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界行”，也称“行格界线”是版本学研究的问题之一。一般认为，“界行”是古籍中与文字相随、间隔字行的细黑线条。近代，西洋活字印刷技术逐渐取代了传统的版刻、活字技术，洋装书取代了线装书，“界行”也随之从书本上消失。过去认为，王祯《造活字印书法》(简称《印书法》)中的“界行”，就是明清活字印本上的“行格界线”。近期，笔者重新审视西夏文佛经《本续》，对将其定为木活字印本的主要依据是“隔行竹片印痕”的认识有所领悟 ：《造活字印书法》中的“界行”，与能显示在印本上的明清活字本“行格界线”不同，它是不能显示在印本上的。本文从三个方面对王祯《印书法》“界行”进行了论证 ：1. 它与明清“行格界线”概念不同 ;2. 它与明清“行格界线”性质不同 ;3. 它与金简《程式》“套格”不同。
关键词 王祯《造活字印书法》界行“行格界线”金简《程式》
我们知道，泥活字是北宋毕昇发明的，传统说法又称木活字是元代王祯创制的。但是,在浩如烟海的汉文文献中，至今未发现属于宋元时期的活字印本[1]，人们无法亲睹宋元活字印本的真容。20世纪90年代，笔者对宁夏贺兰山出土西夏文佛经《吉祥遍至口和本续》(简称《本续》〔图一：1、2〕进行了研究，认为它是世界现存最早的木活字版印本，此观点受到考古学界、西夏学界，特别是版本学界、印刷史界的重视。在首都学术界的呼吁下，文化部于1996年11月在中国印刷博物馆成功地组织了对“西夏木活字研究成果”的鉴定，确认《本续》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最早的木活字版印本实物，它对研究中国印刷史和古代活字印刷技术具有重大价值”。这一结论使木活字发明和使用的时间从元代提早到宋代[1]。为此，2002年，《本续》被国家文物局列入第一批禁止出国文物名单;同年，又被国家档案局列入第一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2008年，经国务院批准，《本续》入选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编号02306)。
[1]著名印刷史专家张秀民先生认为，国家图书馆所藏长体字《御试策》是元代铜活字印本，笔者曾赞成这一观点，并写入《金属活字起源之我见——兼论韩国〈直指〉不是“金属活字最古老的书籍”》一文中。近年来，更多的学者如潘吉星、李致忠等，认为《御试策》是朝鲜印本，其论也有相当的说服力。因此，此书究竟是中国印本还是朝鲜印本，尚需再行斟酌。有些问题的解决，是需要新的发现来说话的。又，1965年浙江温州出土的《观无量寿佛经》残片，是否是宋代泥活字印本实物，学界争论很大。笔者认为，它不同于一般佛经印本，而是用“回旋萦绕”的《观经》文字，组合排列而成的佛祖版画。详见牛达山：《揭开温州白象塔〈观经〉残页之谜》，(台湾)《印刷技术》2000年第16卷，第4期。
定《本续》为木活字版印本的主要依据是，其页面上有“隔行竹片印痕”。近期，笔者对这一结论重新审视，又有些许创获，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对元代王祯《造活字印书法》(简称王祯《印书法》)中“界行”的认识。
王祯《印书法》“界行”与“行格界线”的概念不同
“界行”，也称“行格”、“行线”、“行格界线”等，是版本学研究的问题之一。一般认为，“界行”是古籍中与文字相随、间隔字行的细黑线条，这是古代竹简、木简的遗韵，两根黑线的间距代表一根竹简或木简的宽度。近代，西洋铅合金活字、石印技术的传入，逐渐取代了传统的版刻、活字技术，洋书取代了线装书，“界行”也随之从书本上消失。
与版本、印刷有关的“界”的概念，大概最早出现在唐代。《大唐书仪》称：“写以黄纸，界用铅栏。”“写以黄纸”，当然是指写本;“界用铅栏”，是说“界”是用铅条画出来的。这里的“界”，笔者认为主要是指四界边栏，有时也指行格界线。这种“界”，自然也被印本所承袭。我们注意到，考古发现的早期印本，如韩国庆州出土的唐开元《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
[2]、敦煌出土的唐咸通《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杭州出土的五代吴越国《宝箧印经》等，因为是长卷，多为上下边栏，却无字行间的行格界线。当然，我们也注意到早期非印本的印刷品，如陕西西安出土的唐代单页方形《陀罗尼经》(其上印有梵文经咒、佛像等)、敦煌出土的唐《僖宗历书》和五代《大圣毗沙门天王像》等，不仅有四界边栏，有的还有行格界线。宋元及其后，佛经大体仍延续唐五代风格，多无行线，仅有边栏;而世俗文献，如儒家经典等，则边栏、行线都有。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当今的论著，多将边栏和行线统称“栏线”，而未能分开。这种唐代以来在概念上边栏和行线的不分，可能是造成后来人们认识上混乱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不过，张秀民先生在讨论活字印本时，对二者作了明确的区分，称之为“边栏(四界边栏)”和“行线(行格界线)”[1]。笔者认为这样划分较为科学，有利于版本的研究和鉴定。
[1]牛达生：《西夏活字印刷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2004年。九册《本续》成龙配套，除卷三、卷四、卷五外，还有《吉祥遍至口和本续之要文》一卷(简称《要文》)，《吉祥遍至口和本续之广义文下半》(简称《广义文》)一卷，《吉祥遍至口和本续之解生喜解补》(简称《解补》)卷一、卷二、卷三、卷五。《本续》也是上述诸本的泛称。
[2]牛达生：《〈无垢〉经“辛未除月素林”考》，《中国历史文物》 2005年第1期。
本文主要讨论王祯《印书法》中的“界行”，也即“界行”的确切含义是什么，它与明清活字本中的“行格界线”是否等同，应该说，至今未见这一问题的论作，笔者所见诸多版本学、印刷史论著，多认为王祯“界行”就是明清活字本的“行格界线”。张秀民先生虽然在理论上对“边栏”和“行线”进行了区分，但在实践中却认为“王氏削竹片为界行，而这次[2]则先用梨木按书籍式样，每幅刻十八行格线名套版，印刷时先印框栏格子，再印文字于套格内”[3]钱存训谈得更直白：“王祯是先排好字再加行线，金简却是在纸上先印行线，再用有行线的纸印本文。”[4]显然，没有人置疑这种说法并认为这是一个应该讨论的问题。近日，笔者再次思考到这个问题，觉得王祯所说的“界行”，与上述专家的理解有很大差异。王祯所说“界行”，实际上是指印版上的边栏、边框印版上的四界边栏，与明清活字本中的“行格界线”即间隔字行的行线无关。
在论述“界行”之前，这里先对王祯《印书法》略作回顾。《印书法》全文文字不多，却是对我国印刷史，特别是活字印刷史、印刷技艺史的总结，极具研究价值。此书开宗明义，简述伏羲氏造契、苍頡造字、蔡伦造纸、五代后唐“刻板印卖”[5]，然后，又用三个时间概念——后世、近世和今世，记述了活字印刷发展及活字印刷技艺的情况。多数学者认为，后世、近世当为两宋期间，此时已有两种泥活字，一种锡活字;今世，当然是指王祯所处之元初。王祯《印书法》的最大价值和贡献，在于提供了我国早期活字印刷史和印刷技艺的知识。
[1]张秀民著，韩琦增订：《插图珍藏增订版——中国印刷史》页617、618，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年。
[2]指清乾隆年间金简著《钦定武英殿聚珍版程式》(简称金简《程式》)，见《钦定四库全书》卷六七三。这是有关活字印刷技术史的非常重要的一部著作。金简(?-1794)，《清史稿》有传，汉军正黄旗人，总管内务府大臣(正二品)，兼武英殿修书处事务，充“四库全书馆”副总裁，后历任户部侍郎，工部、吏部尚书，卒谥勤恪。其书已有英文、德文、日文、朝鲜文译本。
[3]前揭《插图珍藏增订版——中国印刷史》页592。
[4]钱存训：《中国科学技术史·纸和印刷》页188，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5]刻板即雕版。多数学者认为，雕版印刷始于隋唐之交。
为了说明这一问题，兹将王祯《印书法》相关“界行”段落摘抄如下：
后世有人别生巧技，以铁为印盔界行，内用稀沥青浇满，冷定，取平火上，再行煨化，以烧热瓦字，排于行内，作活字印板。为其不便，又有以泥为盔界行，内用薄泥，将烧热瓦字排之，再入窑内烧为一段，亦可为活字板印之。近世，又有铸锡作字，以铁条贯之作行，嵌于盔内界行印书，但上项字样，难于使墨，率多印坏，所以不能久行。
今又有巧便之法，造板木作印盔，削竹片为行，雕板木为字，用小细锯锼开，各作一字，用小刀四面修之，比试大小高低一同，然后排字作行，削成竹片夹之。盔字既满，用木楔揳之，使坚牢，字皆不动，然后用墨刷印之。
作盔嵌字法：于元写监韵各门字数，嵌于木盔内，用竹片行行夹住，摆满，用木楔轻揳之，排于轮上，依前分作五声，用大字标记。
作盔安字刷印法：用平直干板一片，量书面大小，四周作栏，右边空，候摆满盔面，右边安置界栏，以木楔揳之。界行内字样，须要个个修理平正。先用刀削下诸样小竹片，以别器盛贮，如有低邪，随字形衬支揳之，至字体平稳，然后刷印之。又以棕刷顺界行竖直刷之，不可横刷，印纸也用棕刷顺界行刷之。此用活字板之完法也。
如引文所述，“有人别生技巧技”，一是以“铁为印盔界行”，以瓦字排于界行内做活字印版;二是“以泥为盔，界行内用薄泥”排瓦字作印版;三是“注锡作字，以铁条贯之作行，嵌于盔内界行以印书”。最后的“作盔安字刷印法”则重点记述了王祯自己的木活字法。
我们注意到，《梦溪笔谈》记载毕昇用泥活字时，尚无“界行”这一说法。“界行”这一概念，最早应见于王祯《印书法》。除“界行”外，还有“行”的概念。上述引文说明：
1. 王祯所谓的“行”，是指字行，而非文字间的行格界线。其所说锡活字要“以铁条贯之作行”，这就是“行”为字行的最好说明。
还有，印版上刷墨时，要“顺界行竖直刷之”，印刷时对印纸也要“顺界行刷之”。这里的“界行”，完全可理解为字行，而不是行格界线。
2. 王祯所谓的“界行”，就是“边栏”、“边框”。“界行内字样”，当然是指印版内的活字，并无后世所称“行格界线”的意思。
另外，泥字所谓“印盔界行”，也应是指“边栏”;而所谓“排于行内”的“行”，当是“界行”的省称，而不存在文字间的行格。
3. 王祯所谓的“竹片”，应类似金简《程式》中的片状“夹条”或近代铅活字中的“铅条”。“排字作行，削成竹片夹之”，只是说字行要用竹片夹住，以使字行更为整齐，版面更加稳固，而不是、也不会形成所谓的“行格界线”。
此外，为方便拣字，按监韵五声排于轮盘上的活字，也要“用竹片行行夹住”。但竹片只起间隔作用，也与“行格界线”无关。
王祯所说“界行”，是唐代“界”这一概念的延伸，它与明清活字本“行格界线”的概念完全不同。毕昇的泥活字，只是在铁质的印版上“密布字印，满铁范为一板”，并无隔行之物[1]，而王祯的“排字作行，削成竹片夹之”之法，则可使版面更为稳固，比之毕昇泥活字，显然在技术上是个进步，但此法并未显示出发明者欲在页面上添加“行线”的意念，可见宋元活字尚无后世所谓的“行线”、“行格界线”这一概念。
王祯“界行”与明清“行格界线”性质不同
上述认识，因至今未发现宋元活字印本，所以目前无法通过直接证据加以确认。但是，我们从西夏木活字版印本《本续》中找到了旁证，这就是“隔行竹片印痕”。
所谓“隔行竹片印痕”，是指字行间长短不一、墨色深浅有差的线条。这种线条在《本续》三卷中较为突出，比较典型的页面，如《本续》卷四第19页有印痕3行〔图二〕，《本续》卷三第16页有印痕5行〔图三〕。说它是印痕而不是“行格界线”，主要是受到有关文献的启示。
沈括《梦溪笔谈》和王祯《印书法》，是留传至今仅有的宋元时期记述活字印刷技术的珍贵文献。上面已经提到，《梦溪笔谈》所载毕昇泥活字排版技术无隔行之工序，当然不会有隔行之物在印刷时留下印痕。而王祯木活字的排版技术，则有“排字作行，削成竹片夹之”的工序。《本续》页面上的这些线条，就是隔行“竹片”处理不当，稍有突起留下的痕迹。
这种印痕现象在近代的铅字印刷品中亦可看到，如果隔行的铅条夹不好，也会在字行间留下印痕。这就是笔者对这种线条成因的解释，也是定《本续》为木活字版印本最主要的依据。
但是，也有学者对“隔行竹片印痕”提出质疑。国家图书馆冀淑英研究员，是文化部参加“西夏木活字成果”鉴定委员会委员之一，她在鉴定会上指出，字行间出现这种线条不足为奇，明清活字本中，多有这种断断续续的线条，这是“行格界线”，并认为以此为据定《本续》为木活字，尚需斟酌。张秀民先生在1998年出版的《中国活字印刷史》中也提出与冀先生基本一致的说法，但又提出两点证据以证明其说：一是“有隔行线的痕迹，并不是木活字独具的特征，金属活字也有这一现象”，二是“有的印本虽然是木活字印本，但是印得完全像雕版一样，如武英殿聚珍版的一些木活字印本”，从而得出“以有无隔行线来区分木活字和其他活字，理由不够充分”的结论。
[1] 记述毕昇泥活字的文字，见(宋)沈括著、侯真平校点：《梦溪笔谈》卷一八，页147、148，岳麓书社，1998年。
这里，针对张先生所论，笔者试作进一步讨论：
先谈第二点，即武英殿聚珍版木活字印本的问题。从金简《程式》〔图四〕等书可以看出，聚珍版木活字印本，四角严丝合缝，行格界线清晰平直，墨色黑亮，印刷精良，恰如张先生所言，印得“与刻板无异”。但笔者认为，其所以印得“与刻板无异”，是因为金简木活字和王祯木活字的工艺完全不同，前者本身就是雕版，也即《程式》中的“套格”(下节详论)。放宽一点说，因非同一时代之物，明清木活字本比西夏《本续》优秀，也属技术进步的反映，并不足以证明《本续》不是木活字。
重点谈第一点，张先生谈到，金属活字也有“隔行线的痕迹”。恰如张先生所言，如明代华氏会通馆铜字本《正本诸臣奏议》〔图五〕、明代嘉靖铜字本《颜鲁公文集》〔图六〕等印本，确是字行间也有断断续续的线条。但是“隔行线的痕迹”，与笔者所说的“隔行竹片印痕” 是同一性质的线条吗?显然不是。其实张先生所说的“隔行线的痕迹”就是冀先生所说的“行格界线”。
〔图五〕、〔图六〕所示线条是“行格界线”印刷不清所致;而《本续》应是并无行格界线，只是隔行之物处理不当留下的痕迹。这里，我们将〔图二、图三〕与〔图五、图六〕作一比对，就可以看出至少四点差异：
其一，在《本续》9卷中，并非每卷都有“隔行竹片印痕”，更不是每页、每行都有。而明清活字本的“行格界线”，则是全书的每页、每行都有。
其二，《本续》中的“隔行竹片印痕”，行数少，长线少，很少有顶格的情况，更没有能上下贯通的线条。而明清活字本“行格界线”，则每行皆有线条，多为顶格，尽管有断线，但可以上下贯通。
其三，《本续》有很多韵文，韵文上下留有空白，少数页面空白处有“隔行竹片印痕”，但更多页面韵文空白处则无这种线条〔图七〕。而明清活字本“行格界线”在文题空白或上下空白处，线条更为完整清晰〔图四〕。也就是说，如果《本续》的线条是“行格界线”的话，那么其在韵文空白处的线条应该和明清活字本一样，印得更为清楚。
其四，如〔图二、图三〕所示，《本续》的印痕线条有粗有细，有的还有一定的弧度，是“竹片”特质的体现。明清活字本“行格界线”，虽然断线有清晰与模糊的差异，但线条笔直，无粗细之分。
上述四点，充分说明这是两种形态不一、性质不同的线条，二者不能混为一谈。
王祯“界行”与金简《程式》“套格”不同
有关印刷史，特别是活字印刷论著，无不谈到王祯《印书法》和金简《程式》两书的关系，认为金简《程式》是王祯木活字的“发展和改进”。不过，笔者觉得这一认识，似乎远未把金简《程式》在我国印刷史中的地位表述出来。金简《程式》不单单是木活字印刷技术的成熟和进步，它的最大贡献是创造了一种全新的木活字和雕版相结合的印刷技术，或可称为“套版”技术。
这里将《程式》中与排版、刷印相关的内容摘录如下，并试作分析：
套格：用梨木板，每块面宽七寸七分，长五寸九分八厘，与槽版里口画一，周围放宽半分为边。按现行书籍式样，每幅刻十八行格线，每行宽四分。版心亦宽四分，即将应摆之书名、卷数、页数，暨校对姓名先行刊就，临用时酌嵌版心。
摆书：俱用粗通文义、明白字体之人分稿后，即将原文统计文内某字用若干个，各以类聚。另誊一单，按单取完各字，置于类盘之内。然后照稿顺其文义配合夹条、顶木排摆于槽版之内。随用小方签写某书、某卷、某页，贴于槽版之外边，以便查记。
刷印：逐版校竣之后，即将前刻套格版先行刷印格纸。如某书应刷若干部，则每块预刷格纸若干张。随将所摆之槽版查对方签，与格纸卷页相符，用以套刷，即可成书。
夹条：用楠木或松木做成条片，宽五分，长五寸八分八厘，厚一分。凡书内整行大字靠整行大字，即用此夹摆。
顶木：凡书有无字空行处，必需嵌定，方不移动，是谓顶木。用松木做成方条，高五分，用于大字者面宽三分，小字者面宽二分，俱自一字起至二十字止。量其空字处长短，拣合尺寸(者)，嵌于无字空行处。
引文告诉我们：与一般活字只排一块印版，只摆印一次的工艺不同，《程式》要用两块印版，“套刷”两次。一是用“梨木版”刻好的“套格”版，按要求印数“刷印格纸”;二是用排好文字的“槽版”，与“卷页相符”的格纸“套刷”。这种印刷效果，恰如张秀民先生所概括的“印刷时先印框栏格子，再印文字于套格[1]内，因此每页四周边栏接口处，不像一般活字本留有缺口”，印得“与刻版无异”[2]。这就是说，通过这套工艺印出来的书，其“行格界线”是“套格”印出来的。
笔者注意到，与文字版一起“套刷”的“夹条”、“顶木”，两者均高5分，正好比木活字(高7分)低2分，因此，在印好的书上显不出来，这就充分说明“夹条”、“顶木”与“套格”所印的“行格界线”没有关系。
有了上述对《程式》排版、印刷工艺的了解，特别是对“夹条”和“套格”功能的认识，就可以对王祯的“界行”与金简《程式》中的“套格”进行较为深入的比较。
王祯《印书法》“竹片”的功能，与《程式》中片状“夹条”相当。它们如同近代铅活字中的“铅条”一样，在排版时都是夹在字行间的，比活字要低，印出后不显于书上，形不成印本上的“行格界线”。这种情况，在明清活字本中也可见到，如明嘉靖铜活字本《墨子》〔图八〕，清吕抚泥版活字本《廿一史演义》〔图九〕也无“行格界线”。吕氏《精订纲鉴廿一史通俗衍义》〔图十〕印法，虽有“木条内边上下开孔，界以篾片”的工艺，但印出后“不显行格”[3]，其理一同。
[1]准确的说法不是“套格”内，而应是“格纸”上。
[2]前揭《插图珍藏增订本——中国印刷史》页592、621。
[3]徐忆农：《中国版本文化丛书·活字本》页39、40，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张秀民所言，“王氏削竹片为界行，而这次则先用梨木按书籍式样，每幅刻十八行格线名套版”[1]，将王祯“削竹片为行”加了一个“界”字，成为“王氏削竹片为界行”，显然是将王祯《印书法》中的“界行”与明清活字本“行格界线”的概念相混淆，误将王氏的“削竹片为行”与金简《程式》的“套格”相对应，并误认为王氏“削竹片为行”中的“行”，就是明清印本上的“行格界线”。
[1]前揭《插图珍藏增订版——中国印刷史》页592。
本文出自《故宫博物院院刊》2012年01期，117—125页。
[作者单位：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