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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夏陵没有“圣容寺”
发布时间:2019-02-28 15:35:09   来源:《民族研究》    作者:牛达生   点击:

西夏陵没有“圣容寺”

牛达生

  银川西夏陵的考古和研究工作,是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的。陵区北部大型建筑遗址的性质,一直是西夏陵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最初,有人认为是“陵邑”;随后,又有人认为是“祖庙”,笔者也曾持这一观点;最后,笔者更改陈说,认为是“佛寺”,并著文《西夏陵三题》阐述了这一观点。①最近,拜读了贵刊2005年第5期彭向前先生《西夏圣容寺初探》一文(简称彭文),对笔者的“佛寺”说提出不同看法。尽管我不能接受彭文的观点,但是,在当前学术研究缺少不同意见争鸣的情况下,我仍然是很高兴的。问题总是越辨越明。不同意见的争论,有助于活跃学术气氛,深化学术研究,是应该大力倡导的。

  彭文所论核心是:西夏陵北部建筑遗址是“圣容寺”,而不是“佛寺”。彭文的根据是什么呢?我将其概括为三点:其一,西夏陵残碑上有“圣容寺”;其二,“孛王庙”就是“圣容寺”;其三,“圣容寺”是安置西夏帝后的“神御殿”。我认为无论在资料的使用上,还是在理解上,这三点都是站不住脚的。

  其一,西夏陵残碑中没有“圣容寺”。彭文“圣容寺”一说,依据的是史金波先生对一片西夏文残碑的译文。残碑编号为M2X:39+48+158,部分内容为“……年中西隅,圣劝众宫”。史先生解释“众宫”可汉译为“寺”;残碑中的“圣劝众宫”,当译为“圣劝寺”。史先生又说,“此寺名未见于其他文献记载,有补于西夏寺庙名称”。但又明确指出:“寺名前的‘西隅’二字,是指西夏境内的西鄙,或是指中兴府的西偏,尚难断定”。②应该说,史先生对残碑文字的解释十分清楚,因此不存在任何产生歧义的空间。换句话说,“圣劝寺”不在西夏陵区内,与西夏陵无关。令人不解的是,不知彭文为何将“圣劝寺”改为“圣容寺”,又将其与西夏陵联系起来,在“圣容”二字上大做文章,并肯定地说,北部建筑遗址就是“圣容寺”。

  为了不出差错,笔者仔细查阅了史先生《西夏陵园出土残碑译释拾补》一文。又怕史先生有所改动,又查了新出《史金波文集》③所收此文。前后两见,残碑译为“圣劝寺”并无改动。彭文此误,或许是不经意造成的,但一字之差,意思完全变了。

  也许彭先生会说,就算是“圣容寺”错了,换成“圣劝寺”不就结了?不对,如史先生所言,残碑“西隅”,不是指西夏陵西偏,“圣劝寺”当然不可能在西夏陵内;再者,彭先生不会不看西夏陵有关资料,西夏陵西部贺兰山脚下,并无建筑遗址发现。

  其二,“孛王庙”的回鹘语义就是“佛寺”。对“孛王庙”的研究,早在上世纪40年代就开始了。著名元史专家韩儒林先生,在研究西夏民族名称及其王号时,认为《蒙古秘史》中的“失都儿忽”,就是“西夏王号”,它们意思与“吐蕃赞普徽号Srong同也”。又认为《元朝秘史》中的“‘不儿罕’译言‘佛’,为畏兀儿字。”④到了80年代,西夏学者吴天墀先生,也认为“‘不儿罕’为回鹘字,译言‘佛’”。“不儿罕”是“孛王庙”中的“孛王”的另译。“孛王庙”是指“中兴府城外西夏王室的祖庙”。⑤自此以后,包括笔者在内的有关学者,受吴先生的影响,又联系蒙古铁骑从贺兰山而来,进攻西夏都城中兴府要路过“孛王庙”的记载,都认为“孛王庙”所指,就是西夏陵北部建筑遗址,并认为是“西夏祖庙”。

  但是,吴先生的论述并非无懈可击。既然认为“‘不儿罕’为回鹘字,译言‘佛’”,但又认为“孛王庙”是“西夏王室祖庙”,究竟是“祖”是“佛”?不是很矛盾吗?后来笔者进一步思考,逐渐明确“祖庙”和“佛”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于是放弃了“祖庙”说,而将“不儿罕”为回鹘文的“佛”字落到实处,提出了“佛寺”一说。

  当然,“孛王庙”、“不儿罕(Burgan)”的含义是什么,应如何理解,都是可以讨论的。问题是彭文认为这是“西夏人借用回鹘语中的‘佛’字,称其国主为‘不儿罕’”,又说“为了维护皇帝的尊严,西夏统治者自然不会把这个专有名词再用于佛的称呼上”。看来,这一说法是站不住脚的。我们知道,这两个词皆出自元人所著、成书于13世纪中后期的《圣武亲征录》、《元朝秘史》。这两本书根本与西夏无关,而又产生于西夏亡国之后,怎么会有什么“西夏人借用”和“维护(西夏)皇帝的尊严”问题。退一步说,如果把皇帝比做佛,也并无损于皇帝的“尊严”。尊佛、崇佛,并梦想自己成佛的皇帝,历史上并不少见,如南朝梁武帝公开舍身同泰寺,就是希望自己成佛;著名的大同云岗“昙曜五窟”,据说就是根据北魏皇帝的真身打造的;著名的龙门石窟奉先寺大卢舍那佛,“就是武则天的模拟像”⑥等。拙文认为北部建筑遗址是“佛寺”,其理由之一,就是认为在回鹘语中,“‘不儿罕’意即‘佛’”,“不儿罕”庙、“孛王庙”,当然可以译为“佛寺”。

  其三,西夏陵没有“安放帝后神御的特殊寺庙”。彭文认为,在宋陵宫观中有皇帝皇后的“神御殿”,西夏受宋朝的影响,在西夏陵园中也有“安放帝后神御的特殊寺庙”,这个“神御殿”,就是“圣容寺”。还说什么遗址内有“西夏帝后的塑像”等。笔者认为这些说法都有欠考虑。

  由于研究西夏陵的需要,我对河南巩义市宋陵也有所涉猎。宋陵有什么建筑,早有定论,除地宫(墓室)外,地面建筑有三大部分,即上宫、下宫和祔葬的后陵(宋陵帝后同陵不同穴),并没有单独的“帝后神御殿”。每一部分,都不是一个单体建筑,而是一个建筑群体。上宫的建筑,包括献殿、陵台等“神墙以内”的所有建筑;南神门外神道两侧的“石刻仪仗,及南端的乳台和鹊台建筑”,“也应系上宫的附属物,而不能将其与上宫割裂”。“献殿是上宫的重要建筑物”,它的作用是“供上陵朝拜举行隆重祭祀礼仪时使用”。⑦下宫,一般设于神墙以外北向偏西处,“是供奉墓主灵魂日常饮食起居的处所”。⑧其中,设有皇帝出殡时暂时停放灵柩等待举行葬礼的“正殿”;有陈设陵主画像,以示陵主灵魂休息之所的“影殿”;“还附设有‘洗涤院’、‘南厨’以及守陵宫人的住处、陵吏的官署”等等,⑨实际上是陵园的管理和服务机构。如果理解不误的话,所谓“神御殿”或许就是“影殿”吧。

  西夏陵是否有“影殿”,这个问题是可以讨论的,但在没有新资料的情况下,这是很难认定的⑩。宁夏考古部门,曾对西夏陵北部建筑遗址做过多次调查和发掘,笔者也参加了部分工作。发掘出土的文物,除大量的建筑材料外,还有“佛像残肢、脚趾”,有与佛教有关的“莲瓣、莲蕾、石榴果,以及须弥座残块等”。 ⑪而主持发掘中心大殿的另一位同志曾对我说,泥塑佛像残块“如复原当在2米左右”。彭文为了附会所谓“神御殿”,竟提出其中一部分泥塑,应为“西夏帝后的塑像”。这是缺乏根据的。宋陵有“影殿”,它供奉的是宋朝帝后的影像。彭文强调宋陵对西夏的影响,西夏陵何来帝后的泥塑?

  写到这里,觉得言犹未尽,还需说明一点,即帝陵中设置佛寺,是有历史传统的,并非西夏的发明。据《洛阳伽蓝记》,汉明帝死后,就“起祇园于陵上,自此以后,百姓冢上,或起浮屠焉”。祇园,即“祇园精舍”的省称,是佛陀居住的地方。随着佛教的发展,帝陵中佛教的影响更有所加强,如山西大同北魏文明太后的“永固陵”,建有“思远浮屠”;⑫隋、唐帝陵,多有反映佛教艺术的力士、飞天、莲花纹的建筑构件。特别是宋陵,更建有永昌禅院、永定禅院、昭孝禅院、宁神禅院,在陵区附近还有永安寺、净惠罗汉院等寺院。“豢养僧尼为陵墓主人灵魂诵经、祈祷,以求梵福。” ⑬西夏盛行佛教。西夏境内寺院林立,僧人遍地,陵园建筑佛教的影响体现得更浓,如西夏陵最具特色的高大兀立的塔式陵台,实际上就是一个实心的密檐式佛塔。这可能意味着陵台是一座“瘗埋佛骨,让人顶礼膜拜的佛塔,意味着西夏皇帝死后愿意被人当作佛去供奉,意味着西夏皇帝有视己为佛的观念”。 ⑭不知为什么彭文在强调宋陵对西夏陵的影响时,却无视如此多的宋陵寺院可能对西夏陵产生的影响。西夏陵的佛寺,也可能兼有陵园管理机构的职能,但它的性质是佛寺,却是不能改变的。

  笔者对西夏陵北部大型建筑遗址是“佛寺”的认识,在《西夏陵三题》一文中已作了较为全面的论述,这里不再赘述。拙文所论,或许有不当之处,还请彭先生和诸方家多多教正。

  (作者牛达生,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地址:银川市,邮编750001)

  注释:

  ① 参见牛达生、贺吉德:《西夏陵三题》,《宁夏社会科学》1995年第4期。

  ② 史金波:《西夏陵园出土残碑译释拾补》,《西北民族研究》1986年第1期。

  ③ 参见《史金波文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版。

  ④韩儒林:《关于西夏民族名称及其王号》,《国学季刊》1943年新四卷第三、四期。

  ⑤吴天墀:《西夏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31-132页。

  ⑥宫大中:《龙门石窟艺术》,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42页。

  ⑦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北宋皇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451-452页。学术界对宋陵地面建筑的划分尚有其他不同意见,此处不赘。

  ⑧杨宽:《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59页。

  ⑨杨宽:《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第61页。

  ⑩笔者注意到,《天盛改旧新定律令》第七章“司序行文门”有“圣容提举”;第十一章“为僧道修寺庙门”规定,凡是设有“圣容”寺庙,“当遣常住镇守者正副二提举”。“圣容”,一般可理解影像;“圣容提举”是管理设有“圣容”寺庙的官员。西夏陵是否供奉“圣容”,尚需考古资料证实。即使供奉“圣容”,也只是增添了佛寺的内容,并不能改变佛寺的性质。

  ⑪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西夏陵园北端建筑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9期。

  ⑫参见大同市博物馆:《大同方山北魏永固陵》,《文物》1978年第7期。

  ⑬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宋皇陵》,第410页。

  ⑭牛达生、贺吉德:《西夏陵三题》,《宁夏社会科学》1995年第4期。

  本文出自:《民族研究》 2006年第6期,81-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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