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达生
摘要：我国传统木构建筑，屋顶装饰非常重要。重要建筑物的屋顶，多由屋面、正脊、垂脊和戗脊等组成。装饰部件，除瓦档、滴水外，主要是各式兽件。在现存唐宋建筑中，其各式兽件多为后代补配，失去原制。而在西夏陵，则出土了西夏时期完整的脊兽、套兽、垂兽和蹲兽，成龙配套，未缺一种。西夏陵出土的屋顶装饰构件、特别是套兽、垂兽、蹲兽，从未见于他处，与中原传统屋顶构件完全不同，以致定名都十分困难。本文依据实物的造型特点，探讨这些构件的名称、它们与佛教的关系、以及所体现的丰富的西夏文化内涵，从而证明它是独特的有别于中原的另成体系的屋顶装饰系统。
关键词：西夏建筑 屋顶构件鸱吻 迦陵频伽 摩羯 吼狮 金翅鸟
西夏陵是埋葬西夏历代帝王的地方，位于银川西郊贺兰山山脚下。这里背山望水(黄河)，地势开阔，在约50平方公里的贺兰山洪积扇地带，从南向北坐落着9座皇帝陵园和250多座达官贵人的陪葬墓。此外，还有佛寺、砖瓦窑、石灰窑等遗址多处。1972年以来，已发掘帝陵1座，陪葬墓4座，清理寺庙、碑亭和砖瓦窑遗址多处；本世纪初，又清理了3号陵和6号陵地面建筑遗迹。出土了大量文物，逐渐揭开了西夏陵神秘的面纱，使我们对西夏文化有了更多的认识。我们深切地感到：西夏陵具有独特的人文景观和丰富的文化内涵，是研究西夏陵寝制度、西夏建筑和西夏文化的宝地。理所当然，它早已成
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全国重点风景名胜，也是国家文物局公布的中国20世纪百项考古重大发现之一①。更令人惊喜的是：2011年11月，西夏陵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暨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项目正式启动，笔者有幸参加了这一活动。在热烈而隆重的启动仪式上，时任自治区主席的王正伟和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的单霁翔为启动仪式揭幕，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指日可待，世界文化遗产力争2015年申报成功②。
西夏陵出土文物很多，其中石质的就有雕龙栏柱、莲花柱礎、石螭首、力士碑座、经幢、石马、石狗及石刻人像残件等；砖瓦建筑材料更是多如牛毛，莲花纹砖、瓦当、滴水等品种繁多，纹饰精美，别有天地。限于篇幅，本文着重介绍几件与建筑有关又有时代特点的屋顶装饰构件。
我国传统木构建筑，屋顶装饰非常重要，无论建筑大小、等级高低，其屋顶都是要搞得好看一些。重要建筑物的屋顶，由屋面、正脊、垂脊和戗脊等组成。装饰部件，除瓦档、滳水外，主要是各式兽件，大体说来不外乎脊兽(正脊两端)、垂兽(垂脊最下端)、套兽(檐角仔角梁上)和蹲兽(清称走兽、跑兽，装在垂脊和戗脊前端)。物以稀为贵，在现存唐宋辽金等建筑中，其脊兽、垂兽、套兽和蹲兽等构件，多为后代补配，已失去原制③。而在西夏陵，则出土了西夏时期完整的脊兽、套兽、垂兽和蹲兽，成龙配套，未缺一种。我国传统建筑材料，以满足建筑功能的要求为主，同时也有一定的装饰作用。西夏陵的这些装饰构件，其质地有灰陶、红陶所制的，更有很漂亮的釉陶(也即琉璃)：有蓝色、黄色，但多为绿色，真是五彩缤纷，十分难得。而这些装饰构件，特别是垂兽、套兽和蹲兽，从未见于它处，与中原传统屋顶构件完全不同，以致定名都十分困难。本文依据实物的造型特点，探讨这些构件的名称，探讨它们与佛教的关系，以及所体现的丰富的西夏文化内涵，从而证明它是独特的、有别于中原的、另成体系的屋顶装饰系统。
一 脊兽—鸱吻
(一)概述
鸱尾、鸱吻，是置于屋顶正脊两端的装饰构件，用以封护屋面两坡，也起装饰美化作用。这里顺便谈谈作为屋脊最主要的装饰构件的鸱尾和鸱吻的演变历程。
屋顶的装饰构件，首先出现在屋脊上。从现有资料看，最早的作品出现在汉代。在汉代的画像砖上，可以看到在屋顶正中装有凤凰构件；在汉代的陶楼上可以看到屋脊两端翘起的装缀。大约到了东汉末年，一种新的形态开始产生——鸱尾。“鸱”是什么东西?就是天上飞翔的鹞鹰，也即猫头鹰之属。宋《营造法式》转引《汉纪》④说，海中有一种称为“鱼虬”的鱼，其“尾似鸱，激浪则降雨，遂作其像于屋，以厌火祥”⑤，于是鸱尾便成了除灾防火的象征。
最早的鸱，其状似鱼尾，有尾无头，故称鸱尾。发展到后来，“鸱”上生出了头，便成了有尾有头的形象，尾似鱼，而头似龙了，于是多了一个名字，称为“鸱吻”。“鸱吻”是从鱼形向龙形的过渡形态。到了明清，“鸱”的形状变成龙的形象，又称“龙吻”、“大吻”了。《易·乾》曰：“云从龙，风从虎”，疏：“龙是水畜，云是水气”。但无论如何演变，其除灾防火的象征意义一直未变。
历代鸱尾、鸱吻形象的资料，在考古中多有发现(明器、画像石、画像砖、墓葬壁画等)，而敦煌壁画保留得更为完整、系统。这里，以敦煌壁画为主，参以其他考古资料，略谈其演变过程。
(二)鸱尾
据研究，鸱尾一词最早见于《晋书·安帝纪》卷一〇：东晋安帝义熙六年(410)六月“景；⑥寅，震太庙鸱尾”。《北史·宇文恺传》卷六〇：隋文帝时(581—604)，任营东都(洛阳)副监的宇文恺，
在谈及宗庙建筑时说，“自晋以前，未有鸱尾”。从考古资料看，四川羊子山东汉墓门阙画像砖上已见端倪，其门阙屋脊的两端呈倒八字形翘起，尾端外指(图1)⑦。云南昭通东晋孝武帝太元年间(376—396)墓，其墓壁画所绘“龙楼”，脊的两端看得更为清析，仍是外翘的倒八字形，其尾尚未向内(屋脊)弯曲，应是鸱尾的雏形(图2)⑧。这些资料说明，东汉、晋代是鸱尾演变的初创阶段。
敦煌壁画中鸱尾的形象，在敦煌最早的北凉石窟中就已出现。敦煌第275窟北凉壁画中的鸱尾，与上述尾端外指不同，而是曲背内翻，尾端内指，略呈半月形(图3)。这是我们能看到的最早的鸱尾形象。敦煌北魏第254窟、第257窟、北周第296窟、甚至晚唐第85窟，都可看到它的形象⑨。在墓葬考古中也有发现，山西大同北魏太延元年(435)墓壁画，侍者图中庑殿顶鸱尾(图4)⑩。鸱尾是鸱吻的前身，这种饰件一直被沿用了五百余年，两晋南北朝直到晚唐都普遍使用。
另一种形式的鸱尾，也始于北魏。麦积山第140窟北魏壁画鸱尾(图5)，云岗石窟第9窟北魏所雕鸱尾，两者大同小异，其特点是有了背鳍，鳍与鸱之间有一线，背鳍一直延至尾尖。这是最早的、也是比较成熟的鸱尾图像。隋唐时期，鸱尾的形象更为完善。据考古发现，隋炀帝大业四年(608)李小孩石棺上，河南博物馆隋代陶屋上都有鸱尾，它们和莫高窟初唐第431窟的鸱尾(图6)大体相类，曲背，尾尖内指，整体比例肥壮；而敦煌第220窟初唐壁画、敦煌第172窟盛唐壁画和大雁塔门楣刻石上的鸱尾，外轮廓较为高耸，身内有圆珠数枚，整体形象更美。1974年，考古发掘出土的陕西唐昭陵献殿鸱尾，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的实物例证。质地灰陶，面施黑釉，上下两拼，整体造型上薄下厚，高1.5、长1.0、宽0.65米，其高宽比例10׃7.4⑪。1985年，韩国清州兴德寺遗址出土鸱尾一件，造型精美，与昭陵出土的形制大体相同(图7)，共出文物还有唐“大中三年”铭文板瓦⑫。
(三)鸱吻
“鸱吻”一词最早出现在初唐、盛唐。据载，唐高宗咸亨四年(673)八月“己酉，大风毀太庙鸱吻” ⑬。唐玄宗开元十四年(726)，“六月戊午，大风，拔木发屋，毀端门鸱吻，都城门等及寺观鸱吻落者殆半” ⑭。鸱吻的形象资料，最早见于四川乐山凌云寺摩崖中唐石刻，但形象简率，敦煌壁画，则多有鸱吻形象。如榆林窟五代第19窟壁画(图8)、莫高窟宋初第61窟壁画。这是鸱的最新形式，最大的变化是“鸱”身长出了头，成了有尾有头的鸱吻。
逮及辽金，鸱吻的实物仍有保存至今者。辽代的鸱吻，在大同华严寺和蓟县独乐寺山门(图9)可以看到；金代的，在大同华严寺薄伽教殿和朔县崇福寺弥陀殿(图10)可以看到。辽金鸱吻形制不完全相同：辽代的鸱吻，虽然已有了龙头，但曲背状态一如鸱尾；而金代的鸱吻，多了背兽，已变成蟠曲上弯的龙形，是“龙吻”的最早形式。在巩义宋陵考古调查中，曾发现鸱尾，可惜只有残块，很难窥其全貌⑮。
数百年间，鸱尾、鸱吻的形象，发生了不少变化，除上述这些基本形象外，还有不少其他的形象，可以说是每一建筑物上鸱的头尾都不相同，可谓千姿百态，体现丰富多彩华夏文化。此处不再赘述。
(四)西夏鸱吻
西夏鸱吻，1972—1975年，出土于6号陵西碑亭、南门，有绿色釉陶和灰陶两种。绿色釉陶者复原一件，高达152、宽60、厚30厘米，比昭陵出土的略大。这件鸱吻，上下两拼，形体高大，鸱口大张，獠牙外露，周身鳞片，尾出两鳍，形象写实，威猛生动(图11)；青灰色者形状相同，器形较小，高91、宽58、厚20厘米⑯。比辽金鸱吻毫不逊色，是古代建筑物不可多得的精美之作。
3号陵比6号陵出土的更多，是2000年、2001年清理地面遗迹时发现的。已修复的计有5件，出土于东门、西门和北门的废虚中，多为灰陶制品⑰。其中西门的一件，编号：T1517-2：1 ，通高150、宽95、厚13—34厘米(图12)⑱。T24112-2：2，北门的一件，编号：通高148、宽92、厚17—25厘米⑲。综合考虑，其形象与6号陵鸱身高挺者相比，显得更为粗壮。另外，3号陵鸱吻大小尺度有明显差异，其厚薄差异尤大，说明其烧制过程有欠严谨。还有，南门鸱吻残片过于破碎，无法复原，但其残片全为绿色釉陶⑳，这就突显了作为正门的南门的重要地位。
这些鸱吻，对研究西夏乃至我国古代建筑都有重要意义。6号陵鸱吻，已被定为国宝级文物，并被国家博物馆收藏。抗战时期，梁思成先生考察河北蓟县辽代独乐寺，称山门上“其最可注意者，则脊上两鸱尾，极可罕贵之物也” ㉑。如果梁先生在天之灵能看西夏鸱吻，又会给予怎样的评价和赞誉!
二 套兽—龙首套兽
套兽，是安装在屋顶檐角仔角粱上的装饰构件，既有保护木质角梁的功能，使其免受风雨浸蚀，也有装饰美化作用。据研究，“唐宋的垂脊、戗脊端无兽头和走兽，多以短柱上的宝珠作结，也有以花蕾或脊勾头下的面砖及其他形式作结的” ㉒。由是可知，西夏陵出土的套兽，是我国古建中所见最早的实物，具有重要研究价值。
西夏陵套兽，最早出土于西夏6号陵，当时不知其用途，名“兽头脊饰”。此后，3号陵又多有出土，正式称其为套兽，又按其“套筒部位形状与下颌出须与否”，分别称为直筒方颈、敞筒方颈等四类㉓。又有按有无龙角或龙角之多寡，分为无角套兽、双角套兽、四角套兽等㉔。笔者认为，其形式无论如何变化，但其基本形态为龙，故本文分为无角龙首套兽和有角龙首套兽两大类。
(一)无角龙首套兽。只见一式，出土于6号陵。整体略呈长方形，额头平直，鼻头如蒜，上颌翅起，犬牙外露，下唇不显。其形象比清代套兽(图13)更为复杂美观㉕。颈部兼作方形套口，以便与仔角梁头套合。其中绿釉一件，长46、高 20.5、宽19厘米(图14)㉖。此式套兽，在贺兰山拜寺口双塔西塔塔檐上也发现一件，大小、釉色、形制全同，为确定双塔为西夏原建提供了重要依据㉗。
(二)有角龙首套兽。分为双角和四角(前二角为仔角)两式，出土于3号陵，仅修复者就有98件之多，门址、角楼、献殿、陵台均有出土，大小、形态略有参差。与上式相比，最显著特点是龙头硕大，口大张呈三角形；额顶出双叉长角，高扬龙首上方；颈部兼作方形套口，以便与仔角梁头套合。四角绿釉一件，陵台出土，编号为T2010-2：16，通长52、高37、筒经18×18厘米(图15)㉘；双角红陶一件，月城出土，编号为T0110-2：3，通长41、高37、筒经17×14厘米(图16)㉙。
三 垂兽—伽陵频伽
垂兽，是安装在屋顶垂脊或戗脊最前端的装饰构件。西夏陵的垂兽只有伽陵频伽一种。如前述“唐宋的垂脊、戗脊端无兽头和走兽”。由是，伽陵频伽是本世纪初，在西夏陵发现的最新的建筑材料。
据研究，迦陵频伽为梵语音译，又译为“嫔伽”，源于印度，意译为“美声鸟”、“好声鸟”、“妙音鸟”，是印度的乐神。《慧林音义》云：“此鸟本出雪山(即喜马拉雅山)，在壳中即能鸣，发声微妙，胜于余鸟。”佛经中称它昼夜六时，常作天乐，声音极美。人们听到这种声音，便会自然产生念佛、念法、念僧之心。它还以美妙的声音和优美的舞姿来供养和娱悦于诸佛。榆林窟第25窟唐代壁画的迦陵频伽，人首人身，头梳高髺，鸟尾凤脚，挺身而立，双翼舒展，曲臂抚琴奏乐，与净土灵鸟白鹤奏鸣应和，生动地表现了天国娱佛的情景(图17)。
作为建筑材料的西夏迦陵频伽，其形象与壁画所绘迦陵频伽有明显差异。虽然也是人首人身，其形态也是双翼舒展，似欲翩翩起舞，但最大不同是：她头带花冠(高髺不显)，双手合十(不是抚琴)，腹下器座两侧浮雕鸟爪(不是立姿)等。迦陵频伽形象不失其美，它与座器融为一体，更体现了它的创造性和实用性。据报导，迦陵频伽构件实物，在北京房山金陵、河北磁县观台镇窑址也有出土，其造型与西夏陵者略有差异。河南巩义宋陵多处出土嫔伽残头像，但无一能拼对复原者，无法窥见其全貌㉚。
西夏迦陵频伽，多为方形器座，可砌在相关部位。3号陵出土迦陵频伽，已修复者达76件之多，月城、神城四门、城角角楼皆有出土，而以陵台、南门最多。按其冠式不同，分为五角花冠嫔伽、四角叶纹花冠嫔伽两式。
五角花冠嫔伽。头带五角花冠，冠饰花草纹，双手合十置于胸前。细述之，发际中分，抹额分两边向上卷曲，三分式高髺立于冠后；面形长圆，两腮饱满，眼帘底垂，眉心印白毫；宝缯垂肩，肩饰兽毛飘带，颈佩卷草纹项圈；双翼呈扇形，安装在两肋预留孔内；其后为蕉叶纹长尾，装插在器座上，向上扬起。西南角楼出土的一件，编号为T0717-2：2，红陶质，通高38.4、翼展31.5、体宽11.5厘米(图18，2-1、18，2-2) ㉛。
四角叶纹花冠嫔伽。与五角嫔伽不同：花冠为四角，而非五角；花冠较高，高髺不显；脸形浑圆，而非长圆；袒胸，双乳丰膄；身体略向前顷，两肋双翼呈长翎状等。月城出土的一件，编号为T0211-2：3，灰陶质，通高45、翼展42、体宽10—16厘米(图19，2-1、19，2-2) ㉜。
清代宫殿屋角上的仙人，是砌在檐角尽端的构件，所联结的盖脊瓦为勾头，作用就是将檐角完全封闭起来。其后依次为龙、凤等蹲兽，是屋顶最重要的装饰构件。我们注意到：西夏迦陵频伽器座多为方形，厚壁空心，正面为两朵对称的卷云纹，两侧为鸟形腿爪，底部和后面开口(图20)，表明其一定是安装于垂脊或戗脊最前端的，其后也应为其他蹲兽，其地位与清式仙人相当。迦陵频伽在西夏殿堂屋顶构件中占有重要地位。
四 蹲兽—摩羯、吼狮、金翅鸟
蹲兽，明清称为走兽、跑兽，是置于垂脊和戗脊上的装饰构件。我国传统的蹲兽依次为龙、凤、狮子、天马、海马、麒麟、押鱼、獬豸、斗牛等，还有仙人、行什。按建筑的等级，有多有少，在各地的古代建筑、特别是北京故宫，就可清楚地看到。这些走兽，与盖脊瓦烧在一起，以便安装在相应部位。蹲兽，是宋代建筑物上出现的新生事物(唐代建筑上没有蹲兽)，在敦煌壁画、山水绘画上都可看到，但画面上是粗线条的轮廓，很难看清楚具体为何兽。宋《营造法式》规定，在殿阁厅堂等建筑上所用“套兽径一尺二寸，嫔伽高一尺六寸，蹲兽八枚，各一尺”，但迄今未见发现实物的报导。据研究，宋代蹲兽“除嫔伽一枚以外，蹲兽多为一至四枚。式样及排列次序都无定则” ㉝。因此，西夏陵出土的几种蹲兽，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关注和重视。但让人惊奇的是，它与明清建筑物上的完全不同，难以比照，定名也十分困难。
但任何事物都有发展变化，也有沿袭和继承。想来宋朝蹲兽的品种不会超过明清，蹲兽的形制也不会有大的变化。果真如此，就更显现出西夏蹲兽不同寻常的价值。近几年来，几件蹲兽的定名问题不时萦绕脑际，后来突发奇想，觉得它与中原地区的蹲兽不是同一系统，而是佛教思想的产物。前面已经谈到的垂兽迦陵频伽，在敦煌石窟的壁画中就有，是西方极乐世界之神。另外的儿件，按佛经中的名称应是：摩羯、吼狮、金翅鸟。这几件蹲兽腹下都有圆形柱柄，下接盖脊瓦，以便砌在垂脊或戗脊相应部位。
(一)摩羯
1986年，在北部佛寺遗址第一次出土，只有一件，当时称为“龙首鱼”㉞。此后，在3号陵建筑遗迹中，又出土多件，定名为“摩羯”，应该说是正确的㉟。
摩羯是什么东西?据说是印度神话中的水怪，身体极大，它能吞陷一切。《法苑珠林》卷十曰：“摩羯大鱼，身长或三百由旬，四百由旬，乃至极大者，长七百由旬。故《阿含经》云：眼如日月，鼻如泰山。”由旬是古代印度长度单位，一由旬或言30里，或言40里，可知其大无比，威力无穷。摩羯形象，在考古中多有发现，有的是器物上的纹饰，如江苏丹徒出土的鎏金银盘；有的是器物，如内蒙古出土的辽三彩摩羯壶；在我国绘制的黄道十二宫中也有摩羯宫，但更多的是生活器皿摩羯灯。据研究，在“印度和中亚的摩羯鱼本无翅膀，唐代的作品起初也没有。中晚唐时，在金银器上锤鍱出的摩羯鱼被添上了翅膀。……辽、宋文物中的摩羯鱼也是这样” ㊱。
西夏陵出土的摩羯形象，不是摩羯灯，而是屋顶上的建筑材料——蹲兽，这大概是第一次以摩羯为形象的建筑材料。但是佛寺遗址出土的和3号陵出土的，在形象上有较大差异。前者的形象是兽首鱼身，略呈半月形，引颈翘首，头无角，长鼻上卷，颈部有鬃毛，遍体饰鳞纹，两侧出羽翼，背部有山形鳍，尾鳍分为两支。整体形象，似在水中奔腾搏击，欲有所图。通体施绿釉，通长42、高36、宽15厘米。腹部下有柱形柄与盖脊瓦相接，瓦长24、高10、宽15厘米(图21)。㊲
而3号陵出土的，不仅有兽首鱼身摩羯，还出土了摩羯新品种——鱼首鱼身摩羯。仅出土在南门和献殿两处，皆施绿釉，已复原者计有13件，兽首鱼身者10件，其中南门8件，献殿2件；鱼首鱼身者仅3件，南门1件，献殿2件。看来西夏陵摩羯，仅在南门和献殿上使用。兽首鱼身摩羯与佛寺出土者形象差异较大，最突出的是：佛寺者无角，3号陵者额顶出一叉式独角；佛寺者背部是山形鱼鳍，而3号陵者是插在背鳍两侧条形孔中的扇形羽翼。其中出土于南门一件，编号：TO710②：6，通长41.3、高31、翼展19.8厘米(图22)㊳。
鱼首鱼身摩羯，就3号陵出土者而言，其形象与兽首鱼身有相同之处，也是遍体麟纹，尾鳍双出，装有叉式独角和扇形羽翼。不同之处主要是头形类鱼，张口衔珠，鱼身平直。其中献殿两件，一编号为：T0910-2：6，釉色暗绿、光润，通长33.2、宽9、厚7厘米(图23)；另一件脊瓦刹去四角，编号：T1010-2：10，色泽青绿，通长38、高20.5、宽15.5厘米(图24，2-1、图24，2-2)。㊴
(二)吼狮
1986年，首次出土于北部佛寺遗址，完整的只有一件，当时被称为“四角兽”。此后，3号陵出土更多，定名为“海狮”。但其定名尚需商榷，笔者认为定名为“吼狮”或许更为确当。
北部佛寺遗址出土者，其形体，方口短鼻，头部高昂。眉骨隆起，鼻上有一山形乳突，颈部有一圈鬃毛，躯干呈圆柱形，其尾隐而不显，前肢腾越，后肢伸展，似猛虎扑食之状，通长42、宽18、高24厘米(图25)㊵。
3号陵出土者，皆为釉陶，而无不施釉者。据统计，已修复的有12件，其中南门9件，献殿3件。可分为两式，以南门出土者为例，一式无犄角，其形体与佛寺者相比，主要是后尾高扬，更显威武。其中一件，编号：TO712-2：33，釉墨绿色，通长39、高30、宽14厘米(图26，2-1)。从俯视图上，我们可以看到其伸展的力度(图26，2-2)。一式有分叉单犄角，形体与上述大体相同，编号：TO611-2：12，釉墨绿色，首尾通长44、高30厘米(图27)㊶。
以上诸式最大的共同点、也是最大特点是：头大脸阔，项饰鬃毛，躯体呈圆柱形。其形象更像陆地上驰骋的雄狮，而非海中游弋的海狮。
此物定名为吼狮而不称海狮者，理由有二：
首先，从形象上看，狮子属哺乳纲，猫科。雄性体魄雄健，头大脸阔，颈饰鬃毛，四肢有力，便于腾越奔跑。雌性体形较小，头颈无鬃毛。从上述描述看，其躯体呈圆柱形，能四肢腾越，并有雄性特征的鬃毛，正是陆地上奔腾的雄狮。而海狮，属哺乳纲，海狗科，因其颈部有长毛似狮，故名。但其前肢、后肢皆呈鳍状，更适宜在海中游弋，而不是陆上奔跑。
其二，称其为吼狮，在佛经也找到了依据。佛教认为狮子是灵兽，对狮子形象推崇备至。狮子是佛教的护法神之一，《佛说太子瑞应本起经》载：“佛初生时，有五百狮子从雪山来，待列门侧。”《楞严经》云：“我于佛前，助佛转轮，成阿罗汉。”这些都宣示了佛的威严。狮子还是佛的化身，《大智度论》卷八云：“又如狮子，四足兽中，独步无畏，能伏一切，佛也如是。于九十六种外道之中，一切降伏，故名人中狮子。”佛典将释迦牟尼佛说法，称为“狮子吼”，其声音震动世界，犹如狮子作吼，群兽慑服。《过去现在因果经》卷一载：“太子生时，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作狮子吼曰：‘天上地下，唯我独尊。’”
(三)金翅鸟
数量极少，未见 3 号陵出土，只在北部佛寺遗址出土 1 件，通体施绿釉，身长 35、高 34、宽 15厘米；下连脊瓦，长 24、高 15、宽 10 厘米(图 28)。凝神端立，引颈挺胸，双翼贴于两侧，双腿直立，神态祥和，看起来与普通鸽子无异(图 29)，没有肢体上的夸张，就将其定名为“立鸽”㊷ 。但这一定名也是值得商榷的。
长期以来笔者不得其解。这难道是一只普通的鸽子吗?它的具体含义是什么?近来忽有所悟，我觉得它就是佛经中所说的“金翅鸟”，又称“妙翅鸟”、“顶瘿鸟”㊸，梵名“迦楼罗”。“顶瘿”的称呼给了我很大启发。“顶瘿”者何也，冠似瘤也。这时我才发现，此鸽与一般鸽子不大相同，普通鸽子无论是白鸽还是灰鸽，其头部光洁，都为羽毛，并无突起的瘤子。而此鸽最大的不同就是其顶冠有高大突出的瘤子。这就是定其为“金翅鸟”最主要的依据。
“金翅鸟”是什么?据研究，它是古印度神话中大神毗湿奴的坐骑，众鸟之王。其形象为半人鸟，生有鹰首、利爪和喙，身躯和四肢则与人无异，但其威力巨大，是大乘佛教中的八部护法之一。(姚秦)凉州沙门竺佛念译《菩萨处胎经》卷七称：“此鸟首尾相去八千由旬，高下也尔，身量极大，居四天下大树上，两翅相距三百三十六万里。”(东晋)天竺三藏佛陀跋罗译《观佛三味海经》卷一云，此鸟“日游四海，以龙为食”。一日之间可食一龙王及五百小蛇。《大智度论》卷二十七说：金翅鸟王若发现“诸龙命应尽者，以翅搏海，令水两辟，取而食之”。
摩羯、吼狮，都是佛教中威力无比的神物，如果鸽子是普通的鸽子，就难以让人理解了。如今知道这不仅是普通的鸽子，也是威力无比的神物㊹。这些蹲兽，成龙配套，水、陆、空全有，都应是护法大神，也就合理了。这不只是为西夏陵寝制度、西夏文化研究发掘出新的资料，也为西夏佞佛增添了新的资料。
另外，还有龙头形脊饰，6号陵出土，有灰陶、绿釉陶两种，形制全同，大小略异。龙头略呈三角形，张口露牙，上腭、下腭呈90°，长舌卷曲成S形，双目圆睁，形态威猛。绿釉者长60、高88、厚7—24厘米(图30)㊺。此脊饰与何物对接，装于何处，尚待研究。
西夏的蹲兽，与内地的相此，有明显的不同。在形态上，一为立式，一为横式，一为静态，一为动态。这是否是两种民族性格差异的体现呢?更为重要的是内容的不同：在内地，把龙、凤等动物形象置于殿脊上，是用以象征封建帝王的圣德和尊贵地位，象征主持公道和翦除邪恶，象征消灾灭祸和逢凶化吉。而在西夏，则是通过这些与佛教有关的形象，宣扬佛法无边，可镇诸恶，降福人间。在西夏陵，与佛教有关的建筑与文物不少。诸如塔式陵台是佛塔，北部遗址是佛寺，还有石刻经幢等，至于莲座、莲花纹砖更多。从某种意义上说，西夏是以佛立国，这是否寄托着以佛的威力，来护祐西夏的长治久安呢!
我们注意到，在屋顶构件中，脊兽如同其建筑是大屋顶、木结构一样，应是中原模式；而套兽、垂兽、蹲兽，则为西夏所独有。而在我国屋顶建筑构件中，西夏以前没有，西夏以后元明清也未见，说明这一模式，未对后世产生影响。因而可以说，在中国建筑史上，这是独一无二、空前绝后的西夏模式，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通过以上考述，尽管我们看到西夏陵屋顶装饰构件，的确是与中原不完全相同的另一体系，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但从宏观上看，西夏陵采用的仍是传统的木结构、大屋顶建筑。如果加以复原的话，其景观也是红墙碧瓦，雕梁画栋，与中原帝王陵园并无不同之处，反映了中原文化对西夏文化的深刻影响。
(作者通讯地址：宁夏文物考古所银川750021)
注释：
① 《“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大发现”评选结果》，《中国文物报》2001年4月4日。
② 《西夏陵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暨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宁夏日报》2011年11月23日。
③即使是被梁思成先生称为“极可罕贵之物”的辽独乐寺山门鸱吻，梁先生仍然提出是不是“辽之原物”的问题，他的答案是：“即使非原物，亦必明代仿原物所作。”见《梁思成文集(一)》，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2年，第68页。
④《汉纪》，东汉苟悦所撰，成书于东汉末年献帝建安五年(公元200年)。
⑤梁思成：《营造法式注释》卷上，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3年，第36页。
⑥“景寅”，疑有误。经查陈垣《二十史朔闰表》，公元410年6月9日，为“庚寅”。
⑦李全庆、刘建业：《中国建筑琉璃技术》，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7年，第37页。
⑧云南省文物工作队：《云南省昭通后海子东晋壁画墓清理简报》，《文物》1963年第12期；胡振东、马荫何：《昭通后海子发现东晋壁画墓》，《学术研究》1964年第9期。
⑨敦煌文物研究所：《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第1卷第15、34、43、187等图，文物出版社，1982年。
⑩徐光冀主编：《中国出土壁画全集·2·山西》，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19页。
⑪刘向阳：《唐代帝王陵墓》，三秦出版社，2003年，第21页。
⑫[韩国]清州古印刷博物馆编《清州古印刷博物馆》简介，2002年12月。
⑬[后晋]刘昫：《旧唐书》卷五，中华书局，1975年，第98页
⑭[后晋]刘昫：《旧唐书》卷八，中华书局，1975年，第190页
⑮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北宋皇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年，图版六O。
⑯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西夏八号陵发掘简报》，《文物》1978年第8期。
⑰统计数字见《西夏3号陵地面遗迹发掘报告》第346、347页“附表五：西夏3号陵园出土瓦作装饰构件统计表”(下同)。
⑱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银川西夏陵管理处：《银川3号陵地面遗迹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7年，第153页。
⑲同上，第173页。
⑳同上，第103页。
㉑清华大学建筑系：《梁思成文集(一)》，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2年，第67页。
㉒萧默：《敦煌建筑研究》，文物出版社，1989年，第242页。有人认为，成都五代后蜀孟知祥“和陵”墓门刻石，已是一个完整的兽头，也即套兽。经查，“和陵”墓门为石刻的牌楼式建筑，正脊两端为鸱吻，其垂脊前端雕有类似勾头的兽头，不是单独的套兽构件。
㉓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银川西夏陵管理处：《银川3号陵地面遗迹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7年，第316、317页。
㉔汤晓芳、陈育宁等编《西夏艺术》，宁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18—121页。
㉕李全庆、刘建业：《中国建筑琉璃技术》，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7年，第45、46页。
㉖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西夏八号陵发掘简报》，《文物》1978年第8期。
㉗牛达生：《宁夏贺兰山拜寺口西夏古塔》，《考古与文物》1986年第1期。
㉘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银川西夏陵管理处：《银川3号陵地面遗迹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7年，第289页。有人认为现存最早的垂兽，是渤海(713—926)上京遗址出土的垂兽。经查，该件是脊兽鸱尾，而非垂兽。
㉙同上，第86、87页。
㉚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北宋皇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年，图版六五、七五、八O、八七。
㉛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银川西夏陵管理处：《银川3号陵地面遗迹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7年，第212页。
㉜同上，2007年，第88页。
㉝祁英涛：《怎样鉴定古建筑》，文物出版社，1981年，第50页。此说与萧默说法不同，根据宋《营造法式》，宋代是有蹲兽的。萧的说法，似可理解为敦煌壁画中未发现唐宋“兽头和走兽”。
㉞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银川西夏陵区北端建筑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9期。
㉟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银川西夏陵管理处：《银川3号陵地面遗迹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7年，第320页。
㊱孙机、杨泓：《文物丛谈·摩羯灯》，文物出版社，1991年，第162、163页。
㊲㊵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银川西夏陵区北端建筑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9期。
㊳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银川西夏陵区管理处：《银川3号陵地面遗迹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7年，第112页。
㊴同上，第277、278页。
㊶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银川西夏陵区管理处：《银川3号陵地面遗迹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7年，第115、119页。
㊷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西夏陵园北端建筑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9期。
㊸吴汝钧：《佛教大辞典》，台湾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1992年头版，1995年北京第3次印刷，第360页“迦楼罗”条。
㊹人们也许会问，只具顶瘿特点的金翅鸟，与半人半鸟的金翅鸟的形象相去甚远，这又如何解释?这或许就是西夏人的创意。就如同摩羯和吼狮一样，尽管在佛经中都是威力无比的神物，但其形象都是比较写实的，都是祥和与善良的。当然，这一问题还有探讨的空间，期望更有说服力的解释。
㊺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西夏八号陵对掘简报》，《文物》1978年第8期。
本文出自：《西夏学》 2013年02期，280-29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