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拜寺沟方塔出土西夏文献看古籍中的缝缋装
牛达生
关于缝缋装，在有关印刷史、版本学的论著中，包括一些很有影响的权威性著作，基本没有论及。个别著作在论及书籍装帧时有所涉及，但有的将“缝缋”装列入线装书之列①，有的从“缝缋”字面上知是“用线缝订”，但认为“怎样缝订，已不可知了”②。这就是说，在古籍中有没有缝缋装，缝缋装是什么样式，还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1991年秋，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贺兰县拜寺沟方塔废墟进行了清理发掘，出土了一批西夏文物，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数十种西夏文献：有印本有写本，有汉文有西夏文，内容主要是包括藏传佛教密宗经典在内的佛教典籍，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③。笔者有幸承担了这批文献的研究任务，认为其中的西夏文佛经《吉祥遍至口和本续》是西夏后期的木活字版印本，是现存世界上最早的木活字印本实物，使木活字发明和使用的时间从元代提早到宋代，并经文化部在京组织专家鉴定确认④。
在这批古籍中，有数种页码已经散乱的残本，因其也是单面书写，一页两面，从中缝对折，翻捡时有字面和无字面交替出现，我们曾认为是蝴蝶装。后来发现，这些残乱散页，除个别页外，大多数页面的前后两面内容不相衔接，文字大小和形体也有明显差异，这就排除了它是蝴蝶装的可能性。经再三学习研究，始否定了它是蝴蝶装的看法，并认为它就是长期以来被人们所忽视的缝缋装。现在可以确认《汉文诗集》、《修持仪规》、《众经集要》⑤等三种汉文写本为缝缋装。前两种保存较好，兹简介如下，并略陈管见，敬请方家教正。
一
《汉文诗集》，白麻纸书写，纸已泛黄，每页中间下半残损严重。出土时，有的纸页中缝还留有残线。无首无尾，原书名已佚。根据文字内容及残损情况复原拼对，计存全页者13纸，半页者2纸，总计28面。每半页高21.5厘米、宽12.3厘米;为节省纸张，不设边栏界行和版心，不留天头地脚，不编页码，满页抄写，诗句不单独起行，而是写在上一首下部的空当处;部分页面字形稍大，每面9行，每行17字，部分页面字形较小，每面多到12行，每行最多25字，显然不是一次一时抄写的，每次抄写并无格式的束缚。内容多为七律，也有古体诗，近70首;其中保存诗名的有40余首，如《茶》、《僧》、《樵父》、《菊花》、《久旱喜雪》、《上招讨使》等，是现知仅存的西夏汉文诗集，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从内容上看，可分成前后不相连缀的两部分;从复原情况看，每一部分应有8页，第一部分存6页，尚缺第1、2两页;第二部分存7页，缺第1页;另半页者2纸，尚待缀合。相互的组合情况是：每一部分的1与2、3与4、5与6、7与8背对背相互匹配，单数页字面朝外，双数页字面朝里，然后码在一起，向里折，在折缝处用线连缀在一起，成为一迭。如果拆散，每页两面文字连贯的只有每部分中间的一页，而其它各页两面文字都不连贯。
《修持仪规》，也是麻纸写本，出土时已散乱，纸已泛黄，无头无尾，也无页码，但大部分页面完整，版面疏朗，笔法流畅。据方广锠先生考证，是从“藏文翻译的密教无上瑜伽派典籍，仅在西夏流传，前此未为中原人士所知，故古代佛教文献中未有记录，亦未为我国历代大藏经所收”⑥，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经整理复原，计全页者11纸，半页者3纸，总计25面，也分为前后不相连缀的两部分：第一部分5页，第二部分6页，3个半页为其它部分残页。每页版框高23厘米、宽30.5厘米，四周有单栏线，上下高18.2-18.8厘米、左右宽30厘米;每面8行，每行多为20字，最多23字;无版心，但页面中心空当较大，上下栏线中间有数毫米大小不等的缺口，便于折迭;有的左右两段栏线墨色浓淡有差异，高低也有数毫米之差，说明它是在装订好之后画上去的。按内容，每一部分也应为8页，但它的组合与《诗经》略有差异，即每一部分相配的两页，第一页字面不是向外对折，而是向里折，第二页不是向里折，而是向外折，每两页字对字相互匹配;最中间的一页不是右面与左面相接，而是左面与右面相接。
根据上述材料，我们认为缝缋装有一下特点：
第一，只有写本，没有印本。不仅在方塔的西夏文献中是如此，据有关资料，在敦煌文献中也没有缝缋装，也都是写本。如上述两种，有的画有栏线，留有天头地脚，书写整齐;有的则比较潦草，不留天头地脚，书写也稍欠规整。缝缋装所以没有印本，是因其只是为抄写方便而缝缋成册的，如要印刷，一页前后两面的文字是一定要连贯的。
第二，先装订，后书写。如前所述，在《汉文诗集》中，除个别页码除，大部分页码前后两面文字大小和墨色浓淡有差异，甚至行数也不一致。在《修持仪规》中，每页前后两面上下栏线墨色浓淡不匀，甚至高低也有差距。只有先装订，后画栏书写，才能形成上述状况。
第三，前后文字，多不相接。如上所述，在《汉文诗集》和《修持仪规》的每一迭中，除中间的一页前后两面文字相连接外，其它各页前后两面的文字都是不连贯的。
第四，页数成双，多为八页。这可能是与古代纸幅的大小和缝缀方便有关。大点的纸三折即成八页，小点的纸二张码在一起然后二折也成八页，作为一迭厚薄相宜，折迭缝缀都比较方便。这仅是从方塔文献所见而论，并不排除也会有多几页、纸厚一些的情况，但少几页纸的情况可能不太大，原因是太薄了缝缀在一起的意义就不大了。
第五，分迭缝缀，连迭成册。折好之纸，先在中缝适当位置，用结实之丝线缝缀在一起，成为一迭;然后数迭码在一起，再用线连缀在一起，成为一册;每册之厚薄，自可根据需要而定。至于要不要包上封皮，则视情况而定，如《诗集》则可能要，否则第一页文字朝外，很容易磨损和污染;而《仪规》则可能不另作封皮，为了节省纸张，它可能是从第一页第一面向里的一面开始写，而其向外的一面因不写字可起封皮的作用，这就是它以第一页字面向里折，第二页字面向外折相互匹配的原因。当然实际情况，也可能用第一迭的第一面和最后一迭的最后一面当作前后封皮，从第二页的第一面开始书写;果是如此，第一迭的第一页和最后一迭的后一页，会形成一面有字一面无字的情况。
二
“缝缋装”的说法，并不是今人的创造，而是古人早有此说。南宋张邦基《墨庄漫录》卷四：“王洙原叔内翰常云，‘作书册粘叶为上，久脱烂，苟不逸去，寻其次第，足可抄录。屡得逸书，以此获全。初得董氏《繁露》数册，错乱颠倒，伏读岁余，寻绎缀次，方稍完复，乃缝缋之弊也。’”这段话涉及两个概念：一是“书册粘叶”，当指蝴蝶装书册，这种装帧方法，即使页面错乱，也较容易“寻其次第”，使其完复;一是“缝缋”，当指缝缋装书册，在其页面“错乱颠倒”后，本页的前后两面文字都不连贯，再要找出文字与它相连的页面，确是很困难的，我们在整理复原上述几本残乱写本时，就深深体会到它的艰难。然而，我们要说的是，尽管这是张邦基借用王洙的话品评“粘叶”和“缝缋”两种装帧方法的优劣，并认为“缝缋”不及“粘叶”好，但它明确地告诉我们，缝缋装确是古代书册的一种装帧方式。
对古文献中缝缋装的研究，并不是从现在开始的，在敦煌文献的研究中，已经涉及到这一问题，在西夏文献的研究中也涉及到这一问题。俄罗斯是收藏西夏文献最为丰富、最为集中的地方⑦，近几百年来，中外学者利用这些资料，进行了包括版本在内的大量研究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就书籍的装帧形式而言，凡宋代有的，诸如卷轴装、梵夹装、经折装、蝴蝶装、包背装等，在西夏文献中都有;另外，还有缝缋装，被有的专家称之为“双蝴蝶装”，认为它是由“几个双页一个套在另一个里面，但页面不相接，而是交叉着，上页的字面向里，下页的字面就朝外。翻书时两面有字，下两面就无字，交替出现。”是“用粗线缝起来”的小册子，“如果书很厚，就分装成几小迭联起来”⑧。这无疑说的就是缝缋装。但是，这一名称是不科学的，没有反映这一装帧方法的特点，未能区分“缝缋”和“蝴蝶”这两种装帧方法的根本不同，这是由于有关学者不知道古人有“缝缋”这一称呼而杜撰的名称。笔者也十分孤陋寡闻，我们过去在有关文章中也用过这一名称⑨。看来这是需要纠正的。
缝缋装是较早出现的一种装帧形式。据研究，在敦煌的遗书中就有晚唐、五代的缝缋装实物。或许实际使用的时间会更早一些。可以设想，在纸发明并取代竹木简和缣帛成为主要的书写次材料后，人们的著书立说，当然可以将纸裁好后一页一页的写，写完后在装订起来。但为了避免散乱，更可以先装订成一个白纸本子，然后再书写的，这种装订的方式，或许是多种多样的，缝缋装就应是其中之一。有人认为缝缋装在被王洙“品评褒贬”后便逐渐消失，并被蝴蝶装取而代之，这种说法是值得商榷的。古人出版书籍比今天要困难十倍百倍，印刷术发明以后，许多书籍还是通过写本流传到今天的。这种写本可以是蝴蝶装、包背装的，晚期的更多的可能是线装的，但亦不应排除是缝缋装的。年纪大的人，都可能还有自己买纸、裁纸、装订成本然后再写作的经历，至于如何装订，也是随意而定的。
如前所述。有人认为缝缋装不是一种独立的装帧形式，而将其列入线装之列。笔者人物这种看法当然是值得商榷的：
首先，线装书有写本也有印本，而缝缋装只有写本而绝无印本。这或许与写作的目的不同有关，缝缋装书籍的作者大概是不曾考虑印刷出版的。
其次，线装书每页前后两面的文字是绝对连贯的，而如前所述，缝缋装绝大部分页前后两面的文字是不连贯的。蝴蝶装、包背装尽管折页有正反之差别，但前后两面文字连贯相通则与线装是一致的。一页前后两面文字不相连接是缝缋装最大的特点。
第三，尽管线装和缝缋装都是用线装订成册的，但是二者的装订方法是完全不相同的，如上所述缝缋装是分迭缝缀，连迭成册的，是在折缝处穿线，多次完成的;而线装则是在书脊上用线，是一次完成的。与晚出的线装书不同，在书籍装帧中，缝缋装是历史上第一次用线装订书籍的形式。
注：
①李致忠：《古版本学鉴定 · 史证篇》64页，文物出版社1997年2月版。
②戴南海：《版本学概论》第五章141页，巴蜀出版社，1989年6月版。
③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宁夏贺兰县文化局：《宁夏贺兰县拜寺沟方塔废墟清理纪要》，《文物》1994年9期。
④新华社银川(1996年)11月14日电：《木活字印刷术发明年代提前一百年》;刘长宗、庄电一：《宁夏发现西夏文木活字印本》，《光明日报》1996年11月17日。牛达生：《人类印刷史上的重大发现——西夏文佛经<本续>认定是现存世界上最早的木活字版印本及其价值》，台湾《1997 · 中华印刷科技年报》，中华印刷科技学会1997年3月初版。
⑤《修持仪规》《众经集要》二种写本，在注③《纪要》中写为《是树橛咒》、《华严经》，本文所用名称是根据方广锠先生的考订修正的。
⑥方广锠：《宁夏西夏方塔出土汉文佛典叙录》。该文中对缝缋装多所论述、笔者深受启发，谨致谢忱。
⑦牛达生：《西夏刻书印刷事业概说》，《宁夏大学学报》1999年3期。
⑧(俄)孟列夫著、王克孝译：《黑城出土汉文遗书叙录 · 导言》57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94年11月版。
⑨张树栋、庞多益、郑如斯等：《中华印刷通史》古代篇《西夏的刻书事业》，财团法人印刷传播兴才文教基金会1998年10月初版。文中涉及部分为笔者撰写，见193页。
本文出自《文献》2000年4月第2期，84-8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