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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拜寺沟方塔出土西夏文献看古籍中的缝缋装
发布时间:2018-12-13 14:51:52   来源: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    作者:牛达生   点击:

从拜寺沟方塔出土西夏文献看古籍中的缝缋装

牛达生

  关于缝缋装,在有关印刷史、版本学的论著中,包括一些很有影响的权威性著作,基本没有论及。个别著作在论及书籍装帧时有所涉及,但有的将“缝缋”装列入线装书之列①,有的从“缝缋”字面上知是“用线缝订”,但认为“怎样缝订,已不可知了”②。这就是说,在古籍中有没有缝缋装,缝缋装是什么样式,还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1991年秋,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贺兰县拜寺沟方塔废墟进行了清理发掘,出土了一批西夏文物,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数十种西夏文献:有印本有写本,有汉文有西夏文,内容主要是包括藏传佛教密宗经典在内的佛教典籍,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③。笔者有幸承担了这批文献的研究任务,认为其中的西夏文佛经《吉祥遍至口和本续》是西夏后期的木活字版印本,是现存世界上最早的木活字印本实物,使木活字发明和使用的时间从元代提早到宋代,并经文化部在京组织专家鉴定确认④。

  在这批古籍中,有数种页码已经散乱的残本,因其也是单面书写,一页两面,从中缝对折,翻捡时有字面和无字面交替出现,我们曾认为是蝴蝶装。后来发现,这些残乱散页,除个别页外,大多数页面的前后两面内容不相衔接,文字大小和形体也有明显差异,这就排除了它是蝴蝶装的可能性。经再三学习研究,始否定了它是蝴蝶装的看法,并认为它就是长期以来被人们所忽视的缝缋装。现在可以确认《汉文诗集》、《修持仪规》、《众经集要》⑤等三种汉文写本为缝缋装。前两种保存较好,兹简介如下,并略陈管见,敬请方家教正。

  《汉文诗集》,白麻纸书写,纸已泛黄,每页中间下半残损严重。出土时,有的纸页中缝还留有残线。无首无尾,原书名已佚。根据文字内容及残损情况复原拼对,计存全页者13纸,半页者2纸,总计28面。每半页高21.5厘米、宽12.3厘米;为节省纸张,不设边栏界行和版心,不留天头地脚,不编页码,满页抄写,诗句不单独起行,而是写在上一首下部的空当处;部分页面字形稍大,每面9行,每行17字,部分页面字形较小,每面多到12行,每行最多25字,显然不是一次一时抄写的,每次抄写并无格式的束缚。内容多为七律,也有古体诗,近70首;其中保存诗名的有40余首,如《茶》、《僧》、《樵父》、《菊花》、《久旱喜雪》、《上招讨使》等,是现知仅存的西夏汉文诗集,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从内容上看,可分成前后不相连缀的两部分;从复原情况看,每一部分应有8页,第一部分存6页,尚缺第1、2两页;第二部分存7页,缺第1页;另半页者2纸,尚待缀合。相互的组合情况是:每一部分的1与2、3与4、5与6、7与8背对背相互匹配,单数页字面朝外,双数页字面朝里,然后码在一起,向里折,在折缝处用线连缀在一起,成为一迭。如果拆散,每页两面文字连贯的只有每部分中间的一页,而其它各页两面文字都不连贯。

  《修持仪规》,也是麻纸写本,出土时已散乱,纸已泛黄,无头无尾,也无页码,但大部分页面完整,版面疏朗,笔法流畅。据方广锠先生考证,是从“藏文翻译的密教无上瑜伽派典籍,仅在西夏流传,前此未为中原人士所知,故古代佛教文献中未有记录,亦未为我国历代大藏经所收”⑥,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经整理复原,计全页者11纸,半页者3纸,总计25面,也分为前后不相连缀的两部分:第一部分5页,第二部分6页,3个半页为其它部分残页。每页版框高23厘米、宽30.5厘米,四周有单栏线,上下高18.2-18.8厘米、左右宽30厘米;每面8行,每行多为20字,最多23字;无版心,但页面中心空当较大,上下栏线中间有数毫米大小不等的缺口,便于折迭;有的左右两段栏线墨色浓淡有差异,高低也有数毫米之差,说明它是在装订好之后画上去的。按内容,每一部分也应为8页,但它的组合与《诗经》略有差异,即每一部分相配的两页,第一页字面不是向外对折,而是向里折,第二页不是向里折,而是向外折,每两页字对字相互匹配;最中间的一页不是右面与左面相接,而是左面与右面相接。

  根据上述材料,我们认为缝缋装有一下特点:

  第一,只有写本,没有印本。不仅在方塔的西夏文献中是如此,据有关资料,在敦煌文献中也没有缝缋装,也都是写本。如上述两种,有的画有栏线,留有天头地脚,书写整齐;有的则比较潦草,不留天头地脚,书写也稍欠规整。缝缋装所以没有印本,是因其只是为抄写方便而缝缋成册的,如要印刷,一页前后两面的文字是一定要连贯的。

  第二,先装订,后书写。如前所述,在《汉文诗集》中,除个别页码除,大部分页码前后两面文字大小和墨色浓淡有差异,甚至行数也不一致。在《修持仪规》中,每页前后两面上下栏线墨色浓淡不匀,甚至高低也有差距。只有先装订,后画栏书写,才能形成上述状况。

  第三,前后文字,多不相接。如上所述,在《汉文诗集》和《修持仪规》的每一迭中,除中间的一页前后两面文字相连接外,其它各页前后两面的文字都是不连贯的。

  第四,页数成双,多为八页。这可能是与古代纸幅的大小和缝缀方便有关。大点的纸三折即成八页,小点的纸二张码在一起然后二折也成八页,作为一迭厚薄相宜,折迭缝缀都比较方便。这仅是从方塔文献所见而论,并不排除也会有多几页、纸厚一些的情况,但少几页纸的情况可能不太大,原因是太薄了缝缀在一起的意义就不大了。

  第五,分迭缝缀,连迭成册。折好之纸,先在中缝适当位置,用结实之丝线缝缀在一起,成为一迭;然后数迭码在一起,再用线连缀在一起,成为一册;每册之厚薄,自可根据需要而定。至于要不要包上封皮,则视情况而定,如《诗集》则可能要,否则第一页文字朝外,很容易磨损和污染;而《仪规》则可能不另作封皮,为了节省纸张,它可能是从第一页第一面向里的一面开始写,而其向外的一面因不写字可起封皮的作用,这就是它以第一页字面向里折,第二页字面向外折相互匹配的原因。当然实际情况,也可能用第一迭的第一面和最后一迭的最后一面当作前后封皮,从第二页的第一面开始书写;果是如此,第一迭的第一页和最后一迭的后一页,会形成一面有字一面无字的情况。

  “缝缋装”的说法,并不是今人的创造,而是古人早有此说。南宋张邦基《墨庄漫录》卷四:“王洙原叔内翰常云,‘作书册粘叶为上,久脱烂,苟不逸去,寻其次第,足可抄录。屡得逸书,以此获全。初得董氏《繁露》数册,错乱颠倒,伏读岁余,寻绎缀次,方稍完复,乃缝缋之弊也。’”这段话涉及两个概念:一是“书册粘叶”,当指蝴蝶装书册,这种装帧方法,即使页面错乱,也较容易“寻其次第”,使其完复;一是“缝缋”,当指缝缋装书册,在其页面“错乱颠倒”后,本页的前后两面文字都不连贯,再要找出文字与它相连的页面,确是很困难的,我们在整理复原上述几本残乱写本时,就深深体会到它的艰难。然而,我们要说的是,尽管这是张邦基借用王洙的话品评“粘叶”和“缝缋”两种装帧方法的优劣,并认为“缝缋”不及“粘叶”好,但它明确地告诉我们,缝缋装确是古代书册的一种装帧方式。

  对古文献中缝缋装的研究,并不是从现在开始的,在敦煌文献的研究中,已经涉及到这一问题,在西夏文献的研究中也涉及到这一问题。俄罗斯是收藏西夏文献最为丰富、最为集中的地方⑦,近几百年来,中外学者利用这些资料,进行了包括版本在内的大量研究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就书籍的装帧形式而言,凡宋代有的,诸如卷轴装、梵夹装、经折装、蝴蝶装、包背装等,在西夏文献中都有;另外,还有缝缋装,被有的专家称之为“双蝴蝶装”,认为它是由“几个双页一个套在另一个里面,但页面不相接,而是交叉着,上页的字面向里,下页的字面就朝外。翻书时两面有字,下两面就无字,交替出现。”是“用粗线缝起来”的小册子,“如果书很厚,就分装成几小迭联起来”⑧。这无疑说的就是缝缋装。但是,这一名称是不科学的,没有反映这一装帧方法的特点,未能区分“缝缋”和“蝴蝶”这两种装帧方法的根本不同,这是由于有关学者不知道古人有“缝缋”这一称呼而杜撰的名称。笔者也十分孤陋寡闻,我们过去在有关文章中也用过这一名称⑨。看来这是需要纠正的。

  缝缋装是较早出现的一种装帧形式。据研究,在敦煌的遗书中就有晚唐、五代的缝缋装实物。或许实际使用的时间会更早一些。可以设想,在纸发明并取代竹木简和缣帛成为主要的书写次材料后,人们的著书立说,当然可以将纸裁好后一页一页的写,写完后在装订起来。但为了避免散乱,更可以先装订成一个白纸本子,然后再书写的,这种装订的方式,或许是多种多样的,缝缋装就应是其中之一。有人认为缝缋装在被王洙“品评褒贬”后便逐渐消失,并被蝴蝶装取而代之,这种说法是值得商榷的。古人出版书籍比今天要困难十倍百倍,印刷术发明以后,许多书籍还是通过写本流传到今天的。这种写本可以是蝴蝶装、包背装的,晚期的更多的可能是线装的,但亦不应排除是缝缋装的。年纪大的人,都可能还有自己买纸、裁纸、装订成本然后再写作的经历,至于如何装订,也是随意而定的。

  如前所述。有人认为缝缋装不是一种独立的装帧形式,而将其列入线装之列。笔者人物这种看法当然是值得商榷的:

  首先,线装书有写本也有印本,而缝缋装只有写本而绝无印本。这或许与写作的目的不同有关,缝缋装书籍的作者大概是不曾考虑印刷出版的。

  其次,线装书每页前后两面的文字是绝对连贯的,而如前所述,缝缋装绝大部分页前后两面的文字是不连贯的。蝴蝶装、包背装尽管折页有正反之差别,但前后两面文字连贯相通则与线装是一致的。一页前后两面文字不相连接是缝缋装最大的特点。

  第三,尽管线装和缝缋装都是用线装订成册的,但是二者的装订方法是完全不相同的,如上所述缝缋装是分迭缝缀,连迭成册的,是在折缝处穿线,多次完成的;而线装则是在书脊上用线,是一次完成的。与晚出的线装书不同,在书籍装帧中,缝缋装是历史上第一次用线装订书籍的形式。

  注:

  ①李致忠:《古版本学鉴定 · 史证篇》64页,文物出版社1997年2月版。

  ②戴南海:《版本学概论》第五章141页,巴蜀出版社,1989年6月版。

  ③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宁夏贺兰县文化局:《宁夏贺兰县拜寺沟方塔废墟清理纪要》,《文物》1994年9期。

  ④新华社银川(1996年)11月14日电:《木活字印刷术发明年代提前一百年》;刘长宗、庄电一:《宁夏发现西夏文木活字印本》,《光明日报》1996年11月17日。牛达生:《人类印刷史上的重大发现——西夏文佛经<本续>认定是现存世界上最早的木活字版印本及其价值》,台湾《1997 · 中华印刷科技年报》,中华印刷科技学会1997年3月初版。

  ⑤《修持仪规》《众经集要》二种写本,在注③《纪要》中写为《是树橛咒》、《华严经》,本文所用名称是根据方广锠先生的考订修正的。

  ⑥方广锠:《宁夏西夏方塔出土汉文佛典叙录》。该文中对缝缋装多所论述、笔者深受启发,谨致谢忱。

  ⑦牛达生:《西夏刻书印刷事业概说》,《宁夏大学学报》1999年3期。

  ⑧(俄)孟列夫著、王克孝译:《黑城出土汉文遗书叙录 · 导言》57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94年11月版。

  ⑨张树栋、庞多益、郑如斯等:《中华印刷通史》古代篇《西夏的刻书事业》,财团法人印刷传播兴才文教基金会1998年10月初版。文中涉及部分为笔者撰写,见193页。

  本文出自《文献》2000年4月第2期,84-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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