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谈这个问题之前，首先要谈到两本书:《中国货币发展简史和表解》(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以下简称《表解》和《中国货币史纲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以下简称《纲要》。这是同一著者的两本著述。这两本书，内容宏富，灼见频出，文字简洁，语言清新，是近年出版的货币史中最优秀的著作之一，笔者读后，受益良多。然而这两本书，在论及西夏文钱、屋驮钱的关系时，却有疏忽之处，足以引起混淆，如前述，它关系到正确认识西夏币的问题，我们在本文的论述中，不能不涉及到这两书论点。
《表解》称:“西夏钱亦称‘屋驮钱’，因其文字形状得名”，从此句的上下文看，这里所述的“西夏钱”，并不是包括汉文钱的一切钱，确切的说，它指的仅是西夏文钱。这是作者见到的第一本将西夏文钱称作“屋驮钱”的著述。不揣浅陋，作一推测:个别同志文章中这一说法，或却来源于此。
笔者注意到，《纲要》一书，对这种说法作了补正:“洪遵《泉志》说这种钱的钱文字迹不好辨认，大抵类吐蓄‘屋驮钱’，后来因此又把这种西夏文钱别名‘屋驮钱’。但是，这种解释和名称，都不妥当。”只要熟习文献的人们便会发现这句话转述的是《泉志》“梵字钱”条。我们注意到，这里所述的“这种钱”当然是西夏文钱，这句话的要点是把西夏文钱说成“屋驮钱”，无论是“解释和名称，都不妥当”，这比之《表解》，是个很大的进步。然而文中对如何“不妥当”，并未进一步解释，转述《泉志》内容也不够准确，特别是没有出现“梵字钱”，而以“西夏文钱”代之很易引起混淆，故问题依然存在。关于这点，后文还要谈到。
寻根究底，搞清每种钱的来龙去脉，是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我国历代钱币，除见诸正史(主要是《食货志》)外，更系统、完整的记述，还是历代钱谱。本文论述的三种钱中屋驮钱、梵字钱出现于洪遵《泉志》;《泉志》产生于南宋绍兴十九年(1149年)，是我国现存最早的钱谱，具有重要的价值。而西夏文钱，最早著录在初尚龄《吉金所见录)中，称“西夏梵字钱”，该书刊于清嘉庆十四年(1809年)，虽比《泉志》晚了660年，却是第一部系统著录西夏钱币的钱谱，对研究西夏钱币具有重要意义。下面，将这两部钱谱中有关段落摘抄如下，然后加以辩证分析。
右屋驮国钱 徐氏曰:径七分，厚薄肉(指钱体)好(指钱孔)不异中夏;敦素日:字若梵书，不可复识。
右梵字钱 余按:此钱径八分，重三株六参(按:应为絫，古代重量单位名)，铜色纯赤文不可辨，大抵类屋驮、吐蕃钱。
初尚龄(吉金所见录)卷十三:
“右西夏梵字钱洪志‘梵字钱’，径八分，重三株六参，铜色纯赤，文不可辨，大抵类‘屋驮’、‘吐蕃’钱。汉书注徐氏曰:‘屋驮国钱’径七分，厚薄不异中夏，字若梵书，不可复识。刘青园日:凉州(今甘肃武威县)土人掘地，得古钱数瓮，其中开元最多，此宋、辽钱及西夏元德、天盛、乾佑、天庆、皇建、光定诸品亦复不少，而此种‘梵字钱’亦有数品，余共拣得千余枚。又尝于凉州大云寺访得古碑，阳面正作此等字，碑阴楷书，扪读之，则天佑民安五年所立(按:即西夏碑，系全国要点文物保护单位，现存武威县博物馆)，乃知此钱为西夏梵书。景岩(即洪遵)作《泉志》时，即不识之，数百年后，破此疑窦，亦快事也。”
从引文中可以看出:
第一，“屋驮钱”和“梵字钱”是两种钱。
洪遵《泉志》将“屋驮国钱”，还有“吐蕃国钱”与“梵字钱”是并列的，三种钱都有钱图(详见附图)，各就各位，明确无误。从《吉金所见录》“汉书注徐氏日”，知“屋驮国”为汉代国名。三种钱的共同点，只是“字若梵书”，“文不可辨”。“梵书”“梵字”是当时洪遵尚不认识的少数民族文字。从《泉志》引文中看，这几种钱，没有丝毫与“西夏”有关的意思(这点后文还要谈到)，在《泉志》全书中，也找不到“西夏”二字。联系前引两书文字，《表解》所谓“西夏钱亦称屋驮钱”的说法是欠妥的。就是《纲要》转述《泉志》的内容，也有不周之处:
1.《泉志》讲的是“梵字钱”，《纲要》没有点出“梵字钱”，而直接以“西夏文钱”代之，不妥。
2.将《泉志》“大抵类屋驮、吐蕃钱”转述为“大抵类吐蕃‘屋驮钱’”，只能理解为吐蕃的“屋驮钱”有乖原意。
3.所谓人们把“西夏文钱别名‘屋驮钱’”，缺乏根据，更易引起误解，似为《表解》“西夏钱亦称‘屋驮钱’”，句寻根据，进行辩解。
第二，《泉志》“梵字钱”，不是西夏文钱。
从《吉金所见录》引文中清楚的看出，将《泉志》“梵字钱”与西夏挂钩，是刘青园搞的。他认为凉州窖藏中出土的西夏文钱，就是《泉志》中的“梵字钱”。他的根据是钱上文字与“西夏碑”(即大云寺碑)中的西夏文字相同，并因此称为“西夏梵字钱”。
刘青园是清代金石学者，初尚龄根据他的发现，在《吉金所见录》中第一次系统的著录了西夏钱币，这对研究中国货币史和西夏社会经济、西夏钱币，都是有重要意义的。此后，清代钱谱，皆相沿录，使西夏钱币在中国钱币系列中占有一席之地。刘青园将西夏文钱与“梵字钱”挂起钩来，已在学术界出现一种现象，似乎《泉志》“梵字钱”，就是西夏文钱，将西夏文钱在钱谱中的出现，提前了600多年。《纲要》所以将西夏文钱直接取代“梵字钱”，正是这种观点的反映。但是，这一结论是否正确，尚值得讨论，问题的关键是南宋时期的洪遵是否可以辨识西夏文字。
笔者在《西夏钱币中西夏文钱的发现与认识》(《中国钱币》1985年第4期)，已经对这一间题进行了初步探讨。洪遵著述《泉志》正值西夏封建经济、文化的兴盛时期。这时，西夏立国已经110多年，铸造过多种西夏文和汉文钱币。宋、夏两国政治、经济关系密切，人员、文书往来频繁。西夏致宋朝文书，并用蕃汉两种文字书写。洪遵是宋朝名臣洪皓之子，与其兄洪适、弟洪迈，皆以文章见称于世，素有“三洪”之誉。洪遵虽然仕于南宋，但年幼时曾经经历“靖康之变”，后又活动于南宋宫廷中，任起居郎、中书舍人、秘书省正字等官，晚年位居资政殿学士。以他所处的政治地位和所具有的渊博知识判断，他是不会连西夏文字也辨识不了的，就如同今天，不懂得日文的人，也会认得这是日本字。也就是说，如果“梵字钱”就是西夏文钱的话，按例洪遵是会直书“西夏国钱”的。《泉志》“屋驮国钱”、“吐蕃国钱”是仍能辨明其国别，又是说它“字若梵书”，“文不可辨”的钱币，而直书“梵字钱”，前面不冠国别，则是既不能判断其国别，又无法辨认其字的少数民族文字钱币。“梵字钱”与西夏无丝毫关联，在以后的钱谱上也有反映。从《泉志》开始，历经元明两代，直到清乾隆《钦定钱录》，虽然首次明文著录了西夏“天盛元宝”，但在袭转“梵字钱”时仍照录《泉志》文字，而未与西夏挂钩，便是证明。
今天所见《泉志》钱图，是否与西夏文“大安宝钱”有关，是值得探讨的另一个问题。据研究，洪遵《泉志》在宋朝并未刊刻，它辗转传抄，直到明朝万历年间才正式刊版流传。我国传统重文轻图，在传抄过程中可能历经600多年，原图早失，明代刻本钱图是徐向梅补绘上的。徐补“梵字钱”图究竟根据什么钱尚难说，即或就是西夏文“大安宝钱”变体，也不能说明洪遵意识中的“梵字钱”就是西夏文钱。下面将《泉志》中“屋驮国钱”、“吐蕃国钱”、“梵字钱”和《吉金所见录》“西夏梵字钱”钱图复印件及新出土西夏文“大安宝钱”拓片附后。综合上文分析，我们将可看出:
一、“屋驮国钱”、“吐蕃国钱”、“梵字钱”，钱文文字有共同之处，故《泉志》说它们相“类”，但却是相互不可代替的三种钱币。
二、《吉金所见录》“西夏梵字钱”按其原意，是西夏文钱的意思，但具体的讲，它就是西夏文“大安宝钱”，虽然文字稍有差异，这两种钱与《泉志》“梵字钱”相较，钱文差别较大，说“梵字钱”就是西夏文钱尚难成立。
作者单位: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
本文出自《内蒙古金融研究》， 2003 年第s2期，19-2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