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西夏活字印刷的确认是近2年来中国印刷术研究取得的巨大成就，它不仅带动了我国印刷技术的深入研究，有力地反驳了印刷术发明于韩国的说法，也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但媒体对相关问题的报道多有曲解和夸大，需要澄清。
关键词：西夏;活字印刷;媒体报道
中图分类号：K246.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2883(2008)05-0031-06
被誉为 “文明之母”的印刷术，是我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之一。我国古代印刷，主要是指隋唐之交出现的雕版印刷和北宋毕昇发明的活字印刷。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我国浩如烟海的汉文古籍中，迄今未发现宋元时期的活字印本。可喜的是，上世纪9年代以来，我国学者在对西夏故地的考古中、在对近百年来出土西夏文献的整理和研究中，相继发现了西夏时期的活字印本。这些活字印本，与其他西夏文献相比，具有更为重要的文物价值、文献价值和学术价值，不仅填补了我国早期活字印刷遗存资料的空白，而且为研究我国早期活字印刷技艺提供了难得的实物资料。近年来，媒体对宁夏贺兰县西夏木活字、甘肃武威市西夏泥活字研究成果涉及的人和事，曾多次给予报道。好人好事，多报道几次，无可厚非。但在拜读有关文章中，却发现其中有一些混乱的提法及明显的错误。为了传播正确的知识和信息，似有必要予以澄清。为此，不揣浅陋，撰写此文，恭请同好不吝指正。
一、西夏活字印本的发现和研究
我国西夏活字印刷品的发现，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见之于报刊的。其中最早的当是1991年在宁夏贺兰县拜寺沟方塔废墟中出土的西夏文佛经 《吉祥遍至口和本续》(简称《本续》)。该经计有9册(7完2残)，240多页，约10万多字;白麻纸精印，蝴蝶装。文字工整秀丽，版面疏朗明快，纸质平滑，墨色清新，是古代优秀版本之一。笔者研究认为它是西夏后期印本，系木活字版所印。
这一研究成果，1993年在北京召开的 “第一届中国印刷史学术研讨会”上口头发表。由于此前没有发现活字印刷品的报道，学界普遍认为木活字为元代王祯所发明，故这一发言受到格外重视。笔者的论文《我国最早的木活字印刷品——西夏文佛经〈吉祥遍至口和本续〉》(《中国印刷》1994年2期)发表后， 引起学术界更大的关注。文化部接受学术界的呼吁，于1996年组织了对“西夏木活字研究成果”的鉴定，确认《本续》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最早的木活字印本实物， 它对研究中国印刷史和古代活字印刷技艺具有重大价值”。为此，1997年，笔者荣获新闻出版署颁发的印刷行业最高奖“毕昇奖 ”[1]，1999年又荣获文化部文化艺术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2]。更值得庆幸是，西夏木活字的研究成果，已写入我们的中学历史课本[3]。在此期间，海内外媒体广为报道，有的称笔者为“改写印刷史的人”。对此称呼，笔者诚惶诚恐，实不敢当。与此同时，孙寿岭先生对1987年甘肃武威市新华乡缠山村西夏亥母洞遗址发现的西夏文佛经《佛说维摩诘所说经》(简称《维经》，经折装，存下集四品，总54面，计6400多字)进行潜心研究，著文在《中国文物报》1994年3月27日发表，认其为西夏仁宗时期泥活字印本，同样引起学术界广泛关注。1998年国家文物局组织鉴定，专家们认为此经为活字印本当无争议，然而，是木活字还是泥活字，则未能取得一致意见，提出尚需进一步研究。受孙寿龄先生委托，笔者在孙先生研究的基础上，对此作了进一步的探索，认为经文中有因泥字小气眼形成的“气眼笔画”字， 又有因泥字的釉面形成的“变形笔画”字等，这些泥字在陶化过程中产生的现象，肯定它只能是泥活字，而不会是其他活字[4]。孙先生以坚韧不拔的精神，在煮饭炉上经过反复试验，烧制出3000多枚泥活字，并印出《维经》仿本，用更为确凿的事实，进一步证明其为泥活字。本世纪初，这一发现引起媒体的重视，相继有人采访孙先生，并有人称其为“当代毕昇”[5]。
此后，又有论著记述，在俄藏黑城西夏文献的整理和研究中[6]，在敦煌莫高窟北区的考古中[7]，在宁夏的考古发掘中也发现了多种西夏文活字印本[8]。到目前为止，海内外现存西夏文活字印本计12种之多。另外，在敦煌、黑城遗址、银川新出土的西夏文文献中，还有若干尚未知名的活字印本残页。上述活字印本，都是现存世界上最早的活字印刷品。它的发现是印刷史上的大事。这些发现，对我国和世界印刷史、特别是西夏印刷史的研究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韩国和我国的印刷术发明权之争
笔者所以要谈这个问题，不仅因为媒体非常关注这个问题，更因为在有关报道中也有些似是而非的提法，从而误导了读者，造成不好的影响。其实，中韩学术界在印刷领域的争论，除印刷术发明权外，还有金属活字发明权的问题。
有关金属活字起源和发明的争论，是从《佛祖直指心体要节》一书的研究引起的。该书是高丽时期(918—1392)的汉文铸字①印本，尾题表明它印于“清州牧兴德寺”，时间是北元“宣光七年” ②，也即高丽辛禑王三年，明洪武十年，公元1377年。原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1972年，韩国学者在巴黎国际书展发现该书，十分重视，加以影印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们发现，这本书比中国现存最早的明弘治三年(1490)铜活字印本《宋诸臣奏议》要早100多年，于是得出金属活字起源于韩国的结论，进而认为清州兴德寺是金属活字的发祥地。其实，所谓金属活字，包括铜字、铅字、锡字、铁字等。我国学者大多不同意韩国学者的观点，潘吉星先生根据详实的资料和缜密的论证，认为13世纪初，我国金代的“贞祐宝券”，就是用铜版和铜活字结合的技术印造出来的。为了防伪，“宝券”上的字号、字料及相关官员的花押，都做成铜活字，只有在开印时，才嵌入铜版预留的凹槽中[9]。笔者也曾著文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根据元王祯《造活字印书法》记载，至迟在南宋后期，也即13世纪中后期，我国就用锡活字印书了。尽管没有实物印本留传下来，但金属活字的起源不在韩国而在我国[10]。如上所说，韩国人只是和我们争夺金属活字发明权。
中国和韩国的争论，更主要的是在印刷术的“发明权”上。作为四大发明之一的我国古代印刷术，主要是指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雕版印刷出现于7世纪初的隋唐之际，比毕昇发明活字要早400多年。一般所说印刷术的发明，主要是指雕版印刷。中韩学界争论的焦点，正是雕版印刷术的发源地在何处这一问题上。
这场争论，是由韩国的一个偶然发现引起的。1966年秋，在韩国的新罗故都庆州市释迦塔中，发现了汉文《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简称《无垢经》)一卷。韩国政府对这一发现十分重视，很快将其定为“国宝”级文物，珍藏于的国立中央博物馆。经韩国学者研究认为，这部经刊印于公元704—751年之间，是古新罗印本，比中国有纪年的最早的印刷品——刊印于公元 868年现在仍藏于英国的敦煌《金刚经》要早100多年，从而得出这部经是世界上最早的印刷品，并推论出印刷术起源于韩国的结论。同时，希图通过举办国际学术会议，使这一认识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认可③。数十年来，韩国学者不断著文阐述这一观点，宣传到欧美等发达国家，并将这一结论写入小学《社会》课本，造成了很大的国际影响。
韩国人发现《无垢经》之秋，正是国人遭受文革灾难之时，成为 “反动权威”的学者，怎能知道境外发生之事! 直到1979年，美国国会图书馆代表团访华，著名华裔学者钱存训先生带来有关资料，我们才如梦初醒，知道了韩国这一重要发现和他们的观点。1981年，我国印刷史家张秀民先生，率先著文提出，韩国发现的《无垢经》，是从中国传入古新罗的 “唐代印本”，并非新罗所印[11]。此后，包括美国的钱存训博士，台湾的李兴才教授在内的许多专家学者，纷纷著文反驳韩方的观点[12]。但是，直到1996年，也即韩方关于印刷术是他们发明的宣传了30年之后，我国学者才意识到，和韩方争论的是事关印刷术“发明权”的重大问题，并提出要 “捍卫”属于我国的这个权利。
①韩国人称金属活字为“铸字”，通常是指铜活字，偶而也有铅字、锡字、铁字等。
②见该书尾页题款。有意思的是它不用高丽纪年，也不用明代年号，而用中国文献中都很少出现的北元年号。
③[韩]李弘植，《从木版印刷看新罗文化——庆州佛国寺释迦塔发现的陀罗尼经》， 《韩国社会科学论集第八集》，1968年;金圣洙，《关于韩国木板印刷起源年代的研究》， 韩国《书学杂志》第十辑，1994年。译文均见中国印刷博物馆编，《中国印刷术起源问题研讨文集》，1997年。
于是有更多的学者纷纷撰文介入这一争论，从而达到一个新的高潮。大家发表了不少高水平、高质量的文章，从考古学、佛学、文字学，书体、纸张等方面，多角度、多层次地进行了深入探讨，用无可辬驳的证据，阐述了印刷术起源于中国的历史事实。其中影响较大的是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潘吉星先生[13]。笔者也曾著文反驳韩国学者的论点[14]。
这里我要强调的是：我们和韩国的争论，不管是 “金属活字发明权”，还是 “印刷术的发明权”，归根结蒂是个学术问题。学术问题靠 “抗议”、“声讨 ”是解决不了的。当然，不是说我们对这一问题可以漠然视之。但要解决问题，首先要靠扎实的学术研究，以充足的论据来说明印刷术起源于中国、发明于中国。前面已经谈到，我们的专家学者已经作了不少卓有成效的工作。1997年， 在韩国召开的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员参加的“东西方印刷史国际讨论会”上，我国学者向与会的各国专家发表了我们的观点，鉴于我国学者，还有美国、日本学者的不同意见，联合国未认可韩国的 “印刷术发明权”和 “金属活字发明权”。
三、媒体对西夏活字印刷的误读
(一)西夏木活字成果的鉴定不存在与韩国争论的政治需要
谈到这里，使我想起了关于西夏木活字鉴定过程中的一些情况。1996年，贺兰山拜寺沟方塔出土的西夏文佛经《吉祥遍至口和本续》， 经文化部组织专家鉴定确认其为木活字印本后，宁夏有关部门十分重视，很快就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宣布了这一重大研究成果，海内外数十家报纸、电视等媒体纷纷报道，的确为弘扬华夏文化，扩大宁夏影响起了良好的作用。但与此同时，就有人说，为什么文化部这么重视，亲自出马组织鉴定，还不是因为要和韩国争论的政治需要。还说什么，宁夏西夏活字印本的发现，有力的证明了印刷术是中国发明的，好像如此一说真的就会把韩国打败，我们可以得胜回朝了。其实，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我是亲历者，关于西夏木活字的鉴定过程和场景，至今仍记忆犹新，恍如昨日。我的关于西夏木活字的研究论文发表后，引起首都学界人士的重视，希望有关方面能对这一印刷史上的重大成果组织鉴定。我曾以迫切的心情，向宁夏有关部门反映了首都学界意见，希望组织鉴定，但因种种原因，未能如愿。文化部所以接受这个鉴定，完全是首都学术界呼吁的结果。可以说，从具体制定鉴定方案到鉴定实施，文化部有关领导没有任何人提及和韩国争论的事。当时参加鉴定的十几位委员，如俞伟超、史树青、潘吉星、郑如斯、徐苹芳及史金波等，都是首都考古、西夏、版本、印刷史方面最有影响的学者和权威，他们谁也没有提及和韩国的争论。人们所关心的仅仅是《本读》是不是西夏时期的印本(元代也有西夏文印本)，说它是活字、特别是木活字的论据是否充分。学术就是学术，把什么都和政治联系起来，应该说是很可悲的。
(二)试制成泥活字的不止孙寿龄一人
有报道说，韩国与我国的一些学者也曾试制过泥活字，然而，终以失败而告终，只有甘肃武威博物馆孙寿龄先生试制成功。据我所知，韩国学者没有人试制过泥活字，倒是我国学者试制泥活字成功的并非孙先生一人，孙先生也不是第一人。其实早在清代，江苏苏州的李瑶[15]、安徽泾县的翟金生，都用自己制造的泥活字印了书[16]，印书的泥活字还有留传下来的，并被有关部门收藏[17]。就说现在，在孙先生前后都有人研究和试制了泥活字。20世纪80年代，安徽中国科技大学张秉伦教授造出了泥活字，用其字排印了样张，并作为中国古代科技成就，送到加拿大、美国展览，受到重视[18]。笔者也曾有幸目睹了这些制作精致的如铅字般的泥活字。2003年，中国印刷博物馆尹铁虎先生，在进行关于《毕昇活字版实证研究》项目中，也造出了泥活字，在课题组的报告中，他将沈括《梦溪笔谈》中关于毕昇发明泥活字的一段文字用自制的泥字排印出来，并绘制了20幅精美图画，将活字印刷的工艺流程展示出来①。有的媒体称孙先生是 “当代毕昇”，当然也无不可;但是，张先生、尹先生又应该给个什么称号呢! 应该说，只有发明汉字信息处理和汉字激光照排，从而使印刷术“告别铅与火”的时代、并进入一个新纪元的王选院士，才是真正的、当之无愧的“当代毕昇”[19]。
(三)毕昇泥活字是“否定”不了的
报道中所说的有些韩国学者企图“否定”毕昇泥活字存在的问题，笔者也十分关注。从历史上看，韩国学者都承认活字印刷的发明者是毕昇，但近年来，却有人提出毕昇泥活字只是 “没有在实践中使用”的“设想”，企图“否定”毕昇泥活字的存在。应该说，这种认识是完全错误的，从清代以来泥活字成功的试制就是证明。这里，我要强调的是，对毕昇泥活字的认识是有个过程的。毕昇被称为“活字鼻祖”，是今天人们深入研究后得出的新认识。过去，可没有人这么称呼过。对毕昇泥活字提出质疑的并不全是外国人，我国学术界泰斗级人物如罗振玉、胡适等，都曾认 “泥不合印刷”。当时学术界有如此认识并不奇怪，谁承想泥上能刻字呢! 应该说，这些学者并无恶意，也不是想否定什么，所以提出质疑，是因为当时未发现新的材料， 研究也欠深入。不应把这种怀疑看得很严重。韩国人对泥活字的质疑，有的可能是情绪上的一种宣泄，也有人是对毕昇的“用胶泥刻字，薄如钱唇 ”理解的错误。“薄如钱唇 ”是指泥字上刻字的深度，而他们错误的理解为字的高度。如果泥活字刻在仅有一两毫米厚的泥片上，当然强度不大，容易损坏，不能实用。实际上，今天所见清代翟金生泥活字的高度是12毫米，孙寿龄先生赠送笔者的一枚西夏文泥活字，其高度是17毫米。这些泥活字个个坚贞如骨角，廉价实用。再看《梦溪笔谈》所记：“若只印三二本，未为简易，若印数十百千本，则极为神速”，恰好说明毕昇有过用泥活字印书的实践。
(四)说西夏泥活字比毕昇泥活字早纯属无稽之谈
有的报道说，西夏文泥活字比毕昇活字印刷还要早，这简直是无稽之谈。有人见到报道后就问我是不是这样;也有人以此为自豪，认为西夏就是了不起。我们知道，毕昇是北宋仁宗时人，他的泥活字，是在庆历年间(1041—1048)发明的。这时正直宋夏战争时期。孙先生研究的西夏文《维摩诘所说经》，是西夏仁宗仁孝期间(1140—1193)的印本，它的刊印比毕昇发明泥活字晚了整整一个多世纪，怎么能说西夏活字比毕昇活字还要早呢? 说到这里，似乎有必要指出，西夏文化深受唐宋文化的影响，尽管西夏在印刷方面作出了很大贡献，但无论雕版印刷还是活字印刷技术，都是从宋朝、从中原学来的，这种关系是绝不可以搞颠倒的。
(五)余论：传播正确的知识信息是记者应尽的责任
我知道，记者不是专家，不能用专家的水平要求记者。但是，如果说真是需要 “捍卫”什么的话，连这个问题的基本概念都没有完全搞明白，那您如何 “捍卫”呢! 因此， 面对一些较为复杂的问题(包括学术问题)，记者是否得下点苦功，将基本概念搞清楚再动笔呢? 我想这个要求不过分吧。联想到近年来，媒体曾经热抄的所谓某人是西夏皇室后裔的问题， 还有四川羌族姑娘到西夏陵祭祖的闹剧等等，造成了不好的影响②，学术界多有非议。又如对宁夏大麦地岩画研究的宣传，报纸及网络以猎奇为要务，充斥着所谓突破性进展的报道：毫无逻辑地宣称用 “国际权威的丽石黄衣测年手段”确定大麦地岩画最早刻凿年代为16 000年以前的旧石器时代，为世界最早 (国际学界从未单独应用有争议的地衣测年法测定岩画刻凿年代， “国际权威 ”更是子虚乌有);望文生义的猜测大麦地岩画是汉字最早的渊源等等，不一而足③。这些不当宣传，只是给学术界增添了笑料，给相关部门的学术声誉带来了损害而已。
①尹铁虎，《毕昇泥活字实证研究访问综记》，《中国印刷》2003年第12期。2004年，笔者收到尹先生惠赠的装帧精美的《毕昇泥活字实证研究》一书，书中“序”及沈括《梦溪笔谈》卷十八关于毕昇发明泥活字的一段文字， 皆为科题组自制的泥活字所印，并附有精美的《毕昇泥活字印刷流程图解》20幅。
②所谓某某人是西夏皇室后裔的问题，因无确切的资料可以证实，而为学术界非议。史金波、白滨、聂鸿音，《西夏皇族后裔考论》一文，用丰富的资料和严谨的论证，对后裔论进行了批驳，文载《辽金西夏史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97年。
③汤惠生，《关于宁夏大麦地岩画的时代及相关问题》，《岩画研究》2005年卷。
当今社会是快节奏的时代，发稿要快， 效果要好，当记者确实不容易，很辛苦。但有些青年朋友，是否过于浮燥，不够认真严肃呢?我想，大家不会忘记，传播正确的知识信息，是媒体的基本职责之一，也是记者的责任和良知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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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ypographic Printing of Western Xia Characters and Relation Problems
—On Distorted Report of Academic Achievement from Media
NIU Da-sheng
(Ningxia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Institute， Yinchuan750001， China)
Abstract：The acknowledgement of typographic printing of Western Xia characters is the great achievement made in China is printing field over past twenty years. It not only push forward further research of printing technique in China，but also firmly reject the idea that printing technique invented in South Korea， meanwhile，it attracts wide attention of society.But report on related problem from media distorted some facts， which need clarifying.
Keywords： the Western Xia; typographic printing; distortion from media
本文出自《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31-3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