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长缨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宁夏 银川 750002)
摘要：西夏是以党项羌为主体的多民族政权，在其立国的190年时间长期与宋、辽后又和金鼎足峙立，出于从政治、军事、经济发展等因素考虑自己的利益，西夏与周边国家建立了以榷场贸易为主，以和市贸易、贡使贸易和走私贸易为补充的对外贸易多元化发展格局，具有十分鲜明的历史特点，对这一时期各民族经济共同繁荣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关键词：西夏; 贸易; 榷场
中图分类号：K246.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0292(2008)03-0094-04
西夏是11世纪我国西部以党项羌为主体，包括汉、吐蕃、回鹘等民族共同建立的国家，地域 “东拒(黄)河，西至玉门，南临萧关，北控大漠，延袤万里”[1]，与宋、辽、金成鼎足之势。在这样的特定历史时期，国家或地区之间存在着地域管辖的分割状态，出于从政治、军事、经济发展等因素方面考虑自己的利益，也为了摆脱地域分割所带来的许多负面影响,西夏与北宋开始寻求共同进行社会交往活动和发展对外经济贸易的良好途径。于是，建立了名为“榷场”的边关互市场所。
随着西夏王国与周边国家和少数民族的社会交往不断扩大，设在两国边境附近的榷场也逐渐增多，西夏形成了以榷场贸易为主，以和市贸易、贡使贸易和走私贸易为补充的对外贸易多元化发展格局，具有十分鲜明的历史特点，并且产生了许多重要的社会影响。
一、西夏开展对外贸易的社会背景
唐代灵州，总领黄河中游，是西北最著名的军事重镇,也是中原与北方游牧民族的接壤点。由于丝绸之路上著名的“灵州道”经过长期有效的经营和管理，这里不仅形成了十分活跃的商贸集散地，而且还发展成为非常强大的精兵良马聚集的地方，以至“安史之乱”爆发后，唐肃宗就选择了在此即位，召集各种势力进行平叛，产生了重要的历史影响。到了唐代宗时期，由于担心吐蕃与党项部落联合而构成威胁，就采纳了驻在灵州的朔方节度使郭子仪的建议，将散居于灵州、盐州、庆州一带的党项部落再次迁徙到银州(陕西榆林东南)、夏州(陕西横山)一带居住。唐末，党项族首领拓拔思恭因参与镇压黄巢起义有功，被唐僖宗晋爵为夏国公，升任夏州节度使，统辖夏(陕西横山)、绥(陕西绥德)、银(陕西榆林东南)、宥(陕西靖边东)四州，加上后来隶属的静州(陕西米脂东)共有五州之地，党项部落一时成为雄踞一方的藩镇。晚唐时期由于吐蕃占领河陇地区后丝绸之路主要由灵州道通向西域，连接中西方贸易。后唐明宗曾下令在沿边地区的灵州设置互市机构开展贸易，朝廷还实行“马来无驽壮皆售”的政策高价大量收购，于是党项诸部落争相来到这里以马牛对外进行交易，其收入成为党项部落重要的财政支柱。由此,灵州道的马绢贸易也十分活跃，每年马商不绝于路，此交易盛况一直持续了很长时间。
五代时，朔方军镇兵力十分强大，驻在灵州的朔方节度使不但负责军事防备，而且还兼领温池(宁夏盐池)榷税使、乌池(宁夏盐池东)榷税使等职。榷税使职责是负责将这里出产的青盐、白盐加税后卖给商人运销其他地区，党项人便用十分有名的盐大量换取粮食、茶叶和其他手工业产品。这一时期在灵州地区周边各民族进行的互市贸易十分活跃，党项部落不仅习惯了利用固定的交易地点扩大对外贸易，以巩固部落经济基础，还大量“以善马购铠，善羊贸弓矢”[2] 6217，积极补充军事装备，逐步壮大自己的势力。
宋朝立国后，割据西北的党项部落通过多次战争占领了灵州，其首领李继迁接受辽朝册封为西平王，将灵州改称西平府并作为党项都府。李继迁之子李德明即位后，“西掠吐蕃健马，北收回鹘锐兵” [3]，继续向西扩大了党项势力范围，迫使宋真宗也承认其王位。宋朝在西北实行军政合一的特殊管理制度，同时监督管理贸易。1007年，宋朝应党项首领李德明的要求，在双方边界附近的延州(陕西延安)、保安军(陕西志丹)设置榷场，并解除了对延州乌白池所产青白盐输入宋朝的禁令，同时还对 “西人市粮”取消了限制。接着宋朝在镇戎军高平寨(宁夏固原头营)和德顺军(宁夏隆德)也设置了榷场。据《宋史·食货志》记载，宋“以缯帛、罗绮易驼、马、牛、羊、玉器、毡毯、甘草，以香药、瓷漆器、姜桂等物易蜜蜡、麝香、羚羊角、硐砂、柴胡、苁蓉、红花、翎毛，非官市者听与民交易”。在比较宽松的政策环境下，双方从此正式开始了对外贸易往来。
二、榷场是西夏王国对外贸易的重要窗口
西夏王国建立后，一方面社会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另一方面由于原料和技术方面的原因，许多物品不能够生产，只能依靠与宋朝及周边各民族的商品交换来实现。因此，西夏对外贸易的形成与发展也就有了客观上的迫切需要。正如北宋大臣司马光所言：“西夏所居，氐羌旧壤，所产者不过羊马毡毯，其国中用之不尽，势必退其余与他国贸易，故其人如婴儿，而中国乳哺之矣。”[4]另据史料记载：“元昊倔强搆逆，兵势甚锐，竭天下之力，不能稍挫其锋;然至绝其岁赐、互市，则不免衣皮食酪，几不能以为国，是以亟亟屈服。”“北事辽，南事宋，仅足以自存。” [5]集中反映了西夏与中原地区在政治和经济方面存在着难以割舍的重要依赖关系。
西夏国建立之初，与北宋连年交战，榷场被关闭，极大影响了两国经济和人民生活。经过双方多次交涉，终于在宋仁宗庆历四年(1044)两国达成“庆历议和”：元昊向宋称臣，宋册封其为夏国王;在两国边界附近的保安军和镇戎军重开榷场，恢复双边贸易。此后相当长时期，榷场作为贸易双方在互市互惠中发展的纽带，一直保持了党项族与汉族等其他民族之间的社会经济联系，成为西夏王国发展对外贸易的重要窗口。
三、“榷场”既具有边关行政管理的特点，也是进行对外贸易的一种主要形式
宋朝为了掌握对西夏贸易的主动权，始终把榷场设在军事要地并靠近自己的境内以便于管理，而且“官主贸易外，实羁防之”，体现出设立榷场的多种目的。宋朝设立榷场的管理机构为“榷署”，内设提领、措置、提点、立管、押发等官职，统称“监临场务使臣”。西夏官制经略司也负责处理榷场事务，西夏文献《天盛律令》中记载设有“诸边经略使司”官署。榷场开办的费用，由榷场所在州军负责开支，交易数额和征税方式也由宋朝规定。
西夏与北宋的榷场贸易，是双方协商后在沿边地区指定地点由官方监督进行的货物交易场所。这一时期，榷场作为封建制度下国家管理边境事务的行政机构的边关特征十分明显，其管理制度已经比较严格而且规范，另外由于它以官督民营方式进行大规模对外贸易的特点非常突出，因此也成为当时对外贸易的一种主要形式。
四、榷场管理制度的特点
榷场是两国协商后特定的边界通道和封闭的贸易场所，许多贸易规则在建场初期就确定下来，它不因榷易官的变动而更改，一直被长期沿用。
按照榷场制度规定，在边境交易过程中，贸易双方须凭各自政府发放的关子、关引等许可证件进入榷场，经场官检查、监督主持下进行交易，完成交易后必须立即返回本境，严禁私自越界;在贸易活动中政府还指定 “牙人”专门评定货色等级，买卖成交后商人还必须向榷场交纳 “牙钱” [6];非商贸旅客禁止入场，禁绝一般人员的出入境;对重要物资出入境的管制更为严格，实行对特种物资发放许可文书;官置仓舍(监管库)，令商人提前存放货物以备检查与管理。榷场征税方式为“官中止量收汉人税钱，西界自收蕃客税例”[7]，实行榷税差别政策，将贸易方式分为出境、入境、过境等类别，对进出货物按差别税率征税，税率视商品粗货、细货情况自5%至20%不等。榷场官吏收税后，均出具已征税证明“关引”后放行货物。
五、边关榷场成为邻国对西夏实行经济制裁的手段
西夏国建立以后，先后与北宋、辽国、金国等长期处于战争与和平多次交替发展的历史进程。由于设置边关榷场具有政治、军事、经济等多方面因素和利益的特点，因而榷场贸易逐渐成为邻国制裁西夏国经济的一种重要手段。如夏、宋两国和好时，宋朝就开放榷场，进行大宗交易，贸易往来频繁，双方时常会出现 “自与通好，略无猜情，门市不讥，商贩如织”[8]卷124的盛况;而两国一旦交恶，宋则关闭榷场，停止贸易往来。尤其对榷场贸易依赖很强的西夏来讲，经济封锁的时间越长，国内遭受的损失就越大，迫使西夏有时也为了求得开放榷场贸易而发动战争。
西夏与辽国是政治上的盟友，通过协商在两国边境上也设有榷场，主要集中在辽朝靠近西夏边境的天德州(内蒙古乌拉特前旗东北)、云内州(内蒙古呼和浩特西南)来进行贸易。西夏常常以自己所产商品换取辽国的金、铜、铁、马具、弓箭、衣饰、酒等制品来补充需求。但与宋朝相比，夏与辽进行贸易的规模较小。
金灭辽后，开始联合西夏攻打宋朝。西夏也乘机收复并巩固了金肃州(内蒙古东胜东边)、麟州(陕西神木)、镇戎州、萧关、西安州(宁夏海原西)、兰州、西宁州 (西宁)等地区的势力，至1146年，西夏国疆土的辽阔为建国以来前所未有。此时西夏对外贸易的主要对象变成已入主中原与南宋对峙状态下的金国。出于政治上的需要，夏、金两国曾友好相处了一段时期。金朝不仅在占领的原辽国榷场基础上恢复和扩大了与西夏的贸易，还相继在邻近西夏边境的胜州(内蒙古东胜)、绥州(陕西绥德)、保安军(陕西志丹)、环州(甘肃环县)、庆州(甘肃庆阳)、兰州等地开设新的榷场，放宽了出口的限制，鼓励和发展两国之间的贸易。西夏主要以马、羊、牛、骆驼、毡毯、珠玉、盐等交换金国的粮食、丝帛、铁、铜、货币等物。金朝在榷场贸易中还时常大量购买西夏马匹以充军用。
西夏王国的后期，由于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更加离不开与中原地区商品交换的经济依赖关系。中原地区物产丰富，当占据该地区的金国关闭边关榷场严加限制西夏对外贸易使夏国在经济上蒙受很大损失时，夏国就出兵进攻，以武力迫使金国开放榷场，恢复贸易[9]。1172年，金主借“以无用易我有用”为由，下令关闭保安、兰州两处与夏人交易的榷场，这对西夏与中原地区的贸易冲击很大,迫使西夏只能通过其他榷场和边境民市来进行对外贸易。1177年，金国又以夏民私相越境、奸人以贸易为名往来恐为边患为由，关闭了与夏国进行贸易的绥德榷场，只存胜州、环州两处榷场维持贸易。1187年，金兵势力已扩张到了镇戎州、德顺州、原州(甘肃镇原，辖宁夏固原东部地区)一带，并对夏、金之间的贸易严加限制。1191年，夏国被迫以金兵驱逐其牧民为由，又举兵攻取镇戎州。1197年，夏国使人至金，要求恢复榷场贸易，金主许之，才下令重新开放兰州、保安两处榷场与夏国进行贸易。由于受金国长期的经济封锁和战乱的影响，西夏国的经济基础遭到重创，同时其势力也逐渐衰微。
六、对外贸易商品种类十分丰富
榷场出现初期，边境双方的贸易行为主要是通过物与物的交换来实现。西夏国建立后，货币开始在商品交换中普遍使用。随着榷场贸易的不断发展，对外交换的商品种类也日益增多。西夏盛产马、羊、牛、骆驼、毡毯、毛褐等,还有大黄、甘草、枸杞、蜜、柴胡、红花、苁蓉、麝香等药材和玉器，这些都是宋朝官方和民间所必需的商品，而中原地区所产粮食、缯、帛、罗、绮、茶叶、香药、姜、桂、瓷器、漆器、金、银、铜、铁以及佛经、医书等也是西夏所必需。通过榷场贸易，不仅实现了两国之间的商品交换利益，西夏还先后从中获得大量的宋钱、辽钱和金钱，并且许可这些钱币在西夏境内流通，满足了国内经济生活的需要。
宋、夏边境榷场贸易的品种颇多，其中夏国产的党项马非常有名，还有青白盐的质量也甚佳，这些商品对宋朝来讲意义非常重要，一般都有严格的限制，只有经官府许可才能进行大宗交易，因此榷场还形成了专门的绢马贸易、茶马贸易和盐榷贸易等一些独具特色的市场。1062年，宋朝又于原州、德顺州设置榷场集中大量购买党项马,因此这里也叫官马市场。宋每年花费银4万两、绢7.5万匹，买西夏良马8000匹以充军用。秦州(甘肃天水)榷马场开设后，更是便利了商贸活动，宋“以茶数十斤可博马一口”，双方“彼此获利，岁收以十万计”[10]。
七、几种贸易形式互为补充
榷场贸易是西夏与北宋、辽国、南宋、金国之间对外贸易的主要渠道，同时，它与两国贡使贸易、边境民市贸易相互补充，调剂余缺，繁荣了市场，共同促进了对外交往和经济贸易的发展。榷场由于是两国协商开办的，具有很强的官办性质和专卖许可特点，一般能够进行交易的商品和数量都是由官方指定，而且以大宗商品交易为主，因此它逐渐发展成为对外贸易的主要形式。榷场贸易是夏宋关系的晴雨表，一旦宋朝关闭榷场，西夏也只能依靠贡使贸易及分布在边境的 “和市贸易”来补充所需。而宋朝也规定，“非官市者听与民交易，入贡至京者纵其为市”[7]，从政策上鼓励了和市贸易和贡使贸易的进一步发展。
“和市”亦称民市，是为了满足羌汉人民生活所需而设置或自然形成的市场，有固定的交易地点，并经双方政府批准的合法市场，其规模和地位次于榷场。“和市”对西夏人民经济生活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自来蕃汉客旅博易往还之处，相度设立和市，须至两界首开置市场，差官监辖蕃汉客旅，除违禁物色外，令取便交相博易。” [7]和市数量众多，遍布两国边境，相对于榷场来讲管理较为松散,走私也十分普遍。“私市者法无赦，后官吏疏慢，法禁日弛，夏人与边民窃相贸易，日夕公行。” [8]卷124西夏河东路经略司也呈述：“麟(陕西神木)、府(陕西府谷)州民多贲轻货于夏州界擅立榷场贸易。如金汤、白豹寨皆贼和市处也，奸商往来，物皆丛聚。”[8]卷135由此可见，和市贸易在西夏的对外贸易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贡使贸易是党项族政权与中原王朝进行对外交往和经济贸易的传统形式。在贡使贸易中各种物资，一般也通过设在位于军事防务要道的边关榷场来进行，沿途宋朝给予规免市征的优惠待遇，到了内地后，朝廷还专门提供馆舍，方便使臣自由公开地进行交易，交易范围不受商品禁限规定的限制。这些措施致使西夏使臣经常利用向宋朝纳贡的时机，运输携带大量物品沿途销售谋取厚利。“使者往来既得赐赉，且可因为市贩。”[4]因此，贡使贸易也是西夏统治者增加收入的一种形式。通过榷场贸易，党项人能够以盐州所产的青白盐换取关中所产的粮食和其他日用品，但是单靠这种贸易方式仍然满足不了经济上的需求。因此，出于政治和经济上的要求，党项部落派使节携带大批马、骆驼和土特产品到开封向宋朝进贡和请求回赐。贡赐尽管是双方带有政治色彩的礼节性交换行为，但实际上也是一种有价的对外贸易。1009年，宋朝下诏“诸蕃贡物，咸估价酬之” [8]卷71。宋朝每年还赐给党项部落银万两、绢万匹、钱3万贯、茶2万斤，作为经济补偿，维持了双方长期的对外友好关系。后据史料记载，北宋著名的大臣、文学家范仲淹，曾在延州(延安)任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时，给西夏国王李元昊的信中描绘李德明执政时期的状况是：“朝聘之使往来如家。牛马驼羊之产，金银缯帛之货，交受其利，不可胜纪。塞垣之下，逾三十年，有耕无战。”[8]卷135反映了双方维系这种君臣朝贡关系的时间由来已久，并且相处得非常密切。西夏国建立之初，宋对夏频繁交战，并且绝其岁赐，禁诸官市，使得西夏境内出现“尺布至直钱数百”、“民间升米百钱”的困难局面，国人抱怨不已。后来李元昊被迫与宋达成议和，并在 “庆历议和”中请求“岁赐”增加新的内容，宋答应李元昊每年给西夏银7.2万两、绢15.3万匹、茶叶3万斤。这种明显带有强烈政治色彩的物资交流，极大地弥补了对外交往中榷场贸易供给西夏经济的不足。西夏王朝存在的长时间里，曾先后向辽、宋、金等国称臣，贡使贸易一直延续，在促进对外交往活动中产生了积极的历史作用。
除了和市贸易、贡使贸易，西夏还有一种对外的贸易形式即走私贸易。走私贸易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在和平年代，西夏通过不合法的手段从宋朝取得兵器、金、银、铜、铁、钱币、水银、丹漆等违禁物，向宋朝输出青白盐;二是两国交恶时，宋朝关闭榷场，严禁和市，为了弥补由此带来的经济困难，于沿边地区大量进行走私活动。西夏有时还动用武力，迫使宋朝网开一面，允许私市。如施昌言为环庆路经略使时，“亦禁私市，西人发兵压境，昌言遣使问其所以来之攻，西人言：‘无他事，只为交易不通。’使者惧其兵威，辄私许之 ” [8]卷365。在夏宋走私贸易中，历时最长、影响最大的为青白盐走私。宋朝沿边没有禁盐时，盐价非常便宜，盐禁后运河东解盐在陕西边地销售，其价格略高于青盐，因此边民必然要冒法图利，“却入蕃界私贩青盐”[8]卷51，往往“犯法抵死而莫肯止” [8]卷180。
随着榷场贸易、和市贸易、贡使贸易、走私贸易等多种方式的交替进行与持续发展，西夏的对外经济贸易逐渐扩大，与周边各民族和中原发达地区的社会交往活动日益频繁，西夏的农业、手工业、纺织业、商业等都得到很大发展。广泛的对外经济促进了汉党项民族文化的相互交流，宋朝的印刷术、佛经、医书等先进文化技术大量传入西夏，西夏的歌舞也传入内地。
八、西夏与西方国家的对外贸易
西夏时期的中西方对外贸易也比较发达。西夏疆域辽阔，控扼要道，占据了河西走廊——中国古 “丝绸之路”这条传统的连接中西方对外贸易的重要通道。因此，西夏时期边关在中西方对外贸易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也显得十分重要。
李元昊建立西夏国后，在各地共设置十二军驻扎在边关，所属的氏族首领除了负责军事防务外，还管理边境贸易等事务。大量分布在河西走廊的各军控制了“丝绸之路”上的会州(甘肃靖远)、兰州、凉州(甘肃武威)、甘州(甘肃张掖北)、肃州(甘肃酒泉)、瓜州(甘肃安西东部)、沙州(甘肃敦煌东)、玉门关等要道。这里的许多边关重镇历来就是 “丝绸之路”必经之地，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尽管西夏后期因金国入主中原与南宋长期对抗，中西方贸易重心逐渐转移到海路进行，但是陆路“丝绸之路”仍具有相当活力。这一时期西亚、中亚国家使节和大食、波斯商人也还继续沿着灵州和青唐路到中原地区进行贸易。西夏国对经过河西边关往返销售于中原地区与西方国家之间的所有进出境货物，效仿宋朝榷场制度中有关出境、入境、过境等类别规定，实行差别税收政策进行征税。据史料记载，“或为商贩市于中国，契丹诸处，往来必由夏界,夏国将吏率十中取一，择其上品” [11]。西夏收缴十分之一的过境税，税金通常用实物代替，而且是以质量上乘的抵税。同时，西夏与西州回鹘、吐蕃、契丹、蒙古诸部的贸易十分密切，来自这些地区的商人不断将其盛产的珠玉、狨锦、硐砂、乳香、安息香、镔铁刀、乌金银器等商品过境西夏转运到宋、辽、金等国家和地区，同时许多内地商人也将丝绸、茶叶、杂货贩运到河西地区的边关，再由蕃商转运到西域及阿拉伯国家出售。西夏不仅从中大获其利，还充实了军费。
在与少数民族频繁的交往中，西夏的甘草、大黄、鹿皮、红花、苁蓉、雕翎等土特产也通过贸易渠道流入西方国家。西夏国建立后畜产品加工和纺织业的技术水平有了很大提高，生产的优质皮毛制品较多，其中毡、毯、氆氇、毛褐、帐幕、衣服、被褥、帽、鞋等非常有名，不仅供应了西夏人民生活需要，还大量通过边关榷场贸易输往境外，甚至远销西方国家，影响深远。
在特定历史时期占据十分重要地位的西夏王国，不仅在中西方货物过境贸易中发展和壮大了自己，同时也加入了古代中国与大食、印度、波斯和欧洲一些国家对外经济与文化交往的行列，对丰富和发展古代中国对外贸易，促进中华民族大融合作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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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出自《宁夏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94-9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