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活字印本的发现及其活字印刷技术研究
牛达生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 宁夏 银川 750001)
被誉为“文明之母”的印刷术，是我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之一。我国古代印刷，主要是指隋唐之交出现的雕版印刷和北宋毕昇发明的活字印刷。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我国浩如烟海的汉文古籍中，迄今未发现宋元时期的活字印本①。可喜的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在对20世纪近百年中出土的西夏文献的整理和研究中，相继发现了西夏时期的活字印本。这些活字印本，与其他西夏文献相比，具有更为重要的文物、文献价值，不仅填补了早期版本研究的空白，而且为研究我国早期活字印刷技艺提供了难得的实物资料。有鉴于此，本文试图根据已有成果，拟在对这些活字印本介绍的基础上，概述上述活字印本的版本特点，特别是泥活字本和木活字本在版本上的区别，并对西夏活字印刷技术进行探讨。
一、西夏活字印本的发现
20世纪初，在我国内蒙古额济纳旗黑城和宁夏灵武古城就有西夏文献发现，而且数量很大，内容丰富。上世纪年代以来，随着我国文物考古事业的发展，西夏文献在甘肃武威天梯山石窟、张易乡遗址、亥母洞遗址、敦煌莫高窟，宁夏青铜峡一〇八塔、贺兰县宏佛塔、拜寺沟方塔等处相继有所发现，内蒙古额济纳旗黑城及其附近地区也有新的发现②。这些文献，有世俗的，但以佛经为主；有写本，但多为印本；而在印本中，当然主要是雕版印本，但同时也发现了十分珍贵的西夏文活字印本。
1.宁夏发现的木活字印本《吉祥遍至口和本续》
西夏文佛经《吉祥遍至口和本续》(简称《本续》)，9册，计240多页，约10万字，是1991年在宁夏贺兰县拜寺沟方塔废墟中出土的(图一)。白麻纸精印，蝴蝶装；有封皮、扉页，封皮上贴有经名标签；版框纵5厘米，横19.3厘米；正文四界子母栏，栏框上下高20.5厘米，左右宽31.6厘米；版心宽1.2厘米，无象鼻、鱼尾，上半部为经名简称，下半部为页码；页码文字汉文、夏文都有，还有夏汉合文；经文每半页10行，每行22字。文字工整秀丽，版面疏朗明快，纸质平滑，墨色清新，是古代优秀版本之一(图二)。经笔者研究，为西夏后期印本，系木活字版所印。
1993年12月，“第一届中国印刷史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笔者有幸参加，并在会上宣读了《我国最早的木活字印刷品——西夏文佛经〈吉祥遍至口和本续〉》论文提要。由于此前没有发现活字印刷品的报道，由于学术界普遍认为木活字为元代王祯所发明，笔者的发言，受到格外重视。在会后所发表的《让中国印刷史的研究取得更丰硕的成果——记第一届中国印刷史学术研讨会》中称，“这一结论如能得到确认，则意味着发现了世界现存最早的木活字印刷品”，这意味着宋代就有了木活字。笔者的论文，与《记第一届中国印刷史学术研讨会》一文，同时在《中国印刷》1994年第2期发表。论文发表后，引起学术界更大的关注。中国历史博物馆俞伟超馆长，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潘吉星教授，中国印刷技术研究所张树栋编审，北京大学郑如斯教授等，对拙文给予很高评价，并积极呼吁有关方面组织鉴定。文化部接受学术界的呼吁，于1996年11月成功地组织了对“西夏木活字研究成果”的鉴定，确认《本续》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最早的木活字版印本实物，它对研究中国印刷史和古代活字印刷技艺具有重大价值”。由于这一成果，1997年笔者荣获新闻出版署颁发的印刷行业最高奖“毕昇奖”；1999年，又荣获文化部文化艺术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③。2002年，《本续》先后被国家文物局列入第一批禁止出国的文物；又被国家档案局列入第一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
2.甘肃发现的泥活字版印本《维摩诘所说经》
西夏文佛经《维摩诘所说经》(简称《维经》)，存下集四品，总54面，计6400多字，经折装。1987年5月，发现于甘肃武威市新华乡缠山村西夏亥母洞中。版框纵28厘米、横12厘米，每面7行，每行17字。首页第二行有西夏仁宗尊号“奉天显道，耀武宣文，神谋睿智，制义去邪，憞睦懿恭”题款，并有其他西夏时期文物，初步定为仁宗时期印本(图三)。经孙寿龄先生潜心研究，认为此经为泥活字版印本，并著文在《中国文物报》1994年3月27日发表，引起学术界的关注。此经为活字印本当无争议，然而，是木活字还是泥活字，则学界认识很不一致。1998年3月，国家文物局曾组织专家鉴定，但未能“取得一致意见”，提出“尚需进一步研究”，反映了争论的激烈程度。受孙寿龄先生委托，笔者在孙先生研究的基础上，对此作了进一步的探索，认为经文中诸如“气眼笔画”、“变形笔画”等，都是泥字在陶化过程中产生的现象，再一次肯定它只能是泥活字，而不会是其他活字④。孙先生以坚韧不拔的精神，在煮饭炉上经过反复试验，烧制出三千多个泥活字，并印出《维经》仿本(图四)，用更为确凿的事实，进一步证明其为泥活字。拙文在《中国印刷》发表后，当即致函国家文物局有关领导，建议再次组织鉴定，认为这对光大考古成果，活跃学术气氛，深化版本印刷研究，都有重要意义。
3.俄藏西夏文献中发现的西夏文活字印本
西夏文献除国内宁夏、北京、甘肃、内蒙古、陕西等省区有关部门有收藏外，在国外英、法、德、日、瑞典等国有关学术团体也有收藏，但以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分所收藏数量最多，内容最为丰富。据统计，其中西夏文文献8090件，汉文文献488件，还有藏文、回鹘文、波斯文文献和图表、版画等，总计在150000面以上。这些文献，是俄国探险家柯兹洛夫于1908年、1909年在我国内蒙古额济纳旗黑城(西夏黑水城故址)进行考古时，在一座被称为是“图书馆”的“赫赫有名”的墓塔内发现的。它是继殷墟甲骨、敦煌遗书之后的又一次重大考古发现。
在这批文献的整理研究中，也涉及版本印刷问题，并比较早的提出西夏活字印本的问题，但对其真正的认识，却有一个较长的过程。最早被认为活字印本的是《维经》，英国人格林斯蒂德于1973年在印度出版的九卷本《西夏文大藏经》，将《维经》列入第九类(总15类)“西夏时代及其后的活字本”中。日本西夏学者西田龙雄教授独具慧眼，认为其中所收《维经》“印制粗劣，字体大小不等，应是活字版，而且很可能是泥活字印刷”，但又将其定为“西夏灭亡后所作”。我国西夏学者史金波先生指出，说《维经》“为活字版是正确的”，但说“是西夏灭亡后所作的活字本”，“则是不准确的”。⑤
1981年，俄罗斯学者捷连吉耶夫-卡坦斯基，在研究黑水城文献时，发现西夏文《三代相照言文集》和《德行集》为“活字本”，但“未进行足够深入的发掘⑥。此后，克恰诺夫教授在《三代相照言文集》的题款中发现有“活字”的题款，“并认为西夏时期有活字印刷”⑦史金波先生在整理俄藏西夏黑水城文献中，也认为上述两本为“活字”本，而且还发现《大乘百法明镜集》为活字本。
(1)《维摩诘所说经》，存5卷，经折装。据研究，与武威所出《维经》“版幅相近，行款一致，字体相类，题款相同，具有同样的形制和特点，无疑它们应是同一种活字印本，确信此经为泥活字版印刷”⑧。
(2)《三代相照言文集》，1册(总41页)，蝴蝶装；首尾俱全，卷末有发愿文。为僧人道慧及其尊友慧照所作，是佛教禅宗著作。版框纵24厘米、横15.5厘米；四界子母栏，栏框高17厘米、宽11.5厘米；每面7行，每行17字；版心白口，内有西夏文页码(图五)。值得注意的是，在发愿文中，有“活字新印者陈集金”题款。俄罗斯西夏学家克恰诺夫教授，正是根据这一题款，认为西夏有活字印刷的。
最近发表的聂鸿音研究员《俄藏5130号西夏文佛经题记研究》一文(《中国藏学》2002年第1期)，是对西夏文佛经《圣慧到彼岸要文慎教现前解庄严论明偈》一卷中题记的解读。题记总14行，其中倒数第三行为“御前疏润印活字都大勾当出家功德司承旨尹智有，御前疏润印活字都大勾当工院正罔忠敬，光定丙子六年六月日”。聂认为：“疏润”即“润文”，是译经的一个程序；“都大勾”或可译为“都案头监”，是“监理某项工作的朝廷命官”。这一题记，在印刷史研究中十分重要。它比《三代相照言文集》中“活字新印者陈集金”的题记更有价值。据西夏《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出家功德司”是西夏政府中特有的一个佛教管理机构，说明在西夏政府中，有专设的负责活字印刷的官员。这再一次证明在西夏印刷中，活字印刷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以上两项题款，是我国最早的有关活字印刷的记录，是西夏、也是我国早期活字印刷极为珍贵的文献资料。
(3)《大乘百法明镜集》卷九，经折装，前残，卷尾有经名，是一本佛教著作。版框纵28.3厘米，纸幅横长50.3厘米；每幅4面，残留10幅，总40面；上下单栏，栏距24.7厘米；每面8行，每行23字。
(4)《德行集》，1册，全书26页，前有序文，首尾俱全。为曹乐道译自汉文，汉文原著佚名，是论述统治者注重德行的世俗著作。蝴蝶装，四周单栏，版框纵20.5厘米、横13厘米；栏框高17.5厘米、宽12厘米；每面7行，每行14字；版心白口，上段为书名，简称“行”字，下段为页码，有的为汉字，有的为西夏文(图六)。从序文和题款，知此书刊印于桓宗天庆年间(1194～1206年)，“印校发起者番大学院学正、学士、节亲文高”，也即是具有学正、学士职衔的西夏皇族嵬名(皇姓)文高发起刊印的。
4.敦煌考古中发现的西夏文活字印本
20世纪90年代以来，敦煌研究院在莫高窟北区洞窟的清理中，发现了很多重要的文物和文献，其中有若干西夏文文献。可喜的是在这批西夏文文献中，经史金波先生研究，又发现几种活字印本，多为残片，可辨明经名者有：
(1)《地藏菩萨本愿经》，发现于北区第59、159、464等窟中，计残纸8页；经折装，上下子母栏；每面6行，每行16字。经研究，该经的汉文本为二卷本，而残页中有“中卷”字样，表明其是与汉文本不同的三卷本。另外，在海内外现存的西夏文佛经中没有此经，此经为海内外孤本。
(2)《诸密咒要语》，发现于北区121窟中，页面有完整的、有残破的，总16面；蝴蝶装，四面双栏，版心白口，中有汉文或夏文页码，每面7行，每行15字。其内容多为密教仪规之类，系藏传佛教密宗经典残本。
另外，1983～1984年，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黑城考古发掘所获得的西夏文文献中，也有活字印本残页，有木活字的、也有泥活字的。这些活字残页和敦煌的部分残页，因名称不详，这里就不一一介绍。
兹将上述诸种活字印本，列表如下：
二、西夏活字印本的版本特点
由于雕版和活字印刷工艺的不同，与雕版印本相比，活字印本就有许多不同的特点。在活字印刷中，泥字、木字都是活字，二者在工艺上有共同点又有不同点，因而各种活字印本有共同点，又有各自的特点。这些特点，主要反映在墨色、字形和版式诸方面。下面所谈活字印本特点，就是在研究上述活字印本的基础上概括出来的。先谈其共同点，然后重点谈泥字、木字的特点。
1.上述诸印本的共同点
(1)墨色方面：①墨色浓淡不匀；②纸背墨有深有浅；③同一字墨色半深半浅；④有活字边缘印痕。这些现象，反映在上述所有印本中，带有相当的普遍性。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活字版的平整度难与雕版相比，而有的活字在排版时又难以完全避免置字歪斜所致。尽管雕版印本也不是完全没有墨色深浅的问题，但比之活字印本要好得多。而一个字着墨半边多半边少，或是有边缘印痕的现象，则是雕版印本中绝对没有的。另外，个别印本上还有捺印补字现象，特点是其字多有歪斜，与四围之字，墨色明显不同。这是因为有的字使用频率高，在排版时一时难以补刻，而将字位空下，待书页印好后，再将其字捺印补上的。如在《三代相照言文集》中就有补字情况；在被定为元代的西夏文佛经《大方广佛华严经》也有类似现象，且很典型(图八)⑨。
(2)字形方面：①字形大小不一；②笔画有粗有细；③字体有方有长；④字体风格不同。雕版印本，每一本书可能有多人写版、多人刊刻，但具体到每一页，无论写版还是刊刻，只能是一人操作，一气呵成，故而文字大小均匀，风格一致。而活字版则有所不同，每版所用活字，很可能由多人所写所刻，自然造成每个字大小、字体、笔画上的不一，风格上的差异。而早期缺少规范，文字不定型，更是造成上述现象的重要原因。
(3)版式方面：由于蝴蝶装和经折装版式不同，两种装帧不同的印本其版式特点也有所差别。
蝴蝶装版式：①不设界格行线，没有象鼻(黑口上下的黑线)、鱼尾；②栏线四角多不衔接，上下栏线长度多超出左右栏线，间或也有不足者；③版心左右行线，与上下栏线多不衔接，留有大小不等的缺口；④字与字间，间距不一；⑤竖看字行不直，或左或右倾斜，横看字列不正，或上或下摆动；⑥字字独立，除特设外，绝无相触、相交的字。
经折装版式，因其多无左右栏线和版心，则主要反映在上述④⑤⑥等项上。
版式上的问题，与排版密切相连：一是栏线、行线由竹片、板条拼排，在其衔接处，难以做到严丝合缝，留下大小不等的缺口；二是字丁大小不规范，字与字间距有大有小，造成行列不直。而雕版按画好的版样雕刻，文字又比较规范，则不存在上述问题。
上述现象，是在造字、排版、摆印等工序过程中形成的，是上述印本比较普遍的现象。另外，有些现象则反映在个别印本上，如页码用字或汉或夏，无一定之规；书名简称漏排，页码错排；还有漏字、误字现象等。这在《本续》和《德行集》中都有。又如在《本续》中，还出现了随意改变版面设计，两个页码用字刻在一个字丁上形成的上下字相交情况，以及倒字现象等⑩。其中倒字、卧字和随意改变版面设计等，在雕版印本中绝对不会出现；而漏字、误字、错码等，虽在雕版印本中并非绝对没有，但比之活字本要少得多。
2.泥活字版印本和木活字版印本的区别
张秀民先生在谈及版本区分时曾感叹地说：“至于泥字、木字、铜字印本的区别，则在几微之间，更为不易。” ⑪钱存训先生也说：“考究版本是刊刻或活字，如无旁证，不易区别。至于是铜是木，如不在序中说明，则更难辨认。” ⑫二公所言，说明要确切地区分每种印本为何种活字，的确难度很大。应该说，定上述印本为活字印本，还属比较容易，也被学术界所接受。问题是上述诸印本的活字特点，并不能确定每种印本为何种活字，如前述《维经》是泥字还是木字，学术界便颇有歧见。
但是，泥活字、木活字工艺毕竟不同，在印本上也会反映出来。面对上述8种活字本，经有关专家仔细揣摩，精心研究，终于找到了二者的差别。笔者除研究木活字《本续》外，对泥活字《维经》也下了些功夫。这里，结合学界研究成果和个人学习心得，将泥活字印本和木活字印本的区分概述如下，供同仁讨论。
从印象上看，一般说来，木活字印本文字工整清秀，笔画流畅，版面疏朗明快，如《本续》《德行集》《诸密咒要语》等；泥活字印本文字则四角圆钝，笔画滞拙，版面比较粗疏，如《维经》。当然，这不是绝对的，只是相对而言，上述木活字印本也有较差的，而泥活字眼下只有一种，今后也可能发现较好的。但是，如果仅从上述特点来区分两种活字，显然是不够的，不具有说服力的，更重要的是我们在《维经》和《本续》的研究中，找到了确定两种活字印本的主要依据，现作重点陈述。
(1)定《维摩诘所说经》为泥活字印本，主要依据有四条。
一是交笔不直。所谓交笔不直，是指有的字横竖交叉的笔画不够连贯，不够笔直，其中有的字还在交笔处形成一个节。这是由于在泥上刻字时，笔画交叉处不能一刀贯通，字形结构中的口形、半口形、三角形等只能一刀一刀剔刻，以致造成这些结构变形，交笔处成节，交笔后延伸部分笔画不直。
二是气眼笔画。所谓气眼笔画，是指因质不好，在陶化过程中泥字上形成的小气眼。这种现象，在较粗的笔画中，用肉眼可以看到。泥质越差，气眼越多，如用水性印料，则气眼会看得更为清楚。
三是变形笔画。所谓变形笔画，是指有的字笔画变形，成为片状。这是由于泥字在陶化过程中温度过高，在泥字上形成的釉面所(图七)。这与常见的晕染现象不同，后者模糊一片，但笔画不会变形。
四是文字断边、剥落现象。这是由于泥字质脆，在搬运、排字过程中不经意造成的文字损伤所致。
上述现象的形成，与泥字的泥质、刻字方式和陶化过程相关。这些现象，无论在雕版上，还是木活字、铜活字上，都是绝对不可能出现的。这一分析，无可辩驳的说明，《维经》只能是泥活字版印本，而不可能是其他活字的印本。
(2)定《本续》为木活字版印本的依据，主要是有隔行“竹片”印痕。
所谓“隔行竹片”印痕，是指在字行间长短不一、断断续续、墨色深浅有差的线条(图八)。这种线条的形成，与木活字的排版工艺有关，是木活字特有的现象。我们知道，在宋代，只有泥活字和木活字(金属活字是否开始，尚无肯定的说法)。按文献记载，泥活字和木活字的印刷工艺是不大相同的。北宋沈括《梦溪笔谈》所载毕昇泥活字排版工艺是“以一铁范(按版面大小制成的铁质版框，用以排字)置铁板上，乃密布其字，满铁范为一板”，无隔行之工序，当然不会有隔行之物在印刷时留下的印痕。与毕昇的泥活字工艺不同，元代王祯《农书·活字印书法》中的木活字排版工艺，则有“排字作行，削成竹片夹之”的工序。《本续》页面上的这些线条，就是隔行“竹片”处理不好稍有突起留下的印痕。这种现象，在近代的铅字印刷品中亦可看到，如果隔行铅条处理不好，也会在字行间留下印痕。这是定《本续》为木活字印本的主要依据。
著名版本学家魏隐如先生说，明清活字本中的字行间，也有“断断续续现象”。这是因为“活字本行格界线亦系拼排，因而也会不平，从而着墨不匀”造成的⑬，并将这种“断断续续”的“行格界线”，作为明清活字本依据之一。因此，即使我们解释有误，也不会影响《本续》是木活字版印本的结论。需要说明的是，这是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线条，是完全可以区分开的：一是行格界线印刷不清形成的线条；二是并无界格行线，而是隔行“竹片”处理不当留下的印痕，二者是不可混为一谈的。何以证明不是行格界线而是“竹片”痕?我们注意到，“竹片”痕在面积较大的空白处较为突出，而在文字密布的字行间则相对较少。这是因为面积较大的空白处无突起的文字相隔，纸面更容易接触到处理不好的隔行之物而留下印痕。但是，也不是所有面积较大的空白处都有这种印痕的，这说明如果排版得当，隔行之物是不会翘起，也不会留下什么印痕的。反之，如果是行格界线的话，这种线条在面积较大的空白处只会印得更为清楚，而不会毫无痕迹。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上述泥活字、木活字印本的特点，是早期活字印刷技术不够完善、不够规范、不够成熟的反映，它所能提供给我们的信息，是在晚期任何明清活字印本中绝对找不到的。这也许正是这批活字印本最有价值、最应珍视、最为可贵之处。
三、西夏活字印刷技术初探
研究古代印刷技术，离不开古代文献，从印本上是看不到印刷过程的。研究西夏印刷，离不开宋代印刷；西夏主体民族党项族，是游牧民族，其印刷技术，当然来自中原。
沈括《梦溪笔谈》，王祯《农书·活字印书法》，是宋元时期关于活字印刷技艺流传至今的仅有的两种著作，详尽的记述了这两种活字印刷有关选材、造字、排板、固板、印刷、拆板的全过程。举凡活字论著，无不引以为据，我们研究西夏活字印刷技术当然也不能例外。我们的研究，除尽力正确理解古人的记述外，同时也参考了前人的研究成果。
1.泥活字印刷技术
宋·沈括《梦溪笔谈》卷十八《技艺门》记载了毕昇的泥活字印刷技术：“其法：用胶泥刻字，薄如钱唇。每一字为一印，火烧令坚。先设一铁板，其上以松脂、蜡和纸灰之类冒之。欲印，则以一铁范置铁板上。乃密布其字印，满铁范为一板。持火就炀之，药稍熔，则以平板按其面，则字平如砥。若只印三二本，未为简易；若印数十百千本，则极为神速。常作二铁板，一板印刷，一板已自布字；此印者才毕，则第二板已具；更互用之，瞬息可就。每字皆有数印，如‘之’‘也’等字，每字有二十余印，以备一板内有重复者。不用则以纸贴之，每韵为一贴，木格贮之。有奇字素无备者，旋刻之，以草灰烧之，瞬息可成。不以木为之者，文理有疏密，沾水则高下不平，兼与药相粘，不可取。不若燔土，用讫再火，以手拂之，印自落，殊不沾污。”通篇文字，简洁明了，内容翔实，具有很强的操作性。如无实践经验，很难写得如此具体入微。应该说，后人关于泥活字技术的研究，都是依据这一记述进行的。清道光年间，江苏扬州人李瑶、安徽泾县翟金生都用泥活字印过书。近十多年，安徽科技大学张秉伦教授、甘肃武威孙寿岭先生都研制过泥活字，并取得成功。现将上述记载，并结合今人经验，将每一步骤推论如下。
(1)原料工具。
原料：胶泥、松脂、蜂蜡、纸灰、纸、墨等。
工具：铁板(两套)、铁范(两套)、木板、火炉、刷子、印台等。铁范小于铁板，是按版面大小制成的长方形版框；铁板、铁范加上铁范内排好的泥字，组成印板。
(2)方法。
①炼泥：毕昇法“用胶泥刻字，薄如钱唇，每字为一印，火烧令坚”，这包括炼泥和制字两部分。这里先说炼泥。
泥是刻字的基础，如无合适的泥，字是刻不出来的。如何炼泥，毕昇法未有明言。胡适、罗振玉皆谓“泥不合印刷”，或胶泥难以做字，而怀疑毕昇泥活字的存在；美国斯文格尔(W.T.Swingle)认为毕昇的活字是金属做的，所谓胶泥刻字，是作铸字的范型。透过这些否定泥活字的言论，更可体会到炼泥的重要。
炼泥包括选土和炼泥两道工序。
张秉伦、孙寿蛉先生，在制泥活字时，都在选土炼泥上下了很大功夫。孙先生对多种胶泥逐一实验，结果有的一见火就炸；有的很容易釉化黏结；有的胶泥中混合沙粒，难以刻字。最后选定洁净细腻的块状胶泥，通过粉碎、用水浸泡、搅拌澄清、除去沙粒杂质等，再经多次捶打压揉，直至全无气泡为止。然后按规格切成泥丁，待干湿适度后，蘸水在玻璃板上轻轻摩擦，直至每一面光滑为止⑭。
张秉伦先生也是选上好黏土，“筛去石块等杂物，加水和成泥浆，用布过滤、沉淀，抽去(其)上清液，再以草木灰隔布吸湿，初步风干后捶熟成坯备用”。实践证明，“这种泥坯质地相当细膩，黏性很好，便于加工，煅烧过程中无开裂现象”，完全胜任刻字要求⑮。
孙寿岭先生炼泥法，或许更接近毕昇古法。
②制字：包括刻字、烧字两道工序。
刻字，要求泥料干湿适度，还要考虑火烧时的收缩率。泥坯过湿过软，字体笔画容易变形，泥坯过于过硬，又容易刻坏。张秉伦先生“利用现代制铅字用的阴文正体条状铜字模，直接制成阳文反体泥活字”，达到字形“十分规整，除原料外，字体笔划几与铅字无异”。⑯孙先生则无此方便，而是在泥丁写上西夏文反字，然后直接刻出，成为可以印刷的反体阳字。
烧字，毕昇法是“以草灰烧之，瞬息可成”。张先生是把阴干的泥字，“放在马弗炉中加以焙烧”，烧成温度为600℃。结果“活字无一开裂现象，也不像一般人所想象的那样非常脆弱，一触即破，而是个个坚贞如骨角” ⑰。孙先生则无此优越条件，只能在烧饭炉上烧字，难免有烧坏情况，但费尽周折，还是烧出了可以印刷的泥活字。关键是掌握好火候，不使爆裂，又不流釉。他们都没有用“草灰烧之”。我曾目睹张、孙二先生所制之泥活字，尽管二君方法不尽相同，但所制之字，的确是“个个坚贞如骨角”，能满足印刷的需要。
如何理解毕昇法中刻的字要“薄如钱唇”，学界意见颇不一致。一说认为钱唇是指泥坯的厚度，理由是这种泥坯，“刻字便利，干燥迅速，烧制时受热也易均匀” ⑱。一说，“钱唇者，钱边儿也”。“薄如钱唇”，只能“是指刻字的笔画深度⑲。孙先生作了与上述完全不同的解释，他认为汉字笔画有简有繁，有的如“量”、“豪”等字，横笔重重叠叠，有的如“飜”、“跚”等字，竖笔紧密并排，有的字又有又尖又细的笔锋，而西夏字更是笔画繁复，有若符篆。因此，以泥做字，在有限的空间里，是否能将笔画刻得很细，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按常人想法，泥质很脆，这是很难做到。刻字的笔画要求有一定深度，这是自不待言的。而“薄如钱唇”，回答的则是如何刻细的何题。毕昇所谓的“钱唇”，是指钱币的上下边缘，上边为上唇，下边为下唇，极言其细也；是指泥活字的笔画、笔锋，可以做到要刻多细就有多细的地步。而这一点，又是孙先生所造的西夏文泥活字所证明了的。笔者也认为，这是迄今为止对这一问题最科学、最恰当的解释。
③摆放：烧好之字，不能乱放，按韵分类，摆放到木格字盘上。“不用则以纸贴之，每韵为一贴，木格贮之”。“以纸贴之”，不是将纸贴在字上，而是将“韵头字”贴在木格板上，以便识别。这与王祯《活字印书法》按监韵刻字，然后依五韵嵌于木盔内，用大字标之的作法基本一致。清乾隆时武英殿金简所刻木活字，也是如此做的。
④排板、固板：“先设一铁板，其上以松脂、蜡和纸灰之类冒之。欲印，则以一铁范置铁板上，乃密布其字，满铁范为一板，持火就炀之。药稍熔，则以平板按其面，则字平如砥。”文中包括排字(满一范为一板)、固板(持火炀之)两道工序，其意甚明。而排板“常作二铁板，一板印刷，一板已自布字，此印者才毕，则第二板已具，更互用之，瞬息可就”。两张铁板，交互排字，可提高功效。
唯“其上以松脂、蜡和纸灰之类冒之”。需作少许解释：“松脂”，即松香，具有黏合性；“蜡”，指蜂蜡，有难于皂化(即不溶于水)的特性。“松脂”和“蜡”加温后呈流体，而“纸灰”为碱性，可中和酸性，更主要的是起保温和填充的作用。“冒之”，用到此处为覆盖之意，是指将“药”平铺在铁板上。这三种东西的混合物，被毕昇称之为“药”，既可固板，还方便拆板。
还需要说明的是，为了使泥字和铁范同时固定在铁板上，排板时，必须将方形铁范放在“药”面上，然后再在铁范内依次排字。只有这样，铁范与泥字，才能通过“持火就炀之”同时固定在铁板上。
⑤刷印：刷印过程，毕昇法中无文字述及，但可以想见，必经刷墨——覆纸——刷印——揭纸这一过程。
⑥拆板：业内人士都知道，毕昇是先搞木活字的，但因为木字“文理有疏密，沾水则高下不平；兼与药相黏，不可取”，才搞泥活字的。“不若燔土，用讫再火，以手拂之，印自落，殊不沾污”。“燔”者，烧也，“燔土”者，泥活字也。这句话是针对木活字“兼与药相黏”，拆板问题解决不了而说的。而泥字则不然，只需将铁板移到火上烘烤，待铁板受热“药”稍熔化后，用手轻拂之，则字自落，不会黏连不净。拆下的字，按韵归类放到相应的字格内，以备下次使用。
⑦装订：毕昇法未有明说，但这是一个必有的过程，即分页、拼页，然后装订成书。
2.木活字印刷技术
元·王祯《农书·活字印书法》：“今又有巧便之法，造板木作印盔，削竹片为行，雕版木为字。用小细锯锼开，各作一字。用小刀四面修之，比试大小、高低一同。然后排字作行，削成竹片夹之。盔字既满，用木屑屑之使坚牢，字皆不动。然后用墨刷印之。”并对“写韵刻字法”、“锼字修字法”、“作盔嵌字法”、“造轮法”、“取字法”、“作盔安字刷印法”等每一道工序，都做了详尽的记述。下面，只作简要概述。
(1)原料工具。
原料：木板、竹片、木屑、纸、墨等。
工具：印盔(板框)、小刀、小细齿锯、刷子、筐子、转轮盘等。工具的复杂，表明技术的进步。
转轮盘被认为是王祯木活字的重大成就之一。它由轮轴座、转轮架和圆形字盘组成，字盘在转轮架上可以自由转动。转轮盘有两台，一台其字按监韵排列，一台放置杂字。排板时，排字工坐在两台转轮盘之间，做到“以字就人”选字排板，从而减轻了劳动量，提高了工效。
方法：
①选料。王法未作专门说明。应与雕版相同，多用梨木、枣木等木质软硬适中，纹理较为细膩，易于下刀的木材。
②写韵刻字。按王法，先按当时流行的监韵五声选出要用之字，写出大小不同规格的字样，贴在木板上，然后由刊匠(刻字工)刻字。每字之间留下间隔，以便锯开。
③锼字修字。刻好之字，用细齿小锯将木板上的字锯成单字；再用小刀修理整齐，使之大小、高低一致，符合准则。
④作盔嵌字。将刻好之字，按监韵分为不同门类，置于木盔(木盘)内，摆放在转轮盘上，以备使用。
⑤捡字排板。先按书面大小，做成四周有围栏的板框，然后排字工将从转轮字盘中捡出之字，“排字作行，削成竹片夹之”。并用木屑屑之，使之“字皆不动”。
⑥刷印。沿界行在板面上刷墨，然后铺纸刷印。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刷墨还是刷印，棕刷只能顺界行竖直刷之，不能横刷。
⑦拆板。刷印完后，将字放置原处，以备下次使用。
⑧装订。分页、拼页，装订成书。
以上方法，是十分成熟的方法。西夏或许没有如此规范、成熟、系统，如有的木字大小不一，有的一个字丁上刻两个字等。但在大的方面，也只能按此程序操作。又如，是按王法先将字刻在一块板上，然后再用小刀锼成单字呢，还是先做好一个个白丁，然后再刻字呢?是将字放在木架上呢，还是也用转轮盘?这就难说了。
前已述及，宋元两代的活字印刷，虽有文献记载，但是迄今为止，在浩如烟海的汉文古籍中，尚未发现宋元时期的汉文活字印本；而“明清以来的活字本，约一千种左右(不算丛书本与家谱)” ⑳。而在这1000种活字本中，90%是清代的，明代仅有100余种，比较典型的如《毛诗·唐凤山有枢》篇，其中“自”字横卧(横排)；《鹤林玉露》，其中“馳”字倒置(倒排)等。而泥活字，明代则未见一本，清代是晚到道光时才出现的，现在能见到的仅有苏州儒生李瑶印的《南疆译史勘本》《校补金石例四种》等；安徽泾县秀才翟金生印的《泥板试印初编》《水东翟氏宗谱》等，真是凤毛麟角，十分难得。上述西夏活字印本，是现存世界最早的活字版印本实物，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是十分珍贵的文物，也为早期版本和活字印刷技术的研究，提供了直观的实物资料。
被誉为“文明之母”的印刷术，它发明影响了整个人类文明进程，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英国著名科学家、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说：“任何帝国、任何教派、任何星辰对人类事物的力量和影响，都仿佛无过于(印刷术、火药、指南针)这些机械性的发现了。” ㉑与雕版印刷相比，活字印刷是印刷技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进步。我国活字印刷比西方早4个世纪。毕昇发明泥活字，是在1041年～1048年之间，有趣的是，400年之后的1440年～1448年之间，德国的约翰·谷登堡发明了铅活字。西方的活字印刷技术是在我国活字印刷技术的影响下发明的。作为我国四大发明之一的印刷术，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进步的杰出贡献，是我国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也是中国人民永不落的光辉。西夏活字印本的发现和研究成果，展示了中国印刷文化的一个侧面，它对弘扬华夏文化，树立民族自信心，振奋民族精神，必将产生积极的作用。
参考文献：
①1965年，浙江温州发现的《观无量寿佛经》残片，是泥活字所印，还是雕版印本，学术界争论激烈，迄今未有结果。笔者认为，该残片是用组字法创作的佛祖版画残片，详见拙文《揭开〈观经〉残页之迷》，台湾《印刷科技》第16卷第4期(2000年6月)。
②牛达生：《西夏刻书印刷事业概述》，《宁夏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本文对西夏印刷品的发现，有较为详细的记述。
③两次获奖情况，分别见：1.新华社银川(1996年)11月14日电：《木活字印刷术发明年代提前一百年》，《中国文物报》《光明日报》等海内外媒体多有报道；2.子牛《西夏木活字研究有新进展，牛达生又获文化部成果奖》，《中国印刷》1999年11期，《中国文化报》《宁夏日报》等也有报道。
④牛达生：《西夏文泥活字版印本〈维摩诘所说经〉及其学术价值》，《中国印刷》2000年12期。
⑤⑦⑧史金波、雅森·吾尔守(维族)：《中国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及其早期传播——西夏和回鹘活字印刷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58，第41，第49等页。
⑥聂鸿音：《西夏活字研究评述》，《民族研究动态》1996年4期。
⑨牛达生：《元刊西夏文佛经〈大广佛华严经〉第七十六考察记》，《北京图书馆刊》1997年1期。
⑩牛达生：《人类印刷史上的大发现——西文佛经〈本续〉认定是现存世界最早的木活字版印本及其价值》，台湾《1997·中华印刷科技年报》中华印刷科技学会，1997年3月。
⑪张秀民：《中国活字印刷简史》，转引自《活字印刷源流》51页，印刷工业出版杜，1990年。
⑫《中国书籍纸墨及印刷史论文·中国历代活字本简述》，香港中文大学出版杜，1992年，第153页。
⑬⑮魏隐如、王金雨；《古籍版本鉴定丛谈》，印刷工业出版社，1984年，第125～127页
⑭笔者访问过孙寿龄先生，并详细听了孙的介绍，参见庄电一《让历史再现的人》，《人物》2001年12期，第62～65页；尹铁虎《武威孙寿岭与西夏泥活字版〈维摩诘所说经〉》，《中国印刷》2002年8期。
⑮⑯⑰张秉伦、刘云：《泥活字印刷的模拟实验》，载《活字印刷源流》，印刷工业出版杜，1999年，第238～242页。
⑱张树栋等：《中华印刷通史》，印刷工业出版社，1999年，第351页。
⑲李致忠：《〈梦溪笔谈〉所记毕昇泥活字印书法释论》，《中国印刷》2002年8期，第55页。
⑳〔英〕弗兰西斯·培根：《新工具》，商务印书，1984年，第103页。
㉑张秀民：《中国活字印刷简史》，转引自《活字印刷源流》第51页，北京，印刷工业出版社，1990年。现存活字本数量，钱存训称：“现在知见的木活字本不下二千多种……而以家谱最多，仅北京图书馆即收近千种，其中印于代的约五百种。”与张秀民先生估计数字大体一致。文见《中国书籍纸墨及印刷史论文·中国历代活字本简述》，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62页。
Abstact: In the archaeolgy of Xi Xia regime ,a large number Xi Xia regime document have been unearthed in the near a hundred years of 20 centuries .The type printed copy of Xi Xia regime has been found in succession since the 90's .8 kinds of type printed copy form Ningxia Helan ,Gansu wuwei ,Dunhuang Caves and Russia hid Xi Xia regime document have been introduced respectively in the text, and according to achieved fruit ,the mentioned above type the characteristic is summarized firstly，especially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mud type printed cope and the wooden in the version of type printed cope ,and Xi Xia regime movable-type printed technology has been searched.
本文出自：《历史深处的民族科技之光：第六届中国少数民族科技史暨西夏科技史国际会议文集》2002年，122-13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