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文字与西夏文钱币
——浅论西夏文钱币之一
Western Xia inscriptions and coins with Western Xia inscriptions
宁夏 银川 牛达生/ Niu Da Sheng
西夏钱币中有汉文钱和西夏文钱两种，本文所述的是西夏文钱币。
一、难以识别的西夏文钱币
在谈西夏文钱之前，似有必要先谈谈西夏文字。西夏文字是记录古代党项族语言的文字，又称“番书”、“番字”。创制于西夏建国期间，约6000字，是西夏法定文字，曾在西夏公私文书中广为使用，并大量翻译汉文典籍和佛教经典。西夏学者骨勒茂才在《番汉合时掌中珠·序》中说，西夏文和汉文的关系是“论末则殊，考本则同”[1]。西夏字结构多仿汉字，用横、竖、点、撇、捺、拐、提等组字，两种文字同属表意文字。西夏文字字形方正，笔画匀称，疏密有致，造型很美，但笔画繁复，宋朝学者曾巩称其“文类符篆”(图1)[2]。西夏文也有真、行、草、篆诸体，篆书散见于金石，行、草常用于书写，而真书使用最广不仅是常用的书写文字，而且用于雕版印刷。西夏文钱币就是西夏文使用的见证之一。西夏文字在元、明期间，仍在部分党项人中使用，多为宗教文字，元代称“河西字”。约到明代中叶以后，随着党项族消亡，逐渐成为无人可识的死文字[3]。
对西夏文钱的认识，是与西夏文字的重新认识联系在一起的。研究钱币，离不开史志谱录。南宋洪遵《泉志》是现存最早的钱谱。在古文献中，最早的一枚西夏文钱，就是著录在《泉志》中的“梵字钱”，认为它“文不可辨”[4]。经研究，这枚钱就是西夏文“大安宝钱”，但其钱文如图2所示，与正品“大安宝钱”四字相去甚远，当是不识西夏字的人附会汉字笔画而成。
既然是西夏文“大安宝钱”，又为什么要称为“梵字钱”呢?原来当时的洪遵，把既不认识其钱文，又不知为何国铸钱的钱币，泛称为“梵字钱”。这枚“梵字钱”，经过数百年后到了清代，人们还是不能认识，《康熙字汇补》对“梵字钱”四字表现出浓厚兴趣，并收入其字，说其字“音义未详”。乾隆皇帝钦定的《钱录》等，仍然沿袭《泉志》之说，认为“梵字钱”“文不可辨”。
二、“梵字钱”找到了娘家
那么，《泉志》中的“梵字钱”又是如何认识的呢?一句话，是和西夏文字的发现和重新认识联系在一起的。清嘉庆九年(1804年)，清代乾嘉派学者张澍，在其故乡凉州发现了著名的“西夏碑”，即西夏文和汉文合璧的《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铭》，才使人们重新认识了西夏文字。说也凑巧，发现“西夏碑”的第二年，即嘉庆十年(1805年)，清代金石学家刘青园云游到凉州，又正逢这里出土西夏窖藏古钱两大瓮，他从中捡得千余枚，其中就有“梵字钱”，经与碑上西夏文对照，才知所谓“梵字”就是西夏文字。他兴奋地说，数百年前，洪遵对这些字就不认识，“数百年后破此疑窦，亦快事也。”[5]。从此，“梵字钱”才找到娘家，人们开始称其为“西夏梵字钱”或“西夏梵书钱”，并出现在众多的清代钱谱中，如《吉金所见录》、《古泉汇》等。
但是，当时仅知钱文为西夏文字，却无法释读。直到民国三年(1914年)，随着西夏学的发展和对西夏文字的释读，西夏学者罗福苌，才在其所著《西夏国书略说》中，将四种西夏文钱分别译释为“福圣宝钱”
“大安宝钱”
“乾祐宝钱”
“天庆宝钱”
[6]，从而结束了西夏文钱统称“梵字钱”的历史，为译释西夏文钱做出了重大贡献。1937年，古泉家赵权之又在北京发现了“贞观宝钱”
[7]，使西夏文钱币品种更为丰富。
三、可确认的五种西夏文钱币
从1937年到现在，又过了将近80年，西夏钱币又有很多重要的发现，如汉文隶书“大安通宝”、篆书“光定元宝”等。那么，西夏文钱是否有新的品种发现呢?遗憾的是尽管不时有所谓发现新的西夏文钱币的报道，但可确认的仍是上述5种。考古资料证明，20世纪70年代以来，上述5种西夏文钱，在西夏故地的宁夏、甘肃、陕北和内蒙古西部广大地区都有出土。其中“贞观”钱较为罕见，市场价格较高，“福圣”和“乾祐”“天庆”也不太多；最多的是“大安宝钱”，在远离西夏故土的内蒙古东部林西、通辽、奈曼旗、巴林左旗，吉林扶余，辽宁朝阳，甘肃临夏，陕西西安等地均有出土和发现。说也奇怪，近年，还在朝鲜发现了一枚“乾祐宝钱”[8]，联系在日本曾出土过汉文“天盛元宝”[9]，说明钱币是随着商品流通的，个别钱可能流通很远。
这5种西夏文钱的共同点：皆为铜钱，没有铁钱，皆为小平钱，没有大钱；皆为旋读，没有对读。但书体稍有差异，“福圣”、“大安”皆为行书，尚欠规范，“大安”钱体文字多有变化，良莠不齐，有的优于“福圣”，“贞观”和“乾祐”“天庆”三钱，皆为真书，文字优美规整。这些钱币文字，还是研究西夏文字和书法的重要实物资料。在中华大地上，少数民族用本民族文字铸造流通货币，最早的就是西夏。与西夏同时的辽、金，却没有将契丹文、女真文用于流通货币。西夏文钱币是西夏文化的个重要方面，体现了西夏独立自主、务实求新的精神。
兹将这5种钱币简介如下：
福圣宝钱：西夏毅宗福圣承道年间(1053～056年)铸。面西夏文
，因西夏语法动词在宾语之后，直译为“圣福宝钱”(图3)。史载，南宋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西夏“始立通济监铸钱” [10] “福圣宝钱”的铸造比史载约早100年，是西夏最早铸造的钱币。或许因经验不足，轮廓不够规整，文字多浮浅，钱肉厚薄不匀。一般钱径23～25毫米，穿边长5～6.5毫米，廓厚1.2～1.6毫米，重3.5～5克。古谱不见著录，最早见于罗福苌《西夏国书略说》。20世纪80年代以来，宁夏、内蒙古、甘肃和陕北地区屡有出土，多为1枚或2枚，1987年内蒙古乌审旗陶利窖藏出土7枚，十分难得[11]。
大安宝钱：西夏惠宗大安年间(1075——1085年)铸。面西夏文
，汉译为“大安宝钱”。钱文多浮浅不清，但也有形制规整、文字清晰的，较“福圣”为优。间有月纹、星纹、横纹、竖纹等钱，版别较多(图4)，但数量极少，市场价格较高。钱径22～25.6毫米，穿边长5.6～7.2毫米，廓厚0.9～1.7毫米，重3～5.6克。南宋洪遵《泉志》最早著录，称为“梵字钱”。钱图文字如前述为附会汉文笔画组合而成。清嘉庆十年(1805年)凉州(今甘肃武威)窖藏首次出土，著录于《吉金所见录》，称“西夏梵字钱”，此后钱谱如《古泉汇》等多相沿著录。1975年以来，宁夏、内蒙古、甘肃、陕西等地多有出土，远及内蒙古东部、吉林扶余、辽宁朝阳等地也有发现。是西夏文钱币中数量最多、流布最广的品种。中国国家博物馆、上海博物馆、甘肃博物馆、宁夏博物馆均有收藏。
贞观宝钱：西夏崇宗贞观年间(1101～1113年)铸。面西夏文
(图5)，汉译为“贞观宝钱”。与“福圣”“大安”比，字文清晰，品相明显提高。钱径多在27毫米以上，有人称其为“折二钱”。钱文第四字“
(钱)”字，异于它钱。据查，此字西夏文义为“本”“根源”“根本”等。从文字角度看，此字如何译得更为科学、准确，尚待文字专家研究。钱径24～27.2毫米，穿边长6.5～8毫米，廓厚1.8～2毫米，重3.8～6.4克。史志旧谱不载。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赵权之在北京购得一枚，撰文研究，《泉币》第三期(1940年)还对赵文作了介绍。中国国家博物馆藏、上海博物馆皆藏一品。20世纪90年代以来，宁夏盐池、内蒙古额济纳旗、甘肃武威亦有出土。
乾祐宝钱：西夏仁宗乾年间(1170～1193)铸造。面西夏文
(图6)，汉译为“乾祐宝钱"。这种钱一般文字清晰，轮廓规整，铸工较好。钱径23.5～25毫米，穿边长5～5.8毫米，廓厚1.9～2.2毫米，重3.4～4克。清嘉庆十年(1805)凉州窖藏首次出土，其钱图最早见于《古泉汇》，因不识钱文文字，称其为“西夏梵书钱”。《泉货汇考》、《古钱大辞典》等相沿著录。1970年以来，宁夏甘肃、陕北等地均有出土。中国国家博物馆、上海博物馆、甘肃博物馆、宁夏博物馆均有收藏。
天庆宝钱：西夏桓宗天庆年间(1170～1193年)铸。面西夏文
(图7)，汉译为“天庆宝钱”。制作规整，文字清晰，笔画规整，见有背星纹者。一般钱径23.4～25.2毫米，穿边长5～6.5厘米，重3.8～5.5克。清嘉庆十年(1805年)凉州窖藏首次出土。其钱图最早见于《古泉汇》，因不识西夏文字，称其为“西夏梵书钱”。《泉货汇考》、《古钱大辞典》等相沿著录。1970年以来，宁夏、甘肃、陕北等地均有出土。中国国家博物馆、上海博物馆、甘肃博物馆、宁夏博物馆均有收藏。
四、“福圣宝钱”改译为“禀德宝钱”根据不足
在西夏钱币的研究中，有些问题尚待解决，如“福圣宝钱”是否要改译为“禀德宝钱”，西夏钱币是否是流通货币，还有近期发现的所谓西夏文钱是否是真正的西夏钱币等。除第3个问题拟另文探讨外，这里就前两个问题略抒己见，恭请同好指正。
“福圣宝钱”
，最早著录于1914年出版的罗福苌《西夏国书略说》，是当时已知的4种西夏文钱之一[12]。70多年来，学术界一直以此称呼，未见有人提出异议。1989年，甘肃著名西夏学家陈炳应《西夏文“福圣宝钱”辨证》一文发表[13]，文章提出“似应译为‘禀德宝钱’
”，从而引发了关于“福圣宝钱”译文的争论。笔者认为陈先生所论，尚有商榷的余地。
陈先生的根据是：
1.认为“福圣”二字“字形不对”。陈先生根据实物钱文，用很大篇幅，对“
(福圣)”二字进行了分解。其主要观点是，认为“
(圣)”应译为“
(德)”字，它由左、中、右三部分组成，中间应有
形结构，右侧应为“匕”形结构。“
(福)”应译为“
(禀)”，也由左、中、右三部分组成，中间应有
形结构，右侧有“匕”形结构。实物钱文所以看不到两字的“匕”形结构，是因为“缺笔”所致。
2.认为“钱币是建立王朝的标志之一"，每个新的王朝都用自己新铸钱币取代旧币。西夏开国皇帝李元昊雄才大略，主张“一王之兴，必有一王之制”，当然也应开炉铸钱。从理论上为元昊铸钱提出了依据。
这一观点的提出，至今正好20年了，在钱币界、收藏界和西夏学界影响不小，也有个别人提出是否可用这一新的称呼来取代“福圣宝钱”。但是，这一说法始终未能获得学术界特别是西夏文字专家的认同。
笔者认为，从理论上讲，钱币是建立王朝的标志之一，一个新的王朝诞生后，是应该铸造和使用新王朝钱币的。但是，各朝有各朝的情况，不能一概而论。问题是究竟造了没有，一要看有无文献记载，二要看有无实物佐证。其实，翻开史籍，就可明白新王朝是不一定都铸了新钱的。《宋史，食货志》载，“盖自五代以来，相承用唐旧钱，其别铸者殊显”。也就是说，唐末以来，由于“长期战争的破坏，生产落后，社会不安，经济基础差，币值不稳定，铸钱也较少。”[14]后梁、后唐基本上沿用唐开元旧钱，后周开国皇帝郭威就没有铸钱。与西夏同时期的金，建国于1115年，其初期概用“辽宋旧钱”，直到数十年后的第四代海陵王贞元二年(1154年)，才发行交钞，与“旧钱并用”；正隆三年(1157年)，“始议鼓铸”，铸造了“肉好、字文峻整”的“正隆通宝”[15]。据此推论，元昊没有铸钱，也是完全说的通的。
尽管如此，元昊是否铸钱，还是我们一直关注的一个问题。多少年来，西夏考古有很多重要的发现，但既未见到元昊铸钱的相关文献，更未见有新的实物发现。这种情况应如何解释呢?一如陈先生所言：“党项人早已习惯使用钱币了”，但习惯使用的是唐宋旧钱，而不是西夏新铸钱币。其中的原因，或许因元昊建国初期，百事待举，还未顾及铸币，更可能与西夏货币经济不够发达有关，西夏原属唐宋故地，到处充斥的唐宋旧钱，已足以满足社会的需求而无需另铸新钱[16]。当然我们也期待着新的考古发现，能证明元昊时已开炉铸钱。
再说字形。陈先生认为“福圣”应译为“禀德"，就是从字形上开始说的。这里也从字形上作一对比。现在可以见到的西夏文字可分为两类：一类为规范字，一类为文物上的西夏字。因为部分规范字，与文物上的西夏字在字形上是有差异的。
规范字，这是近百年来西夏文字研究的重要成果，有出版物《夏汉字典》[17]可查，还有软件可以用电脑输入。规范字“福圣”二字，即西夏文
；“禀德”二字，西夏文作
。“禀德”、“福圣”这两对西夏字，字形相差甚远，就是完全不懂西夏文字的人，只要仔细比对，一看就会明白。用“福圣宝钱”实物钱文比对，似乎“
(福圣)”比“
(禀德)”更接近钱文字形。笔者所见10多枚“福圣宝钱”，文字多不清晰，特别是右字“
(福)”更难看出个眉眼。但晋博所藏一枚(图8，略有放大)，文字较为清晰，可资比对。
再从文物上的西夏字来说，笔者从银川西夏陵出土残碑拓片中，选出“
(圣)”字(图9，第2行第2字)、“
(福)”字(图10，第4行第2字)。这两个字与规范字略有差异，但可以看出它与钱币实物文字更为接近，特别是“
(圣)”、字。罗福苌《西夏国书略说》所模刻的“福圣宝钱”钱图(图11，略有放大)，也与实物钱文接近。而西夏启蒙读物《番汉合时掌中珠》中的“
(禀德)”二字(图12)，它与规范字基本相同，却与钱币实物文字相去较远。
我们还可进一步分析：
1.无论实物“
(圣)”字还是规范“
(圣)”字，都没有所谓的“
(德)”字中间的这一
形结构。西夏官印背款大多刻有年款，其中可比对的“德”字甚多。这些年款尽管有不清楚、不规范者，但无
一字缺这一结构的(图13，第1字)[18]。也就是说，如果钱文上的“
(圣)”字是“
(德)”字的话，它的中间是必须有这
一形结构的。实物钱文如图3一2，似乎有
一个缺右腿的形结构，这应是钱币铸造不精所致，而非“
(圣)”字中间的结构。
2.在“
(福)”字中，无论如何也看不到“
(禀)”字中的这
一形结构。更为重要的是西夏文“
(禀德)”二字，右侧都有一类似“匕"字的结构，而实物钱文一字，右侧却是向内倾的，并无向右弯曲的笔势。在己见到的西夏文物特别是官印上的背款西夏文字，尽管有不少字的写法不够规范，甚至还有缺胳膊少腿的错字，但遇有“匕”或“L”笔形，尾笔必定会折向右侧的。实物钱文“福圣”二字，看不到向右弯曲的笔势，这并不是陈先生所说的“缺笔”，而是“
(圣)”字、“
(福)”字本身就没有这一结构。
西夏是1038年建国的。在建国前的1037年创制了西夏文字，称为“番书”“番字”，并“尊为国书，凡国中艺文诰牒，尽易番书[19]。但是，迄今为止，在考古中尚未发现元昊时期西夏字的文献和带有西夏字的实物资料。2001年，宁夏考古部门发掘了宁夏永宁县闽宁村党项大族野利家族[20]墓地。这是现知最早的西夏墓葬，也是仅次于西夏陵的重要墓葬。然而，在这里出土的237块碑文残片，竟无一片是西夏文字的[21]。这说明西夏文字的推广使用是有一个过程的。元昊时期还是西夏文字使用的初始阶段，西夏文字的应用远未推广开来。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元昊将西夏文字用于钱币的铸造的可能性不大。
综上所述，陈说固仍可作为一说，但是在没有新的发现可证其说时，眼下还是以大家习用的“福圣宝钱”为好。顺便说一句，陈先生是我的好友，想不到先生已于2009年作古，失去亲自与先生交流意见的机会，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陈先生勤奋好学，著述甚多，在西夏学研究上作出重大贡献。在此，对先生仙逝深致怀念之意。
五、西夏钱币是流通货币
包括西夏文钱币在内的西夏钱币，究竟是什么性质的钱币，这是历来泉界关注的一个问题。有人认为，西夏钱币特别是西夏文钱币，因其铸造数量过少，不足以承担流通的任务，它只能点缀于宫廷的“赏赐之物”，或者说是什么“纪念币”。笔者对此不敢苟同。
西夏钱币数量的确是少得可怜，20世纪80年代初，笔者曾经手贺兰山3处西夏窖藏钱币(图14)的整理和研究工作，据统计，西夏钱币只占总数的1.32%。笔者收集的内蒙古、甘肃、陕北等地西夏铜钱窖藏出土资料，其中西夏钱币也没有超过2%的。西夏钱币传世品极少，应该说大部分传世品也是出土后流向社会的[22]。尽管如此，西夏钱币仍然是流通货币。理由是，如果它只是“赏赐品”或是“纪念币”之类，应该和主人的其他珍贵物品存放在一起，另行珍藏，而不会和一般的、经常使用的流通货币放在一起。就如当今也发行各种纪念币，大多可以进入流通领域，但人们在得到这些纪念币之后，只会将其珍藏，而不会放在日常使用的钱币中，将其消费。在窖藏出土的流通货币中，不管西夏货币所占份额多少，只能说它是流通钱币。难道只有占80%的宋钱和其他钱币是西夏流通货币，而其中的西夏文钱币就不是流通货币吗?当然不是。要知道人们在使用这钱币时，是不会在乎钱币文字的，人们只关心币值的大小，它是小平还是折二、当五；还有就是好钱还是恶钱，将良币放在手中，而将恶币先花出去。就如同人民币上有版别年份，但我们使用时，只看它是10元券，还是百元券，是新纸币还是破损的纸币，而不在乎票面上印的是哪一年。
顺便说一句，除上述5种学界所公认的西夏文钱币外，还有另外一些所谓西夏文钱币，有的上了钱谱，被视为正品钱，如西夏文折二“大安宝钱”。有的出自民间，亦被认为是西夏正品，如西夏文折二“福圣宝钱”。特别是，近年来在报刊上发表的一些所谓“新发现”的西夏文钱币，如折二“正德宝钱”，还有什么“奲都宝钱”“人庆宝钱”等，这些钱币是否是真正的西夏钱，值得探讨，有待证实。在今天造假成风的不良社会氛围中，切不可以为是报刊上发表的，就认为是真品。(注：部分彩图采自杨森《西夏钱币汇考》，宁夏人民出版社，2007，谨致谢意)(本文作者系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西夏学研究专家)。
注释：
[1](西夏)骨勒茂才著、黄振华、聂鸿音、史金波整理：《番汉合时掌中珠·序》，宁夏人民出版社，1989年。
[2](宋)曾巩：《隆平集》，赵铁寒主编：《宋史资料萃编》第一组，(台湾)文海出版社，1967年。
[3]郑绍宗、王静如：《保定出土明代西夏文石幢》，载《考古学报》1977年第1期。
[4](宋)洪遵：《泉志》卷一一，成书于南宋绍兴十九年(1149)。
[5](清)初尚龄：《吉金所见录》卷一三“宋伪品·西夏梵字钱”；清嘉庆十四年(1809年)刻本。
[6]罗福苌：《西夏国书略说·西夏国书钱》，东山学社石印本，1914年；1931年再版；1937年上海再版。
[7]赵权之：《介绍新发现一种西夏文钱》，载《泉币》总3期，1940年。
[8]宋文进：《朝鲜发现西夏文“乾祐宝钱”》；牛达生：《也谈朝鲜发现西夏文“乾祐宝钱”》，分别载《内蒙古金融研究.钱币增刊》2006年3、4期。
[9](日)水上正胜著、阿祥译：《志海苔出土古钱的金属成分》，载《中国钱币》1985年第3期(其中有“天盛元宝”)。
[10]《宋史·夏国传》卷四八六。
[11]伊盟文物工作站、乌审旗文物管理所：《内蒙古乌审旗陶利出土西夏窖藏古钱》，载《内蒙古金融》1989年第3期。
[12]罗福苌：《西夏国书略说》，东山学社印本，1914年、1931年再版，1937年上海再版，其他3种西夏文钱是“大安宝钱”“乾祐宝钱”和“天庆宝钱”。
[13]陈炳应：《西夏文“福圣宝钱”辨证》，载《甘肃金融·1989年·增三》。
[14]千家驹、郭彦岗：《中国货币史纲要》第二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
[15]《金史·食货志·钱币》卷四八。
[16]近30年来，在宁夏、甘肃、内蒙古和陕北发现的西夏窖藏钱币，其中最多是北宋钱，占到80～90%，唐开元钱也不少，而西夏钱仅占2~3%。
[17]李范文：《夏汉字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初版，2008年再版。
[18]罗福颐《西夏官印汇考》，宁夏人民出版社，1982年。该书汇集“元德”“正德”和“大德”诸年官印有20方之多。附图8译文为“正德四年”。
[19]戴锡章编撰、罗矛昆校点：《西夏记》卷六，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
[20]野利氏为党项八部之一，是西夏大族。夏国王李继迁娶妻野利氏，生子德明；景宗李元昊娶妻野利氏，西夏建国后封为皇后。野利旺荣、野利遇乞皆为西夏大将，分掌左右厢兵，多有战功。野利仁荣创制西夏国书，建蕃学，译《孝经》《尔雅》，《四言杂字》等儒家经典为蕃语，以蕃字教授学生。仁宗天盛十六年(1164)，为表彰其创制西夏文字之功，追赠为“广惠王”。
[21]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闽宁村西夏墓地》，科学出版社，2004年。
[22]牛达生：《从出土西夏窖藏钱币看西夏货币经济》，载《宁夏社会科学》1986年第2期。
本文出自：《西部金融·钱币研究2010年增刊总第四期》，20-2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