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汉代北朝考古研究综述
王洋洋[1](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
内容提要：本文对宁夏汉代北朝时期的考古发现及其研究涉及的文献进行了梳理，从城址、墓葬两方面展开，城址以调查和地理位置的考订为主，墓葬考古则受到更多的关注。在此基础上，对这一时期的考古工作进行了初步总结与展望。
关键词：汉代北朝；考古研究；综述
宁夏地区汉至北朝时期的考古发现与研究，近三十年来尤为卓著，一系列汉代墓群和城址的发现，揭示了随着汉王朝对宁夏地区的不断移民和开发，宁夏地区的文化面貌，逐渐融入到汉文化的特点。北朝时期大型墓葬的发掘，不仅丰富了我们对北朝文化的认识，而且对于研究隋唐墓葬制度渊源、中西文化的交流都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拟从从城址、墓葬两个方面对以往的研究成果展开综述。
一、城 址
宁夏境内汉代至北朝时期城址，数量上并不占优势，虽然规模上都属于中小型城址，但对于认识当时西北地区的人地关系等方面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资料。这些城址及相关遗迹的调查历程，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即1984年在全区范围内进行的文物普查，普查成果集中于《文物普查资料汇编》一书，虽然对某些城址的年代判断存在问题，但首次对全区范围内发现的城址基本都进行了详细的记录，难能可贵，为以后的调查研究奠定了基础；第二阶段，为配合编订《中国文物地图集》，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组织人员进行了补充性的调查工作，在原有基础上增加了许多新的发现城址，并且在年代考订及其他方面做了修整，其后也有零星的发现。这些城址根据规模可以分为两类。
(一)大型城址
(1)固原古城
即现在的固原市区。汉代为安定郡治高平城，北魏太延二年置高平镇，后改原州，北周天和四年(569年)修筑原州城。罗丰根据固原城内发现的墓葬、出土文物、建筑材料等，结合文献与地望，推断今固原内城为汉代高平城[[1]](P63)。《从考古发掘看汉代高平墓葬文化》从固原城周边汉墓及城内出土物等方面分析，认为汉代高平城的面貌和内涵与中原基本一致，但也有自己的地方特点[[2]](P59-63)。《固原地区历代建置沿革考述》一文认为，北周天和四年原州(高平)城得以维修,而不是始筑[[3]](P71-82)。韩孔乐则针对固原城本身，结合文献记载及考古发现，论述了固原城修建兴废过程，认为固原城最早有明确创建时间为北周天和四年(公元569年)[[4]](P99-100)。《固原历史地理与文化》一书对固原建城及其历史变迁做了考述，作者认为，北周所筑的原州城，并非对原高平城的修筑，而是在高平城外围新修筑了外郭城[[5]](P55)`。
(2)灵州古城
北魏孝昌二年以薄骨律镇改置灵州，西魏因之，北周仍为灵州。置总管府并置迴乐县，带普乐郡。学者根据《元和郡县图志》等记载，结合吴忠北郊北魏唐墓处于同一墓地，证明了北魏薄骨律镇、灵州城和唐灵州城同址[[6]](P282)。古灵州位置的确定，经历了一段曲折的过程。根据史书和方志记载，古灵州应位于灵武西南，之后有学者研究，并持有相似的观点，白述礼等学者认为古灵州城址似应在今宁夏吴忠市境内[[7]](P51-56)。之后关于古灵州在今吴忠市，学术界已基本达成了共识。2003年在吴忠市绿园小区一建筑工地出土砂岩墓志一方，据砖志所载“迴乐县东原”等资料，表明了唐灵州城址应在今吴忠古城湾一带。杨森翔《〈唐灵州吕氏夫人墓志〉的史证和书证价值》[[8]](P52-61)就是这一方面的代表，白述礼[[9]](P62-72)在回顾古灵州研究史的基础上，满怀激情对地这一定论做了深层诠释。
(二)小型城址
(1)古城乡古城遗址 位于彭阳县城西20公里，古城东西长682米、南北宽480米，城墙残高1-14.8米，城呈长方形，开四门，有护城壕，出土有石碑、错银铜羊、铜鼎、砖瓦等，城应筑造于汉代[[10]](P153)。有学者根据文献记载，以及古城乡出土的汉初铜鼎推断，认为汉之朝那县应位于今固原县与彭阳县之间的古城乡[3]。
(2)果家山遗址 位于泾源县香水镇杨村北，遗址面积约30万平方米，文化层厚2.5米，地面已无遗迹，出土有夔纹大半瓦当、夔纹半瓦当，与陕西、辽宁等地的秦宫殿遗址所出者相同，以地望和出土遗物相印证，疑果家山遗址为秦汉回中宫遗址[[11]](P518)。
(3)张家场汉代城址 位于盐池县城西北15公里的杨柳堡乡张家场西侧。陈永中《宁夏盐池县古城三次成批出土西汉铜钱》[[12]](P11-12)、《宁夏盐池县出土汉代铜齿轮》[[13]](P69-70)两篇文章分别就张家场古城出土的钱币、铜齿轮进行了介绍，并认为该城址可能秦汉时期的朐衍县址。许成、陈永中从城址内出土遗物和该城所处位置判断，得出相同的结论[[14]](P93-95)；《朐衍、盐州、花马池考》一文认为，张家场古城应该是郡一级的建制，朐衍县故址应在盐池红柳沟公社处[[15]](P66-70)；耿志强的《盐池张家场古城址调查》[[16]](P6-26)，将张家场古城址调查所获的资料，图文并茂地进行了详细介绍。近年来，陈永中根据所获张家场古城出土的封泥、墨书“上郡都尉府” 陶罐等实物，结合历史文献，认为张家场古城是西汉时期的属国都尉城，也是东汉上郡的龟兹国属城[[17]](P265-277)。
(4)暖泉村汉代城址 位于平罗县城南58公里。遗址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200米，东西宽100米，遗址上无建筑痕迹，仅存漫坡状土梁，地表散布陶片、铁矿渣、云纹瓦当、砖等[10](P62)。据考证，这里是汉代的廉县城址 [[18]] (P78)。
(5)秦汉富平县址 许成《宁夏秦汉时期富平县旧址考》，通过对吴忠关马湖汉墓出土物，结合地理位置分析，认为秦汉时期的富平县，可能设置在关马湖二中队附近[[19]](P212-216)。
《固原地区历代建置沿革考述》一文，主要依据文献，将包括秦汉至北朝的固原地区小型城址位置进行了考辨[3]。
二、墓葬及出土物
墓葬的发掘与研究是目前宁夏汉代至北朝考古中最为主要的组成部分。相关研究也因新的考古发现呈现出明显的相关性。本文叙述时按发现时间先后次之。
(一)汉代墓葬
宁夏地区汉墓的目前约发现200多座，遍布宁夏南北。在形制、随葬器物等方面，表现出与中原文化系统大致相同的面貌。同心倒墩子墓地、李家套子墓地、固原陈佳洼汉墓等一般被认为带有浓厚的少数民族色彩。
(1)墓葬形制及出土物研究
韩小忙对宁夏境内也包括两汉时期的土洞墓葬进行了系统研究，认为本地区以土洞墓所代表的传统，在汉代移民的大背景下，砖室墓取代土洞墓进而占主导地位[[20]](P1032)。
《宁夏固原发现铜鼎》[[21]](P35)介绍了出土于彭阳县古城乡的一件铜鼎，鼎身刻有铭文，为确定汉代朝那、乌氏故址提供了证据。郑克祥对固原城西墓地出土的铜钟、铜钫、铜樽等制作工艺进行了观察研究[[22]](P204-206)，樊军对固原西郊乡和平村一座汉代砖室墓出土的摇钱树进行了研究，作者从摇钱树形制、制作工艺、年代、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及表现形式进行了充分的论述[[23]](P23-38)。王仁芳、杨益民等对乐汉墓出土的研磨石、砚板上残留的墨进行了分析检测，发现其为松科植物的燃烧产物，证明该组合器用于磨松烟墨[[24]](P19)。
(2)体质人类学研究
主要集中于长乐汉墓。《宁夏中卫常乐墓地汉代人群的体型研究》[[25]](P30-37)通过42例人骨的测量分析，对常乐墓地居民的身高进行了对比研究；周亚威等[[26]](P136-140)将中卫常乐汉墓12SCMT西棺中人骨进行研究，认定属于欧罗巴人种，为目前中国境内(除新疆以外)出现的时代最早的西方人种资料，这一发现，把西方人种进入黄河中上游的时间可以提前到西汉末期。
(3)墓葬分期及分区 宁夏地区汉墓的分期，是一个不能忽视的问题。姚蔚玲首次将宁夏地区的汉墓分为四期,即西汉中期、西汉晚期、王莽至东汉早期、东汉中晚期[[27]](P81-90)；《中国考古学▪秦汉卷》将甘青宁地区的汉墓作为一个整体进行了分期研究，将固原博物馆城西汉墓划分至第二期即汉代中期，宁夏其余汉墓因为不具代表性故付之阙如，而从甘青地区的汉墓[[28]](P510-514)；蒋璐参考了北方地区汉墓材料，将宁夏汉墓分为五期,即西汉中期、西汉晚期、西汉末至东汉初期、东汉前期、东汉中后期[[29]](P67-73)；马云飞则在杜林渊研究的基础上，将宁夏地区汉墓分为宁北、宁中、宁南三个区域，然后在三个区内进行分期研究[[30]](P32-64)。
杜林渊在对比了宁夏南北的汉墓资料后，认为宁夏地区的汉代墓葬可以分为以固原、同心为中心的南部地区和以吴忠、盐池为中心的北部地区两大区，存在较大的文化差异，并探讨了相关问题[[31]](P98-101)。
(4)族属方面 宁夏处于农耕和游牧的过渡地带，两汉时期的墓葬有一部分表现出浓厚的北方青铜文化特点，其族属研究受到较多的关注，以同心倒墩子、同心李家套子、固原陈家洼等处墓葬为代表。《宁夏同心县倒墩子汉代匈奴墓地发掘简报》[[32]](P33-37)首先将1985年于同心发掘的27座墓葬进行了简要介绍。并根据墓中出土的肩部饰波浪纹陶罐，结合地望等因素，初步推断这里很可能是西汉时期降汉之匈奴人墓地。《宁夏同心倒墩子匈奴墓地》[[33]](P333-356)对1985年同心发掘的全部墓葬资料予以公布，根据铜带饰、铜环、铜带扣、铜管状饰、石牌饰、各种串珠等器物组合，肯定了这批墓葬当属西汉时期降汉之匈奴人，其中的竖穴偏洞室墓为西北地区其他少数民族影响。韩小忙注意倒墩子墓地中偏洞室墓与杨郎马庄墓地的相似性，从随葬遗物、殉牲习俗及相近的墓葬形制等方面对比分析,可知倒墩子墓地与杨郎马庄墓地一样,同属于戎族[31] (P1028-1030)。之后不少学者汉代匈奴墓在对比、归纳匈奴墓相关特征时，同心县倒墩子墓地作为不可缺少的资料而被涉及[[34]](P411)、(P35-67)。
同心李家套子墓地1983年抢救性清理5座墓葬，墓葬形制有土坑墓、木椁墓、石椁墓、砖室墓等，出土肩部饰波浪纹或波折纹的陶罐、双羊透雕铜牌、货泉、长剑、耳杯、漆奁、铜车具等，从墓葬形制到随葬品表现出匈奴文化与汉文化融合的色彩，初步认为是东汉早期的匈奴人墓地[[35]](P17-20)。张海斌《试论中国境内东汉时期匈奴墓葬及相关问题》一文，对包括李家套子墓地在内的中国东汉时期匈奴墓的发现和研究予以评述，并从汉制墓葬中区别匈奴等族墓葬[[36]](P14-22)；杜林渊将李家套子墓地认定是东汉时期的南匈奴人遗存，并概括出南匈奴墓葬的一般特征[[37]](P74-86)。固原陈家洼M2，棺木和人骨有明显的火烧痕迹，因此有学者推测可能与少数民族有关[27] (P81-90)。
(二)北魏墓葬
(1)固原北魏漆棺画墓
1981年固原北魏漆棺画墓的发掘，是北朝考古的一件大事。1984年，这座墓葬相关成果相继问世。《宁夏固原北魏墓清理简报》[[38]](P48-50)对墓葬形制、随葬品及漆棺画内容进行了细致介绍；《固原北魏墓漆棺的发现》[[39]](P3-11)对该墓进行了进一步的说明，集中于以下几点：一、对该墓的发现过程做了交代；二、根据文献记载对漆画中孝子图进行厘定；三、对漆棺画的髹漆工艺、贴，金、绘画特点、题记、年代进行了讨论；《固原北魏墓漆棺画》[[40]]则较为全面的介绍了这座墓的相关情况，并附有图版。此外，相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漆画方面 棺画本身方面。《固原北魏墓漆棺的发现》 [39] (P4)认为棺盖所绘可能是墓主人夫妇的形象，孙机则认为这是一幅充满道教色彩的天象图[[41]](P38)；杨明提出棺盖所画是“东王父”、“西王母”画像的演化，反映了墓主幻想死后登天成仙的思想追求，棺盖下部则表现了天堂仙境[[42]](P80-83)。林涓[[43]](P55-58)从棺画的故事结构角度进行分析，认为棺盖上部分暗示了墓主升天的过程，头挡处描绘了墓主在天国生活的景象，侧板上的孝子图和窗棂人物象征了永恒，侧板下栏狩猎图则可能暗示向墓主供奉祭品。林圣智认为漆棺头挡下部两侧有背光的形像应属于佛教护法神，透雕铜饰和铺首上的人物也应属于佛家中的形象[[44]](P11)。漆棺画风格方面，孙机认为头挡处的宴饮图当是效法嚈哒[41] (P41-44)，《北魏漆棺画中的波斯风格》认为漆棺画可能受到萨珊波斯风格的影响[[45]](P52-78)。黑田彰则对尹伯奇孝子画的榜题阙文进行了补充[[46]](P372)。漆画修复方面。王泷先生主持了漆画残片的复原工作，对漆画的制作程序及使用原料进行了推测，详细说明了复原过程及漆画内容[[47]](P12-16)。张莉作为亲身参与者，对漆画的制作工艺、残存状况、复原过程进行了细致的记录[[48]](P22-26)。
2)墓葬年代 韩孔乐等认为在北魏太和年间[39] (P6)，《固原漆棺彩画》认为漆棺画的年代在太和八年以后 [47] (P16)；《固原北魏墓漆棺画》判定墓葬的确切年代定在太和十年左右 [40] (P15)；苏哲认为仅从人物服饰上判断墓葬年代在方法上有缺陷，漆棺的年代大约在太和年间的后期[[49]](P75-76)；倪润安认为漆棺画的年代应为北魏中期偏早阶段，其年代为献帝至孝文帝初期的可能性最大[[50]](P266)。
3)墓主身份 索伯[[51]](P5-16)从历史背景出发，推断墓主可能是被封为“高平公”的李顺，索伯在另外一篇文章中，认为李顺虽然太平真君三年被杀，在皇兴初年平反后被追贈高平王等称号，才得以反葬固原[[52]](P5-28)。
4)随葬品方面 罗丰对墓中出土的萨珊银币背面右侧祭祀背后铭文进行了识别考辨，认为其是铸币地点的转写，全称为阿巴尔沙尔(Abarshahr)，是萨珊东部呼罗珊省所辖的四府之一，今地为Nishapur[[53]](P23-47)。原报告和简报将墓中出土的透雕铜铺和透雕铜饰都分别进行介绍， 2004年的展览图录中则将二者结合起来，组成铺首衔环[[54]](P164)。
(2)彭阳新集北魏墓
墓葬位于彭阳新集乡石洼村一处山坡上，两座墓皆坐北朝南，为长斜坡墓道两天井两过洞的墓葬。《彭阳新集北魏墓》[[55]](P26-42)对1984年发掘的这两座北魏墓进行了介绍，墓葬的年代初步定在北朝早期，墓主应为当地的军事首脑。罗丰认为在某种程度上，新集北魏墓中的土筑房屋模型，基本上是承袭了东汉石质祠堂的传统，完全埋藏于封土之下，并随着时代的进程有了进一步的内涵或象征意义 [[56]](P33-62)。
(3)固原及其附近地区北魏墓
上述两座墓葬因其显著的规模、丰富多彩的出土品而备受关注，除此之外，固原及其附近地区也零星发现有北魏墓葬。1987年在固原寨科乡发现一座墓葬，据当事人所云该墓为一长方形土坑墓，墓中出土嵌石金耳环、金项圈、铜镜、灰陶罐等，被认为属于北魏时期的墓葬[[57]](P16)；1992年在固原彭堡乡吴磨村发现一座古墓，该墓为竖穴墓道穹窿顶砖室墓，墓室北侧有砖砌棺床，墓室有七具人骨，出土有鼓腹平底罐、长颈陶罐、双耳小陶罐各1件。墓葬年代初步定在北朝[[58]](P254)； 2003-2004年，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固原南塬清理汉至唐代墓葬36座，朱存世根据墓葬形制、出土陶罐、钱币等特征，对固原南塬的M31时代进行了重新判定，认为M31的时代应属于北魏，可能属于拓跋鲜卑的平民墓葬[[59]](P163-170)；2010年在彭阳海子塬发现一处北朝隋唐墓地，其中有北魏墓葬一座，发掘者从墓葬形制、出土的萨珊银币和墓中可能存在毁器现象等方面进行论述[[60]](P6-11)、(P104-105)。
(4)吴忠北魏墓
作为北魏的薄骨律镇所在地的吴忠，在城区及附近发现北魏墓16座,《吴忠北郊北魏唐墓》[[61]]做了集中的说明，这批墓以倒凸字形墓为主，双室墓和竖穴墓较少，墓道以居中的长斜坡为主，阶梯式和短斜坡较少，墓顶多为四角攒尖式，少为拱形顶。随葬品较少，主要为泥质灰陶，器形有壶、平沿罐、盘口罐、侈口罐。年代大致在薄骨律设镇至北魏晚期。
(三)北周墓葬
北周相关的考古发现也不少。主要有大利稽氏墓、北周李贤夫妇合葬墓、北周宇文猛墓、北周田弘墓等，研究成果集中且显著。
(1)北周李贤夫妇墓 1983年在固原南郊深沟村发掘了北周李贤夫妇墓，墓葬经过盗扰，但仍然出土了300余件文物，对研究北朝至隋唐时期墓葬、随葬品、壁画等方面的演变提供了资料，墓中出土的鎏金银壶、玻璃碗、金戒指等反映了中西方交流的盛况[[62]](P1-20)。李贤夫妇合葬墓一经发现便引起了学界的充分关注。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
1)玻璃器 安家媛[[63]](P173-181)将李贤夫妇墓出土的玻璃碗经过细致观察分析后认为，这件玻璃碗采用了冷加工磨琢工艺，并结合国内外的相关发现，推断其来源于伊朗高原的萨珊玻璃器。谷一尚搜罗了更为完备的玻璃器资料，讨论了凸雕玻璃碗的传统，认为李贤墓产品和日本冲之岛、伊朗高原的产品同样系六世纪的萨珊系玻璃器[[64]](P41-50)。
2)鎏金银壶 最引起学者重视的是鎏金银壶的年代、产地及腹部图案的内涵。吴焯仔细研究银瓶图像后，认为银壶腹部场景为现希腊、罗马“战士告别”一类的主题，应为5-8世纪的巴克特里亚地区制品，作者为嚈哒占领区内的土著工匠或者客籍于这一地区的罗马手工艺人 [[65]](P66-76)。亚历山大德拉▪卡皮诺、琼M▪詹姆斯认为此壶的基本形状与铸造风格源于萨珊波斯、印度或中亚，而非西方，其雕刻艺术内涵可能反映了一个混合罗马和萨珊主题思想[[66]](P71-75)、(75-77)。马尔沙克认为这件银壶属于萨珊时期的巴克特里亚制品，银壶上人物图案为希腊神话中的帕里斯裁决[[67]](P92-94)。《北周李贤墓出土的中亚风格鎏金银瓶——以巴克特里亚金属制品为中心》一文是目前关于这件鎏金银壶的集大成研究，该文从文献中“胡瓶”的记载、图像解说、人物故事及风格、巴克特里亚金属制品、银壶制作工艺几个方面展开论述[[68]](P311-330)。
3)陶俑和铁刀 杨泓《略论北周李贤墓的陶俑和铁刀》一文指出，墓中陶俑在制作技术和造型特征上承西魏，主要为关中地区北魏俑群特点的延续，保留着十六国遗风；李贤墓出土铁刀是当时所发掘的北朝墓中唯一完整的铁刀，其佩系方法为源于波斯萨珊或更早的附耳悬系法，并成为以后我国主要的佩刀方式[[69]](P15-22)。
4)墓志方面 在发掘简报公布墓志后，萧潘《北周李贤墓志一处断句的商榷》认为“十世祖俟地归聪明仁智，有则哲之。监知魏圣帝齐圣广渊……”断句有误，应为“十世祖俟地归聪明仁智，有则哲之监，知魏圣帝齐圣广渊……”[[70]](P67)。韩养民则对李贤夫妇墓志，主要从官职、世系等方面进行考释[[71]]P128-149，罗丰则从李贤族属、李贤及诸子官爵、吴辉墓志等方面，结合史志进行了分析[[72]](P48-61)。
5)墓葬形制方面 宿白先生认为李贤墓葬的形制沿袭北魏旧制，对关中隋唐墓产生很大影响，墓室左侧空敞处应为设帷帐处，推测李贤墓被盗当发生在大业十一年(615年)后[[73]](P2-3)。郑如珀则以艺术史视角对李贤墓重新进行解读，作者认为在北周反对厚葬的背景下，低矮的封土、粗糙简单且大小规整的陶俑反映了对“薄葬”政策的一种妥协；在礼制对随葬俑群的数量质量严格限制的情况下，通过加长墓道、增开天井等手段，用来表明死者的身份地位[[74]](P12-23)。《固原北周李贤墓壁画简论》[[75]](P85-87)对李贤墓壁画着重介绍，并论述了其绘画技法和风格。《宁夏固原北周墓葬画保护工作小结》将李贤墓壁画的加固提取过程做了说明[[76]](P131-137)。
6)其他方面 顾铁符对李贤的姓氏、名望、家族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分析[[77]](P97-102)。有学者研究认为，敦煌莫高窟第290号窟的窟主便是李贤，窟中供养人形象便是李贤亲族及官衙署僚写照[[78]](P29-32)、(P112-126)。
(2)北周宇文猛墓 位于固原南郊乡王坝村北，《固原北周宇文猛墓发掘简报》一文[25] (P134-147)对其进行了介绍。耿志强、陈晓桦则钩稽史籍，对宇文猛参加过的战事、仕宦经历等方面做了细致的考订[[79]](P91-100)。之后，更详细的考古报告[[80]]得以刊布。
(3)北周田弘墓 1996年，原州联合考古队对固原西郊乡大堡村的田弘墓进行了发掘，考古发掘报告先后在日本和中国出版[[81]]。考古队对墓葬进行了通过细致的发掘、测绘和记录，通过有计划的细致解剖、测绘，并开展多学科合作，报告揭示了以往发掘中容易忽略的问题，如封土的营造过程、墓葬合葬过程及盗掘过程等，对人种、动物骨骼、玻璃产地等方面进行了科技检测，从田弘的墓志、墓室结构、壁画、钱币、云母片等方面展开了详细的讨论，为北周考古提供了新的资料和研究思路。田弘墓出土了上百片玻璃残片，经分析检测，这些玻璃残片系我国独具特色的高铅硅酸盐玻璃[[82]](P97-102)。
(4)其他北朝墓 2003-2004年，为配合银川——武汉高速公路建设，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固原南塬清理汉至唐代墓葬36座。朱存世对固原南塬的M31、M3、M11、M24、M35五座墓葬时代进行了重新判定，认为M31的时代应属于北魏，另外4座墓葬的年代可能属于西魏至北周[70] (P163-170)。
姚蔚玲对固原发现的北朝墓进行了综合研究，从墓葬形制、壁画、随葬品等方面展开，并探讨了与陕西北朝墓的关系[[83]](P86-96)。卫忠以咸阳机场和宁夏发现的北周墓葬为基础，探讨了北周的墓葬形制和相关问题[[84]](P34-40)。
(四)北朝遗物
除了一些瞩目的大型北朝墓葬外，北朝时期宁夏境内出土遗物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主要表现在墓志、扁壶、佛教造像等方面。
前秦梁阿广墓志 2000年，宁夏固原博物馆从彭阳新集乡征集到前秦梁阿广墓志，被认为是国内发现最早的墓志之一，相关研究参见《宁夏出土墓志整理研究综述》[[85]](P97-103)。大利稽氏墓葬形制不明，仅征集一件墓志砖，罗丰对其中“大利稽冒顿”来源进行了解读，认为大利稽可能是源于匈奴的步洛稽，或为步洛稽一部，大利稽与蔡佑为同宗或部属的关系[[86]](P68-70)；有学者则对墓志中时间处的阙文进行了补充[[87]](P252)。
北魏贠标墓志砖 1964年发现于彭阳县彭阳乡姚河村，简略记述了贠标的籍贯、家世和生平事迹，对研究彭阳地区北魏历史地理、墓志演变过程有重要意义[[88]](P91-92)；有学者对墓志中涉及的泾州五郡、贠氏来源及流布、五部都统等问题展开讨论。罗新、叶炜[[89]](P55)根据洛阳出土的元显魏墓志，指出“贠世”即“贠标”，推测可能别有志砖相续，并对贠氏谱系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盐池县出土长方形金板 2006年9月，在盐池县青山乡古峰庄村一个山峁上出土了三枚长方形金板，两件饰以凤鸟纹，一件饰以狩猎纹背面并刻有铭文。一经发现，便引了相当重视。白述礼进行了初步研究，根据金板上“白乌二年”推断，这三件金板属于隋末向海明起义军的遗物[[90]](P82-87)。这个论断被转引多次，几成定论。马强则持有不同意见，他在对图像风格、干支纪年和相关历史背景考察的基础上认为，这三件“方奇”图案有明显的萨珊艺术风格，应为十六国晚期内迁胡人的遗物[[91]](P91-97)。有人从铭文风格等方面的证据支持金方奇“十六国晚期说”，在对比了战国至汉代的金牌饰后，推测金方奇使用方式可能与之相同[[92]](P82-84)。
扁壶 《固原县出土北朝铜扁壶》介绍了固原县发现一件铜扁壶，据鉴定此壶为具有中亚风格的北朝遗物[[93]](P378)。1986年固原县粮食局开挖地基时，发现一件绿釉陶扁壶，壶身饰有联珠纹圈，内为人物乐舞图，被认为年代北齐范粹墓出土的黄釉扁壶接近[[94]](P52)。
佛教造像 在西吉曾征集到一件北魏太平真君二年的铜造像，四足方形支座，莲花台座，浮雕三立佛，背光背面刻“太平真君二年“等铭文 [10] (P167)。1981年彭阳新集乡新集公社一土坑内出土8件佛像，石质7件，铜质1件，其中1号造像碑上侧面及背面镌刻有“建明二年”等字样，发掘者推断这批雕像均为北魏时期作品[[95]](P34-35) 。1985年在彭阳红河乡出土9件佛教造像，可分为白石泥质、页岩质和砂岩质，初步推断为北魏等时期作品[[96]](P44-46)。另在彭阳征集5件北朝石造像，其中4件据云出土于孙河乡友联村，均刻在白膏石石板上；1件出土于孙河乡支联村，为一方形台座上的坐佛形象 [10]。
三、总结与展望
(1)虽然偏居西北一隅，起步较晚，经过几代宁夏考古人努力，宁夏汉代北朝考古仍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他们为宁夏考古事业的开创和发展，奉献了自己的青春，栉风沐雨，伏案面壁，实属不易，《宁夏考古记事》[[97]]一书，收录了包括宁夏汉代至北朝时期重大考古发现的经过，并由当时的发掘者娓娓道来，其艰其险，其惊其喜，跃然纸上，为了解宁夏考古工作提供了一部引人入胜的考古笔记。近二十年来,宁夏汉代至北朝考古的文物修复、田野考古及其研究，均保持了良好的发展势头，发掘资料整理和发表也比较及时，对外考古交流合作频繁，一系列相关的国际性学术会议相继召开，整体呈现出欣欣向荣的面貌。
(2)宁夏发现了大量的汉代墓葬，以往多以简报的形式刊布，文后缺乏出土遗物统计表，给相关研究造成了一定的困难，所幸近年来这一情况得到改观。即将出版的《宁夏南山汉墓》，对2002-2008年于宁夏中卫、海原等地发掘的160余座汉墓进行详细报告，无疑会为宁夏汉墓研究注入新的活力。
(3)宁夏境内中小型汉墓较多，大型墓较少。北朝时期的考古研究主要是围绕着一些大型墓，因宏伟的形制和大量珍贵的出土遗物而备受瞩目，小型墓发现数量相对较少，除了发掘本身的限制外，如何在研究方面获得突破值得思考。
(4)由于考古学本身的学科属性，决定了其对新考古发现的依赖性，而考古发掘本身是一个破坏的过程，如何在这一过程最大限度的提取资料，尤为关键。因此，生物遗存的提取、埋藏过程、沉积环境分析等、测绘坐标系统的建立等方面更应该得到重视，而与外国同行的合作的固原南郊隋唐墓发掘研究，则是一个可资借鉴的范例。宁夏地区地域狭小，文物考古资源有限，因此，对已获考古资料进行进一步深入细致的分析，通过认真规划且有限的调查发掘，探寻新的考古学课题，或许同样需要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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