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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王祯《造活字印书法》“界行”与明清活字“行格界线”
发布时间:2017-05-18 14:10:08   来源: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    作者:牛达生   点击:

  内容提要 “界行”,也称“行格界线”是版本学研究的问题之一。一般认为,“界行”是古籍中与文字相随、间隔字行的细黑线条。近代,西洋活字印刷技术逐渐取代了传统的版刻、活字技术,洋装书取代了线装书,“界行”也随之从书本上消失。过去认为,王祯《造活字印书法》(简称《印书法》)中的“界行”,就是明清活字印本上的“行格界线”。近期,笔者重新审视西夏文佛经《本续》,对将其定为木活字印本的主要依据是“隔行竹片印痕”的认识有所领悟 :《造活字印书法》中的“界行”,与能显示在印本上的明清活字本“行格界线”不同,它是不能显示在印本上的。本文从三个方面对王祯《印书法》“界行”进行了论证 :1. 它与明清“行格界线”概念不同 ;2. 它与明清“行格界线”性质不同 ;3. 它与金简《程式》“套格”不同。

  关键词 王祯《造活字印书法》界行“行格界线”金简《程式》

  我们知道,泥活字是北宋毕昇发明的,传统说法又称木活字是元代王祯创制的。但是,在浩如烟海的汉文文献中,至今未发现属于宋元时期的活字印本[1],人们无法亲睹宋元活字印本的真容。20世纪90年代,笔者对宁夏贺兰山出土西夏文佛经《吉祥遍至口和本续》(简称《本续》〔图一:1、2〕进行了研究,认为它是世界现存最早的木活字版印本,此观点受到考古学界、西夏学界,特别是版本学界、印刷史界的重视。在首都学术界的呼吁下,文化部于1996年11月在中国印刷博物馆成功地组织了对“西夏木活字研究成果”的鉴定,确认《本续》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最早的木活字版印本实物,它对研究中国印刷史和古代活字印刷技术具有重大价值”。这一结论使木活字发明和使用的时间从元代提早到宋代[1]。为此,2002年,《本续》被国家文物局列入第一批禁止出国文物名单;同年,又被国家档案局列入第一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2008年,经国务院批准,《本续》入选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编号02306)。

  [1]著名印刷史专家张秀民先生认为,国家图书馆所藏长体字《御试策》是元代铜活字印本,笔者曾赞成这一观点,并写入《金属活字起源之我见——兼论韩国〈直指〉不是“金属活字最古老的书籍”》一文中。近年来,更多的学者如潘吉星、李致忠等,认为《御试策》是朝鲜印本,其论也有相当的说服力。因此,此书究竟是中国印本还是朝鲜印本,尚需再行斟酌。有些问题的解决,是需要新的发现来说话的。又,1965年浙江温州出土的《观无量寿佛经》残片,是否是宋代泥活字印本实物,学界争论很大。笔者认为,它不同于一般佛经印本,而是用“回旋萦绕”的《观经》文字,组合排列而成的佛祖版画。详见牛达山:《揭开温州白象塔〈观经〉残页之谜》,(台湾)《印刷技术》2000年第16卷,第4期。

  定《本续》为木活字版印本的主要依据是,其页面上有“隔行竹片印痕”。近期,笔者对这一结论重新审视,又有些许创获,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对元代王祯《造活字印书法》(简称王祯《印书法》)中“界行”的认识。

王祯《印书法》“界行”与“行格界线”的概念不同

  “界行”,也称“行格”、“行线”、“行格界线”等,是版本学研究的问题之一。一般认为,“界行”是古籍中与文字相随、间隔字行的细黑线条,这是古代竹简、木简的遗韵,两根黑线的间距代表一根竹简或木简的宽度。近代,西洋铅合金活字、石印技术的传入,逐渐取代了传统的版刻、活字技术,洋书取代了线装书,“界行”也随之从书本上消失。

  与版本、印刷有关的“界”的概念,大概最早出现在唐代。《大唐书仪》称:“写以黄纸,界用铅栏。”“写以黄纸”,当然是指写本;“界用铅栏”,是说“界”是用铅条画出来的。这里的“界”,笔者认为主要是指四界边栏,有时也指行格界线。这种“界”,自然也被印本所承袭。我们注意到,考古发现的早期印本,如韩国庆州出土的唐开元《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

  [2]、敦煌出土的唐咸通《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杭州出土的五代吴越国《宝箧印经》等,因为是长卷,多为上下边栏,却无字行间的行格界线。当然,我们也注意到早期非印本的印刷品,如陕西西安出土的唐代单页方形《陀罗尼经》(其上印有梵文经咒、佛像等)、敦煌出土的唐《僖宗历书》和五代《大圣毗沙门天王像》等,不仅有四界边栏,有的还有行格界线。宋元及其后,佛经大体仍延续唐五代风格,多无行线,仅有边栏;而世俗文献,如儒家经典等,则边栏、行线都有。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当今的论著,多将边栏和行线统称“栏线”,而未能分开。这种唐代以来在概念上边栏和行线的不分,可能是造成后来人们认识上混乱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不过,张秀民先生在讨论活字印本时,对二者作了明确的区分,称之为“边栏(四界边栏)”和“行线(行格界线)”[1]。笔者认为这样划分较为科学,有利于版本的研究和鉴定。

  [1]牛达生:《西夏活字印刷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2004年。九册《本续》成龙配套,除卷三、卷四、卷五外,还有《吉祥遍至口和本续之要文》一卷(简称《要文》),《吉祥遍至口和本续之广义文下半》(简称《广义文》)一卷,《吉祥遍至口和本续之解生喜解补》(简称《解补》)卷一、卷二、卷三、卷五。《本续》也是上述诸本的泛称。

  [2]牛达生:《〈无垢〉经“辛未除月素林”考》,《中国历史文物》 2005年第1期。

  本文主要讨论王祯《印书法》中的“界行”,也即“界行”的确切含义是什么,它与明清活字本中的“行格界线”是否等同,应该说,至今未见这一问题的论作,笔者所见诸多版本学、印刷史论著,多认为王祯“界行”就是明清活字本的“行格界线”。张秀民先生虽然在理论上对“边栏”和“行线”进行了区分,但在实践中却认为“王氏削竹片为界行,而这次[2]则先用梨木按书籍式样,每幅刻十八行格线名套版,印刷时先印框栏格子,再印文字于套格内”[3]钱存训谈得更直白:“王祯是先排好字再加行线,金简却是在纸上先印行线,再用有行线的纸印本文。”[4]显然,没有人置疑这种说法并认为这是一个应该讨论的问题。近日,笔者再次思考到这个问题,觉得王祯所说的“界行”,与上述专家的理解有很大差异。王祯所说“界行”,实际上是指印版上的边栏、边框印版上的四界边栏,与明清活字本中的“行格界线”即间隔字行的行线无关。

  在论述“界行”之前,这里先对王祯《印书法》略作回顾。《印书法》全文文字不多,却是对我国印刷史,特别是活字印刷史、印刷技艺史的总结,极具研究价值。此书开宗明义,简述伏羲氏造契、苍頡造字、蔡伦造纸、五代后唐“刻板印卖”[5],然后,又用三个时间概念——后世、近世和今世,记述了活字印刷发展及活字印刷技艺的情况。多数学者认为,后世、近世当为两宋期间,此时已有两种泥活字,一种锡活字;今世,当然是指王祯所处之元初。王祯《印书法》的最大价值和贡献,在于提供了我国早期活字印刷史和印刷技艺的知识。

  [1]张秀民著,韩琦增订:《插图珍藏增订版——中国印刷史》页617、618,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年。

  [2]指清乾隆年间金简著《钦定武英殿聚珍版程式》(简称金简《程式》),见《钦定四库全书》卷六七三。这是有关活字印刷技术史的非常重要的一部著作。金简(?-1794),《清史稿》有传,汉军正黄旗人,总管内务府大臣(正二品),兼武英殿修书处事务,充“四库全书馆”副总裁,后历任户部侍郎,工部、吏部尚书,卒谥勤恪。其书已有英文、德文、日文、朝鲜文译本。

  [3]前揭《插图珍藏增订版——中国印刷史》页592。

  [4]钱存训:《中国科学技术史·纸和印刷》页188,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5]刻板即雕版。多数学者认为,雕版印刷始于隋唐之交。

  为了说明这一问题,兹将王祯《印书法》相关“界行”段落摘抄如下:

  后世有人别生巧技,以铁为印盔界行,内用稀沥青浇满,冷定,取平火上,再行煨化,以烧热瓦字,排于行内,作活字印板。为其不便,又有以泥为盔界行,内用薄泥,将烧热瓦字排之,再入窑内烧为一段,亦可为活字板印之。近世,又有铸锡作字,以铁条贯之作行,嵌于盔内界行印书,但上项字样,难于使墨,率多印坏,所以不能久行。

  今又有巧便之法,造板木作印盔,削竹片为行,雕板木为字,用小细锯锼开,各作一字,用小刀四面修之,比试大小高低一同,然后排字作行,削成竹片夹之。盔字既满,用木楔揳之,使坚牢,字皆不动,然后用墨刷印之。

  作盔嵌字法:于元写监韵各门字数,嵌于木盔内,用竹片行行夹住,摆满,用木楔轻揳之,排于轮上,依前分作五声,用大字标记。

  作盔安字刷印法:用平直干板一片,量书面大小,四周作栏,右边空,候摆满盔面,右边安置界栏,以木楔揳之。界行内字样,须要个个修理平正。先用刀削下诸样小竹片,以别器盛贮,如有低邪,随字形衬支揳之,至字体平稳,然后刷印之。又以棕刷顺界行竖直刷之,不可横刷,印纸也用棕刷顺界行刷之。此用活字板之完法也。

  如引文所述,“有人别生技巧技”,一是以“铁为印盔界行”,以瓦字排于界行内做活字印版;二是“以泥为盔,界行内用薄泥”排瓦字作印版;三是“注锡作字,以铁条贯之作行,嵌于盔内界行以印书”。最后的“作盔安字刷印法”则重点记述了王祯自己的木活字法。

  我们注意到,《梦溪笔谈》记载毕昇用泥活字时,尚无“界行”这一说法。“界行”这一概念,最早应见于王祯《印书法》。除“界行”外,还有“行”的概念。上述引文说明:

  1. 王祯所谓的“行”,是指字行,而非文字间的行格界线。其所说锡活字要“以铁条贯之作行”,这就是“行”为字行的最好说明。

  还有,印版上刷墨时,要“顺界行竖直刷之”,印刷时对印纸也要“顺界行刷之”。这里的“界行”,完全可理解为字行,而不是行格界线。

  2. 王祯所谓的“界行”,就是“边栏”、“边框”。“界行内字样”,当然是指印版内的活字,并无后世所称“行格界线”的意思。

  另外,泥字所谓“印盔界行”,也应是指“边栏”;而所谓“排于行内”的“行”,当是“界行”的省称,而不存在文字间的行格。

  3. 王祯所谓的“竹片”,应类似金简《程式》中的片状“夹条”或近代铅活字中的“铅条”。“排字作行,削成竹片夹之”,只是说字行要用竹片夹住,以使字行更为整齐,版面更加稳固,而不是、也不会形成所谓的“行格界线”。

  此外,为方便拣字,按监韵五声排于轮盘上的活字,也要“用竹片行行夹住”。但竹片只起间隔作用,也与“行格界线”无关。

  王祯所说“界行”,是唐代“界”这一概念的延伸,它与明清活字本“行格界线”的概念完全不同。毕昇的泥活字,只是在铁质的印版上“密布字印,满铁范为一板”,并无隔行之物[1],而王祯的“排字作行,削成竹片夹之”之法,则可使版面更为稳固,比之毕昇泥活字,显然在技术上是个进步,但此法并未显示出发明者欲在页面上添加“行线”的意念,可见宋元活字尚无后世所谓的“行线”、“行格界线”这一概念。

王祯“界行”与明清“行格界线”性质不同

  上述认识,因至今未发现宋元活字印本,所以目前无法通过直接证据加以确认。但是,我们从西夏木活字版印本《本续》中找到了旁证,这就是“隔行竹片印痕”。

  所谓“隔行竹片印痕”,是指字行间长短不一、墨色深浅有差的线条。这种线条在《本续》三卷中较为突出,比较典型的页面,如《本续》卷四第19页有印痕3行〔图二〕,《本续》卷三第16页有印痕5行〔图三〕。说它是印痕而不是“行格界线”,主要是受到有关文献的启示。



  沈括《梦溪笔谈》和王祯《印书法》,是留传至今仅有的宋元时期记述活字印刷技术的珍贵文献。上面已经提到,《梦溪笔谈》所载毕昇泥活字排版技术无隔行之工序,当然不会有隔行之物在印刷时留下印痕。而王祯木活字的排版技术,则有“排字作行,削成竹片夹之”的工序。《本续》页面上的这些线条,就是隔行“竹片”处理不当,稍有突起留下的痕迹。

  这种印痕现象在近代的铅字印刷品中亦可看到,如果隔行的铅条夹不好,也会在字行间留下印痕。这就是笔者对这种线条成因的解释,也是定《本续》为木活字版印本最主要的依据。

  但是,也有学者对“隔行竹片印痕”提出质疑。国家图书馆冀淑英研究员,是文化部参加“西夏木活字成果”鉴定委员会委员之一,她在鉴定会上指出,字行间出现这种线条不足为奇,明清活字本中,多有这种断断续续的线条,这是“行格界线”,并认为以此为据定《本续》为木活字,尚需斟酌。张秀民先生在1998年出版的《中国活字印刷史》中也提出与冀先生基本一致的说法,但又提出两点证据以证明其说:一是“有隔行线的痕迹,并不是木活字独具的特征,金属活字也有这一现象”,二是“有的印本虽然是木活字印本,但是印得完全像雕版一样,如武英殿聚珍版的一些木活字印本”,从而得出“以有无隔行线来区分木活字和其他活字,理由不够充分”的结论。

  [1] 记述毕昇泥活字的文字,见(宋)沈括著、侯真平校点:《梦溪笔谈》卷一八,页147、148,岳麓书社,1998年。

  这里,针对张先生所论,笔者试作进一步讨论:

  先谈第二点,即武英殿聚珍版木活字印本的问题。从金简《程式》〔图四〕等书可以看出,聚珍版木活字印本,四角严丝合缝,行格界线清晰平直,墨色黑亮,印刷精良,恰如张先生所言,印得“与刻板无异”。但笔者认为,其所以印得“与刻板无异”,是因为金简木活字和王祯木活字的工艺完全不同,前者本身就是雕版,也即《程式》中的“套格”(下节详论)。放宽一点说,因非同一时代之物,明清木活字本比西夏《本续》优秀,也属技术进步的反映,并不足以证明《本续》不是木活字。

  重点谈第一点,张先生谈到,金属活字也有“隔行线的痕迹”。恰如张先生所言,如明代华氏会通馆铜字本《正本诸臣奏议》〔图五〕、明代嘉靖铜字本《颜鲁公文集》〔图六〕等印本,确是字行间也有断断续续的线条。但是“隔行线的痕迹”,与笔者所说的“隔行竹片印痕” 是同一性质的线条吗?显然不是。其实张先生所说的“隔行线的痕迹”就是冀先生所说的“行格界线”。



  〔图五〕、〔图六〕所示线条是“行格界线”印刷不清所致;而《本续》应是并无行格界线,只是隔行之物处理不当留下的痕迹。这里,我们将〔图二、图三〕与〔图五、图六〕作一比对,就可以看出至少四点差异:

  其一,在《本续》9卷中,并非每卷都有“隔行竹片印痕”,更不是每页、每行都有。而明清活字本的“行格界线”,则是全书的每页、每行都有。

  其二,《本续》中的“隔行竹片印痕”,行数少,长线少,很少有顶格的情况,更没有能上下贯通的线条。而明清活字本“行格界线”,则每行皆有线条,多为顶格,尽管有断线,但可以上下贯通。

  其三,《本续》有很多韵文,韵文上下留有空白,少数页面空白处有“隔行竹片印痕”,但更多页面韵文空白处则无这种线条〔图七〕。而明清活字本“行格界线”在文题空白或上下空白处,线条更为完整清晰〔图四〕。也就是说,如果《本续》的线条是“行格界线”的话,那么其在韵文空白处的线条应该和明清活字本一样,印得更为清楚。

  其四,如〔图二、图三〕所示,《本续》的印痕线条有粗有细,有的还有一定的弧度,是“竹片”特质的体现。明清活字本“行格界线”,虽然断线有清晰与模糊的差异,但线条笔直,无粗细之分。

  上述四点,充分说明这是两种形态不一、性质不同的线条,二者不能混为一谈。

王祯“界行”与金简《程式》“套格”不同

  有关印刷史,特别是活字印刷论著,无不谈到王祯《印书法》和金简《程式》两书的关系,认为金简《程式》是王祯木活字的“发展和改进”。不过,笔者觉得这一认识,似乎远未把金简《程式》在我国印刷史中的地位表述出来。金简《程式》不单单是木活字印刷技术的成熟和进步,它的最大贡献是创造了一种全新的木活字和雕版相结合的印刷技术,或可称为“套版”技术。

  这里将《程式》中与排版、刷印相关的内容摘录如下,并试作分析:

  套格:用梨木板,每块面宽七寸七分,长五寸九分八厘,与槽版里口画一,周围放宽半分为边。按现行书籍式样,每幅刻十八行格线,每行宽四分。版心亦宽四分,即将应摆之书名、卷数、页数,暨校对姓名先行刊就,临用时酌嵌版心。

  摆书:俱用粗通文义、明白字体之人分稿后,即将原文统计文内某字用若干个,各以类聚。另誊一单,按单取完各字,置于类盘之内。然后照稿顺其文义配合夹条、顶木排摆于槽版之内。随用小方签写某书、某卷、某页,贴于槽版之外边,以便查记。

  刷印:逐版校竣之后,即将前刻套格版先行刷印格纸。如某书应刷若干部,则每块预刷格纸若干张。随将所摆之槽版查对方签,与格纸卷页相符,用以套刷,即可成书。

  夹条:用楠木或松木做成条片,宽五分,长五寸八分八厘,厚一分。凡书内整行大字靠整行大字,即用此夹摆。

  顶木:凡书有无字空行处,必需嵌定,方不移动,是谓顶木。用松木做成方条,高五分,用于大字者面宽三分,小字者面宽二分,俱自一字起至二十字止。量其空字处长短,拣合尺寸(者),嵌于无字空行处。

  引文告诉我们:与一般活字只排一块印版,只摆印一次的工艺不同,《程式》要用两块印版,“套刷”两次。一是用“梨木版”刻好的“套格”版,按要求印数“刷印格纸”;二是用排好文字的“槽版”,与“卷页相符”的格纸“套刷”。这种印刷效果,恰如张秀民先生所概括的“印刷时先印框栏格子,再印文字于套格[1]内,因此每页四周边栏接口处,不像一般活字本留有缺口”,印得“与刻版无异”[2]。这就是说,通过这套工艺印出来的书,其“行格界线”是“套格”印出来的。

  笔者注意到,与文字版一起“套刷”的“夹条”、“顶木”,两者均高5分,正好比木活字(高7分)低2分,因此,在印好的书上显不出来,这就充分说明“夹条”、“顶木”与“套格”所印的“行格界线”没有关系。

  有了上述对《程式》排版、印刷工艺的了解,特别是对“夹条”和“套格”功能的认识,就可以对王祯的“界行”与金简《程式》中的“套格”进行较为深入的比较。

  王祯《印书法》“竹片”的功能,与《程式》中片状“夹条”相当。它们如同近代铅活字中的“铅条”一样,在排版时都是夹在字行间的,比活字要低,印出后不显于书上,形不成印本上的“行格界线”。这种情况,在明清活字本中也可见到,如明嘉靖铜活字本《墨子》〔图八〕,清吕抚泥版活字本《廿一史演义》〔图九〕也无“行格界线”。吕氏《精订纲鉴廿一史通俗衍义》〔图十〕印法,虽有“木条内边上下开孔,界以篾片”的工艺,但印出后“不显行格”[3],其理一同。




  [1]准确的说法不是“套格”内,而应是“格纸”上。

  [2]前揭《插图珍藏增订本——中国印刷史》页592、621。

  [3]徐忆农:《中国版本文化丛书·活字本》页39、40,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张秀民所言,“王氏削竹片为界行,而这次则先用梨木按书籍式样,每幅刻十八行格线名套版”[1],将王祯“削竹片为行”加了一个“界”字,成为“王氏削竹片为界行”,显然是将王祯《印书法》中的“界行”与明清活字本“行格界线”的概念相混淆,误将王氏的“削竹片为行”与金简《程式》的“套格”相对应,并误认为王氏“削竹片为行”中的“行”,就是明清印本上的“行格界线”。

  [1]前揭《插图珍藏增订版——中国印刷史》页592。

  本文出自《故宫博物院院刊》2012年01期,117—125页。

[作者单位: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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