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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夏活字版印本及其特点和价值
发布时间:2019-03-07 16:09:47   来源:《宁夏社会科学》    作者:牛达生   点击:

西夏活字版印本及其特点和价值

牛达生

  内容提要:西夏文《维摩诘所说经》下卷,是我国最早发现的西夏泥活字版印本,西夏文佛经《吉祥遍至口和本续》是我国最早发现的西夏木活字版印本。本文通过对它们的详细考证,阐述了它们的特点及西夏活字版印本的价值。

  宋代是我国印刷业最为繁荣的时期,南北两宋刻书之多、规模之大、流通之广、版印之精,为前世所未有,印刷精美的“宋版书”至今为人们所称道,成为国之珍宝。

  在宋朝印刷技术的影响下,西夏不仅发展了自己的雕版印刷,在其后期,还创制了自己的活字印刷。史载,北宋毕昇发明了泥活字,元代王祯创制了木活字,但至今未发现可以确认的宋元时期的汉文活字版印本。令人欣慰的是90年代以来,西夏故地的宁夏,首先发现了西夏的木活字版西夏文佛经,打破了长期以来形成的元代发明木活字的说法,使木活字的发明和使用从元代提早到宋代;接着,人们又在甘肃出土的西夏文献中和俄藏黑水城西夏文献中,相继发现了西夏文泥活字版和木活字版印本。这些重大发现,填补了早期活字印刷的空白,对研究我国古代活字印刷技术和印刷史具有重要意义。

一、西夏泥活字

  西夏文《维摩诘所说经》下卷,是我国最早发现的西夏泥活字版印本。该经1987年5月出土于甘肃武威市新华乡缠山村亥母洞寺遗址。经折装,总54面,书品高28厘米、宽12厘米,每面7行,每行17个字。据孙寿岭先生多年研究认为,该经经文第2行是西夏仁宗尊号“奉天显道,耀武宣文,神谋睿智,制义去邪,憞睦懿恭”题款;与此经共出的还有“西夏乾定申年(公元1224年)乾定酉年(公元1225年)乾定戊年(公元1226年)的其他契约和记账单等”,说明该经为西夏后期印本。又认为该经字形大小不等,字体肥瘦不同,笔画粗细不一;印墨有轻有重,经背透墨深浅不一;有的字放置歪斜,造成印墨半深半浅;有的行格不正,行距宽窄也不一致;并认为:“有的字明显有断边”现象,是因为泥字“易掉边角”造成的,因此认为是泥活字版印本①。

  西夏泥活字版印本《维摩诘所说经》,在俄罗斯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人藏的黑水城西夏文献中也有发现。据史金波先生研究,该经有5卷之多,都是经折装,上下单栏,有两种版本:一种书品高27.5~28.2厘米,宽11.5~11.8厘米,版面高21.6~21.7厘米,每面7行,每行17字,存上卷51面、中卷两册,总177面。另一种书品略大,高28.7厘米,宽11.8厘米,版面22.1厘米,存中、下各一卷,总105面。其中两卷也有西夏仁宗尊号题款。史先生认为此经与武威所出“版幅相近,行款一致,字体相同,具有相同的形制和特点,无疑它们应是同一种活字印本”②。

  英国人格林斯蒂德1973年在印度出版的九卷本《西夏文大藏经》,全书把西夏藏版式分为15类,其中第9类为“西夏时代及其后的活字本”。日本西田龙雄先生独具慧眼,认为此经为《维摩诘所说经》,并说它“印制粗劣”,“可能是泥活字印刷”,但将它定为“西夏灭亡后所作”。史金波先生认为此经是俄藏“《维摩诘所说经》的一部分”,“也应是西夏时期作品,不应是西夏灭亡后所作”③。史先生的话是有道理的。

二、西夏木活字

(一)《本续》及其版本特点

  中国最早发现的西夏木活字版印本,是1991年8月在宁夏贺兰县拜寺沟方塔废墟中出土的西夏文佛经《吉祥遍至口和本续》(简称《本续》)。

  《本续》计有9册,约10万字,白麻纸精印,蝴蝶装;有封皮、扉页,封皮上贴有经名标签;书品高30.5厘米,宽19.3厘米;正文四界子母栏,上下高20.5厘米,左右宽31.6厘米;版心宽1.2厘米,无鱼尾,上段为经名简称,下段为页码;经文每半面10行,每行22行。文字工整秀丽,版面疏朗明快,纸质平滑,墨色清新,是中国古代的优秀版本之一。

  9册《本续》的正文,最多的37页,最少的17页。从经名的不同,知此经包括四部分内容:一是《本续》本身,存卷三、卷四、卷五,计3册;二是《要文》,全称是《吉祥遍至口和本续之要文一卷》,计1册;三是《广义文》,全称是《吉祥遍至口和本续之广义文下半》,计1册;四是《解补》,全称是《吉祥遍至口和本续之解生喜解补第×》,存完本第一、第五,残本第二、第三,计4册④。

  有9册之多的《本续》,是考古中极为少见的重要发现,自然成为研究重点,主要放在断代和价值上,而对版本特点及其价值,研究得更为深入,并取得可喜的成果⑤。

  根据经名和题款,知《本续》是由梵文译成藏文,又由藏文译成西夏文的,是藏传佛教的密宗经典;《本续》及《要文》、《广义文》、《解补》等成龙配套,反映了藏密经典的构成特点。在现存海内外的数千卷西夏文佛经中,尚未见是经,知其为海内外孤本。《本续》为西夏学、佛学、藏学等学科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出土《本续》的方塔,建于西夏惠宗大安二年(公元1075年);与《本续》同时出土的有纪年的文物最晚仁宗乾祐十一年(公1180年)汉文发原文,未见有西夏之后的文物从文物的共存关系推断,《本续》当为12世纪下半叶的印本。据《贤者喜宴》、《萨迦世系史》等藏文文献,知西夏仁宗时期(公元1140~1193年),是藏传佛教向西夏传播最为重要最为活跃的时期,曾有吐蕃高僧应仁宗之邀,到西夏讲授密法,组织翻译藏文佛经而受到重视,被尊奉为上师。而现在所知有纪年的西夏印本,十之八九是仁宗时期的,仁宗时期是西夏印刷最繁荣的时期,《本续》可能也是仁宗时期的印本。

  《本续》有很多活字版本的特点。有的反映在墨色上,如墨色浓淡不匀,纸背透墨深浅有差;有的反映在字形上,如字形大小不一,笔画有粗有细,字体风格也有差异。《本续》的活字特点在版式上反映得最为集中,最为丰富。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还找到它是木活字版印本的依据。

  1.版框栏纬,多不衔接。从版式栏线上看,版框栏线四角不衔接,版心行线与上下栏线也不衔接,都留下大小不等的缺口。栏线四角不衔接,为活字本常见的特点之一,但页页都是如此,则为其他活字本所少见。此外,有的上下栏线从版心处断开成为左在两段;有的上下栏线超越左右栏线,向版框外长出一段。这两种现象,似为其他活字本所未见。

  2.版面设计,随意改变。个别页面版心行线漏排,如《本续》卷四第5页,既无版心,当然也无经名简称和页码数字。又如《本续》卷五最后一页,为了节省一页纸,将所剩两行挤上,省去版心不说,还打破每半页10行的规格,多加了一行,成为11行,使版面显得格外拥挤。有的经卷,打破版面设计格式,将左侧栏线移在经页中间文字之后,如《要文》最后一页;有的干脆省去左侧栏线,使页面后半成为空白,如《广义文》、《解补》第一、第二、第五诸卷的最后一页。这种随意省去和移动栏线,随意加行的现象,在已知的其他活字版印本中未见过,在雕版印本中当然更不会有。只有活字印刷才可能这样做,这是《本续》所特有的现象。

  3.页码、经名用字混乱。页码用字,有的是汉字,有的是夏字;有的是阳文,有的是阴文;有的字号大,有的字号小;还有的两位数码,或是阴阳合用,或是汉夏合文;用此用彼,全无定规,随意性很大。经名简称用字,如《本续》卷五,有的是“续五”,有的是“五”,都是西夏文的,个别页还有用汉字的。经名简称和页码数字,错排、漏排也比较严重,有十几处之多,最典型的如《本续》卷五第33页,竟将页码“廿七”,误排在经名处,而且字还是倒置的。这种页码用字无定规、经名用字混乱的现象,未见出现在其他活字本中,当然更不会出现在雕版印本中。似乎也是《本续》所特有的。

  4.倒字较多,还有错字。倒字、卧字在活字本中并不多见,不是每部活字本所必有的。然而,如果出现一个,则必作为活字最主要的依据。如曾被认为是宋活字而实为明活字的《毛诗·唐风·山有枢》篇内,“自”字横排,成为卧字;明版宋罗大经的《鹤林玉露》卷四第4页“駜字倒置,成为倒字。而《本续》的倒字,已发现的竟有8处9个字,分布在《本续》卷五、《要文》、《广义文》和《解补》第一诸卷中,其中“二”字3个,“四”字3个,“廾”字2个,“七”字1个。我们注意到,西夏文中没有倒字,这是因其笔画繁复,排字时不易看错;而汉文“二”、“四”、“廾”等字,倒正形近,稍不经心,便会排错。还有,《解补》第5页码“十七”中的“七”字,第二笔竖折,竟向左边折去,这只能是刻活字的刻工误刻之故。

  5.隔行“竹片”印痕,是定《本续》为木活字版印本的主要依据。所谓隔行“竹片”印痕,是指字行间长短不一,墨色深浅有差的线条。这种线条在三卷《本续》中较为突出,半数页面上都有,卷四共37页,有这种线条的竟达26页。《本续》三卷半数内容为七字一句的韵文,韵文上下留有数字的空白区,线条多出现在空白处,而挤得满满的字行间则极少。这是木活字特有的隔行“竹片”印痕。

  在宋代,只有泥活字和木活字,金属活字印刷一般认为尚未开始。所以说它“特有”,仅是指与泥活字相较而言。《梦溪笔谈》所载毕昇泥活字排版技艺,是“以一铁范(是按版面大小制成的铁质版框,用以排字)置铁板上,乃密布字印,满铁范为一板”,无隔行之工序,当然不会有隔行之物在印刷时留下印痕。与毕昇的泥活字排版技艺不同,王祯木活字的排版技艺,则有“排字作行,削成竹片夹之”的工序。《本续》页面上的这些线条,就是隔行“竹片”处理不当,稍有突起留下的痕迹。这种现象,在近代的铅字印刷品中亦可看到,如果隔行的铅条夹不好,也会在字行间留下印痕。这是定《本续》为木活字版印本最主要的依据。

  有的明清活字本界格行线时有时无,很不清晰,字行间也会出现类似线条。但这是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线条:一是界格行线印刷不清,一是并无界格行线,只是隔行竹片处理不当留下的印痕,二者不应混为一谈。何以证明它不是界格行线,而是竹片印痕?前面谈到,这种线条在韵文上下空白处较为突出,而文字密布的字行间极少。这是因为面积较大的空白处,无突起的字相隔,纸面更容易接触到处理不好的隔行之物而留下印痕。但是,也并不是所有面积较大的空白处都有这种印痕的。这说明如果排版得当,隔行之物不会翘起,是不会留下印痕的。反过来说,如果是界格行线的话,这种线条在面积较大的空白处只会印得更为清晰,而不会毫无痕迹。

  再者,与木活字相比,泥活字笔画稍显钝拙,略呈板滞,边缘不够整齐,有断笔、缺笔现象。《本续》笔画流畅,笔锋犀利,印刷质量较好,当属木活字之列。

  《本续》在版式上还有些其他印本所无的特有的现象:如为了省工,将两个笔画简单的字刻在一个字丁上,如页码“廿七”,刻成“”,页码“十四”刻成“”等,形成上下两字连笔甚或相交现象。又如因为填补空白的空丁长短不一,造成横列文字上下参差,不能成行。这些现象,与上述页码用字无定规,书名简称用字混乱,版式随意改变等,都是早期活字不够成熟、不够规范的反映。对研究早期活字版印本,具有重要的意义。

  《本续》的发现与研究成果在1993年11月举行的“第一届中国印刷史学术研讨会”发表后,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与重视。1996年11月,文化部组织专家在北京鉴定确认:《本续》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最早的木活字版印本实物,它对研究中国印刷史和古代活字印刷技艺具有重大价值。”为这一成果,1997年6月,笔者荣获新闻出版署印刷业最高奖“毕昇奖”。

(二)俄藏木活字版印本

  西夏木活字版印本,在国外也有发现。1981年捷连吉耶夫—卡坦斯基,在俄藏黑水城西夏文献中,发现西夏文《三代相照言文集》和《德行集》为“活字本”,但未“进行足够深入的发掘”⑥1993年,史金波先生也发现上述两本及西夏文《大乘百法明镜集》为木活字版印本,并作了进一步的研究⑦。

  西夏文《三代相照言文集》,为僧人道慧及其尊友慧照所作,是佛教禅宗著作。蝴蝶装,首尾俱全,总41页82面。书品高24厘米、宽15.5厘米;正文四界子母栏,高17厘米、宽11.5厘米;每面6行,每行17字。版心白口,内有西夏文页码,唯最后40、41页码“四”字为汉文,“十”和“十一”用西夏文。该经栏线交角处有缺口,墨色浓淡不匀,字形优美,印制精良,证明其为木活字版印本。

  《三代相照言文集》发愿文有“清信发愿者节亲主慧照”题款。“节亲主”有亲王之意,是西夏皇族嵬名氏特有的称谓。这项题款表明《文集》为西夏印本。

  特别要提到的是发愿文中还有“活字新印者陈集金”题款。它是最新发现的最早的有关“活字”印本的文字资料。它的价值不仅是说明《文集》为“活字”印本,更重要的是以文字的形式说明西夏宋代确有木活字印刷。这是有关早期活字印刷极其珍贵的文献资料。

  《大乘百法明镜集》卷九,也是一本佛教著作。经折装,前残,卷尾有经名。书品高28.3厘米,纸幅横长50.3厘米,每幅4面,残留10幅,总40面;上下单栏,栏距24.7厘米。每面8行,每行23字。是经印工欠佳,但有墨色浓淡不匀字体肥瘦有差、字位歪斜、字行不正等现象,证明其为活字本。

  《德行集》,曹乐道译自汉文,汉文原著佚名,是论述统治者德行的世俗著作。蝴蝶装,四周单栏,全书26页,前有序文,首尾俱全。每面7行,每行14字;版心白口,上段为书名简称“行”字,下段为页码,有的为夏文,有的为汉文,无一定之规。从序文和题款,知此书刊印于桓宗天庆年间(公元1194~1206年)。“印校发起者(是)番大学院学正、学士、节亲文高”,也即具有学正、学士职衔的西夏皇族嵬名文高发起刊印该书的。

  该书文字点画到位,劲峭有力,印刷质量较好。兼之版心行线与上下栏线不相接,留有缺口;字形大小不一,有的字字位歪斜;有的字边缘有印痕;有的页面版心书名简称漏排;等等。这些现象都说明其为木活字。

三、西夏活字版印本的价值

  上述西夏活字版印本,是本世纪印刷史上的重大发现,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本续》在上述诸印本中,具有更多的早期活字版印本的特点和性格,研究得也比较深透。现以《本续》为主,将其价值略陈如下:

  第一,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活字版印本实物。本世纪以来,中国唐宋时期的印刷品有很多重大的发现,如唐代的有《妙法莲华经》(存日本)、《陀罗尼经咒》(存中国西安)、《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存韩国)、《金刚经》(存英国)等,五代的有《宝箧印陀罗尼经》,辽代的有《契丹藏》,金代的有《赵城藏》,但这些都是雕版印刷品,而无一能认定为活字印本的。西夏不仅有数量可观的雕版印刷品及珍贵的西夏文雕版实物,还有如上所述活字版印本。由于其数量稀少,似乎更具有研究价值,和文物、文献价值。

  第二,将木活字的发明和使用的时间提早了一个朝代。按照权威论著中的说法,泥活字是北宋毕昇发明的,木活字是元代王祯所“首创”所“发明”的。而在浩如烟海的汉文古籍中,在已知的海内外所藏的“二千多种”活字印本中⑧,迄今尚未发现宋元时代的木活字版印本。有鉴于此,《本续》的发现与研究成果,不仅是发现了世界上现存最早的木活字版印本实物,而且意味着木活字发明和使用的时间,比传统的说法提早了一个朝代(大约提早了一个多世纪),意味着中国和世界印刷史的相应部分需要改写。

  第三,丰富了版本学的内容。如前所说,先贤们对活字本的鉴定,做了很多工作,总结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但由于海内外所藏汉文古籍中,没有宋元活字印本,先贤们总结出来的活字本特点,只能是明清活字本的特点。《本续》及其他印本第一次向我们展示了活字发明当时的活字印本的真容,对早期活字本的了解、认识和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第四,提供了研究古代活字印刷技艺的最新资料。《本续》等不是印刷工具部件,而是古代印刷工具运作的产物。《本续》9册约10万字,如是足本,字数可能再翻一二倍。且不说组织译经将《本续》从藏文译成西夏文需要多少人力、物力和完善的组织;单说印刷,如果没有严密的组织,一定的场地、设备,一定数量的技工人员,一定的资金投入和预设的工艺流程,也是不可想象的。《本续》的发现,说明西夏不仅有雕版印刷的能力,而且有活字印刷的能力,并已达到一定的水平;说明王祯《造活字印书法》所载活字的造字、贮字(以韵排字,上架备用)、排字、印刷等工艺流程,是在宋代就已存在;说明“排字作行,削成竹片夹之”的技术,早在西夏、宋代就已出现。

  第五,是活字印刷技术向西方传播的重要实物依据。据研究,西方的活字印刷,是德国的约翰·谷腾堡在公元1450年前后创制的,而中国毕昇发明泥活字,是在北宋仁宗庆历年间(公元1041~1048年);西方的活字印刷,是在中国活字印刷的影响下出现的,比中国晚了整整4个世纪。西夏与两宋相始终,西夏在发展本民族文化的同时,十分注意吸收包括印刷术在内的中原文化的营养,以发展自己。现藏于国内外的以印本为主的数千卷(册)西夏文文献,就是最好的说明。毕昇发明泥活字和活字印刷技术在宋代发展的时期,正是西夏独占河西走廊的时候。西夏的存在,不能不给东西方贸易和中原文化向西方的传播造成强烈影响。本世纪初,在敦煌发现了近千枚被认为是“1300年左右”的回鹘文木活字⑨,说明地处西夏西部的回鹘,在西夏之后也使用了木活字。《本续》的发现,使我们有理由推断,在活字印刷技艺由中国向西方传播的过程中,西夏起了不可或缺的桥梁作用。

  第六,是中国古代各族人民相互学习、相互渗透、共同进步的历史见证。《本续》将西夏文化(西夏字)、吐蕃文化(藏密经典)和中原文化(印刷术)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对促进民族团结和社会进步,也有一定的作用。

四、西夏活字印刷之余绪——元代活字印刷

  西夏之后,在元明两代,都刻印过西夏文佛经。特别是元代,其板刻的规模之大,印刷的数量之多,都相当可观,另外,还有西夏文活字印刷。据载,元世祖忽必烈曾下令宣政院雕刊河西字(即西夏文)“大藏经板”;他们几经周折,至成宗大德六年(公元1302年),在“杭州路大万寿寺雕刊河西大藏经板三千六百二十余卷,华严诸经忏板”等⑩,并分别于成宗、武宗和仁宗三朝,先后5次,印经190藏,总计687800卷,散施于党项人聚居的宁夏、永昌、沙州等地寺院,“永远流通供养”⑪。这是一次元朝政府组织的、党项高僧参与的大规模的印经活动,反映了元朝政府对佛教的重视,以及河西地区党项人宗教活动的状况。对研究元代的刻书印刷事业也有重要意义。

  在本世纪发现的大量的西夏文佛经中,有相当一部分就是河西字大藏经。如1917年在宁夏灵武发现的现藏北京图书馆的17种西夏文佛经,基本上都是元刻本,多有明确印施纪年,最晚的是仁宗皇庆元年(公元1312年)的。元刻本继承了西夏的传统,是西夏文化的延伸。主要反映在:河西藏是在经过“修整”西夏旧藏、“校有译无”、增补所缺的基础上,重新刻版印制的⑫;它与西夏旧藏经折装刻本,在版式、墨色、文字上大体一致,很难区分彼此。但元代刻本又有明显的时代特点,它与西夏零散的没有千字文函号的刻本不同,是由元朝政府组织整藏刻印的,和汉文大藏经一样,在每卷经名下有千字文函号,如北京图书馆所藏西夏文《妙法莲华经》的函号译文是“号”字,《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的函号译文是“遗”字,《悲华经》的函号译文是“岁”字等。

  元代西夏文佛经,不仅有雕版印本,还发现了十分重要的木活字版印本——八十卷本《大方广佛华严经》。如前述在目前尚未发现宋元时期木活字版印本的情况下,更增加了它的重要性。它是现存元代唯一的木活字版印本。

  《大方广佛华严经》是大藏经华严部最重要的经典,也是较早被译为汉文的一部佛经。从东晋至唐,先后有六十卷本、八十卷本、四十卷本3种。夏文《华严》是1917年在灵武发现的西夏文佛经之一,据经名题款,知其译自唐代著名译家唐于阗三藏实难叉陀的八十卷本。现知大部分为北图收藏,宁夏、甘肃、日本有关部门和个人也有零星收藏,合各家所藏,总计66卷,加上复本近80卷。该经为经折装,上下双栏,书品31.6厘来,宽12.2厘米,封面为厚纸板黄罗装裱,保存良好。经函标签贴于封皮中部,每卷都有千字文编号,但不是汉文的“天地玄黄,宇宙洪荒”,而是另编新字,综合各家说法,八函函号西夏文译字是:“解首生铁,出源河谷” ⑬。

  关于该经是木活字印本的问题,早在本世纪30年代初,西夏学家罗福苌先生便独具慧眼,认为是“活字印本”。1958年,日本小川环树教授认为是“木活字本”。70年代以来,我国学者王静如、张思温、史金波、黄润华先生等,进行了更深入的探讨,一致认为是木活字印本,主要依据是:印本有墨色浓淡不匀、字体大小不等、笔画粗细不一的现象。更主要的是有挖补重印、捺印补字的情况:前者是将若干错字挖去,然后贴上新纸,再将正确的字捺印上去;后者是将使用频率较高或是计划不周造成的缺字预留空格,待全张印好后,再将缺字捺印补上。“雕版印刷的写版人,是不会在刻版上留下空格,待印好后再捺印补上的。这种捺印补字现象,为夏文《华严》是木活字版印本,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⑭

  这里顺便提一句,明代前期仍有刻印西夏文佛经的活动。故宫博物院所藏西夏文《高王观世音经》刻本一卷,是党项大族于明孝宗弘治五年(公元1492年)刻印的,便是证明⑮。但其刻印规模及数量与元代官方大批刻印西夏文佛经,显然不可同日而语,更无活字印本。随着党项族的消亡,此后不仅再未见有关西夏文字的印经活动,连昔日盛行于西夏和元代河西地区的西夏文字,也成了无人可识的死文字。

  注释:

  ①孙寿岭:《西夏泥活字版佛经》,《中国文物报》1994年3月27日(3版)。

  ②③⑦史金波:《现存世界上最早的活字印刷品——西夏活字印本考》,《北京图书馆馆刊》1997年第1期。

  ④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宁夏贺兰县文化局:《宁夏贺兰县拜寺沟方塔废墟清理纪要》,《文物》1994年第9期。

  ⑤牛达生:《我国最早的木活字印刷品——西夏文佛经〈吉祥遍至口和本续〉》,《中国印刷》1994年第2期;《人类印刷史上的重大发现——西夏文佛经〈本续〉认定是现存世界最早的木活字版印本及其价值》,台湾《1997·中华印刷科技年鉴》。

  ⑥聂鸿音:《西夏活字本研究评述》,《民族研究动态》1996年第4期。

  ⑧钱存训:《中国书籍纸墨及印刷史论文集.中国历代活字本综述》,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2年。

  ⑨杨富学、牛汝极:《沙州回鹘及其文献·敦煌研究院藏回鹘文木活字》,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

  ⑩⑫《元史》“世祖纪”、“成宗纪”;北图藏西夏文《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发愿文》;日本善福寺藏《大宗地玄天本论》卷三。

  ⑪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

  ⑬牛达生:《元刊木活字版西夏文佛经〈大方广佛华严经〉第七十六卷考察记》,《北京图书馆馆刊》1997年第1期。

  ⑭牛达生:《元刊木活字西夏文佛经〈大方广佛华严经〉的发现、研究和版本价值》,台湾《印刷与设计》1996年6期。

  ⑮史金波、白滨:《明代西夏文经卷和石幢初探》,《考古学报》1977年第1期。

  【作者: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银川 750001】

  本文出自:《宁夏社会科学》1999年第1期,71-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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