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图/牛达生
20世纪百项考古重大发现之一
西夏陵的田野考古工作是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的。在此之前，似乎人们很少关注西夏陵的存在。
我是最早参加西夏陵田野考古的业务人员之一，对1972年春第一次到西夏陵的情景仍记忆犹新。站在高处极目望去，星罗棋布的土冢高耸云天、气势宏大：脚下却是一堆堆废墟、一段段残墙、一墩墩夯土台基，俯拾即是的残砖烂瓦，一片破败景象。这些给人的第一印象是：广袤、荒凉、深邃、神秘，还有破败。此情此景，让人不由得想起明代安塞王朱秩炅的《古冢谣》：“贺兰山下古冢稠，高下有如浮水沤。道逢古老向我告，云是昔年王与侯。"短短四句便道出了西夏陵荒烟野草不胜凄凉的景象，隐喻了世事变幻莫测，无论贵贱一样犹如浮在水面的气泡，时生时灭飘浮不定。
30多年来，宁夏的考古人员大都在这里流过汗水、作过贡献。西夏陵区背山(贺兰山)望水(黄河)，地势开阔。在58平方公里的贺兰山洪积扇地带，从南向北坐落着9座皇帝陵园和250多座皇亲国戚、达官贵人的陪葬墓。此外，还有寺庙建筑、砖瓦窑、石灰窑等遗址多处。到目前为止，己考古发掘帝陵1 座、陪葬墓4座，清理寺庙遗址、碑亭遗址和砖瓦窑遗址多处，出土了大量文物，逐渐揭开了西夏陵神秘的面纱，使我们对西夏文化有了更多的认识。我们深切的感到：西夏陵具有独特的人文景观和丰晶的文化内涵，是研究西夏陵寝制度、西夏建筑和西夏文化的宝地。理所当然，它早己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全国重点风景名胜区，也是国家文物局公布的中国 20 世纪百项考古重大发现之一。2011年11月，西夏陵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暨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项
目正式启动，我有幸参加了这一活动。2012年11月，西夏陵正式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眼下各项工作正在稳步推进，最后申报成功，指日可待。
西夏陵现在已经是宁夏的王牌旅游景点之一，在国内外有相当的影响和知名度。而这一切，无不基于考古发现和研究。记得一本美国出版的《旅游学》中说，“许多旅游胜地，都起源于历史功绩。”银川之所以成为历史文化名城，不仅因为这里是塞外江南，回族故乡，更重要的她还是西夏都城兴庆府故址，这里有着丰富的西夏文物古迹。银川由一个小城市发展成为中国西部的一个中等城市，基于西夏考古研究成果而发展起来的西夏旅游，不能不说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风格独特的陵园遗迹
独立完整
西夏陵的地面遗迹保存得还算完整，平面布局十分清楚。例如3号陵，大体看来坐北朝南，呈纵向长方形。从南向北，依次排列着阙台、碑亭、月城、神城(包括门楼台基、角楼台基)、献殿、塔式陵台等，还有神城外的四座角台，总面积15万多平方米。这是一个由神城及其附属建筑组成的独立完整的建筑群体。它与唐宋陵园一样，体现了面南为尊的传统观念。3号陵是陵区诸陵中面积最大、造型最为奇特的一座陵园。陵区诸陵的建筑台基多为方形，而这里基本上都是圆形的。
角台之设
每座陵墓都有界限，这就是所谓的“兆域”。“兆域”之设古已有之，《周礼·春官》载：“冢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而为之图”;《三国志·魏书·武帝纪》称，对武帝曹操的墓，要“广为兆域，使足相容”，也就是要扩大兆域的范围。汉唐陵墓的兆域，因其范围很大，没有一个明确的地物标志。而西夏陵，却以神城之外的四个“角台”为其“兆域”界线。它建在神城对角线上，距神城角阙数十米远，从而扩大了兆域范围。在4 个角台中，南面角台东西距离大，北面角台东西距离小，在图纸上将4个角台用线连起来的形状是个梯形。这个“梯形”不只是陵园的界线，似乎还含有“岗哨”的象征意义。在古人的“事死如事生”观念中，陵园就像皇宫大内一样要有人守卫，而陵园无关人员大概是不可越过这条线的。
3号陵的角台也是圆形台基，可惜多已倾倒，仅西北角的保存较好，底径和高度都在6米左右。从地面出土砖瓦频伽、塔刹等建筑构件推断，这里很可能是一个漂亮的亭式建筑。在历代帝王陵园中都无“角台”的设置，这是西夏陵园建筑结构的特点之一。
碑亭建筑
进入3号陵园，沿神道从南向北走来，首先看到的是两座圆形的阙台建筑台基。它们位踞神道两侧，皆为夯土所筑，据实测，其中东阙台底径10.8米，残高8.35米。原壁面并不是裸露的，而是用草秸泥打底、赭红泥抹光的。地面遗物以瓦类居多，其上应有覆瓦。从台基上还有一个圆形的二层台，二层台中央还有一个圆柱体，从圆柱体中心还留有一个柱洞判断，阙台作为陵园的入口，原来很可能是一个高大雄伟的重檐圆形楼阁建筑。
由阙台向前，神道两侧是碑亭遗址。两座碑亭都己发掘，从遗迹看，它是一个高2.2米，边长21米的方形夯土台基，但其上却是圆形殿堂建筑。己发掘的6号陵碑亭，东侧为圆形建筑，西侧是方形建筑，如果复原起来，都是各有千秋的殿堂建筑。各个碑亭建筑上的差异，显示了西夏匠师独具匠心，不拘泥完全的对称的处理手法。当然，碑亭建筑的差异，或许还有宗教或文化方面的意义，这是值得探讨的。另外，唐宋陵墓多无碑亭之设，仅1995年在乾陵清理出“述圣碑”和“无字碑”的碑亭遗址，纠正了两碑原是露天的说法。查诸资料，其他唐宋陵墓皆未发现碑亭之设。西夏陵的碑亭建筑，是否受此影响抑或自创，有待研究。
残碑文字
3号陵碑亭遗址出土了不少文物，其中最重要的是碑刻残片和造型独特的力士碑座。
历代帝陵(如汉陵、唐陵、宋陵等)，何帝葬于何处，规模形制如何，多有记载，具体位置也可以确认。而西夏陵仅在《宋史·夏国传》中载有某帝陵号，至于陵园建在何处、如何营建、规模大小等，则无一字可寻。因此，确定每座陵园的陵主，便成为我们考古人员的第一课题。考古人员清理过多座帝陵和陪葬墓的碑亭遗址，出土了大量的碑刻残片，有汉文的，更有西夏文的，提供了一些非常有价值的资料。7号陵(第五代皇帝仁宗李仁孝的寿陵)和182号陪葬墓(梁国正献王嵬名(西夏皇姓)安惠的墓园)就是根据碑文残片确认的。当然还有其他重要资料，如西夏在“崇宗践位”后，曾命梁国正献王“城中兴”，可知西夏此时曾修缮都城，并改兴庆府为中兴府等。这些都是文献中未曾见过的宝贵资料。又如，《宋史·夏国传》记载崇宗作《灵芝歌》，没有留下歌词，但7号陵汉文残碑却发现了《灵芝颂》残碑，文曰：“灵芝颂一首，其辞曰……俟时效址，择地腾芳，……德施率土，赉及多方”，来颂扬西夏的灵瑞之气、德被多方。残碑证实了记载的真实性，还为西夏文字和书法艺术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著名的《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简称《凉州碑》)，至今仍是惟一完整的西夏文碑。西夏陵残碑为西夏的碑刻资料作了重要补充。但从总体上说来，出土碑刻过于残破。一通碑少则数百块，多者千数块(加上无字的可达数千块)。其中，数十字的不多，超过百字的更是屈指可数，多为数字、一字、半字的碎块，难成句读，十分可惜。过去，在荒无人烟的地方，常有残碑断碣，引人发古之幽情，但西夏陵碑刻的残破程度要比这严重得多。成吉思汗的征服战争是以异常残酷而闻名的，他在灭夏战争的最后时刻，杀害了准备投降的西夏末帝李睍，对中兴府大肆杀戮，“屠城”灭种，使这座曾经繁荣一时的西夏都城，成为一座死城，一座空城。为了破坏所谓的西夏风水，掠夺财富，又派大部队将西夏陵翻了个底朝天。我们今天在西夏陵所见到的一堵堵残墙、一堆堆废墟，应该说就是当时破坏的现场。石碑的残破程度，说明蒙古铁骑在进行空前的大破坏时，会指定专人负责敲打，越碎越好。
力士碑座
3号陵碑亭遗址和6号陵、8号陵还出土了许多石刻力士碑座。这种碑座略呈方形，边长60厘米左右，正面刻出人像，顶部平整。但完整的碑是什么式样，如何立在碑座上，至今是个谜。人体形象奇特，屈膝跪坐，袒胸露腹，面部浑圆，粗眉上翘，鼻头粗短，双目如铃。最令人惊奇的是：头部夸张，几乎占身体的一小半;双乳肥硕，垂于胸前;后肢屈跪，前肢多撑于双膝，仅有一例为双手上举。仔细欣赏，还会发现手腕、足胫佩有环饰。碑座人物形象多有变化，并不完全一致，但都是跪坐负重的形象。这一尊尊造型奇特的碑座，如果不是和碑文残片一同出土，谁能说清楚它是干什么用的。力士碑座给人以原始、粗放、夸张、神秘，反映了西夏造型艺术的独特手法。西夏为什么不用人们常见螭首龟跌，这又是一个谜。力士碑座的使用，不能不说是西夏陵的又一特色。
有人认为，力士手腕、足胫配戴环饰是古代西南地区土著民族爱好的一种装饰。《北史》载：其俗“项系铁锁，手贯铁钏"。党项人兴起于青藏高原，西夏陵园出现这种带钏的形象，是否是对先祖习俗的一种回眸呢?有人认为此处力士是佛教中的力士。成都五代前蜀王建永陵背负棺床的力士、河北正定宋代隆兴寺大悲阁背负佛座的力士、宁夏贺兰山拜寺口双塔塔刹转角处背负塔刹的力士和西夏陵碑座力士，都有相类之处。看到这身壮体肥、肌肉凸显的形象，不能不使人想起力大无比的相扑斗士。也许西夏艺术家想借用这种形象，来显示其“力拔山兮气盖世”的气势。说到这里，又似乎觉得石刻人像缺少石窟造像中力士威武气概，表情中更多的是一种无奈。也有人说，这种跪姿负重的形象，是现实生活中奴隶的反映。真是见仁见智，各有所见。
不毁的神墙
碑亭之后是月城，在我国历代陵园中皆无月城之设。但在西夏陵建筑中，月城的作用不小，它是建在神城之前的小城，二者呈倒凸字形，宽近130米，进深不到50米，是从外通向神城的一个过渡，起神城前卫的作用。月城还是排列石像生的地方，或为二列，或为三列，可惜都己破坏无存。唐陵、宋陵将石像生置于神城前神道两侧，拉的距离很长，二者的意趣是完全不同的。它使陵园的结构更为紧凑、合理。《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二三载，李元昊讲究“务实”，认为唐宋礼乐过于繁缛，于是简化礼乐制度，“革乐之五音为一音，裁礼之九拜为三拜”，并在吉凶、嘉宾、祭祀、燕享等场合实施。月城的设置和石像生的植入，可能正是西夏“务实” 精神的体现。
神城是陵园建筑的主体。神城四周的夯土神墙至今大体完整，有的地段残高达4米以上。这种夯土墙，在农村并不少见，但保存了近千年，仍然屹立在那里，实在是个奇迹。神城四门的门阙(门楼)和神墙四角的角阙(角楼)，更是十分奇巧，与我们常见的平直的夯土墙不同，是用夯土圆墩筑成的，这在中国建筑史上，在历代建筑遗址考古中尚未见到类似的实例。
神城四角的角阙，转角主墩高大厚实，每侧各有相连的两个或三个圆墩，呈直角向两侧延伸，并与墙体相连接。两侧的墩体，其体量大小、高低相应收缩，组成一个5墩和7墩的直角形的角阙。因在遗址周围出土了莲花座、宝瓶、相轮、刹杆等文物，有人认为每一个圆墩上部，可能是一个亭式塔。可以想见如果复原的话，它该是多么雄浑壮丽的建筑!
神城四门的门阙，每侧各有3个相连的夯土圆墩，两阙之间是方形门址。在门址的发掘中，发现了柱础及各种建筑材料(除筒瓦、板瓦、瓦当、滴水外，还有脊兽、套兽、蹲兽等)，得知原来两阙之上是有门楼之类建筑的。在古代建筑中，阙是礼仪性建筑，也是装饰性建筑，多独立于宫殿、陵寝、寺庙等建筑的前部，亦有在两阙之间建门楼，并与墙体相连接，以使群体建筑更加庄严隆重。有的阙又附加一个或两个子阙，称之为“子母阙”或“三出阙”，以显示其尊贵的地位。乾陵朱雀门两侧就有三出阙阙台，3号陵的做法是否受了乾陵建筑的影响，也是一个类似“三出阙”的建筑呢?
塔式陵台
中国传统建筑讲究对称，所有主要建筑都建在一条中轴线上。西夏陵园建筑，大体也保持了对称的格局，但却是有变化的。这主要体现在神城内献殿、陵台两座建筑上。它们都偏离子午线，而在轴线的西侧。献殿离门址不远，前后有坡形漫道，推测其应是一个造型别致的穿堂式殿堂建筑。陵园中最引人注目的建筑，是高大突兀的塔式陵台。台基座为圆形，其上为塔式陵台，直径37.5米，残高21米，有7层塔檐。塔檐上尚存瓦片堆积，说明它是覆瓦出檐的。在转角处的垂脊和角粱上，装有精美的人首鸟身的迦陵频伽(又称妙音鸟)和绿色琉璃的套兽。1号陵、2号陵这两座陵园中的陵台比3号陵高，有9层塔檐，高23米，显示了陵主尊贵的地位。但陵主为谁，尚难确定。陵台之所以和塔联系起来，是因为它实际上是一座实心的八角形密檐式塔。根据考古资料判断，现在看似大土包的陵台，原来是外抹赭红泥、覆瓦出檐、檐角饰以套兽，顶为八角攒尖式的雄伟壮观的塔式建筑。
我国自春秋战国以来，帝王陵墓的陵台，或为圆丘状，或为覆斗形，未闻有塔形的。如果说西夏陵与历代帝陵最大的不同点是什么，就是它与众不同的塔式陵台。因此，西夏陵亦被媒体称为“东方的金宇塔”。在历史上，皇帝视自己为“佛”，受人顶礼膜拜者多有。北魏皇帝更是如此，谓“朕即佛”。大同云冈石窟著名的“昙耀五窟造像”，就是按照北魏前五代皇帝的真身雕造出来的。西夏皇帝是否称自己为佛，已无从稽考，但塔式陵台实际上就是一座瘗埋佛骨、让人顶礼膜拜的佛塔。这意味着西夏皇帝有视己为佛的观念，希望他死后被人当佛去膜拜、供奉。
变化的格局
人们也许会问，其他未开放的帝陵陵园，建筑结构和平面布局是否与3号陵园相同?在结构上、其他诸陵建筑台基基本上是方形的，而3号陵如前所述最大的不同点是建筑台基都圆形的，神城上的门阙、角阙也是圆形的，甚至陵台的基座也是圆形的，显得特别奇特。就平面布局而言，应该说基本是一致的，都是坐北朝南，都呈纵向长方形，面积都在10万平方米以上。但诸陵平面布局又有所差异，最大的不同是多数陵园都有外郭。1号陵、2号陵和7号陵外郭是全封闭的，将全部地面建筑圈入城郭内，角台置于外郭的四角，因此“兆域”范围有所缩小。另外，在东碑亭前方又加一小碑亭，成为3座碑亭。同时在神城内对角线的交会点上，又设置中心台(方形夯筑，边长5米，高5米)，这是唐宋陵所没有的，它的用途至今不明：5号陵、6号陵的外郭则是开口式的，但5号陵附有象征性的瓮城。总之，可分为单城式、重城式;重城又分为开口式、封闭式、附瓮城式。陵园建筑基本格局一致而又富有变化的特点，避免了陵园建筑的呆板单调，反映了西夏人民的创造精神。
牛达生：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宁夏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西夏文化研宄中心学术委员。主要研宄西夏考古，兼及宁夏史地、西夏学、钱币学、印刷史等。主持过拜寺沟方塔等遗址的发掘，因西夏木活字印刷的研究成果，获中国出版印刷行业最高奖“毕异奖”。主要著作有：《西夏活字印刷研宄》《西夏钱币研究》《西夏遗迹》《西夏考古论稿》《西夏拜寺沟方塔》等。
本文出自《大众考古》，2014年第9期，21-2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