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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周考古的新发现——《北周田弘墓》述评
发布时间:2017-02-17 16:16:00   来源: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    作者:马晓玲   点击:

  关键词:北周;考古;田弘墓;发掘报告

  摘要:由原州联合考古队编辑而成的考古发掘报告《北周田弘墓》,不仅对该墓所有的遗迹、遗物进行了描述,还集合了体质人类学、动物考古学、植物学、科技考古学、文献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对相关问题进行多角度的讨论。

  《北周田弘墓》是一部考古发掘报告,也是迄今为止国内出版的有关北周考古的为数不多的一部报告[1]。

  原州人田弘,是北周历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在《周书》与《北史》中均有记载。他历经北魏、西魏、北周三朝,做过北周柱国大将军、原州刺史,最后官至大司空、少师。1996年,为实现中日考古学界对于北朝、隋唐墓葬和丝绸之路的合作研究,由固原博物馆、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北京大学、共立女子大学、滋贺县立大学组成的原州联合考古队,对位于宁夏固原西郊乡大堡村的田弘墓进行了调查发掘。2000年,日本勉城出版社公布了这次工作的发掘资料。本文所评述的《北周田弘墓》由文物出版社于2009年出版,是在勉城出版社版本的基础上修订完成的。

  发掘报告共分17章,依次为:第一章《地理位置与环境》,介绍了田弘墓所在地区——固原的空间地理位置与气候、农业等地理自然环境的状况;第二章《发掘经过》,主要说明了发掘项目的准备、组织和发掘始末;第三章《发掘方法和地层堆积》,是对发掘过程中所采用的发掘方法及获得的地层堆积的层位的详细描述;由于墓葬之上的地层中存在宋代灰坑、灰沟、窑址等较多遗迹,所以第四章《上层遗迹与遗物》专门介绍了这些遗迹的形制、与墓葬的位置关系、与其他遗迹的叠压打破关系及出土遗物;第五章《墓葬形制》的内容分地上、地下两部分,一方面揭示封土的规模并在此基础上尝试复原了封土的构筑过程,另一方面详细介绍了墓葬的地下部分———墓道、天井、过洞、封门墙、甬道和墓室的位置、形制;第六章《遗物出土状况》是对主室、后室、侧室、天井等各遗迹单位内所发现的遗物的出土状态所作的描述;第七章《出土遗物》则是大体上根据器物的质地分别介绍了田弘墓在发掘过程中所出土的陶器、陶俑和模型、金属器、玉器、云母、玻璃器、水晶器、泥器、骨器、木器,漆器、墓砖;第八章《墓志》介绍了志盖与志石的结构、志文;第九章《壁画》一方面详细介绍了残存于甬道、主室、侧室壁面上的壁画的保存状况与内容,另一方面对这些壁画的揭取、保护、修复方法进行了说明;第十章《人骨鉴定》主要是对墓葬内采集的人骨的性别、年龄、种族特征、病理和创伤等方面的测量和观察;第十一章《动物骨骼鉴定》则是对发掘现场采集到的动物骨骼的种属与所属部位的鉴定、统计、分析;第十二章《彩色颜料与漆器》主要介绍了田弘墓出土遗物色彩原料的分析和出土漆器的卷胎工艺和漆工技术;第十三章《玻璃材料的铅同位素比与化学组成》主要介绍了采用荧光X线分析法,对田弘墓出土的各种类玻璃珠进行无损化学成分分析,然后选取标本测试含铅同位素比值,尝试获得所用材料的产地或来源的研究;田弘墓发现了几件金属制花瓣形器物,第十四章《金属器的保存和处理》介绍了采用荧光X线分析法测定构成花瓣的金属成分以及除锈和加固的方法;第十五章《田弘墓出土的木材树种》主要介绍了关于田弘本人及夫人的内外棺、第五天井的残木片等木材的检测,确定这些木材所属树种;第十六章《关于田弘墓几个问题的讨论》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通过与其他地区发现的北周考古材料的比较,详细讨论了田弘墓的墓葬形制特征与壁画布局、内容,田弘墓志的疏证,田弘墓出土的金币、铜钱,田弘墓云母饰片的制作方法与用途;第十七章《结语》主要总结了该墓葬在田野工作方法与发掘成果方面的收获。

  从以上介绍的发掘报告的内容可以看出,其贡献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公布了一批重要的文物资料。

  与迄今所发现的北周时期墓葬相比,田弘墓的形制保持了一致性,例如,同样由长斜坡墓道、多天井、过洞、甬道和墓室构成。但是,该墓也有一些自身的特点。例如田弘墓在第四、五天井间的过洞内设置封门墙,这在以往发现的北周墓中是不见的。至于壁画的布局,田弘墓也缺乏其他北周壁画墓在墓道绘制壁画的做法。在壁画内容上,田弘墓采用了不同于被作为北周壁画墓的典型——李贤墓的构图与视角。侧身立像和人物群像与李贤墓的单幅正面人像形成鲜明对比。《北周田弘墓》丰富了我们对于北周墓葬的形制、墓室壁画的布局和内容的认识。

  虽然田弘墓与许多古代墓葬一样没有逃脱被盗的命运,但庆幸的是依然尚存有一些重要的遗物。除了其中出土的 5 枚东罗马金币,仅数量而言在中国考古中不多见,是研究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物证,制作成玉璜、玉环、玉佩和玉钗形状的玉器也是了解北周丧葬礼仪的重要发现。

  其二,重视考古学遗存的埋藏或形成过程。

  在以往的考古学研究中,惯以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中稳定存在的状态描述考古学遗存。这种静态的描述往往使我们忽略了考古学遗存的形成过程。事实上,任何考古学遗存都是经过多个环节、多个步骤的 “过程”的结果,在过程中体现的是人类的活动或行为。通过 《北周田弘墓》,可以了解到在对该墓进行发掘时,发掘者对于某些细节的关注: 一是对墓上建筑——封土现状进行了测量、发掘,最终得出了墓葬的营造者在构筑封土时所采用的四道工序。通过封土中心与墓葬后室田弘棺中心的对应,揭示出建造者最初的营造观念。二是对田弘夫妇合葬墓二次埋藏过程的揭示。作为北朝、隋唐大中型墓葬的一个重要特征,夫妇合葬在以往观察到的只是墓葬中的分属男女墓主人的不同遗物和墓志中关于合葬的记载,但对于具体的合葬过程却未曾了解。田弘墓在发掘过程中采用在墓道至第五天井预留纵向剖面的方法,使得我们了解了二次葬时,送葬者从三、四天井进入墓室进行合葬的现象[2]。

  其三,集合了体质人类学、动物考古学、植物学、科技考古学以及文献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成果。

  考古发掘中出土的人体遗骸是体质人类学的重要研究对象。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李济说过: “考古学家一定要有体质人类学的常识。”[3]关于田弘墓发现人骨的性别、年龄和种族特征等方面的鉴定,不但帮助我们从那些因为盗扰破坏而分布凌乱的遗骸中分辨出田弘及其夫人各自所属的骨骼和死亡年龄,还得到田弘的北亚蒙古人种特征这一新收获。

  动物考古研究作为复原古代人类生活环境、了解人与动物的关系、探讨人类文化及其规律的有效方法,日益成为考古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关于田弘墓出土的动物骨骼作出种属及所属部位的鉴定和损伤痕迹的观察,将有助于我们认识此地区的动物种类、自然条件和生态环境。借助树木解剖学的知识对田弘和夫人木棺以及天井中发现的涂漆木柄片、墓门等使用的木材进行形态学的分析,得出了它们所属的树种。这些动、植物的种类对于了解当时这一地区的物种、气候、环境以及这些物种和人的关系有着很重要的价值。

  探索文物产地与矿料来源是科技考古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其中铅同位素比值法是应用较多的方法之一。由于不同的成矿时间和成矿环境能够产生不同特征的铅同位素比值,因此可以根据遗物中含铅同位素比的不同来推测所用材料的产地。田弘墓出土了许多玻璃珠,以荧光 X 线分析法进行无损化学成分分析,然后再以确定为含铅的玻璃标本使用全自动表面电离型质量分析计做铅同位素比的测定。虽然通过与已知中国古代华北、华南地区铅同位素比的分布作比对,最终未能获得田弘墓玻璃珠有关产地的决定性结论,但启发了我们以新的思路考虑这些玻璃珠的来源: 即这些玻璃珠或原材料是否是从中原和宁夏以外的地区输入的? 当然,铅同位素比值法本身的局限性以及测定田弘墓玻璃珠时所使用的比对材料的完整性,或许也是影响最终结果的重要因素。无论如何,由于对所测玻璃珠的出土位置与年代都做了详细的注明,随着今后相关考古材料的增多,田弘墓的这些样本都将是很好的比较材料。

  关于田弘的文献资料,我们目前能够看到的仅有北周文学家庾信所撰《周柱国大将军纥干弘神道碑》以及《周书》、《北史》中的不多记载,所以新发现的田弘墓志文就显得极为重要了。对于志文内容的疏证,为研究田弘与北朝晚期历史提供宝贵的文字信息。

  北周田弘墓虽然是一部考古发掘报告,但汇集了多学科的研究成果。以多学科合作进行考古学研究,是现代考古学发展的一大进步,代表着考古学发展的新方向。这在21世纪的今天,看上去并没有太大的稀奇。但在上世纪90年代,却是走在了中国考古学研究方法的前沿。

  其四,发掘者独到的观察为我们认识某些看似并无关联的遗物提供了启示。

  关于集中发现于第五天井的贴金箔的云母片,发掘者把它放在东亚考古的大背景下,结合文献记载与田弘墓发现的涂漆木片和铁钉等,推测这些云母片可能是装饰在屏风上或者乘舆上的。这一推测,提醒我们在今后的考古工作中要注意类似遗物的发现;对于将错位的志石和志盖放置于盗洞北壁侧龛的情况,发掘者也给予了充分的留意。联系到盗洞东壁侧龛位置上有数个形状、大小不一的脚窝,以及盗洞发现的一匹仍保留有绳索的骨骼完整的马的个体,发掘者得出了盗墓者在盗洞壁上掏挖小龛放置墓志石,使用马匹向上拖拉墓志,但由于志石过于沉重而将马坠入盗洞内的推测。

  其五、图文并茂,相得益彰。

  《北周田弘墓》配有大量的线图、图版和表格。三者互相照应,在很大程度上方便了阅读。尤其是文中穿插的大量遗迹平剖面图、遗物分布图、器物线图,充分发挥了它们的特殊语言功能,使读者能够比较直观而准确的领会作者所描述的问题。

  不过,本书也存在进一步讨论之处。

  如,为了向读者展示遗物的出土状况,文章中穿插有多幅遗物出土情况平面图。报告第59页图50上的遗物有的直接以文字标明器物,有的以阿拉伯数字表示。这种不统一的表示方法容易让读者产生混乱。如果能够在平面图上将出土遗物全部以数字编号,然后在图下对每个编号作文字说明,这样读者就能很容易的识别出图中的每一个编号所代表的出土器物。另外,这张图上有的遗物旁既有新编号,还有原编号,所谓的原编号是发掘时给出的号,同时也是勉城出版社所出版的《北周田弘墓》版本中平面图上的号,这一点应该在文中有所交代。平面图上存在多处器物只有编号,没有文字说明的情况。或许是因为这幅平面图的绘制时隔久远,今天重新编辑这本报告时已经无法再找到原资料或搞清楚状况重新绘制,只能采用有问题的原图,也无法对图上有编号的器物进行辨识。但是应该把情况交待清楚。否则只能让读者来猜了,这样一来,这些为了帮助人们了解和认识的图就变得没有意义了。

  前面提到过,北周田弘墓的发掘和资料的整理、编辑工作是由中日原州联合考古队共同承担。或许是因为参与工作的人员众多,再加上语言和文化背景的差异,整个报告在语言和文字表达上有些地方呈现出非汉语的表达特点。最明显的是出土器物登记表中的备注一栏,类似“破片”、“欠损”、“先端”这样的术语只能是让读者意会了。由于该报告是在中国出版,面对的应该多数是中国读者。所以在语言上还要尽量符合汉语的表达方式。

  最后,我们还需要思考两个问题:一是田弘墓是否也与北周李贤墓一样,在北周两代皇帝主张薄葬的背景下,以特别的方式应对这项政策。560年,周明帝临终时说:“丧事所需,务从俭约,敛以时服,勿使有金玉之饰。若以礼不可阙,皆令用瓦……葬日,选择不毛之地,因地势为坟,勿封勿树。且厚葬伤生,圣人所诫……”[4]周武帝也在去世前下达了主张薄葬的诏令:“丧事资用,须使俭而合礼,墓而不坟,自古通典。”[5]郑如柏曾经以同样发现于固原地区的北周柱国大将军、原州刺史李贤墓的封土规模、陶俑、壁画、墓葬的建筑形制等因素专门考察李贤墓,提出北周皇帝提倡的“薄葬”观念对于当时墓葬构筑的影响以及实际的实施情况[6]。再来观察田弘墓,不难发现田弘墓也有类似的情况。田弘墓封土高5米左右,虽然没有严格遵守“因地势为坟,勿封勿树”的诏令,但与东魏、北齐或是中原地区墓葬相比,规模都要小。陶俑的种类只有具装甲骑俑、陶狗、陶鸡。体量也很小。其中甲骑俑保存状况较好的通高仅13.8厘米,长17.9厘米,宽7.7厘米。在制作时也很粗糙。泥质红陶在烧制时因为火候较低,质地十分酥软。骑者的面部、后背、左手在制模过程中因挤压而变形。壁画方面,未见有类似北齐壁画墓那种人物繁多的仪仗队、备马出行和牛车出行场面。但在墓葬的形制上,田弘墓的墓道长45.3米,使用了5个天井、4个过洞,再加上墓室由主室、后室和侧室三部分构成,墓葬形制显然僭越了他的身份应该使用的规模。所以田弘墓的这些特征是否也印证了郑如柏所做的推测,北周时期的贵族大墓在地面可见的封土和死者生前就要制作的随葬品方面是基本遵守了皇帝所颁布的“薄葬”的命令。但如何显示出他们的身份和等级呢?由于诏令并未对墓葬的地下形式作出明确的限制,所以通过拉长墓道,增加天井和过洞来达到显示死者等级的目的,尽管天井有着为了便于施工时取土和回填的作用,但这种设施在北周时期已开始具备礼仪功能的现象是不能忽视的。当然,仅仅依靠北周时期的这几座墓葬来讨论问题尚嫌草率,还需要北周考古资料的不断发现来验证。

  另外一个问题是北周制度对于隋唐的影响。当我们探讨隋唐国家典章制度渊源、南北朝和隋唐制度之关系等问题时,会自然想到陈寅恪先生的隋唐制度三源说[7]。虽然与其他二源相比,西魏、北周对于隋唐制度的影响“实较微末”。但在墓葬形制上,北周对于隋唐的影响还是很明显的。例如以田弘墓为代表的北周大墓多使用的斜坡墓道天井洞室墓,经隋代演进到初唐时期的关中京畿地区已完全成熟定型,成为初盛唐皇室贵戚、王公大臣、贵族高官墓葬的稳定形制和唐代墓葬文化最有代表性的特征。而且北周时期对于天井在礼仪方面的作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后,将天井的数量与墓葬规模和死者的身份联系起来,尽管这时还未严格限定天井的数量与墓主人身份等级之间的关系。但到了唐代,进一步将其制度化,这显然是对北周墓葬制度的继承。

  作为中国历史考古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北周考古对于加深我们关于北朝历史和古代美术史的认识,有着重要的意义。北周墓葬的发现与研究至今虽然已有半个多世纪了,但由于考古材料较少,加上早年发现的一些北周墓葬没有公布墓葬清理报告[8],使得北周考古的深入研究有着一定的困难。虽然还不能得到某些铁定的结论,但是《北周田弘墓》提供的新材料与研究方法,定会引发关于北周考古学研究的更多思考和讨论。

  (《北周田弘墓》,由原州联合考古队编著,文物出版社,2009年8月出版。本书为16开本,精装,铜版印刷。正文307页,插图112幅,彩版48面。定价260元)

  [1]其他可见的有: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北周安伽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

  [2]罗丰.20世纪宁夏考古的回顾与反思.胡汉之间———“丝绸之路”与西北历史考古.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19.[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安阳殷墟头骨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2.

  [4]令孤德棻编.周书·明帝纪(卷四).北京:中华书局,1971:60.

  [5]令孤德棻编.周书·武帝纪(卷六).北京:中华书局,1971:107.

  [6]郑如珀.墓葬、美术与政治———宁夏固原北周李贤墓再思考.李砚祖主编.艺术与科学(卷五).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12~23.

  [7]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叙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1954:1.

  [8]倪润安.西魏北周时期墓葬的发现与述评.考古与文物,2002,(5):86

  本文出自《华夏考古》 2012年04期,146—1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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