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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述陕北文化的形成
发布时间:2017-07-26 14:10:07   来源: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    作者:杨蕤   点击:

  文化属于社会范畴,是人类特有的现象,与人类的存亡相始终,它是历史上人类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陕北文化是指在陕北高原这块特定的黄土地上,各族人民在历史上所创造的具有地区特点和民族特色的文化。这些年来,陕北文化越来越受到海内外的关注,许多文人学士们涉足于这块土地进行文化考察和研究并产生了广泛影响。人们看重陕北文化,将它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进行研究,足见其在民族文化史上所踞的重要地位。

  陕北高原北靠鄂尔多斯高原,东尽黄河,南接八百里秦川,西连河套,处于北方游牧区向中原农耕区的过渡地带。这一地缘关系决定了陕北文化处于草原文化、三晋文化、秦文化、河套文化的包围之中,并受着这些文化的影响。陕北文化的产生有其深刻的历史渊源,一些史学家曾提出陕北文化形成于魏晋时期,也有人认为形成于周代后期;笔者认为: 陕北文化在地理上的封闭和经济上落后的特点决定了文化发展的滞后性,她应有一个萌芽、发展、形成的历史过程。

  追溯其源头,早在1万年前就有人类在陕北高原上生息、繁衍;在今横山的石马坬、靖边的小桥畔等地均有旧石器或人类化石发现。在无定河边曾发现过人类的牙齿化石,被誉为“河套人”。进入新石器时代,这一地区的文化遗存就更为丰富了,有3000处之多。神木县石峁新石器时代遗址曾出土过精美的玉器,足可窥见其文明之一斑。据《国语》、《史记》、《帝王世纪》等典籍记载,这里曾是黄帝的主要活动区域。巍巍的黄帝陵如今成为海内外华夏儿女寻根问祖的圣地。张岂之先生就曾指出: “如果用审慎的历史眼光和实事求是的治史态度溯本求源的话,则应该说,陕北黄土高原才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如是说,华夏文明是从这里升起冉冉的曙光。然而进入文明时代,这里没有发展为华夏文明的重心而沦为“蛮夷戎狄”之域,这或许缘于距今3500年左右,北方气侯整体向干冷向发展时,为了适应生存环境,人们不得不调整土地的利用方式,变以农业的经营方式为农牧兼营,从而畜牧业逐渐发展起来,这里就成为游牧民族所居,同时也有一部分人向南迁移。虽然目前对陕北的远古文化面貌还了解得不够深入,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它对陕北文化的萌芽、发生提供了契机。

  商周时期是陕北文化的萌芽、发生时期。有熏育、犬戎、猃狁、鬼方、白狄、义渠等游牧民族在这里栖息,创造了各具特色的文化面貌。 在陕北的清涧、绥德、子长、延长等地出土的青铜器,从器物造型和装饰风格看,除了具有中原商式风格外,大都为独具特色的铃首短剑、双环首刀、鹿首刀、羊首刀、蛇首刀等,有人称之为“黄土高原”青铜文化。此外,在清涧县李家崖村还发现了一座商代古城。据学者分析,应为当时一个方国的城池。从出土的农业工具和马、牛、羊、猪等骨骼中可以反映出农牧相结合的文化特征。这些游牧民族在这里生活逾千载,至今仍然能在陕北民俗中寻找到这些民族所留下的痕迹。例如: 陕北人喜欢穿光板羊皮袄和白颜色的服饰,头包白羊肚手巾也成了陕北老汉的突出特征等。这种衣裘尚白的习俗和戎狄之族是分不开的。狄族信仰原始的萨满教,萨满教巫师以青、白、赤、黑四种颜色象征东、西、南、北四个方向,这种原始的宗教信仰后来变成部落牧民对于某种颜色的爱好心理,并从他们的幕帐、旗帜、衣饰、马饰的颜色上表现出来,故以崇尚的颜色不同而分为赤狄、白狄等。陕北为白狄所居,这种尚白的习惯就一直深深地溶化在陕北人的潜意识之中,支配他们的心理前后达几千年之久。

  在周代的大分封中,陕北未列入分封之域。《史记·周东纪》载: “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候卫宾服,夷蛮要服,戎翟荒服。甸服者祭,候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王。”可见陕北被列在蛮夷之后,处于荒服之列。周王朝还未能对之行使有效的管辖,而且他们之间时有战事发生,其中戎狄为最,西周政权就毁于犬戎! 应该承认,陕北文化是中原文化与游牧文化这一外因作用的结果,而此时的中原汉文化对陕北文化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加之这些游牧民族迁徙不定,所以很难形成一个完整的文化模式和框架来。从考古资料看,此时已有了农牧相结合这一生产方式的发展趋势,而且这一特点注定了陕北文化的全部历史内容。

  秦汉、魏晋时期是陕北文化的大发展阶段。秦统一六国之后,陕北才成为“王化之地”。中原汉文化在这里产生了强烈的辐射作用,秦政权在此修筑直道,征讨匈奴,引民屯垦等,这些举措极大地促进了民族融合的进程。汉政府则在此设立朔方刺史部,并州刺史部,密切了中央与地方间的关系。纵然如此,陕北大地也颇不宁静。从战国始,为了阻止北方游牧民族的南下侵扰,历朝在此兴筑长城,从而留下了丰富的长城遗迹,实可称为一座“长城博物馆”。然而长城没有阻止住匈奴的侵扰,战争屡屡发生。匈奴族忽南忽北,在此过着游牧、射猎的生活: “随畜牧而转移,逐水草而迁徙。”“毋文书,以言语为约束。”“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足见其文明程度之低劣。他们在与汉王朝军事对抗的同时,也接收着汉文化的教化。从陕北出土的东汉画像石中可以看出: 汉文化在此表现得较为浓厚。陕北是匈奴族的集中区域之一,至今在陕北仍然能见到一些匈奴族的地名和姓氏,诸如 呼延、赫连等。总之,匈奴族对于陕北文化的构建可谓是添了一抹重重的色彩。

  当中国历史走进第一次民族融合的高潮时,陕北也卷入了这次“五胡乱中华”的大漩涡之中。这里先后为前秦、后赵、后秦、大夏、魏、周、代国等政权所统治。匈奴后裔赫连氏还在此建立大夏王朝,定都统万,意为“统一天下,君临万邦。”今天,这座古城依然矗立于塞北荒野之中,气势不减当年。这些政权只注重撕杀侵掠,抢夺财富、地盘,人民生活苦不堪言,所以在社会经济方面谈不上什么建树,主要以畜牧为主:“以河西水草美,乃以为牧场。”商业,贸易,手工业则远远落后于中原地区,不少地方仍是“钱略不入市”,只能进行一些简单的物物交换。在经济不发达,战乱频繁的背景下,只能有民族融合的一条道路去推动文化的发展,其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实现对人的构建。“米脂婆姨绥德汉,榆林女子赛貂蝉”,不仅多倩女伟男的陕北人的体质美为人所称道,就是他们身上的尚武、豪爽、厚道等气质也被传播宇内。 陕北地理条件恶劣,经济落后,然从古至今,有不少名流志士出自于此,这一点也不能不教人发思深省。纵观历史,对塑造陕北群体人格影响较大的民族应有三支:商周时的戎狄,秦汉、魏晋时的匈奴,唐宋时的党项羌。

  党项羌最初居于青海省东南部的黄河曲,唐初分布范围进一步地扩大,吐蕃政权崛兴后向东进逼,党项羌便退却于陇东地区。唐代中叶,唐政府为了隔离和拆散他们与吐蕃间的联系,便将之迁到陕北地区。党项羌把陕北作为根据地,养精蓄锐,建立了地方割据政权。从唐代中叶到西夏覆亡,党项羌始终把陕北作为自己的生命线,有着“虎不可离山,鱼不可脱渊”的感情。党项羌“以忠实为先,战斗为务”,在统治陕北的近 500年间,他给陕北文化又增添了一些新的血液。 党项羌亦有尚白的习俗,如元昊就把自己所建的王朝称为“白上国”;党项羌习惯用“老子”来称呼部落首领或长官;西夏社会流行巫术,崇神祀鬼,医巫并举等;这些均存在于陕北风俗之中。党项羌崇尚习武而又“质直而上义”,“虽异姓如亲姻”,“凡有所得,虽箪食豆羹不以自私,必招其朋友”,这些特性均与陕北人的习性相吻合。陕北是党项羌的第二故乡,他们在这里所产生的影响绝不亚于戎狄和匈奴。

  综上所述,在经历商周至唐宋的震荡和嬗变之后,随着西夏政权的灭亡,陕北群体人格基本上被塑造起来,最终形成了自己的精神方向、生活态度、人生信仰、行为模式、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情感态度以及心理机制和心理更深的层面,可以概括为“黄土精神”。在此基础上,陕北文化也成熟起来并形成多元、多维的特点。 她是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不断碰撞和重组的结果。如果去细研陕北的风俗、宗教神话、秧歌、民歌、方言等每一个文化枝节,其中无不渗透着这一点,这也是解释陕北文化的关键所在。

  吸收蕃汉养分而成长起来的陕北文化以其独特的魅力为人所爱。展望 21世纪,陕北大地充满了希望和机遇,我们研究陕北文化,就要充分挖掘陕北文化和陕北人的潜力,从而为建设陕北,开发陕北提供精神上的动力。

  本文出自:《华夏文化》1998年第2期,25-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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