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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夏陵三题
发布时间:2019-02-14 09:47:43   来源:《宁夏社会科学》    作者:牛达生 贺吉德   点击:

西夏陵三题

牛达生 贺吉德

  近十几年来,西夏陵的研究已经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但有些问题,如西夏陵平面布局上的排列方式问题,各陵陵主问题,陵园地面建筑的功能、形制问题等,至今仍然没有较为统一的认识,存在着争论。现将我们对其中部分问题的意见略陈如下,恳请方家指正。

一、西夏陵是在成吉思汗灭夏战争中破坏的

  据考古调查和发掘,西夏帝陵由内外神城、阙台、碑亭、献殿、角阙、角台以及高大的陵台等地面建筑组成,面积达十几万平方米多陪葬墓由神城、碑亭、封土等组成,有的面积达数万平方米。这些陵墓布列在50平方公里的陵区内,气势宏大,俾壮观瞻。从陵区出土的大批质地精美、造型别致的各类建筑构件判断,陵墓建筑多采用传统的大屋顶结构,规格都是很高的。如果将其复原,在景观和规模上,绝不比中原帝王陵园逊色。然而,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却是一派破败荒凉的景象,到处残垣断壁,遍地破砖败瓦。那些至今尚未被风沙自然填满而豁然裸露的大盗坑,似乎在永久地诉说着西夏陵曾经经历过令人心悸的大劫难,只有那巍然高耸的陵台、形制独特的阙台等建筑遗址依然在顽强地证明着西夏陵昔日的辉煌。

  西夏陵是在什么时候被什么人破坏的?综观宁夏历史,我们有理由认为,西夏陵是在成吉思汗灭夏战争中,被蒙古军队夷为一片废墟的。

  史载,成吉思汗对西夏的征服战争,从1205年至1227年西夏灭亡,先后进行过6次。其中1209年、1217年、1226—1227年三次战争,蒙古大军都曾进据贺兰山,包围中兴府。1217—1225年,蒙古军队在先后征服火里、秃麻和花剌子模等中亚诸国的战争中,掠地屠城、使世界为之震惊。在1209年的对夏战争中,蒙古军队包围中兴府,引水灌城,长达半年之久,使城中房倒屋塌,“居民溺死无数”①1226—1227年成吉思汗发动的最后一次灭夏战争中,西夏百姓“穿凿土石,以避锋镝,免者百无一二,白骨蔽野”②在西夏灭亡后13年就产生的《蒙古秘史》③,以及拉施特主编的《史集》④中,都记载了西夏宋末李睍被“杀”、中兴府被“屠”的事实。在这次战争中,蒙古军队从1226年5月在贺兰山大败夏将阿沙敢不,占据贺兰山东麓,至11月进围中兴府,翌年八月执杀末帝李睍,西夏灭亡,前后一年多时间控制着包括西夏陵区在内的贺兰山东麓京畿腹地。蒙古贵族因政治上的需要和对金银财宝的贪婪,以及受风水迷信思想的驱使,再加上常年征战中养成的破坏与掠夺的习性,洗劫西夏陵是不可避免的。事实上,他们也完全有时间、有条件、有人力对西夏陵进行大规模的盗掘和破坏。

  蒙古军队在灭夏战争中破坏西夏陵可找到以下两条佐证:

  第一,据明《弘治宁夏新志》记载,在明代,西夏陵仅“数冢巍然”,已无地面建筑。安塞王朱秩炅《古冢谣》“贺兰山下古冢稠,高下有如浮水沤,道逢古老向我告,云是昔年王与侯”,更是明代西夏陵荒凉景象的写照。可见西夏陵大规模地破坏,不在明代。而至今流传在银川地区老年人中的一首谚语“昊王墓,金银两大窟,要得开,且待元人来”⑤,却清楚地透露出西夏陵被挖掘破坏的时间是在蒙元时代,“元人来”,即1226—1227年灭夏战争时蒙古军队的到来。

  第二,1987年,本文作者之一的牛达生主持发掘西夏三号陵东碑亭时,在碑亭的西、北两侧,发现了五个灶坑,灶口直径最长达118厘米,灶坑壁烧结层厚约10厘米左右。这表明,一是灶坑“使用期较长且火力很强”⑥;二是灶坑所埋的铁锅很大,且有五口之多,足够很多人使用。在堆积物中还发现了人们日常生活所必需的陶瓷器皿、铜铁器县及为娱乐而随意制作的棋盘、棋子、砖刻等。种种迹象表明,这是西夏陵破坏者的生活遗迹。他们人数众多,在陵区活动的时间较长,与蒙古军队久据贺兰山区的史实相吻合。他们“要吃、要住,闲暇还要玩。在破坏过程中,会将可资利用的房舍作为最后的破坏目标先行利用,如碑亭、献殿等,或作居室、议事之所,或作仓储工间之用”⑦。以便大规模的、有组织的破坏和盗掘西夏陵。

  通过发掘和调查发现,陵区200多座陵墓都遭到了野蛮的挖掘和破坏,无一幸免,其破坏规模是巨大的,破坏方法主要是烧、砸、挖、掠:

  烧:在陵区所有的遗址堆积中,都发现有木炭灰烬,有的木炭长达数十厘米多在清出的地面上,有焦黄的和赤色的烧灼痕迹,在北部遗址中,还发现有被烧焦的墙皮。可以想见,西夏陵地面建筑物,特别是砖木结构的陵墓建筑都是被火烧为废墟的。

  砸:陵园中的石象生、陵区北部遗址的泥塑造象,除个别头部残块和身躯残肢尚可成形外,绝大部分都是大小不等、难以并合的残块多6号陵的两根雕龙石栏柱和一件石刻经幢也无一完整者,遗址地面的方砖,虽大半未曾移动,但完好者极少,多数都被重物一一敲击破裂,呈辐射状裂痕,稍一搬动,即自行破碎。在陵区出土的所有西夏文和汉文石碑,都已成为碎块。据统计,在陵区5座陵墓出土的残碑有3632块。最大的一块西夏文碑长仅56厘米、宽42厘米,经缀合后得381字,竞成为西夏陵碑石中迄今发现的绝无仅有之物,其余多数则三五字不等,有的仅一字而已,至于无字可见的碑体残块则多不胜数。蒙元贵族在亡夏战争中屠民灭族、掘陵毁碑,对西夏文化造成了毁灭性破坏。

  挖:通过对6号陵的发掘发现,深约25米的地宫(墓室),是采用大揭顶的方法掘开的。地宫内充塞淤土,其中杂有地面建筑材料。地面上还留有直径近20米、深约8米的大盗坑,盗坑四周有堆土高高隆起。这个盗坑,应是地宫被破坏后,经过700多年的自然回填而尚未填平的原坑。调查发现,每座帝陵和较大的陪葬墓,在陵台或封土前,多有大小不等的盗坑。这些盗坑估计也是被大揭顶后自然回填的结果。至于较小的陪葬墓,其封土前多有淤土堆积,可能是被挖后自然回填的痕迹。

  掠:掠夺财宝,是蒙古人破坏陵墓的目的之一。史籍载;夏亡时,“诸将争取子女、金帛”⑧。盗掘陵墓以掠财宝,是蒙元“诸将”意中之事。经发掘,6号陵虽已严重破坏,尸骨无存,但还是出土了金带饰、金扣边、金鞍靠、镏金银饰、镂孔金饰及人物竹雕、珠饰等珍贵文物。在101号墓中,还发现了重355公斤的石马和188公斤的镏金铜牛等稀世文物。这说明,西夏帝王陵墓和中原历代帝王陵墓一样,陪葬有金银珠宝的。从已经出土的这些被遗漏或因重量太大无法拿走的珍贵文物看,在陵区内的帝陵和陪葬墓中埋藏的金银财宝为数可观。联想到西夏历代帝王生前骄奢淫逸的生活,在其陵墓中亦不乏价值连城的珍奇宝物。而这些代表西夏灿烂文化的稀世珍品,却被蒙元“诸将”盗掘殆尽,至成千古憾事。

  综上所述,西夏陵是在1226—1227年蒙古灭夏战争中,被蒙元贵族动用军队进行有计划、有组织的大规模挖掘、破坏后沦为废墟的。

  西夏陵作为一处有重大历史研究价值的古文化遗址,现在是否保持着被蒙古军队破坏后的原始状态?在此后是否继续遭到了破坏?这也是值得我们认真探讨的一个问题。调查与发掘的结果表明,西夏陵大体保持了蒙古灭夏战争中破坏后的原貌,但也有后世继续破坏的例证。《弘治宁夏新志》载:西夏陵“人有掘之者,无一物”。这表明在明代有人继续对陵墓进行过盗掘和破坏。在1972年发掘6号陵时,除发现地宫已被大规模的挖掘外,还发现有后期盗洞。在地宫西配宝,“有一晚期盗洞由南向北,然后折向东北”⑨在发掘3号陵东碑亭时发现,遗址上厚80厘米的堆积物,被人多次扰乱,已无层次可言,出土的360块石碑残片,碎小破败,最大的仅有3个完整的字,全部加起来,也不足整碑的一角。这说明在发掘前,早已有人光顾过这里,对遗址进行过乱挖,将大块残碑盗走。

  慕寿祺《陕甘宁史略》卷三十载:民国八年(1919年)秋,日人三人住贺兰山古寺,日日绘图照像。”⑩这些“绘图照像”的日本人,后来被寺僧密报至“宁夏府城”(今银川),由宁夏县衙派人“往询”。看来日本人是在今银川境内的贺兰山“绘图照像”的,涉足西夏陵当在其活动范围之内。1989年5月15日,日本学术委员会委员、考古委员会委员长江上波夫先生一行访问宁夏,曾言及抗日战争时,他驻包头,曾乘飞机考察过西夏陵,并拍了照片⑪。史金波《西夏文化》一书中也指出,原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贾敬颜教授,“收藏有一部分西夏墓碑拓片”,据说是建国以前收藏的。这些点滴情况说明,本世纪以来,有人曾在西夏陵活动过,并挖掘过地面遗址,较大块的碑文残片被盗走,甚至可能流失国外。

二、西夏陵区只有9座帝陵

  西夏陵区有几座帝陵,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问题之一。一种意见认为,西夏自李继迁始,传位12代,有九座帝陵见诸史籍:太祖李继迁的裕陵、太宗李德明的嘉陵、景宗李元昊的泰陵、毅宗李谅祚的安陵、惠宗李秉常的献陵、崇宗李乾顺的显陵、仁宗李仁孝的寿陵、桓宗李纯佑的庄陵、襄宗李安全的康陵,与陵区现存帝陵数相符。最后三代神宗李遵顼、献宗李德旺、南平王李睍先后死于1226年、1227年,正值成吉思汗灭亡西夏的战争中,故未及造陵⑫。另一种意见认为,西夏陵区原有帝陵11座,除上述9座帝陵外,尚有“遵顼陵和德旺陵”,并且认定,1972年发掘的6号陵即为遵顼陵。但陵区现存帝陵只有9座,这是因为“一九六四年某单位在这一地区修建工程,平掉不少墓塚,”“平掉的墓塚中很可能包括两座帝陵在内” ⑬。对于后一种意见,我们是不敢苟同的。理由是:

  其一,所谓陵区基建施工,可能“平掉”了两座帝陵的说法根据不足。1956—1957年,宁夏青铜峡勘测处,曾对包括西夏陵区在内的贺兰山东麓洪积扇部分地区进行了测绘,完成了1:10000的大比例图纸。这份图纸忠实地反映了50年代西夏陵区的原始面貌,是西夏陵最早的地形图。“文革”期间,本文笔者之一的牛达生有幸从一位在农业厅工作的朋友处得到了这份图纸,并一直保存到现在。经认真审视,尽管图纸绘制的较为粗放,元素单位较少,但重要的是,它完整地测绘出了被现代建筑覆盖前的陵区东部和北部的原始地貌。图纸上,陵区高大的陵墓建筑遗址大都作为突出的地物,用星号标志出来,这样的符号共有15个,其中13个标有“昊王坟”三个字。陵园建筑较完整的,在星号外绘以方框,这在图上有4个。陵区北部遗址,也以方框标明其范围。这就是说,在这份图纸上,西夏陵现存帝陵陵园建筑遗址、较大的陪葬墓遗址和建筑遗址基本上都已反映出来了。但在图纸上的陵区东部,也就是在60年代某单位修建工程的大面积地段,却没有一个墓葬符号。这表明,目前被现代建筑覆盖的陵区东部,原来就没有大型墓葬。60年代的基建施工,可能会“平掉”一些不太起眼的中、小墓葬,但肯定不会有大墓以至帝陵。

  其二,所谓西夏陵区有“遵顼陵和德旺陵”的推测是不能成立的。

  西夏第八代皇帝神宗李遵顼死于1226年2月,第九代皇帝献宗李德旺死于1226年7月。1227年8月,末帝李睍被蒙军执杀,西夏灭亡。此间一年半,正值成吉思汗灭夏战争的关键时刻。在蒙古大军压境、西夏国势垂危之时,3个月后,贺兰山区即被蒙古铁骑控制⑭,在这样的情势下,西夏为遵顼建陵已无可能。李德旺死时,贺兰山已为蒙军控制。4个月后,中兴府又被蒙军包围,直至末帝李被杀,西夏灭亡。德旺的陵也不会有机会建于贺兰山西夏陵区。事实上,此时的西夏,尽将全部人力、物力、财力投入生死存亡的抗蒙战争,已无力为二主造陵,退一步讲,夏人即使将国家危亡置之度外,为遵顼、德旺造陵,但位于贺兰山东麓的西夏陵区已在蒙军的铁蹄之下,直至西夏灭亡,这在客观上已经不再具备为二主造陵的起码条件,再退一步说,即使有造陵之举,以陵园的规模而言,因工程浩大,亦绝非短期可以竣工,只恐陵未筑成,而蒙古铁骑已至。

  另外,《宋史·夏国传》中,记载了遵顼的谥号、庙号,而无陵号,记载了德旺的庙号,而无谥号和陵号,而至李睍,则既无谥号、庙号,更无陵号。西夏国势每况愈下,由此可见一斑。有人认为遵顼、德旺均有陵园而陵号失载,这是毫无根据的推测。遵顼、德旺无陵号,这绝不是史家一时的疏漏,而正好说明了遵顼、德旺无陵的客观事实。

  综上所述,我们认定,在西夏陵区,原来只有9座帝陵,和现存帝陵数相符。

三、西夏陵区北部遗址是佛寺遗存

  西夏陵区北部遗址,因其规模宏大,内涵丰富而受到考古界的重视。随着研究工作的深入,对这一遗址的性质,也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兴趣,先后有“陵邑”⑮、“祖庙”⑯诸说。笔者也曾有过“祖庙”的看法。我们经过进一步的研究认为,将这处重要的遗址定性为“陵邑”或“祖庙”根据不足,而是一处与西夏陵有密切关系的“佛寺”遗存。

  “陵邑”创于汉初,它不仅是设在西汉诸帝陵附近的陵园管理机构,而且更是一个具有特殊地位的行政建置。汉初几代,朝廷为加强中央集权统治,在诸陵设置“陵邑”,徙关东豪族大姓居于其中,内设官衙署所、里居市坊。供许多皇亲国戚、达官贵人、豪富巨商聚居。一般居有数万户之众:茂陵“陵邑”人口多达27万,竟超过首都长安之人数⑰。按汉制,“陵邑”为县级建置,但不属郡守管理,而为九卿之一的“太常”所辖。“陵邑”设“令”治理,其俸禄高于一般县令,高祖“长陵令”“秩二千石” ⑱,相当于太守的年俸,其地位之重要,可见一斑。其实,汉代的“陵邑”已远非一般邑县可比,而是一座座具有相当规模的政治活跃、经济繁荣、文化发达的城市。

  “陵邑”有管理皇陵的职能,陵邑“令”下属“园令”“掌守卫陵园、案行扫除” ⑲。下辖园长、校长⑳、门吏、守陵人、植树人、清扫人等,计达数千人,他们分别负责陵园的守卫、洒扫、植树、祭祀之事,“日祭于寝,月祭于庙,时祭于便殿” ㉑。但这个庞大的机构,只是“陵邑”的下属机构之一,而不是“陵邑”的全部。

  汉代“陵邑”的设置,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无事可以备胡,诸侯有变,也足率以东征” ㉒,是国家政权的一个组成部分。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和时间的推移,“陵邑”的设置已无实际意义,于是汉元帝在永光四年(公元前40年)下令撤销“陵邑”建置㉓。自西汉以后,历代王朝“再没有陵邑之设” ㉔。

  有人认为,“唐之醴泉于昭陵、乾县之于乾陵,皆陵邑性质。宋代设置永安县意义相同,所不同的只是它兼管诸陵而已” ㉕,又有人据此将西夏陵区北部遗址牵强为“西夏陵邑”。这是值得商榷的。

  据史籍载,唐宋时期,陵寝之事归太常寺(或宗正寺)管理。唐代诸陵设“陵台令”、“掌守卫山陵”㉖,宋代设“诸陵祠坟所”,“掌先世后妃之坟园,而以时献享” ㉗。陵区内也设有职事管理人员和陵户,负责守卫山陵、植树洒扫诸事。唐宋时期陵园管理机构的性质与职能,与西汉“陵邑”内的陵园管理机构相同,但不能与赋于其政府职能、居住着一十万人口的一级行政建制“陵邑”相提并论。至于唐宋近陵县镇地方政府有管理陵区的部分职能,这与西汉“陵邑”兼有管理陵区职能的情况有很大差异,性质完全不同,故不能因此而将近陵县镇视为“陵邑”

  西夏陵区北部的建筑遗址,东西长约290米,南北宽约170米,面积约4万平方米,不及陵区任何一座帝陵面积的一半大,是一座宫殿式寺院的规模,难以与西汉“陵邑”同等而语,也无法与唐之醴泉、乾县,宋之永安县相比。故将其定性为“西夏陵邑”,则失之牵强。

  西夏陵区有无管理机构,史籍缺载。西夏《天盛鼎新律》“司次行文门”有“圣容地居”,属中等司,有人认为是“皇陵”的管理机构㉘。可以肯定地说,西夏陵会和唐宋一样设立管理机构,以守护皇陵、按时祭享,但绝不会有“陵邑”之设。

  把西夏陵北部建筑遗址认定为“祖庙”,也难以成立。产生此说的主要依据是对“孛王庙”的解释和对其所处位置的判定。“孛王庙”一词,见于元世祖至元年间成书的《圣武亲征录》。据载,1209年,蒙古军队“复征西夏,入孛王庙”。在这次战争中,蒙古军队先克兀剌海,“继而进至(贺兰山)克夷门”,“入孛王庙”,然后包围中兴府,迫使夏主请降。“孛王庙的位置当在克夷门与中兴府之间,且距中兴府不远”,“克夷门在贺兰山一带,西夏陵园位于贺兰山之东,中兴府之西,是由克夷门至中兴府的必经之路” ㉙。又有人推定“孛王庙,指中兴府城外西夏王室的祖庙” ㉚。为此得出陵区北部遗址“很可能是‘孛王庙’——西夏祖庙”的结论㉛。

  在古代宗法社会中,祖庙(即宗庙、太庙)与社稷是国家的象征。对宗庙和社稷进行祭祀,是重大的政治活动。宗庙、社稷建筑,一般都建在京城。西夏深受中原文化影响,和历代王朝一样,其宗庙也建在京都兴庆府内。据载,1020年,李德明定都兴州后,在“构门阙、宫殿”的同时,也建了“宗社、籍田” ㉜。1069年,宋神宗在西夏要求“以安远、塞门二寨易绥州”事赐诏夏国主时,称其诏书“所宜显谕国人,藏之祖庙” ㉝。据此,西夏“祖庙”显然在都城,而不会在西夏陵区。1209年蒙古征西夏所入“孛王庙”,当非祖庙。

  此外,又有“原庙”之说。认为所谓“孛王庙”“盖西夏先王原庙之在中兴城外者” ㉞。《尔雅·释言》:“原、再也”。所谓“原庙”,亦即“再建之庙”。史载,汉惠帝将原在长安的高祖庙外迁,在高祖长陵另建新庙,称“原庙”㉟;五代后梁贞明六年(公元920年),蜀王重建高祖庙于万生桥,称“高祖原庙”㊱。 “原庙”是“祖庙”的延律,都是供奉先祖之处。根据史籍记载,祖庙自京城外迁他处后,方可在陵区建“原庙”。西夏祖庙外迁不见记载,中兴府城外有原庙又称“孛王庙”者即不可信,而“原庙”之在西夏陵区则更属虚妄之论。

  西夏陵区北部遗址不是“陵邑”,也不是“祖庙”或者“原庙”,而极有可能是一处重要的佛寺遗存。理由如下:

  第一,历代帝陵有建“佛寺”的先例。据载,自佛教传入中国后便有此举。《洛阳伽蓝记》“白马寺,汉明帝所立也。……明帝崩,起衹园于陵上,自此以后,百姓冢上或作浮图焉。”“衹园”即“衹园精舍”,是佛陀居住的地方。有人据此推断,位于洛阳的汉明帝显节陵,“可能建有佛教建筑” ㊲。南北朝时,随着佛教的发展,陵园建筑受佛教影响日深。位于大同的北魏文明太后永固陵,建有“思远浮屠”,即“佛寺”㊳,今遗址尚存。洛阳北魏孝文帝长陵、抉风隋文帝泰陵等,皆发现有象征佛教的莲花纹白石。此后力士、飞天浮雕、莲花纹方砖、须弥座式棺床等多在陵墓中出现,县有浓厚的佛教色彩。到了宋代,在陵区建有罗汉寺、昭孝寺、宁神寺等佛教寺院,以为先代帝王追福㊴。

  西夏盛行佛教,夏境内塔寺林立,僧人遍地。西夏皇室曾延请回鹘名僧演绎经义,组织刻印汉文《大藏经》,译成了579卷西夏文佛经,多次进行大规模的佛事活动,对佛教在西夏的传播和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从一定意义上说,佛教也曾成为西夏王朝的官方思想” ㊵。在这种背景下,加之西夏陵寝制度深受宋朝影响,在西夏陵仿宋陵之制构建佛寺,当是情理中事。

  西夏陵区北部遗址,距南部诸陵甚远。陵墓是从南向北发展的。在遗址附近数陵中,有一处已确定为仁宗李仁孝“寿陵”。李仁孝是西夏第5代皇帝,在位54年,已近西夏后期,是西夏政治、经济、文化繁荣时期,也是西夏佛教鼎盛时期。这处遗址,很可能是西夏后期的“佛寺”遗存。仁孝在位期间于陵区内建立“佛寺”,与当时西夏的社会环境是相吻合的。

  第二,有人根据蒙古人称夏国主为“孛王”,认定“孛王庙”即“祖庙”㊶。“孛王”在《蒙古秘史》中又译作“不儿罕”,“不儿”即“孛”之音转,“罕”犹言“王”,故“孛王庙”亦可译为“不儿罕庙”;在回鹘语中,“不儿罕(Burgan)”意即“佛”㊷,故“不儿罕庙”亦可译为“佛庙(寺)”。在历史上,皇帝把自己推为“佛”,受人顶礼膜拜者所在多有。北魏皇帝就曾将自己视为“佛”,所谓“朕即佛”。并在云岗石窟把前五代皇帝雕刻为“佛”的造像,即今著名的“昙耀五窟造像”(第16—20窟)。无独有偶,清朝皇帝也曾把自己当成佛,西太后即喜欢被人呼为“老佛爷”。西夏皇帝是否也曾自诩为“佛”,已无从稽考,然而,西夏帝陵陵台的独特形制——塔式陵台,却给我们透露了重要的信息,这似乎意味着塔式陵台其实就是一座瘗埋佛骨,让人顶礼膜拜的佛塔,意味着西夏皇帝死后愿意被人当作“佛”去供奉,意味着西夏皇帝有视己为“佛”的观念。不仅如此,西夏人和宋朝人一样在陵园构建佛寺为先帝追福,就更合于情理。因此,如果认定西夏陵区北部遗址是“孛王庙”的建筑遗存,其“孛王”应据“不儿罕”回鹘语义解为“佛”,“孛王庙”意为“佛寺”则更有说服力。

  第三,考古发现为认定西夏陵北部遗址为佛寺遗存提供了实物证据。对这处遗址考古发掘结果表明,遗址内最重要的建筑是呈长方形的殿堂遗址及过殿、挟屋、厢房等遗址。在遗址堆积层中,出土了大量与佛教有关的泥塑残块。据报导,在过殿内,在“佛像残肢、脚趾,……表面施化妆土,有的表面贴金,金箔斑驳可见”。还“有莲瓣、莲蕾、石榴果,以及须弥座残块等”浮雕残件㊸,而殿堂内的泥塑佛像残块,“虽多为残肢,但体量较大,如复原,当在2米左右” ㊹。这表明殿堂供奉的是大型佛像,很合乎一般寺庙的规律。丰富的泥塑佛像,为遗址的“佛寺”性质,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注释:

  ①戴锡章《西夏记》卷二十六。

  ②胡汝砺《弘治宁夏新志》卷六。

  ③道润梯步新编简注《蒙古秘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8年11月版。该书原为“畏兀儿体的蒙文”,成书于1240年,距西夏灭亡仅13年。

  ④《史集》,是蒙古四大汗国之一的伊利汗国宰相拉施特(Rashid al-Din,1247(?)—1317)主持编的,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是研究蒙古史的基本史料之一。

  ⑤韩兆民、李志清《宁夏银川西夏区调查简报》注释⑬,《考古学集刊》1987年总5期。

  ⑥⑦宁夏考古所《银川西夏陵区三量陵园东碑亭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93年第2期。

  ⑧宋濂《元史·耶律楚材传》卷一四六。

  ⑨宁夏博物馆《西夏八号陵发掘简报》,《文物》,1978年第8期。

  ⑩慕寿祺《陕甘宁史略》卷三十:“民国八年秋,日人三人住贺兰山古寺,日日绘图照像。寺僧密报镇道,令宁夏县往询有无护照。答曰无,问在此何事,日博戏耳”。

  ⑪雷润泽《宁夏文博事业发展纪事》,《宁夏文物》1989年总第3期。江上波夫拍西夏陵照片事,系雷口头提供,谨致谢意。

  ⑬⑮吴峰云《西夏陵园及其建筑特点》注⑫,《宁夏文物》1986年创刊号。

  ⑫牛达生《西夏陵园》,《考古文物》1982年6期。

  ⑭《蒙古秘史》云,成吉思汗“驻夏于察速秃山”,那珂通世认为察速秃山在今贺兰山、龙头山群峰中。此采那氏说。

  ⑯㉙㉛㊶㊸宁夏考古所《西夏陵园北端建筑造址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9期。

  ⑰《汉书·地理志》卷二十八。

  ⑱《汉书·高后纪》卷三。

  ⑲《后汉书·百官志》卷三十六。

  ⑳《后汉书·百官志》卷三十六:“校长,主兵戎盗贼事”,是负责陵园治安的官员。

  ㉑《汉书·韦玄成传》卷七十三。

  ㉒《汉书·娄敬叔孙通传》卷四十三。

  ㉓《汉书·元帝纪》卷九。

  ㉔㊴杨宽《中国古代陵寢制度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2月版。

  ㉕郭湖生等《河南巩县宋陵调查》,《考古》1964年11期。

  ㉖《新唐书·百官志》卷八十四。

  ㉗《宋史·职官志》卷一六四。

  ㉘陈炳应《西夏文物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8月。

  ㉚㊷吴天墀《西夏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1月第2版。

  ㉜吴广成《西夏书事》卷十。

  ㉝张鉴《西夏纪事本末》卷二十三。

  ㉟《史记·叔孙通传》卷九十九。

  ㊱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七一。

  ㊲林黎明、孙中家《中国帝王陵寝》,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1月版。

  ㊳大同市博物馆《大同方山北魏永固陵》,《文物》1978年第7期。

  @史金波《百夏佛教史略》郭朋“序”,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8月版。

  ㊹殿堂遗址发掘材料尚未发表,出土大型泥塑佛像残块为发掘主持人吴峰云同志提供,谨致谢意。

  〔作者单位宁夏考古研究所、银川市人民政府外事办〕

  本文出自:《宁夏社会科学》1995年第4期,9-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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