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中国有关的韩国古籍——《直指》
牛达生
2003年8月上旬，韩国清州古印刷博物馆研究课室长黄正夏等4人造访。我们主要谈了西夏印刷、中国印刷、东方印刷向西方传播等问题。
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韩国在两个方面对我国印刷术发明权提出了挑战：一是大肆炒作出土于庆州的《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得出印刷术起源于韩国的结论；二是以高丽铸字印本《佛祖直指心体要节》(简称《直指》)为依据，得出金属活字发明于韩国的结论。对于这两个问题，包括笔者在内的我国学界，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一致认为前者是唐代印本，印刷术只能起源于中国，而非韩国；而金属活字也不是起源于韩国，而是中国。
清州是韩国古城，百济时期称为上党县；7世纪中叶新罗时期，改为西原府；王氏高丽时期，改称清州牧。清州市位于韩国中部地区，是韩国忠清北道的首府，人口有600多万。1985年，清州大学博物馆在清州牧兴德寺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出土了陶制鸱尾、“大中三年”铭文残瓦、“皇统十年兴德寺”铭文铜钵和“西原府兴德寺”铭文铜禁等重要文物。一眼可以看出前3件文物与中国有关，而上述《直指》也是与中国有关的一本古籍。这些文物、古籍说明，清州是一个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城市，是朝鲜历史上的一个重要城市。
上述文物、古籍早已引起笔者的兴趣，这里先就《直指》与中国的关系考述如下。
一、《直指》的发现与研究
《直指》(图1)，刊印于王氏高丽时期(918～1392年)清州牧兴德寺，是汉文印本。我们知道，15世纪以前朝鲜的古籍都是汉文本，朝鲜文字是李氏朝鲜(1392～1910年)第四代国王世宗李裪(1418～1449年在位)主持创制的，称为“谚文”，1446年公布实行，但此后很长一段时间，朝鲜上流社会仍然使用汉字。《直指》这本韩国古籍，可能早已失传。据韩国《印刷新闻》1998年8月14日报道，1998年7月，在韩国清州市开展了“寻找《直指》”的运动，至今未见结果。但在20世纪70年代，这本古籍却在法国露面。据说，1887年，该书为法国驻李氏朝鲜汉城公使德普兰西(Collin de P lancy，又译作葛林德)所得，现藏巴黎法国国立图书馆。
1972年，法国举行“世界图书之年”纪念活动，将《直指》展出，才为包括韩国学者在内的世人所知。韩国学者对此书的发现极为重视，经研究，他们认为《直指》为现存“世界最早的金属活字(印)本”，清州兴德寺是“世界最早的金属活字印刷术的发祥地”。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他们凭借政府的高度重视和丰厚的财力，不仅于1987年在遗址上重建了兴德寺(图2)，1992年兴建了规模宏大、内容丰富的“清州古印刷博物馆”(图3-1、2)，1996年将《直指》影印出版，更于2001年在清州召开的“第五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纪录遗产国际咨询会议”上，通过积极活动，将《直指》定为“世界最早的金属活字本”，列入“世界纪录遗产”，并颁发了证书(图4)。古籍版本的认定，本属学术研究之常事，但让联合国有关部门认定却是闻所未闻。韩国人利用一本久已流失海外的佛经，将工作做到联合国，为韩国争得了荣誉。我们不能不佩服韩国人的精明和工作的认真。
《直指》有确切的刊印年代，确是现存较早的一个铜活字印本，有一定的研究价值。但所谓其铜活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首先使用的”等，是否符合历史事实，却是有争议的。韩国学者所提出的不仅仅是一本书是什么时代的、用什么方法印刷的问题，而是涉及金属活字起源和发明的重大问题。笔者已有专文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直指》不是“金属活字最古老的书籍”，在我国，早在元代，就试图将锡字用于印刷(文载2004年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西夏活字印刷研究》)；1996年，我国著名印刷史专家潘吉星教授也在《当代韩国》(1999年夏季号)，发表了《中、韩金属活字印刷的起源》一文，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探讨，认为韩国的金属活字“技术是从元代引进的”。
二、《直指》与中国的关系
《直指》是一部什么书?该书最后三行题款提供了重要信息。题款云：“白云和尚抄录佛祖直指心体要节”，“宣光七年丁巳七月 清州牧外兴德寺铸字印施”(图5)。据载，“白云和尚”法号景贤(1298—1374)，是兴德寺住持。在韩国古籍中，“铸字”一般是指铜活字，也有铅字和铁字的。这就是说，本书是根据“白云和尚抄录”本，于“宣光七年”“铸字”印行的，是兴德寺住持景贤的弟子为纪念景贤逝世三周年募资刊印的。
这则题款十分重要，它的价值在于：为研究蒙古和高丽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资料。但同时也给我们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是“宣光”是什么年号?这个在汉文文献中很少见到的年号，为什么会出现在高丽的印本上?二是经查“宣光七年”为“北元”年号，当高丽王辛四年，我国明洪武十年，时在1377年。为什么高丽王不用明代年号，而用元代灭亡后，退到漠北的蒙古余部的北元年号?
要回答这两个问题，似有必要搞清楚高丽与明朝的关系，特别是高丽与蒙古的关系。
先谈谈北元。题款中提到的北元(1368～1402年)，是指明朝军队攻陷元朝首都大都(今北京)之后，退居蒙古草原的原元朝宗室的政权。明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建立明朝，元朝灭亡，但元朝统治者并不承认自己的失败。元顺帝妥懽贴睦尔携后妃、太子和宗室退往上都多伦(内蒙古正蓝旗东)，他们希望重新入主中原，自认为是元朝帝位的继承者，仍称大元，不改国号，一切按元朝的政治制度办事，因地处塞北，史称北元。明洪武三年(1370年)，明军发动“应昌(今内蒙古克什克腾旗西)战役”，元军失利，元顺帝死亡，太子爱猷识理达腊败走和林(今蒙古国哈尔和林)，嗣为帝，改年号为“宣光”(1370～1378年)。从元顺帝开始，北元共历七帝，历时35年。六传至鬼力赤，于1402年去大元国号，北元告终。北元恢复中原的梦想破灭了，但他们的势力仍然存在，仍然据有漠北地区，这就是明朝所称的东部蒙古鞑靼。他们的首领为元室后裔，被视为蒙古正统。
在论及高丽与明朝、元朝的关系时，再简单回顾一下朝鲜半岛的历史。朝鲜半岛有着悠久的历史。1世纪，形成高句丽、百济、新罗三个封建王朝；10世纪初，高丽王朝(918～1392年)统一朝鲜半岛；14世纪末，李氏王朝(1392～1910年)取代高丽王朝；1910年朝鲜被日本吞并，沦为日本的殖民地。二战以后，在苏联和美国的主导下，在朝鲜半岛北部建立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在朝鲜半岛南部建立了大韩民国。
明朝建立后，为统一全国而努力；而退出中原的北元，则为恢复对中原的统治而抗争。明朝与北元的关系，是对抗的激烈的战争关系。元顺帝妥懽贴睦尔退出大都后，其势力仍很强大。占据上都的元顺帝，除有蒙古故地以外，所依靠的力量主要有三支：元朝河南王扩廓帖木儿率领十余万军队，占据山西、甘肃；北元丞相纳哈出(木华黎的后裔)拥二十余万众，据守辽东；元朝梁王直接管辖之下的云南还有十余万军队，策应大元皇帝的军事行动。北元曾一度出师太原，夺回大都。对明朝而言，尤其要命的是与高丽相邻的东北地区仍由北元辽阳行省控制。北元势力的最后消亡，是在洪武二十年以后。明军依次降服了北元丞相纳哈出、北元辽王阿札失里等，直到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明军控制了辽东、漠南、甘肃和哈密等广大地区，北元势力才被彻底瓦解。如前述直到1402年，才取消北元称号。
而高丽王朝与元朝则是友好的藩属关系。918年(五代后梁贞明四年)，新罗贵族、高丽国王太祖王建，从建立高丽王朝开始，就实行中原王朝年号。王氏高丽和辽朝、金朝就有着政治上的藩属关系，到了元朝这种关系超过以往任何朝代，比以往任何朝代都更具君臣主从关系。主要表现是：从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开始，高丽就行蒙古大元年号，直到元朝灭亡；元朝视高丽为一个行省，将高丽设为征东省，高丽国王是元朝征东行省左丞相。也即高丽国王拥有双重身份，既是元朝的地方官，又是高丽国的国王。自高丽忠烈王王昛以后，历代国王都娶元朝公主为妃，成为元朝皇帝的驸马，高丽国王与元公主所生之子又被立为世子，日后再成为国王。这种极为亲近的姻亲关系，有利于元朝对高丽的控制，但对高丽王室来讲，也借助姻亲关系提高了政权的安全性。
朱元璋建立明朝的第二年，高丽即上表称臣，双方正式确立了政治上的藩属关系。在明朝的压力下，高丽君臣艰难地维持着和明朝的关系，主要使用“洪武”年号，但并没有断绝与北元的联系。明洪武七年(1374年)，高丽恭愍王王颛(1351～1374年在位)被权臣杀死，亲元的高丽王辛禑(1374～1388年在位)执政；接着，高丽有人刺杀大明使臣蔡斌，从而导致本不坚固的双方关系迅速恶化。洪武十年(1377年)二月，北元正式册封辛禑为元征东省左丞相、高丽国王，同时废除洪武年号，改行北元“宣光”年号。这就是《直指》“宣光”年号的来由。
然而，在明朝压力下，“宣光”年号只实行到洪武十一年九月，便不得不又行洪武年号，并一直使用到1392年高丽王朝灭亡，“宣光”年号只用了一年七个月。说也凑巧，就在辛王实行“宣光”年号的1377年，也即“宣光七年”，景贤的弟子们刊印《直指》一书，反映了高丽人民对北元人民的深厚情谊。
作者单位：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
本文出自：《寻根》2014 年第5期，30-3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