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为首页  |   加入收藏 | 繁体中文

学术研究

首页 > 学术研究 > 正文

西夏文字与西夏文钱币
——浅论西夏文钱币之一
发布时间:2018-11-15 10:25:52   来源:《西部金融·钱币研究2010年增刊总第四期》    作者:牛达生   点击:

西夏文字与西夏文钱币

——浅论西夏文钱币之一

Western Xia inscriptions and coins with Western Xia inscriptions

宁夏 银川 牛达生/ Niu Da Sheng

  西夏钱币中有汉文钱和西夏文钱两种,本文所述的是西夏文钱币。

  一、难以识别的西夏文钱币

  在谈西夏文钱之前,似有必要先谈谈西夏文字。西夏文字是记录古代党项族语言的文字,又称“番书”、“番字”。创制于西夏建国期间,约6000字,是西夏法定文字,曾在西夏公私文书中广为使用,并大量翻译汉文典籍和佛教经典。西夏学者骨勒茂才在《番汉合时掌中珠·序》中说,西夏文和汉文的关系是“论末则殊,考本则同”[1]。西夏字结构多仿汉字,用横、竖、点、撇、捺、拐、提等组字,两种文字同属表意文字。西夏文字字形方正,笔画匀称,疏密有致,造型很美,但笔画繁复,宋朝学者曾巩称其“文类符篆”(图1)[2]。西夏文也有真、行、草、篆诸体,篆书散见于金石,行、草常用于书写,而真书使用最广不仅是常用的书写文字,而且用于雕版印刷。西夏文钱币就是西夏文使用的见证之一。西夏文字在元、明期间,仍在部分党项人中使用,多为宗教文字,元代称“河西字”。约到明代中叶以后,随着党项族消亡,逐渐成为无人可识的死文字[3]。

  对西夏文钱的认识,是与西夏文字的重新认识联系在一起的。研究钱币,离不开史志谱录。南宋洪遵《泉志》是现存最早的钱谱。在古文献中,最早的一枚西夏文钱,就是著录在《泉志》中的“梵字钱”,认为它“文不可辨”[4]。经研究,这枚钱就是西夏文“大安宝钱”,但其钱文如图2所示,与正品“大安宝钱”四字相去甚远,当是不识西夏字的人附会汉字笔画而成。

  既然是西夏文“大安宝钱”,又为什么要称为“梵字钱”呢?原来当时的洪遵,把既不认识其钱文,又不知为何国铸钱的钱币,泛称为“梵字钱”。这枚“梵字钱”,经过数百年后到了清代,人们还是不能认识,《康熙字汇补》对“梵字钱”四字表现出浓厚兴趣,并收入其字,说其字“音义未详”。乾隆皇帝钦定的《钱录》等,仍然沿袭《泉志》之说,认为“梵字钱”“文不可辨”。

  二、“梵字钱”找到了娘家

  那么,《泉志》中的“梵字钱”又是如何认识的呢?一句话,是和西夏文字的发现和重新认识联系在一起的。清嘉庆九年(1804年),清代乾嘉派学者张澍,在其故乡凉州发现了著名的“西夏碑”,即西夏文和汉文合璧的《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铭》,才使人们重新认识了西夏文字。说也凑巧,发现“西夏碑”的第二年,即嘉庆十年(1805年),清代金石学家刘青园云游到凉州,又正逢这里出土西夏窖藏古钱两大瓮,他从中捡得千余枚,其中就有“梵字钱”,经与碑上西夏文对照,才知所谓“梵字”就是西夏文字。他兴奋地说,数百年前,洪遵对这些字就不认识,“数百年后破此疑窦,亦快事也。”[5]。从此,“梵字钱”才找到娘家,人们开始称其为“西夏梵字钱”或“西夏梵书钱”,并出现在众多的清代钱谱中,如《吉金所见录》、《古泉汇》等。

  但是,当时仅知钱文为西夏文字,却无法释读。直到民国三年(1914年),随着西夏学的发展和对西夏文字的释读,西夏学者罗福苌,才在其所著《西夏国书略说》中,将四种西夏文钱分别译释为“福圣宝钱”“大安宝钱”“乾祐宝钱”“天庆宝钱” [6],从而结束了西夏文钱统称“梵字钱”的历史,为译释西夏文钱做出了重大贡献。1937年,古泉家赵权之又在北京发现了“贞观宝钱”[7],使西夏文钱币品种更为丰富。

  三、可确认的五种西夏文钱币

  从1937年到现在,又过了将近80年,西夏钱币又有很多重要的发现,如汉文隶书“大安通宝”、篆书“光定元宝”等。那么,西夏文钱是否有新的品种发现呢?遗憾的是尽管不时有所谓发现新的西夏文钱币的报道,但可确认的仍是上述5种。考古资料证明,20世纪70年代以来,上述5种西夏文钱,在西夏故地的宁夏、甘肃、陕北和内蒙古西部广大地区都有出土。其中“贞观”钱较为罕见,市场价格较高,“福圣”和“乾祐”“天庆”也不太多;最多的是“大安宝钱”,在远离西夏故土的内蒙古东部林西、通辽、奈曼旗、巴林左旗,吉林扶余,辽宁朝阳,甘肃临夏,陕西西安等地均有出土和发现。说也奇怪,近年,还在朝鲜发现了一枚“乾祐宝钱”[8],联系在日本曾出土过汉文“天盛元宝”[9],说明钱币是随着商品流通的,个别钱可能流通很远。

  这5种西夏文钱的共同点:皆为铜钱,没有铁钱,皆为小平钱,没有大钱;皆为旋读,没有对读。但书体稍有差异,“福圣”、“大安”皆为行书,尚欠规范,“大安”钱体文字多有变化,良莠不齐,有的优于“福圣”,“贞观”和“乾祐”“天庆”三钱,皆为真书,文字优美规整。这些钱币文字,还是研究西夏文字和书法的重要实物资料。在中华大地上,少数民族用本民族文字铸造流通货币,最早的就是西夏。与西夏同时的辽、金,却没有将契丹文、女真文用于流通货币。西夏文钱币是西夏文化的个重要方面,体现了西夏独立自主、务实求新的精神。

  兹将这5种钱币简介如下:

  福圣宝钱:西夏毅宗福圣承道年间(1053~056年)铸。面西夏文,因西夏语法动词在宾语之后,直译为“圣福宝钱”(图3)。史载,南宋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西夏“始立通济监铸钱” [10] “福圣宝钱”的铸造比史载约早100年,是西夏最早铸造的钱币。或许因经验不足,轮廓不够规整,文字多浮浅,钱肉厚薄不匀。一般钱径23~25毫米,穿边长5~6.5毫米,廓厚1.2~1.6毫米,重3.5~5克。古谱不见著录,最早见于罗福苌《西夏国书略说》。20世纪80年代以来,宁夏、内蒙古、甘肃和陕北地区屡有出土,多为1枚或2枚,1987年内蒙古乌审旗陶利窖藏出土7枚,十分难得[11]。

  大安宝钱:西夏惠宗大安年间(1075——1085年)铸。面西夏文,汉译为“大安宝钱”。钱文多浮浅不清,但也有形制规整、文字清晰的,较“福圣”为优。间有月纹、星纹、横纹、竖纹等钱,版别较多(图4),但数量极少,市场价格较高。钱径22~25.6毫米,穿边长5.6~7.2毫米,廓厚0.9~1.7毫米,重3~5.6克。南宋洪遵《泉志》最早著录,称为“梵字钱”。钱图文字如前述为附会汉文笔画组合而成。清嘉庆十年(1805年)凉州(今甘肃武威)窖藏首次出土,著录于《吉金所见录》,称“西夏梵字钱”,此后钱谱如《古泉汇》等多相沿著录。1975年以来,宁夏、内蒙古、甘肃、陕西等地多有出土,远及内蒙古东部、吉林扶余、辽宁朝阳等地也有发现。是西夏文钱币中数量最多、流布最广的品种。中国国家博物馆、上海博物馆、甘肃博物馆、宁夏博物馆均有收藏。

  贞观宝钱:西夏崇宗贞观年间(1101~1113年)铸。面西夏文(图5),汉译为“贞观宝钱”。与“福圣”“大安”比,字文清晰,品相明显提高。钱径多在27毫米以上,有人称其为“折二钱”。钱文第四字“(钱)”字,异于它钱。据查,此字西夏文义为“本”“根源”“根本”等。从文字角度看,此字如何译得更为科学、准确,尚待文字专家研究。钱径24~27.2毫米,穿边长6.5~8毫米,廓厚1.8~2毫米,重3.8~6.4克。史志旧谱不载。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赵权之在北京购得一枚,撰文研究,《泉币》第三期(1940年)还对赵文作了介绍。中国国家博物馆藏、上海博物馆皆藏一品。20世纪90年代以来,宁夏盐池、内蒙古额济纳旗、甘肃武威亦有出土。

  乾祐宝钱:西夏仁宗乾年间(1170~1193)铸造。面西夏文(图6),汉译为“乾祐宝钱"。这种钱一般文字清晰,轮廓规整,铸工较好。钱径23.5~25毫米,穿边长5~5.8毫米,廓厚1.9~2.2毫米,重3.4~4克。清嘉庆十年(1805)凉州窖藏首次出土,其钱图最早见于《古泉汇》,因不识钱文文字,称其为“西夏梵书钱”。《泉货汇考》、《古钱大辞典》等相沿著录。1970年以来,宁夏甘肃、陕北等地均有出土。中国国家博物馆、上海博物馆、甘肃博物馆、宁夏博物馆均有收藏。

  天庆宝钱:西夏桓宗天庆年间(1170~1193年)铸。面西夏文(图7),汉译为“天庆宝钱”。制作规整,文字清晰,笔画规整,见有背星纹者。一般钱径23.4~25.2毫米,穿边长5~6.5厘米,重3.8~5.5克。清嘉庆十年(1805年)凉州窖藏首次出土。其钱图最早见于《古泉汇》,因不识西夏文字,称其为“西夏梵书钱”。《泉货汇考》、《古钱大辞典》等相沿著录。1970年以来,宁夏、甘肃、陕北等地均有出土。中国国家博物馆、上海博物馆、甘肃博物馆、宁夏博物馆均有收藏。

  四、“福圣宝钱”改译为“禀德宝钱”根据不足

  在西夏钱币的研究中,有些问题尚待解决,如“福圣宝钱”是否要改译为“禀德宝钱”,西夏钱币是否是流通货币,还有近期发现的所谓西夏文钱是否是真正的西夏钱币等。除第3个问题拟另文探讨外,这里就前两个问题略抒己见,恭请同好指正。

  “福圣宝钱”,最早著录于1914年出版的罗福苌《西夏国书略说》,是当时已知的4种西夏文钱之一[12]。70多年来,学术界一直以此称呼,未见有人提出异议。1989年,甘肃著名西夏学家陈炳应《西夏文“福圣宝钱”辨证》一文发表[13],文章提出“似应译为‘禀德宝钱’”,从而引发了关于“福圣宝钱”译文的争论。笔者认为陈先生所论,尚有商榷的余地。

  陈先生的根据是:

  1.认为“福圣”二字“字形不对”。陈先生根据实物钱文,用很大篇幅,对“(福圣)”二字进行了分解。其主要观点是,认为“(圣)”应译为“(德)”字,它由左、中、右三部分组成,中间应有形结构,右侧应为“匕”形结构。“(福)”应译为“(禀)”,也由左、中、右三部分组成,中间应有形结构,右侧有“匕”形结构。实物钱文所以看不到两字的“匕”形结构,是因为“缺笔”所致。

  2.认为“钱币是建立王朝的标志之一",每个新的王朝都用自己新铸钱币取代旧币。西夏开国皇帝李元昊雄才大略,主张“一王之兴,必有一王之制”,当然也应开炉铸钱。从理论上为元昊铸钱提出了依据。

  这一观点的提出,至今正好20年了,在钱币界、收藏界和西夏学界影响不小,也有个别人提出是否可用这一新的称呼来取代“福圣宝钱”。但是,这一说法始终未能获得学术界特别是西夏文字专家的认同。

  笔者认为,从理论上讲,钱币是建立王朝的标志之一,一个新的王朝诞生后,是应该铸造和使用新王朝钱币的。但是,各朝有各朝的情况,不能一概而论。问题是究竟造了没有,一要看有无文献记载,二要看有无实物佐证。其实,翻开史籍,就可明白新王朝是不一定都铸了新钱的。《宋史,食货志》载,“盖自五代以来,相承用唐旧钱,其别铸者殊显”。也就是说,唐末以来,由于“长期战争的破坏,生产落后,社会不安,经济基础差,币值不稳定,铸钱也较少。”[14]后梁、后唐基本上沿用唐开元旧钱,后周开国皇帝郭威就没有铸钱。与西夏同时期的金,建国于1115年,其初期概用“辽宋旧钱”,直到数十年后的第四代海陵王贞元二年(1154年),才发行交钞,与“旧钱并用”;正隆三年(1157年),“始议鼓铸”,铸造了“肉好、字文峻整”的“正隆通宝”[15]。据此推论,元昊没有铸钱,也是完全说的通的。

  尽管如此,元昊是否铸钱,还是我们一直关注的一个问题。多少年来,西夏考古有很多重要的发现,但既未见到元昊铸钱的相关文献,更未见有新的实物发现。这种情况应如何解释呢?一如陈先生所言:“党项人早已习惯使用钱币了”,但习惯使用的是唐宋旧钱,而不是西夏新铸钱币。其中的原因,或许因元昊建国初期,百事待举,还未顾及铸币,更可能与西夏货币经济不够发达有关,西夏原属唐宋故地,到处充斥的唐宋旧钱,已足以满足社会的需求而无需另铸新钱[16]。当然我们也期待着新的考古发现,能证明元昊时已开炉铸钱。

  再说字形。陈先生认为“福圣”应译为“禀德",就是从字形上开始说的。这里也从字形上作一对比。现在可以见到的西夏文字可分为两类:一类为规范字,一类为文物上的西夏字。因为部分规范字,与文物上的西夏字在字形上是有差异的。

  规范字,这是近百年来西夏文字研究的重要成果,有出版物《夏汉字典》[17]可查,还有软件可以用电脑输入。规范字“福圣”二字,即西夏文;“禀德”二字,西夏文作。“禀德”、“福圣”这两对西夏字,字形相差甚远,就是完全不懂西夏文字的人,只要仔细比对,一看就会明白。用“福圣宝钱”实物钱文比对,似乎“(福圣)”比“(禀德)”更接近钱文字形。笔者所见10多枚“福圣宝钱”,文字多不清晰,特别是右字“(福)”更难看出个眉眼。但晋博所藏一枚(图8,略有放大),文字较为清晰,可资比对。

  再从文物上的西夏字来说,笔者从银川西夏陵出土残碑拓片中,选出“(圣)”字(图9,第2行第2字)、“(福)”字(图10,第4行第2字)。这两个字与规范字略有差异,但可以看出它与钱币实物文字更为接近,特别是“(圣)”、字。罗福苌《西夏国书略说》所模刻的“福圣宝钱”钱图(图11,略有放大),也与实物钱文接近。而西夏启蒙读物《番汉合时掌中珠》中的“(禀德)”二字(图12),它与规范字基本相同,却与钱币实物文字相去较远。

  我们还可进一步分析:

  1.无论实物“(圣)”字还是规范“(圣)”字,都没有所谓的“(德)”字中间的这一形结构。西夏官印背款大多刻有年款,其中可比对的“德”字甚多。这些年款尽管有不清楚、不规范者,但无一字缺这一结构的(图13,第1字)[18]。也就是说,如果钱文上的“(圣)”字是“(德)”字的话,它的中间是必须有这一形结构的。实物钱文如图3一2,似乎有一个缺右腿的形结构,这应是钱币铸造不精所致,而非“(圣)”字中间的结构。

  2.在“(福)”字中,无论如何也看不到“(禀)”字中的这一形结构。更为重要的是西夏文“(禀德)”二字,右侧都有一类似“匕"字的结构,而实物钱文一字,右侧却是向内倾的,并无向右弯曲的笔势。在己见到的西夏文物特别是官印上的背款西夏文字,尽管有不少字的写法不够规范,甚至还有缺胳膊少腿的错字,但遇有“匕”或“L”笔形,尾笔必定会折向右侧的。实物钱文“福圣”二字,看不到向右弯曲的笔势,这并不是陈先生所说的“缺笔”,而是“(圣)”字、“(福)”字本身就没有这一结构。

  西夏是1038年建国的。在建国前的1037年创制了西夏文字,称为“番书”“番字”,并“尊为国书,凡国中艺文诰牒,尽易番书[19]。但是,迄今为止,在考古中尚未发现元昊时期西夏字的文献和带有西夏字的实物资料。2001年,宁夏考古部门发掘了宁夏永宁县闽宁村党项大族野利家族[20]墓地。这是现知最早的西夏墓葬,也是仅次于西夏陵的重要墓葬。然而,在这里出土的237块碑文残片,竟无一片是西夏文字的[21]。这说明西夏文字的推广使用是有一个过程的。元昊时期还是西夏文字使用的初始阶段,西夏文字的应用远未推广开来。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元昊将西夏文字用于钱币的铸造的可能性不大。

  综上所述,陈说固仍可作为一说,但是在没有新的发现可证其说时,眼下还是以大家习用的“福圣宝钱”为好。顺便说一句,陈先生是我的好友,想不到先生已于2009年作古,失去亲自与先生交流意见的机会,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陈先生勤奋好学,著述甚多,在西夏学研究上作出重大贡献。在此,对先生仙逝深致怀念之意。

  五、西夏钱币是流通货币

  包括西夏文钱币在内的西夏钱币,究竟是什么性质的钱币,这是历来泉界关注的一个问题。有人认为,西夏钱币特别是西夏文钱币,因其铸造数量过少,不足以承担流通的任务,它只能点缀于宫廷的“赏赐之物”,或者说是什么“纪念币”。笔者对此不敢苟同。

  西夏钱币数量的确是少得可怜,20世纪80年代初,笔者曾经手贺兰山3处西夏窖藏钱币(图14)的整理和研究工作,据统计,西夏钱币只占总数的1.32%。笔者收集的内蒙古、甘肃、陕北等地西夏铜钱窖藏出土资料,其中西夏钱币也没有超过2%的。西夏钱币传世品极少,应该说大部分传世品也是出土后流向社会的[22]。尽管如此,西夏钱币仍然是流通货币。理由是,如果它只是“赏赐品”或是“纪念币”之类,应该和主人的其他珍贵物品存放在一起,另行珍藏,而不会和一般的、经常使用的流通货币放在一起。就如当今也发行各种纪念币,大多可以进入流通领域,但人们在得到这些纪念币之后,只会将其珍藏,而不会放在日常使用的钱币中,将其消费。在窖藏出土的流通货币中,不管西夏货币所占份额多少,只能说它是流通钱币。难道只有占80%的宋钱和其他钱币是西夏流通货币,而其中的西夏文钱币就不是流通货币吗?当然不是。要知道人们在使用这钱币时,是不会在乎钱币文字的,人们只关心币值的大小,它是小平还是折二、当五;还有就是好钱还是恶钱,将良币放在手中,而将恶币先花出去。就如同人民币上有版别年份,但我们使用时,只看它是10元券,还是百元券,是新纸币还是破损的纸币,而不在乎票面上印的是哪一年。

  顺便说一句,除上述5种学界所公认的西夏文钱币外,还有另外一些所谓西夏文钱币,有的上了钱谱,被视为正品钱,如西夏文折二“大安宝钱”。有的出自民间,亦被认为是西夏正品,如西夏文折二“福圣宝钱”。特别是,近年来在报刊上发表的一些所谓“新发现”的西夏文钱币,如折二“正德宝钱”,还有什么“奲都宝钱”“人庆宝钱”等,这些钱币是否是真正的西夏钱,值得探讨,有待证实。在今天造假成风的不良社会氛围中,切不可以为是报刊上发表的,就认为是真品。(注:部分彩图采自杨森《西夏钱币汇考》,宁夏人民出版社,2007,谨致谢意)(本文作者系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西夏学研究专家)。

  注释:

  [1](西夏)骨勒茂才著、黄振华、聂鸿音、史金波整理:《番汉合时掌中珠·序》,宁夏人民出版社,1989年。

  [2](宋)曾巩:《隆平集》,赵铁寒主编:《宋史资料萃编》第一组,(台湾)文海出版社,1967年。

  [3]郑绍宗、王静如:《保定出土明代西夏文石幢》,载《考古学报》1977年第1期。

  [4](宋)洪遵:《泉志》卷一一,成书于南宋绍兴十九年(1149)。

  [5](清)初尚龄:《吉金所见录》卷一三“宋伪品·西夏梵字钱”;清嘉庆十四年(1809年)刻本。

  [6]罗福苌:《西夏国书略说·西夏国书钱》,东山学社石印本,1914年;1931年再版;1937年上海再版。

  [7]赵权之:《介绍新发现一种西夏文钱》,载《泉币》总3期,1940年。

  [8]宋文进:《朝鲜发现西夏文“乾祐宝钱”》;牛达生:《也谈朝鲜发现西夏文“乾祐宝钱”》,分别载《内蒙古金融研究.钱币增刊》2006年3、4期。

  [9](日)水上正胜著、阿祥译:《志海苔出土古钱的金属成分》,载《中国钱币》1985年第3期(其中有“天盛元宝”)。

  [10]《宋史·夏国传》卷四八六。

  [11]伊盟文物工作站、乌审旗文物管理所:《内蒙古乌审旗陶利出土西夏窖藏古钱》,载《内蒙古金融》1989年第3期。

  [12]罗福苌:《西夏国书略说》,东山学社印本,1914年、1931年再版,1937年上海再版,其他3种西夏文钱是“大安宝钱”“乾祐宝钱”和“天庆宝钱”。

  [13]陈炳应:《西夏文“福圣宝钱”辨证》,载《甘肃金融·1989年·增三》。

  [14]千家驹、郭彦岗:《中国货币史纲要》第二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

  [15]《金史·食货志·钱币》卷四八。

  [16]近30年来,在宁夏、甘肃、内蒙古和陕北发现的西夏窖藏钱币,其中最多是北宋钱,占到80~90%,唐开元钱也不少,而西夏钱仅占2~3%。

  [17]李范文:《夏汉字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初版,2008年再版。

  [18]罗福颐《西夏官印汇考》,宁夏人民出版社,1982年。该书汇集“元德”“正德”和“大德”诸年官印有20方之多。附图8译文为“正德四年”。

  [19]戴锡章编撰、罗矛昆校点:《西夏记》卷六,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

  [20]野利氏为党项八部之一,是西夏大族。夏国王李继迁娶妻野利氏,生子德明;景宗李元昊娶妻野利氏,西夏建国后封为皇后。野利旺荣、野利遇乞皆为西夏大将,分掌左右厢兵,多有战功。野利仁荣创制西夏国书,建蕃学,译《孝经》《尔雅》,《四言杂字》等儒家经典为蕃语,以蕃字教授学生。仁宗天盛十六年(1164),为表彰其创制西夏文字之功,追赠为“广惠王”。

  [21]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闽宁村西夏墓地》,科学出版社,2004年。

  [22]牛达生:《从出土西夏窖藏钱币看西夏货币经济》,载《宁夏社会科学》1986年第2期。

  本文出自:《西部金融·钱币研究2010年增刊总第四期》,20-24页。

版权所有:宁夏回族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 技术支持:山西云汉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地址: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利民街121号 邮编:750001 联系电话:0951-5014363 电子邮箱:nxkgs@sina.cn

ADD:Ningxia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eology
No.121,Limin Street,Xingqing District,Yinchuan City,Ningxia Hui Autonomous Region,750001,China

TEL:0951 5014363    FAX:0951 5035563    E-mail:nxkgs@sina.cn

备案号:宁ICP备16001783号-1 宁公网安备 64010402000777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