣弟行军司马思孝袭取之,自称留后。思恭为请于朝,授娜、坊(治今陕西黄陵)、丹(治今陕西宜川)、翟⑥等州观察使,并检校司徒同中书门下平章事。”①

  ①(清)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校证说明》,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下同),第l页。

  ②《西夏书事校证》在校证时,也未能指出拓拔思恭死于乾宁二年的错误,可见一斑。

  ③山南:唐贞观时十道之一。开元时分为两道:山南东道治襄州,即今湖北襄樊;山南西道治梁州,后改兴元府,即今陕西汉中。

  ④《西夏书事校证》卷一,第10页。

  ⑤《资治通鉴》卷二五四,第1760页:唐僖宗中和二年三月,“赐解坊军号保大”。

  ⑥翟州,即原中部县,在今黄陵县东南,治所未详。

  上述两事,主要反映在《新唐书·党项传》中。唐僖宗中和三年(883)“贼(黄巢)平,(拓拔思恭)兼太子太傅,封夏国公,赐姓李。嗣襄王之乱,诏思恭讨贼,兵不出,卒。以弟思誎代为定难军节度使,思孝为保大节度、娜坊丹翟等州观察使,并检校司徒、同中书门下平章事。”②这段引文,至关重要,它记述了以拓拔思恭为首的夏州政权的形势,记述了拓拔思恭去世前已作好的后事安排。或许有人认为,引文中思誎、思孝的职务,是思恭“卒”后之事,与思恭无关,而是皇帝新的任命。笔者认为,这么理解是欠妥的。其实,这是拓拔思恭着意安排的结果,绝非皇帝任命。按常理,普通百姓,老人临终时,也会对家庭事务做出适当安排,否则难以螟目,何况达官贵人。再说,在唐末,藩镇辖区官员的任命,事实上都是先斩后奏,中央政府也只能默认而已。另外,我们还看出,党项族首领,并不以皇帝认可的夏绥等州为满足,而是有机会就向外扩张,“思孝为保大节度、廓坊丹翟等州观察使”,正是这种扩张的体现。

  我们再具体分析,所谓“奉召讨襄王温”事,《新唐书·党项传》中已经述及,嘻宗诏思恭讨“襄王温”乱时,思恭已卒,当然不可能参与其事。此时,拓拔思誎已“代为定难军节度使”了,夏州的主事,当然只能是拓拔思誎。

  而所谓李思恭“取解延”事,《西夏书事》将其系于文德元年,不知所据。笔者认为,此时拓拔思恭已经去世二年,而查诸有关资料,此事却发生在拓拔思恭健在之时。郡延节度使原为东方透。《西夏书事》所说因东方速去世,“思恭遣弟行军司马思孝袭取之,自称留后”,或有所本。东方透何时去世,史无明文。据载,中和三年(883)四月,雁门节度使李克用、那宁节度使朱玫以及东方速等军战胜黄巢,收复“京师”后,这三位节度使还在。这年五月,因功,同时诏加“同平章事”③。也许此后不久东方透去世,思恭才遣弟思孝袭取之,即如《新唐书·党项传》所载始为“保大节度”。《西夏书事》将此事系于“文德元年”,显然是有问题的。笔者注意到:主文说是“文德元年”, 辅文又说是“中和中”,一事系于两个年代,而且相隔五六年之久,这本身就是矛盾的。据载,嘻宗在中和五年三月,改元“光启”①,“中和中”或可理解为中和三年。从上分析,“取解延”事,当以拓拔思恭还健在的“中和中”为是。

  ①《西夏书事校证》卷一,第10页。

  ②《新唐书·党项传》卷二二一,第47%页。

  ③《资治通鉴》卷二五五,第1766页。

  上述看法,我们从另外一条资料也得到印证:大顺元年(890),唐昭宗借故李克用“攻云州”事而要声讨他时,李克用竟一方面大摆其功,说自己“父子三代受恩四朝,破庞勋,剪黄巢,默襄王,存易定(执宜、国昌、克用三代,历武、豁、宣、嘻四朝—原注),至陛下今日冠通天之冠,佩白玉之玺,未别非臣之力也。”同时又辨白说,“若以攻云州为臣罪,则拓跋思恭之取解延(拓跋思恭之取解延,以授其弟思孝—原注),朱全忠之侵徐(治今江苏徐州)、邪(治今山东东平西北),何独不讨?赏彼诛此,臣岂无辞!”②从李克用这句话中,也可证明思孝的“保大节度使”职务,为拓跋思恭生前所授。

  (3)“唐昭宗大顺元年夏六月,定难军节度使李思恭,偕保大军节度使李思孝,出兵会都招讨使张溶于晋州(治今山西临汾东北)。河东李克用攻防御使赫连铎于云州(治今山西大同),宣武(治今河南开封)节度朱全忠、卢龙(治今北京西南)节度李匡威奏讨之。宰相张溶请任其事。昭宗令将京军数万及那、宁杂虏三万人抵晋州,思恭与思孝率娜夏兵会之。”③

  (4)“冬十月,弃张港军先归。……张溶出战又败,人城拒守。思恭与保大、静难、凤翔诸军先渡河归。”④

  上述两条,所记为同一事件。唐昭宗大顺元年,爆发了唐朝中央诸镇讨伐河东节度使李克用的战争。《新唐书·张溶传》记述了此事:“帝乃决出师,诏潜为河东(治今山西太原晋源区)行营兵马招讨制置使、京兆尹……以注甲三千为帐,下发五十二军,郊(治今陕西彬县)宁(治今甘肃宁县)、解夏杂虏合五万,帝置酒安喜楼临饯……”战争以溶败之,“下诏罢潜为武昌军节度使……”⑤

  ①《资治通鉴》卷二五六,第1771页。

  ②《资治通鉴》卷二五八,第1790页。

  ③《西夏书事校证》卷一,第10页。

  ④《西夏书事校证》卷一,第11页。

  ⑤《新唐书·张溶传》卷一二五,第4701页。

  记述更为详尽的是《资治通鉴》卷二五八:划匝元年“五月,诏削夺克用官爵属籍。以潜为河东行营都招讨制置宣尉使、京兆尹”。“张溶帅诸军五十二都,及邺宁、解夏杂虏,合五万人,发京师,上御安喜楼饯之。”六月,“张潜会宣武(治今河南开封)、镇国(治今陕西华县①)、静难(即邺宁镇,光启元年赐号静难军)、凤翔(治今陕西凤翔)、保大、定难诸军于晋州”。由于各藩镇都想保存实力,战不利。冬十月,“静难、凤翔、保大、定难之军,先渡河西归。潜独有禁军及宣武军,合万人,与韩建闭门拒守,自是不敢复出”②。结果此次战争以张潜大败而终。

  上述资料,与《西夏书事》所述大体吻合。但定难等诸军首领为何人,诸史并无明载。从上所论,《西夏书事》所载定难军节度使为李思恭,当然是错误的。

  (5)“乾宁二年,定难军节度使李思恭卒,弟思嗣。思恭子仁佑早卒,孙彝昌幼,军中立其弟思誎为节度使。”③

  拓拔思恭有弟思誎、思孝、思忠、思敬、思瑶等诸人。思誎死于五代后梁开平二年(908),诸史中未见有死于乾宁二年者。显然,《新五代史》、《西夏书事》记述有误。

  这里顺便说几句,就是引文中提到的李彝昌。诸史皆记李彝昌为李思誎的继承者。但彝昌为谁之孙,诸史记述却有歧异。《宋史·夏国传》卷四八五:“思誎卒,思恭孙彝昌嗣。”而《新五代史·李仁福传》则为:“梁开平二年,思誎卒,军中立其子彝昌为留后,即拜彝昌节度使。”《旧五代史·李仁福传》,《资治通鉴》卷二六七,《册府元龟》卷四三六,《东都事略》卷一二七、一二八附录等所记略同。按拓拔氏世系,思恭这一代为“思”字辈,其后代相继为“仁”字辈,“彝”字辈。据此,《五代史》等记彝昌为思誎之子,显然有误。但彝昌为思恭孙抑或思誎孙,诸史说法又不尽相同,学界多认为《宋史》有误,彝昌为思誎孙④。

  ①《新唐书·方镇表》卷六四,第4309页:唐昭宗光化元年,“以华州置镇国军节度”。

  ②《资治通鉴》卷二五八,第1788—1790页。

  ③《西夏书事校证》卷一,第11页。

  ④如胡玉冰《西夏志略校证》卷一注4,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8,第36页;周伟洲《陕北出土三方唐五代拓拔氏墓志考释》,《民族研究》2004年第6期,第79页。

  本文出自《中国多文字时代的历史文献研究》,427—4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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