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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驮、梵字及西夏文钱辩
发布时间:2017-11-09 08:47:01    作者:牛达生   点击:

  屋驮钱、梵字钱和西夏文钱,这三种钱之间的关系,在古文献中记载的是比较清楚的。然而,在近人的一些著述中,有一些青年同志的文章,称西夏钱为“屋驮钱”,有的干脆称西夏国为“屋驮国”。应该说,这种说法是毫无根据的,是十分错误的。考虑到搞清楚这几种钱究竟是什么钱,它们之间是什么关系,对正确认识西夏币至关重要,特撰此文,以供商讨。

  在谈这个问题之前,首先要谈到两本书:《中国货币发展简史和表解》(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以下简称《表解》和《中国货币史纲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以下简称《纲要》。这是同一著者的两本著述。这两本书,内容宏富,灼见频出,文字简洁,语言清新,是近年出版的货币史中最优秀的著作之一,笔者读后,受益良多。然而这两本书,在论及西夏文钱、屋驮钱的关系时,却有疏忽之处,足以引起混淆,如前述,它关系到正确认识西夏币的问题,我们在本文的论述中,不能不涉及到这两书论点。

  《表解》称:“西夏钱亦称‘屋驮钱’,因其文字形状得名”,从此句的上下文看,这里所述的“西夏钱”,并不是包括汉文钱的一切钱,确切的说,它指的仅是西夏文钱。这是作者见到的第一本将西夏文钱称作“屋驮钱”的著述。不揣浅陋,作一推测:个别同志文章中这一说法,或却来源于此。

  笔者注意到,《纲要》一书,对这种说法作了补正:“洪遵《泉志》说这种钱的钱文字迹不好辨认,大抵类吐蓄‘屋驮钱’,后来因此又把这种西夏文钱别名‘屋驮钱’。但是,这种解释和名称,都不妥当。”只要熟习文献的人们便会发现这句话转述的是《泉志》“梵字钱”条。我们注意到,这里所述的“这种钱”当然是西夏文钱,这句话的要点是把西夏文钱说成“屋驮钱”,无论是“解释和名称,都不妥当”,这比之《表解》,是个很大的进步。然而文中对如何“不妥当”,并未进一步解释,转述《泉志》内容也不够准确,特别是没有出现“梵字钱”,而以“西夏文钱”代之很易引起混淆,故问题依然存在。关于这点,后文还要谈到。

  寻根究底,搞清每种钱的来龙去脉,是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我国历代钱币,除见诸正史(主要是《食货志》)外,更系统、完整的记述,还是历代钱谱。本文论述的三种钱中屋驮钱、梵字钱出现于洪遵《泉志》;《泉志》产生于南宋绍兴十九年(1149年),是我国现存最早的钱谱,具有重要的价值。而西夏文钱,最早著录在初尚龄《吉金所见录)中,称“西夏梵字钱”,该书刊于清嘉庆十四年(1809年),虽比《泉志》晚了660年,却是第一部系统著录西夏钱币的钱谱,对研究西夏钱币具有重要意义。下面,将这两部钱谱中有关段落摘抄如下,然后加以辩证分析。

  右屋驮国钱 徐氏曰:径七分,厚薄肉(指钱体)好(指钱孔)不异中夏;敦素日:字若梵书,不可复识。

  右梵字钱 余按:此钱径八分,重三株六参(按:应为絫,古代重量单位名),铜色纯赤文不可辨,大抵类屋驮、吐蕃钱。

  初尚龄(吉金所见录)卷十三:

  “右西夏梵字钱洪志‘梵字钱’,径八分,重三株六参,铜色纯赤,文不可辨,大抵类‘屋驮’、‘吐蕃’钱。汉书注徐氏曰:‘屋驮国钱’径七分,厚薄不异中夏,字若梵书,不可复识。刘青园日:凉州(今甘肃武威县)土人掘地,得古钱数瓮,其中开元最多,此宋、辽钱及西夏元德、天盛、乾佑、天庆、皇建、光定诸品亦复不少,而此种‘梵字钱’亦有数品,余共拣得千余枚。又尝于凉州大云寺访得古碑,阳面正作此等字,碑阴楷书,扪读之,则天佑民安五年所立(按:即西夏碑,系全国要点文物保护单位,现存武威县博物馆),乃知此钱为西夏梵书。景岩(即洪遵)作《泉志》时,即不识之,数百年后,破此疑窦,亦快事也。”

  从引文中可以看出:

  第一,“屋驮钱”和“梵字钱”是两种钱。

  洪遵《泉志》将“屋驮国钱”,还有“吐蕃国钱”与“梵字钱”是并列的,三种钱都有钱图(详见附图),各就各位,明确无误。从《吉金所见录》“汉书注徐氏日”,知“屋驮国”为汉代国名。三种钱的共同点,只是“字若梵书”,“文不可辨”。“梵书”“梵字”是当时洪遵尚不认识的少数民族文字。从《泉志》引文中看,这几种钱,没有丝毫与“西夏”有关的意思(这点后文还要谈到),在《泉志》全书中,也找不到“西夏”二字。联系前引两书文字,《表解》所谓“西夏钱亦称屋驮钱”的说法是欠妥的。就是《纲要》转述《泉志》的内容,也有不周之处:

  1.《泉志》讲的是“梵字钱”,《纲要》没有点出“梵字钱”,而直接以“西夏文钱”代之,不妥。

  2.将《泉志》“大抵类屋驮、吐蕃钱”转述为“大抵类吐蕃‘屋驮钱’”,只能理解为吐蕃的“屋驮钱”有乖原意。

  3.所谓人们把“西夏文钱别名‘屋驮钱’”,缺乏根据,更易引起误解,似为《表解》“西夏钱亦称‘屋驮钱’”,句寻根据,进行辩解。

  第二,《泉志》“梵字钱”,不是西夏文钱。

  从《吉金所见录》引文中清楚的看出,将《泉志》“梵字钱”与西夏挂钩,是刘青园搞的。他认为凉州窖藏中出土的西夏文钱,就是《泉志》中的“梵字钱”。他的根据是钱上文字与“西夏碑”(即大云寺碑)中的西夏文字相同,并因此称为“西夏梵字钱”。

  刘青园是清代金石学者,初尚龄根据他的发现,在《吉金所见录》中第一次系统的著录了西夏钱币,这对研究中国货币史和西夏社会经济、西夏钱币,都是有重要意义的。此后,清代钱谱,皆相沿录,使西夏钱币在中国钱币系列中占有一席之地。刘青园将西夏文钱与“梵字钱”挂起钩来,已在学术界出现一种现象,似乎《泉志》“梵字钱”,就是西夏文钱,将西夏文钱在钱谱中的出现,提前了600多年。《纲要》所以将西夏文钱直接取代“梵字钱”,正是这种观点的反映。但是,这一结论是否正确,尚值得讨论,问题的关键是南宋时期的洪遵是否可以辨识西夏文字。

  笔者在《西夏钱币中西夏文钱的发现与认识》(《中国钱币》1985年第4期),已经对这一间题进行了初步探讨。洪遵著述《泉志》正值西夏封建经济、文化的兴盛时期。这时,西夏立国已经110多年,铸造过多种西夏文和汉文钱币。宋、夏两国政治、经济关系密切,人员、文书往来频繁。西夏致宋朝文书,并用蕃汉两种文字书写。洪遵是宋朝名臣洪皓之子,与其兄洪适、弟洪迈,皆以文章见称于世,素有“三洪”之誉。洪遵虽然仕于南宋,但年幼时曾经经历“靖康之变”,后又活动于南宋宫廷中,任起居郎、中书舍人、秘书省正字等官,晚年位居资政殿学士。以他所处的政治地位和所具有的渊博知识判断,他是不会连西夏文字也辨识不了的,就如同今天,不懂得日文的人,也会认得这是日本字。也就是说,如果“梵字钱”就是西夏文钱的话,按例洪遵是会直书“西夏国钱”的。《泉志》“屋驮国钱”、“吐蕃国钱”是仍能辨明其国别,又是说它“字若梵书”,“文不可辨”的钱币,而直书“梵字钱”,前面不冠国别,则是既不能判断其国别,又无法辨认其字的少数民族文字钱币。“梵字钱”与西夏无丝毫关联,在以后的钱谱上也有反映。从《泉志》开始,历经元明两代,直到清乾隆《钦定钱录》,虽然首次明文著录了西夏“天盛元宝”,但在袭转“梵字钱”时仍照录《泉志》文字,而未与西夏挂钩,便是证明。

  今天所见《泉志》钱图,是否与西夏文“大安宝钱”有关,是值得探讨的另一个问题。据研究,洪遵《泉志》在宋朝并未刊刻,它辗转传抄,直到明朝万历年间才正式刊版流传。我国传统重文轻图,在传抄过程中可能历经600多年,原图早失,明代刻本钱图是徐向梅补绘上的。徐补“梵字钱”图究竟根据什么钱尚难说,即或就是西夏文“大安宝钱”变体,也不能说明洪遵意识中的“梵字钱”就是西夏文钱。下面将《泉志》中“屋驮国钱”、“吐蕃国钱”、“梵字钱”和《吉金所见录》“西夏梵字钱”钱图复印件及新出土西夏文“大安宝钱”拓片附后。综合上文分析,我们将可看出:

  一、“屋驮国钱”、“吐蕃国钱”、“梵字钱”,钱文文字有共同之处,故《泉志》说它们相“类”,但却是相互不可代替的三种钱币。

  二、《吉金所见录》“西夏梵字钱”按其原意,是西夏文钱的意思,但具体的讲,它就是西夏文“大安宝钱”,虽然文字稍有差异,这两种钱与《泉志》“梵字钱”相较,钱文差别较大,说“梵字钱”就是西夏文钱尚难成立。

  作者单位: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

  本文出自《内蒙古金融研究》, 2003 年第s2期,19-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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