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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年来西夏文物考古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发布时间:2020-12-17 16:51:58   来源:《西夏研究》    作者:马晓玲   点击:

    摘要:四十年来,西夏文物考古研究的成果不断丰富,围绕石窟与壁画、王陵与墓葬、古塔与寺庙、城址与烽燧、窑址与窖藏、器物研究等方面的讨论显示出研究内容与方法不断深化的趋势,有力促进了西夏考古与西夏学的发展。总结这一阶段的研究现状,有助于为今后的研究工作提供现实参考。

  关键词:西夏;文物;西夏考古

  作者简介:马晓玲(1975—),女,新疆塔城人,历史学博士,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北方民族大学丝绸之路历史文化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丝绸之路考古与西夏考古。

  随着中国考古学的发展,西夏考古也得到了长足发展,有力推动了西夏学研究的繁荣。白滨[1]、牛达生[2]、杨蕤[3]、卜凯越[4]等学者的多篇论文回顾和总结了 2014 年之前西夏文物、考古的发现与研究,从中可以看出以往的西夏文物考古研究具有交融性、不平衡性等特点。具体来说,一是西夏考古研究涵盖了帝陵、墓葬、城址、窑址、石窟、窖藏等多个领域,每个领域都有众多关联学科,反映了较强的研究交融性;二是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对敦煌西夏石窟和西夏陵的研究,关于都城、城址、墓葬等方面的研究较为单薄。近十年来,又有新的发现和研究成果不断问世。本文在系统梳理西夏文物考古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与前贤关于这一领域三十年的研究述评互为补充。从四十年来的研究现状看,西夏文物考古研究主要集中在石窟壁画与造像、王陵与墓葬、古塔与寺庙、城址与烽燧、窑址与窖藏、器物研究六个方面。

  一、研究现状

  (一)石窟壁画与造像

  因为西夏境内广泛流行佛教,所以西夏石窟研究是西夏考古的重要内容,主要集中在敦煌莫高窟、榆林窟、瓜州东千佛洞与旱峡石窟以及宁夏山嘴沟石窟。

  1.敦煌莫高窟

  沙武田分析了敦煌莫高窟第3窟“甘州史小玉笔”墨书题记,结合窟内壁画内容与艺术风格,与敦煌元代石窟、西夏洞窟的特点进行比较分析,认为该窟为西夏洞窟[5]。张先堂通过考察第148窟供养人图像,认为其代表了西夏时期的回鹘或回鹘化的汉族供养人[6]。陈光文对莫高窟第29窟甬道南壁西夏文题记进行译释后,认为该题记中应存在“福圣年中” (1053—1056)的记载,据此指出西夏取代沙州回鹘正式统治敦煌的时间不迟于 1053 年[7]。公维章从第465窟主室壁画的绘画风格、出土西夏文物及主室壁画中在大成就者像侧贴附纸条的做法,进一步肯定了谢继胜等人关于该窟壁画绘制年代为西夏早期的观点[8]。王惠民回顾了关于敦煌西夏洞窟分期的相关研究成果,指出在排定年代时应首先以有年代的洞窟为标尺,没有年代的再从造像题材与艺术风格上进行比较后排列出相对年代,不宜采用洞窟中孤立的题材和风格进行排列[9]。沙武田进一步梳理了敦煌莫高窟、榆林窟、东千佛洞西夏石窟艺术分期的各种观点和存在的问题,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列出了可归入西夏时期的洞窟[10]。张世奇与沙武田也关注了敦煌西夏石窟千佛图像的内容与来源,探讨其与曹氏归义军晚期千佛图像的关系①。沙武田分析了西夏沙州洞窟的集体营建特征,指出该时期榆林窟和东千佛洞表现出以统治者党项人为主的营建功德行为,在瓜州地界对西夏时期包括汉地传统佛教、藏传密教、外来回鹘宗教等经典与信仰融合的努力[11]。何卯平、宁强通过对敦煌和瓜州两地西夏时期石窟艺术的壁画题材、造型风格、供养人构成、艺术功能的比较分析,认为两地因政治经济、军事形势两方面的差异,石窟艺术明显不同:敦煌地区缺乏创新性,主要继承前代石窟壁画的题材和风格,改建和补绘了前朝石窟;相对稳定的瓜州则营建了原创性较强的新窟,反映了西夏文化艺术的成就[12]。杨冰华分析了莫高窟第61窟甬道北壁西夏重修供养人像,通过该像配备持伞盖侍从的做法,结合西夏史籍和黑水城出土佛经发愿文,认为北壁中间女性供养人像的身份可能是西夏晚期皇(太)后[13]。

  2.榆林窟

  从洞窟形式、表现内容和艺术风格来看,榆林窟与莫高窟十分相似,可视为莫高窟艺术系统的一个分支。由于壁画内容和风格与敦煌莫高窟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榆林窟是敦煌石窟艺术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发表成果来看,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榆林窟第3窟的图像上。李路珂通过实地调查,整理分析了榆林窟中第 2、3、10 这 3 个西夏后期洞窟的装饰纹样,认为榆林窟西夏后期洞窟装饰在吸收多元文化的基础上,更多运用了流行于北宋时期中原地区的题材和纹样,是可以与《营造法式》装饰纹样相互印证的珍贵实例[14]。王进玉从科技史角度分析了榆林窟第3窟“酿酒图”中的图像,认为其作为蒸馏器具证据不足[15]。随后,王进玉又发文纠正了第3窟“千手观音经变”以往定名不统一的问题[16]。贾维维系统分析了榆林窟第3窟壁画中的显教、密教图像,分析了图像的来源和配置内涵,指出壁画在图像方面沿用东印度佛教造像传统,图像配置上遵循敦煌本地图像传承和信仰模式,体现了11—13世纪多民族跨地域文化交流的史实[17]。随后,贾维维又撰文先后讨论了榆林窟第3窟北壁南段的顶髻尊胜佛母曼荼罗图像的文本依据[18]和第3窟南壁西侧恶趣清静曼荼罗上方五护佛母的构成内容与特征[19]。郭静从第3窟东壁南侧 “五十一面千手观音经变”入手,指出其在构图布局、图像对应组合关系、与经典吻合程度、千手持物的世俗性特征等方面均非传统图式[20]。岳键认为三珠火焰纹与阴阳珠火焰纹是西夏时期独有的纹饰图案,可将其作为榆林窟西夏壁画的判断依据[21]。此外,还有多篇文章利用洞窟图像资料复原西夏各阶层的服饰。例如,谢静利用图像资料和文献资料探讨中原汉族服饰对西夏各阶层服饰的影响[22];孙颖结合文献与图像、实物资料,对榆林窟第29窟西夏贵族妇女服饰进行了复原[23];李文倩通过复原榆林窟第29窟西夏供养人侍从服饰的款式、色彩与面料,结合史籍记载分析了短袍、长裤、行滕、麻鞋等侍从服饰的特点[24];曲小萌以榆林窟第29窟男性供养人为研究对象,将图像资料与文献相结合,分析了西夏武官冠帽、发式、袍服的样式,认为西夏武官服饰既体现了党项民族特色,又吸收了中原汉族服饰的诸多元素[25]。张玉海在分析莫高窟、榆林窟西夏文题记所见人名姓氏结构的基础上,探讨了其民族融合情况[26]。

  3.瓜州东千佛洞、旱峡石窟

  在敦煌壁画研究中,考察图像所反映的音乐学内容是其重要研究领域。刘文荣从音乐学角度分析了瓜州东千佛洞西夏第 7 窟 《涅槃变》 的世俗伎乐图像中 3 人所奏横笛、毛员鼓、排板 3 种乐器,指出 《涅槃变》 所见世俗乐舞图像反映了踏歌艺术礼佛供养的情景,证明由中原流入河西地区的踏歌曾在西夏广泛流行[27]。郑炳林从榆林窟和东千佛洞壁画上的拉弦乐器入手,在梳理乐器发展史的基础上深入考察了社会政治与敦煌石窟营建之间的关系[28]。卯芳《东千佛洞第二窟壁画艺术探究》一文通过分析该窟壁画的艺术风格,指出其中融合了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的艺术特点,体现了西夏佛教绘画的风格[29]。常红红《东千佛洞第二窟十一面救八难观音图像研究》一文讨论了西夏“十一面救八难观音”的图像来源、与六字真言的关系及其在西夏文化中的宗教内涵等问题[30]。刘永增《瓜州东千佛洞图像源流与历史价值——兼谈东千佛洞的初创年代》一文从壁画主题和绘画风格入手,对第 2 窟、第 5 窟、第 7 窟壁画与不空系密教、尼泊尔传统密教题材的关系进行了探讨,认为这是西夏密教的缩影[31]。张先堂《瓜州东千佛洞第5窟西夏供养人初探》一文在考察窟内西夏供养人图像的基础上,结合西夏文题记,认为多个党项、汉族姓氏的武官与文官家族的男女成员在寺主智远和尚监督下共同出资营建了此窟[32]。

  4.宁夏山嘴沟石窟

  银川曾为西夏都城,先后称兴庆府、中兴府。宁夏北部作为西夏京畿之地,贺兰山麓的山嘴沟石窟成为西夏时期重要石窟。赵晓星、朱生云《宁夏、内蒙古境内的西夏石窟调查 ——西夏石窟考古与艺术研究之一》一文通过实地调查,认为山嘴沟石窟作为西夏中心区最为重要的石窟遗存,是这一地区石窟艺术的典型代表。须弥山石窟群的西夏游人题记反映了西夏人在当地的活动,内蒙古阿尔寨石窟为蒙元时期遗存,未见西夏遗迹[33]。汤晓芳《一幅西夏时期的壁画——阿尔寨石窟第33窟壁画解读》一文将阿尔寨石窟第33窟的时代定为西夏时期,从题材、画面布局、绘画技法等方面详细介绍了窟内壁画[34]。此外,张小刚、郭俊叶《文殊山石窟西夏〈水月观音图〉与〈摩利支天图〉考释》一文分析了甘肃省张掖市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文殊山石窟内两幅绘制于西夏时期的壁画[35]。

  综观以上有关石窟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出围绕石窟壁画或造像题材与内容的研究依旧是近十年来西夏文物考古研究中成果最为集中的领域,其中不乏根据题材内容确定西夏石窟年代归属的佳作。

  (二)王陵与墓葬

  1.王陵

  西夏王陵考古作为西夏考古研究的重要内容,西夏三号陵地面遗址与六号陵是目前唯一经过科学发掘的两座西夏王陵。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银川西夏陵区管理处编著的《西夏六号陵》全面介绍了有关六号陵地面遗址考古发掘的相关情况与主要收获[36],是继《西夏三号陵——地面遗迹发掘报告》[37]公布以来西夏王陵考古方面最为重要的研究成果,丰富了我们对西夏王陵建筑布局、建筑特点、文化内涵的认识。西夏陵区管理处编《西夏陵突出普遍价值研究》从经济、文化、社会、地理等方面入手,全面分析了西夏在中华文化传承中的重要作用,为西夏陵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提供了理论指导[38]。

  西夏陵寝制度研究一直是西夏考古的重要内容。孟凡人在梳理西夏陵相关研究的基础上,通过以三号陵为主的考古材料深入探讨了西夏陵的布局特点[39]。余军以西夏三号陵为突破口,指出西夏陵寝制度充分吸收了北魏、唐宋陵园规制,不仅在形制上借鉴唐宋帝陵陵园建筑的平面布局,而且引入了北魏将佛寺、祠庙建在陵园的做法,从而形成了陵、庙、寺集于一体的营造特点[40]。此外,杨沅还从选址、整体布局等方面梳理了西夏陵园的形制特点[41]。刘毅分析了西夏与辽金皇陵制度中的陵墓选址、陵园布局、多室玄宫结构等特点,探讨了这些因素对明清皇陵制度的影响[42]。由于缺乏考古实物和相关文献的直接证明,西夏陵墓主的归属问题一直未形成统一认识。近年来,随着六号陵考古工作的持续开展,既得到了一些新线索,也引发了一些新讨论。孙昌盛系统梳理了目前关于西夏陵陵主归属的各种观点,结合文献史料与六号陵出土残碑,认为六号陵是太宗李德明之嘉陵,并在此基础上对各陵的归属进行了重新排列[43]。岳键认为六号陵陵主为崇宗乾顺,并对其他陵主进行了相应排列[44]。王昌丰从陵区各帝陵的形制变化入手确定了各陵的先后关系,并且提出并非所有陵主都葬在这一陵区,九号陵也并非帝陵,据此重新排列了 8 座帝陵的对应陵主[45]。

  碑亭和献殿作为西夏陵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继续得到学者的关注。余军 《西夏陵碑亭考古》系统介绍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夏陵区王陵与陪葬墓的碑亭发掘情况,并对出土残碑铭文、碑亭建筑与石碑形制进行了分析[46]。岳键根据考古发掘基址上的柱洞排列规律及其所显示的梁柱垂直投影平面图,推断三号陵献殿可能为上圆下方,两重屋檐叠加的重檐攒尖顶木结构宫殿[47]。

  关于西夏陵区出土文物的研究,首先集中在出土数量最多的建筑构建上。牛达生系统介绍了西夏陵出土脊兽、套兽、垂兽、蹲兽等各种屋顶装饰构件及其类型[48],汤晓芳则具体分析了作为西夏陵墓建筑装饰的迦陵频伽与摩羯的造型特点[49]。何晓燕分类介绍了西夏陵区北端建筑遗址出土的建筑构件、瓷器、泥塑残件和残碑[50]。岳键通过对七号陵残碑龙纹残片的系统整理,通过建立纹样分类检索体系、残片纹样比照系统等方法复原了龙纹的全部纹样与寿陵残碑的形制[51]。安北江《〈中国藏西夏文献·西夏陵残碑卷〉汉文残碑相关问题考论》一文系统介绍了汉文残碑的内容,并对其所涉及的年号、战事、人名、食邑等问题做了进一步讨论[52]。

  此外,也有文章将重要随葬品与西夏、辽、宋之间的关系联系起来进行研究。黄震云根据101号墓出土的跪姿铜牛石马,认为其体现了厌恶功能。青牛白马是契丹人的标志,此类文物体现了党项人与契丹人的交恶情绪,进而推断101号陪葬墓的主人可能是辽兴平公主[53]。宋娟将六号陵出土的“荔枝纹金牌饰”与宋、辽、元出土的荔枝纹金带具进行比较,认定六号陵出土的此件金牌饰为荔枝纹金带具,来源于宋廷所赐,参考宋代舆服制度推断出六号陵的墓主为李德明[54]。此外,还有从文物保护角度出发的研究成果。康超等《西夏王陵四号陵冲沟发育过程、特征及其影响因素》[55]与蔺青涛等《银川西夏陵三号陵、六号陵盐害现状初步分析》[56]这两篇文章通过分析遗址体上冲沟、盐害等主要病害的分布现状及其成因和影响因素,为西夏陵遗址保护提供了理论指导。林金鑫等《西夏陵陪葬墓的地球物理考古勘探研究》采用磁法、电磁法、探地雷达等手段,以无损的地球物理考古勘探方法了解西夏陵地下陪葬墓的空间分布信息[57]。近年来,学界逐渐从大遗址保护和文化遗产的展示与利用等视角开展西夏王陵研究。杨弋分析了西夏陵申遗的优点和难点,指出申遗的必要性和可行性[58]。齐一聪与吴悦讨论了西夏陵大遗址保护存在的问题及其应对思路②,张建忠认为应围绕西夏文化主题开展相关项目,从而丰富和活化西夏王陵遗址旅游产品,增强旅游者对遗产文化的体验[59]。周伟基于以上两种目标的实现过程,探讨了如何正确处理文物保护与发展旅游的关系[60]。

  从以上研究成果可以看出,西夏王陵考古研究已呈现出在传统考古学基础上不断向科技考古、大遗址保护、文化遗产活化研究方向发展的趋势,体现了多学科融合与“保护第一” 的研究思路。

  2.墓葬

  宁夏银川与甘肃武威地区相继发现了一些西夏墓葬,其中闽宁村西夏墓地是宁夏西夏考古的重要发现。根据墓葬出土残碑,这批墓葬被认为是西夏建立前后一处与野利氏有关的党项贵族家族墓地。张雯通过对闽宁村西夏墓地与西夏陵的比较研究,从墓葬形制、建筑特点、葬俗等方面考察了党项葬俗在西夏建立前后的沿用与变化[61]。倪润安系统梳理了宁夏银川附近与甘肃武威地区西夏陵墓与墓葬所有用木遗迹的情况,分析了西夏墓葬中各种用木葬俗的功能及其与宋辽文化的关系[62]。20 世纪70年代以来,甘肃武威西郊先后发现一系列西夏墓葬,出土了木缘塔、木版画、木版题记等一批重要文物。蔡晓樱[63]与于光建[64]分析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武威地区发现的7座西夏火葬墓及其随葬品所反映的西夏葬俗,李桥专门讨论了 20 世纪 90 年代在武威西郊西夏墓地出土的两方买地券[65]。在武威地区西夏墓中,共有6座出土葬具和木版题记,常岚与于光建详细介绍了这些题记的内容[66]。此外,还有多篇文章利用武威西夏墓中出土的木版画图像讨论西夏葬俗,例如陈丽伶、余隋怀《武威西夏木版画的遗存及其特征》[67],陈于柱《武威西夏2号墓彩绘木版画 “蒿里老人”考论》[68]和《武威西夏2号墓彩绘木版画中的“金鸡”、“玉犬”新考》[69],于光建《武威西郊西夏2号墓出土木版画内涵新解》[70]和《武威西夏墓出土太阳、太阴图像考论》[71]。

  宁夏、甘肃两地西夏墓葬的发现,为了解西夏葬俗、宗教信仰、绘画艺术、社会生活等内容提供了重要的考古学材料。由于西夏墓葬的发现数量总体较少,尤其是近十年来未有新材料出现,相关讨论的深入还有待考古工作的持续推进。

  (三)古塔与寺庙

  西夏因尊崇佛教而广建寺院佛塔、大兴佛事,承天寺塔、宏佛塔、拜寺口方塔、一百零八塔皆为宁夏境内分布的主要西夏古塔。牛达生在《宁夏境内的西夏古塔建筑》一文中介绍了宁夏几处重要西夏古塔的发现情况与建筑特点[72],张媛利用历史文献和考古材料分析了宁夏7处西夏古塔的历史与形制结构,并提出了具体的古建保护意见[73]。考古工作者在修复濒临倒塌的宏佛塔时,在刹座天宫内出土了一大批精美的西夏文物,受到学界广泛关注。陈悦新以宏佛塔与山嘴沟石窟的汉传佛教绘画和泥塑佛像为研究对象,讨论了二者的艺术风格及其渊源[74]。邵军讨论了宏佛塔所出两幅绢画“炽盛光十一曜图”和“月孛图”“玄武大帝图”的形象、千手观音像与大日如来像,并对千佛、护法神的图像性质与发展情况进行了研究[75]。王荣飞认为宏佛塔天宫装藏的西夏文双面木雕版内容是《释摩诃衍论·卷十》的一部分[76]。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西夏宏佛塔》详细介绍了1990年宏佛塔勘测、拆卸与修复的经过,对出土遗物的清理、修复与研究情况进行了论述[77]。作为西夏活字印刷史的重要发现,拜寺口方塔所出西夏文佛经《吉祥遍至口和本续》弥足珍贵,牛达生通过研究考古实物指出这是中国最早的木活字印本[78]。此外,赵涛对承天寺西夏断(残)碑碑铭进行了考释[79],胡若飞从形制、文物、用途等角度介绍了一百零八塔的历史[80],高继习在《中国古代舍利地宫形制研究》一文中讨论了西夏地区的塔宫[81]。

  众所周知,甘肃境内也分布着为数不少的西夏时期寺庙古塔。张振华通过实地调查,认为甘肃省古浪县寺洼寺院遗址和天祝县百灵寺遗址为两处西夏时的寺庙遗迹[82]。赵延俊通过对甘肃省永昌县圣容寺遗址区的调查分析,介绍了寺庙的历史与现存遗迹,讨论了西夏时期圣容寺与河西走廊地区的佛教发展历程[83]。孙寿龄分析了武威市发现的西夏覆钵式喇嘛塔石刻造像的造型和龛形,认为这是一处夏仁宗时期的佛教造像[84]。此外,张宝玺还详细介绍了张掖市大佛寺西夏涅槃像及其重修过程[85]。

  (四)城址与烽燧

  城市考古是以古代城市及其相关遗存作为对象的考古工作,在中国考古学中占有重要地位。冯文勇通过在鄂尔多斯及其临近地区的实地调查,确定了西夏时期的金肃州故城和唐隆镇城址[86]。黎树科公布了调查后获得的甘肃省民勤县西夏古城遗址分布情况[87],周会丽利用考古资料和文献资料对内蒙古地区的城址进行了分类,厘清了西夏城址的行政建置和特点[88]。袁怡雅利用考古资料、历史文献和实地调查等方法,系统研究了匈奴铁弗部统治时期统万城的环境、生业、社会结群以及游牧部族在农牧交错地带的建都特点[89]。杨蕤从承天寺塔、高台寺、新华街窖藏、湖滨街堤岸、中山公园清宁观、海宝塔、唐徕渠等遗存入手,构筑了西夏故都兴庆府的形制框架,建议将兴庆府的规划放入中国城市发展的大背景下进行考察[90]。俄罗斯学者 A.A.科瓦列夫在实地调查后指出,位于蒙古国境内的“成吉思汗长城”由西夏在13世纪初建造,是“外长城”北线的延伸部分,“外长城”南线为汉代的“光禄塞”,蒙古国南戈壁省境内的八音布拉格城址就是汉代受降城遗迹[91]。尤桦通过考察甘肃、内蒙古、宁夏境内现存的烽堠遗址,结合文献记载分析了西夏烽堠制度的特点[92]。

  (五)窑址与窖藏

  西夏窑址与窖藏的发现,为了解西夏时期的经济水平与工艺技术提供了第一手资料。根据考古调查,烧造西夏瓷的窑址主要集中在银川市西郊贺兰山下和灵武市一带。截至目前,除灵武窑及其附近的回民巷西夏窑址进行过正规的考古发掘外,又在贺兰山腹地发现了一些窑址。王建保[93]与张燕[94]通过对缸沿子、贵房子两处瓷窑遗址及出土遗物的考察,认为这是西夏宫廷或官府管理下的官营作坊。近年来,现代分析测试手段也逐渐应用于文物保护科学和技术研究领域。宋燕利用X射线荧光光谱仪、X射线衍射仪等多种仪器分析了灵武窑出土瓷器碎片的化学成分与微观结构[95]。张茂林据此指出,缸沿子窑址所出白瓷胎体中 “高硅低铝”的元素组成特征与我国北方的典型瓷器相反,与同为西夏时期的灵武窑瓷器具有很大差异。在瓷釉组成上,贵房子、缸沿子窑址出土的白瓷标本与灵武窑白瓷均为钙釉[96]。近年来先后公布了不少窖藏中出土西夏钱币的情况,杜双成[97]、朱浒[98]分别介绍了隆德、同心等地发现的西夏钱币窖藏。

  (六)器物研究

  因为西夏文物具有种类丰富、分布广泛的特点,所以大型丛书《西夏文物》③整理汇集了宁夏、内蒙古、甘肃等地的西夏遗址、金属器、陶瓷器、石刻、石器、木漆器、造像、绘画、织物、文献、建筑构件等众多考古内容,建立了跨地区的西夏文物资料体系和完整的考古信息数据库,较好地满足了学界全面、系统了解西夏文物的需求。此外,还有多篇文章从钱币、瓷器、文书、古纸、丝绸、擦擦等出土遗物的角度讨论了西夏物质文化、技术工艺与经济水平。

  1.钱币

  牛达生在《西夏钱币的发现及研究》一文中全面介绍了西夏钱币在各地的考古发现情况[99],韩学斌在《西夏钱币的考古发现与类别》一文中介绍了宁夏、甘肃、内蒙古等地西夏钱币的出土情况和钱币种类[100],于光建介绍了甘肃武威地区出土“天盛元宝”小铁钱的相关情况[101]。此外,有些论文还关注了西夏钱币的铸造特点。郭晓红《丝绸之路货币文化中的西夏铁钱》介绍了西夏铁钱的铸造、流通与种类[102];李鸣骥《西夏钱币铸造特点及其变化原因初探》梳理了西夏钱币的铸造历史及各阶段的铸币特征[103];王俪阎通过西夏铸币考察了西夏统治者的治国政策以及由此所折射的与辽、金两朝的关系[104];赵生泉通过研究考古所见西夏汉文钱币与西夏文钱币,深入讨论了西夏书法的演变历程[105]。

  2.瓷器、金银器

  从考古发现来看,西夏瓷器的造型设计、纹饰题材、装饰手法均表现出较强的民族风格与时代特点。赵龙从烧造方法、器物类型、装饰纹饰、釉色样式等方面入手,讨论了西夏瓷器民族风格的形成[106]。在此基础上,马洋分析了西夏瓷器上牡丹纹与莲花纹的变化发展历程[107]。

  西夏金银器目前发现不多,主要分布在宁夏和内蒙古地区,在造型和纹饰上主要受到唐宋金银器风格的影响,并与辽代金银器存在一定关系。程丽君、赵天英在《西夏金银器研究》一文中分析了西夏金银器的类型特征、用途和制作工艺[108]。

  3.西夏文书

  自1908年在黑水城发现大量西夏文书后,学界开始了对西夏文字和西夏历史的关注与研究。乜小红通过考证认定《俄藏敦煌文献》中的四件契约是出自黑水城的文书,在考察每件契约的背景和内容后,认为其反映出七八百年前黑水城地区党项、蒙古、汉等各族居民在社会生活和各类经济交往中的一种自然文化认同和融合[109]。刘志月以莫高窟北区B59 窟出土的《西夏嵬名法宝达卖地账》为研究对象,通过探讨卖地立账文书使用小麦作为交易结算方式、文中所描述的灌溉给水情况,结合出土地点在废弃于 13 世纪末的莫高窟北区第 2 层洞窟,推断这是一件西夏时期文书[110]。郑祖龙通过考证,将贺兰山山嘴沟石窟出土的几件未曾定题的西夏文残卷认定为《注华严法界观科文》、《瑜伽集要焰口施食仪》、《佛母孔雀大明王经》以及一组近于《十二因缘咒》的陀罗尼残页[111]。高山杉研究了山嘴沟石窟出土的编号K2:158的西夏文写本残页,释读后证明是一部迄今未知的有关宋代华严宗重要著述《华严法界观通玄记》的注疏,这是西夏学上的全新发现[112]。孙昌盛从语言文字学和文献学角度,参考藏文本《真实相应大本续》,对拜寺沟方塔遗址出土的西夏文古籍《吉祥遍至口和本续》进行了全文解读与研究。通过训解西夏文、藏文、汉文词义方法,对西夏语译藏传佛教文献中独具特色的藏式意译词进行了译注[113],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学术界对西夏文献中藏式意译词研究的不足。

  此外,有些研究则关注文书所反映的西夏文献装帧形式,丰富了我们对西夏文献装帧形式的认识。高辉通过分析与线有关的几种古籍装帧形式,认为瓜州东千佛洞泥寿桃洞出土的一号文书《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的装帧形式为缝缋装,进一步推测是活字印刷的缝缋装[114]。张多勇认为东千佛洞泥寿桃洞出土的两件西夏文印本残页中,一号文书是蝴蝶装的《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印本,二号文书是《慈悲道场忏罪法》卷首残页[115]。方广锠从敦煌遗书入手讨论中国纸质写本的装帧时,指出拜寺沟方塔出土的西夏汉文文献装帧形式中的“缝缋装”这一命名有误,应改为“缝缀装”[116]。

  4.古纸、丝绸

  利用科技分析手段对西夏纸质文物开展研究,可以了解西夏造纸技术的源流及其发展状况。牛达生以贺兰山麓西夏方塔出土的纸样测试结果为研究对象,结合“俄藏纸”、“国图纸”的分析结果指出,西夏造纸原料主要为树皮和麻类纤维,造纸方法包括净化原料、蒸煮、舂捣、打浆、纸药匀浆、竹帘抄纸、火墙烘干等手段,与中原地区的造纸技术大体一致,达到了当时较为先进的水平[117]。李晓岑通过对甘肃省博物馆所藏西夏古纸的纤维检测和分析,指出其制造工艺与中原地区水平一致,反映了西夏造纸术深受中原影响的史实[118]。西夏时期流行染色纸张,但是目前还不清楚染料的使用情况与染色纸张的纤维原料。李涛利用显微激光拉曼光谱和赫兹伯格染色法,通过对黑水城遗址出土的西夏时期蓝色、红色染色纸张的分析,首次明确了靛蓝和羟基茜草素曾在11—13世纪中国古纸制造中作为染色剂使用[119]。

  西夏建立后高度重视丝织业生产,设立了 “绢织院”等专门管理机构。杨馨以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出土的西夏丝绸为研究对象,系统分析了其组织结构、图案纹样和使用方式[120]。

  5.擦擦

  擦擦是一种凹型模具,捺入软泥等材质后用于压制成型、脱范模制小型佛像与佛塔。蔡彤华从材质、技法、题材等方面介绍了内蒙古境内所出西夏擦擦的特点[121];郭萌、张建林通过类型学研究,认为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擦擦的年代集中在西夏至元时期,通过比较西藏擦擦、西夏擦擦和中原地区善业泥,认为其在制作技法和图像内容上更接近西夏擦擦和西藏后弘期早期的擦擦[122]。

  二、存在的问题与展望

  综观以上研究成果可以看出,四十年来随着西夏学研究的不断活跃和推进,作为其重要研究领域的西夏考古与文物研究也在科学有序地发展,考古发现和科研成果随之不断增多。一是在考古发掘、资料的整理与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新的收获与进展,发表的相关成果日益增多,尤其是宁夏地区,作为西夏文化的重要分布地,正在持续开展西夏考古的调查与发掘工作。其中,西夏六号陵、山嘴沟石窟、宏佛塔等考古工作都陆续出版了发掘报告和研究成果,既体现出西夏考古在宁夏考古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又为西夏学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二是研究成果覆盖了石窟壁画与造像、帝陵与墓葬、城址与烽燧、瓷窑与窖藏、古塔与寺庙等丰富的西夏文化遗存,形成了更为全面、专业的研究格局。三是研究视野与方法日益多样化,除继续沿用传统考古学的研究方法和内容外,还努力克服了西夏文献资料缺乏的先天不足,立足考古遗存,将出土文书、汉文史料等多种方法相结合,基于现代科技手段,对文物(瓷器)、遗址本体(西夏陵)开展无损分析测试和文物保护研究的情况日益增多,显示出科技考古在现代考古学研究中的日益普及与广泛应用。

  在看到这些成绩和进步的同时,也应注意到目前的西夏文物考古研究还存在一些问题。

  首先,虽然研究的广度覆盖了石窟壁画与造像、帝陵与墓葬、城址与烽燧、瓷窑与窖藏、古塔与寺庙等多个方面,但由于文献史料的缺乏、考古学资料的分散性和复杂性,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研究的不平衡性。从上述研究史的回顾可以看出,关于石窟壁画或造像的题材、内容的研究与西夏王陵研究依旧是近十年来西夏文物考古研究中成果最为集中的领域,其他方面则仍显薄弱,缺乏总论性研究。同时与重要的考古学发现相比,对于考古资料的研究还很不够。

  其次,由于文物考古研究不仅依赖以往的考古发现,更需要新材料的补充,所以田野调查与发掘对于推进西夏文物考古研究的重要性显而易见。以宁夏地区为例,作为西夏故地,分布着许多重要的西夏遗存。经过科学调查与发掘的西夏三号陵、六号陵、灵武窑址、山嘴沟石窟、拜寺口方塔等都已公布材料,有力促进了西夏文物考古研究的深入。但是,这些考古工作的性质更侧重于配合性或抢救性,以点的形式展开而难成体系,需要在更为广阔的视野下进行全局性统筹规划,科学开展各个分支的文物考古工作。

  其三,由于西夏考古涉及的研究内容不是单纯的考古学本身所能涵盖的,客观上与历史学、宗教学、文献学、科技史等学科和领域存在密切联系。如果不进一步加强各学科之间的合作与交融,在研究方法上更为多元化,就很难继续推进研究深度。

  综观以上问题,未来的西夏文物考古研究还需在以下四个方面作出努力。

  第一,做好西夏遗存的田野调查工作,进一步摸清各类西夏遗存的分布情况与保存现状,为今后有计划、系统、科学地开展西夏考古与研究工作建立考古遗存数据库,形成王陵、石窟、寺塔等西夏遗存的联动研究格局。

  第二,西夏曾经是中国古代在西北地区影响较大的少数民族地方割据政权,在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发挥过积极作用。西夏王陵作为西夏文明留存至今的规模最大、等级最高、保存最完整的考古遗存,经过近些年对建筑本体的抢救性加固和病害防治,为西夏陵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和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提供了较好的文物本体保存现状。但是,目前对王陵文化内涵的挖掘还远远不够。今后的考古工作应继续本着“保护第一”的原则,以世界文化遗产的视角在遗址本体和文化遗产保护的理念与框架下研究其历史、艺术与科学价值,了解西夏文明在中华文明中的兼容并蓄、多元融合,积极推动世界文化遗产申报进程。

  第三,古今重叠型城址是当前国家建设背景下城市考古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在历史城市的重叠性特点下,西夏都城和城市考古如何进行科学的考古钻探与发掘、处理好保留和解剖的关系、准确合理地展示考古成果成为重要课题;在片段式考古发掘中,如何将城市空间的整体格局缀连起来是需要思考的重要问题[123]。多学科合作的立体研究,成为做好城市考古的重要条件和发展趋势。遵循城市考古与遗产保护、遗产利用相结合的理念与方法,以考古研究为代表的各学科确定的遗址价值决定保护本体和历史环境风貌的内涵,考古发掘成果必将成为遗址展示与利用的基础。

  第四,西夏文物考古研究虽在西夏学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但在成果总量上明显少于西夏历史、西夏文献等研究领域,这与专门从事西夏考古研究的机构和人员数量较少存在直接关系。以宁夏地区为例,作为西夏研究的重地,专门进行西夏文物考古研究的人员数量很少,难以满足开展田野调查、发掘和考古研究所需的人员配备。西夏文物考古是宁夏考古的重要特色和主要亮点,亟需在人才和研究力量上加大培养、支持力度。

  通过对四十年来相关研究现状的分析,可以看出西夏文物考古研究在各方面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研究视野更为开阔,研究方法更为多元。展望未来,相信在发挥自身学科优势的前提下,随着新材料的不断出现,积极加深与历史学、文献学、科技史等多学科、多领域的合作与交融,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手段,积极开展从宏观到微观、从综合研究到专题研究的多视角和多维度研究,必将有力推动西夏文物考古在西夏学研究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注释:

  ①张世奇,《敦煌西夏石窟千佛图像研究》,西北师范大学大学2015年硕士学位论文;张世奇、沙武田,《历史留恋与粉本传承——敦煌石窟西夏千佛图像研究》,《西夏学》第12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

  ②齐一聪、康琪,《西夏王陵大遗址保护问题研究与申遗初探》,《现代城市》2012年第4期;吴悦,《西夏王陵的现状综述及实行大遗址保护的可行性》,《智能城市》2016年第7期。

  ③《西夏文物·内蒙古编》,中华书局,2014年;《西夏文物·甘肃编》,中华书局,2014年;《西夏文物·宁夏编》,中华书局,2017年。

  参考文献:

  [1] 白滨.西夏文物考古的新发现及其研究[J].北方文物,1991(4).

  [2] 牛达生.西夏考古发现与研究简述[M]//西夏学:第2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3] 杨蕤,周禹.三十年来西夏考古研究述评[J].西夏研究,2014(2).

  [4] 卜凯越.2014年西夏文物考古研究综述[J].西夏研究,2016(1).

  [5] 沙武田,李国.敦煌莫高窟第3窟为西夏洞窟考[J].敦煌研究,2013(4).

  [6] 张先堂.敦煌莫高窟第145窟西夏供养人图像新探——以佛教史考察为中心[M]//西夏学:第11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7] 陈光文.敦煌莫高窟第297窟甬道南壁西夏文题记译释——兼论西夏统治敦煌的时间问题[J].敦煌学辑刊,2014(2).

  [8] 公维章.敦煌莫高窟第465窟主室壁画绘于西夏补考[M]//西夏学:第11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9] 王惠民.敦煌西夏洞窟分期及存在的问题[J].西夏研究,2011(1).

  [10] 沙武田.敦煌西夏石窟分期研究之思考[J].西夏研究,2011(2).

  [11] 沙武田.敦煌西夏石窟营建史构建[J].西夏研究,2018(1).

  [12] 何卯平,宁强.敦煌与瓜州西夏时期石窟艺术的比较研究[J].敦煌研究,2016(6).

  [13] 杨冰华.莫高窟第61窟甬道北壁西夏重修供养人像蠡探[J].敦煌学辑刊,2017(4)

  [14] 李路珂.甘肃安西榆林窟西夏后期石窟装饰及其与宋《营造法式》之关系初探[J].敦煌研究,2008(3).

  [15] 王进玉.敦煌石窟西夏壁画“酿酒图”新解[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0(3).

  [16] 王进玉.再论敦煌石窟西夏壁画“酿酒图”[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0(4).

  [17] 贾维维.榆林窟第3窟壁画研究[D].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18]贾维维.榆林窟第3窟“五顶髻尊胜佛母曼荼罗”研究[J].故宫博物院院刊,2014(2).

  [19] 贾维维.榆林窟第3窟“五护佛母图像”研究[J].敦煌研究,2015(4).

  [20] 郭静.榆林窟第3窟“五十一面千手观音经变”中的西夏物质文化影像[J].宁夏师范学院学报,2018(2).

  [21] 岳键.敦煌西夏石窟断代的新证据[M]//西夏学:第7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22] 谢静.敦煌石窟中的西夏服饰研究之二——中原汉族服饰对西夏服饰的影响[J].艺术设计研究,2009(3).

  [23] 孙颖.榆林窟第29窟西夏贵族妇女服饰复原研究[D].上海:东华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

  [24] 李文倩,贾一亮.榆林29窟西夏供养人侍从服饰复原研究[J].大舞台,2011(10).

  [25] 曲小萌.榆林窟第29窟西夏武官服饰考[J].敦煌研究,2011(3).

  [26] 张玉海.莫高窟榆林窟西夏文题记所见人名姓氏浅析[J].宁夏社会科学,2017(6).

  [27] 刘文荣.瓜州东千佛洞西夏第7窟《涅槃变》中乐器图像的音乐学考察[M]//西夏学:第11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28] 郑炳林,朱晓峰.壁画音乐图像与社会文化变迁——榆林窟和东千佛洞壁画上的拉弦乐器再研究[J].东北师范大学学报,2016(2).

  [29] 卯芳.东千佛洞第2窟壁画艺术探究[J].西夏研究,2016(3).

  [30] 常红红.东千佛洞第二窟十一面救八难观音图像研究[J].藏学学刊,2016(1).

  [31] 刘永增.瓜州东千佛洞图像源流与历史价值——兼谈东千佛洞的初创年代[J].故宫博物院院刊,2016(4).

  [32] 张先堂.瓜州东千佛洞第5窟西夏供养人初探[J].敦煌学辑刊,2011(4).

  [33] 赵晓星,朱生云.宁夏、内蒙古境内的西夏石窟调查——西夏石窟考古与艺术研究之一[J].敦煌研究,

  2016(5).

  [34] 汤晓芳.一幅西夏时期的壁画——阿尔寨石窟第33窟壁画解读[C]//探索、收获、展望——鄂尔多斯学十五周年纪念文集,2017.

  [35] 张小刚,郭俊叶.文殊山石窟西夏《水月观音图》与《摩利支天图》考释[J].敦煌研究,2016(2).

  [36]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银川西夏陵区管理处.西夏六号陵[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4.

  [37]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银川西夏陵区管理处.西夏三号陵——地面遗迹发掘报告[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

  [38] 西夏陵区管理处.西夏陵突出普遍价值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4.

  [39] 孟凡人.西夏陵陵园形制布局研究[J].故宫学刊,2012(1).

  [40] 余军.西夏王陵对唐宋陵寝制度的继承与嬗变——以西夏王陵三号陵园为切入点[M]//宋史研究论丛:第十六辑.姜锡东,主编.石家庄:河北大学出版社,2015.

  [41] 杨沅,王军辉.西夏王陵形制综论[J].西夏研究,2010(3).

  [42] 刘毅.辽西夏金陵墓制度的新因素及其影响[J].南方文物,2015(3).

  [43] 孙昌盛.西夏六号陵陵主考[J].西夏研究,2012(3).

  [44] 岳键.西夏陵相关问题新考[J].宁夏师范学院学报,2016(2).

  [45] 王昌丰.西夏陵区帝陵陵主初探[M]//西夏学:第13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46] 余军.西夏陵碑亭考古[J].西夏研究,2010(3).

  [47] 岳键.西夏三号陵献殿形制的探讨与试复原[M]//西夏学:第9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48] 牛达生.西夏陵屋顶装饰构件[M]//西夏学:第9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49] 汤晓芳.西夏三号陵出土迦陵频伽、摩羯的艺术造型[M]//西夏学:第9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50] 何晓燕,金宁.西夏陵区北端建筑遗址出土文物研究[M]//西夏学:第12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51] 岳键.西夏寿陵残碑龙纹复原研究[M]//西夏学:第12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52] 安北江《.中国藏西夏文献·西夏陵残碑卷》汉文残碑相关问题考论[J].宁夏师范学院学报,2018(6).

  [53] 黄震云.西夏王陵鎏金铜牛石马和辽代兴平公主墓葬考[M]//西夏学:第6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54] 宋娟,王胜泽.从宁夏博物馆藏“荔枝纹金牌饰”看西夏六号陵的墓主身份[J].宁夏社会科学,2018(1).[55]康超,谌文武,等.西夏王陵四号陵冲沟发育过程、特征及其影响因素[J].敦煌研究,2009(6).

  [56] 蔺青涛,王旭东,等.银川西夏陵三号陵、六号陵盐害现状初步分析[J].敦煌研究,2009(6).

  [57] 林金鑫,田钢,石战结.西夏陵陪葬墓的地球物理考古勘探研究[J].工程勘察,2014(7).

  [58] 杨弋.西夏陵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可行性研究[J].魅力中国,2012(34).

  [59] 张建忠,孙根年.基于文化遗产视角的陵墓遗址旅游开发[J].经济地理,2011(11).

  [60] 周伟,李晓玲.以西夏陵为例谈旅游开发中的文物保护[J].山西建筑,2008(8).

  [61] 张雯.略论党项民族葬俗在西夏建国前后的延续与演化——闽宁村西夏墓地与西夏陵的比较研究[M]//西夏学:第9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62] 倪润安.西夏墓葬的用木葬俗及其渊源[J].边疆考古研究,2012(1).

  [63] 蔡晓樱.从武威的西夏墓看西夏葬俗[M]//西夏学:第7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64] 于光建.甘肃武威西夏墓特点述论[J].华夏考古,2018(1).

  [65] 李桥.武威所出西夏买地券再探[M]//西夏学:第12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66] 常岚,于光建.武威西郊西夏墓墓葬题记述论[J].宁夏社会科学,2014(2).

  [67] 陈丽伶,余隋怀.武威西夏木版画的遗存及其特征[J].西北工业大学学报,2008(1).

  [68] 陈于柱.武威西夏2号墓彩绘木版画“蒿里老人”考论[M]//西夏学:第6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69] 陈于柱.武威西夏2号墓彩绘木版画中的“金鸡”、“玉犬”新考——兼论敦煌写本《葬书》[J].敦煌学辑刊,2011(3).

  [70] 于光建.武威西郊西夏2号墓出土木版画内涵新解[J].西夏研究,2014(3).

  [71] 于光建.武威西夏墓出土太阳、太阴图像考论[J].宁夏社会科学,2017(3).

  [72] 牛达生.宁夏境内的西夏古塔建筑[J].寻根,2010(6).

  [73] 张媛.宁夏境内西夏塔的研究与保护[D].兰州:西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74]陈悦新.银川所出西夏佛教造像[M]//石窟寺研究:第8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8.

  [75] 邵军.宏佛塔出土绢画题材内容再探[J].敦煌研究,2016(4).

  [76] 王荣飞.一件宏佛塔天宫装藏西夏文双面木雕版考释[M]//西夏学:第12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77]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西夏宏佛塔[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8.

  [78] 牛达生.关于西夏活字印刷研究及其相关问题——兼谈媒体对学术研究成果的曲解报道[J].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2008(5).

  [79] 赵涛.承天寺西夏断(残)碑新证[J].宁夏社会科学,2010(5).

  [80] 胡若飞,薛路.宁夏青铜峡百八塔考议[J].西夏研究,2012(4).

  [81] 高继习.中国古代舍利地宫形制研究[D].济南: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7.

  [82] 张振华,黎树科.甘肃武威境内新发现的西夏时期寺庙遗址[M]//西夏学:第9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83] 赵延俊.甘肃永昌圣容寺遗址区调查与保护[D].兰州:西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

  [84] 孙寿龄.武威发现西夏覆钵式喇嘛塔石刻造像[M]//西夏学:第9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85] 张宝玺.张掖大佛寺西夏涅槃像考释[M]//西夏学:第9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86] 冯文勇.鄂尔多斯高原及毗邻地区历史城市地理研究[D].兰州:兰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

  [87] 黎树科,张振华.甘肃民勤境内西夏时期古城遗址[M]//西夏学:第9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88] 周会丽.内蒙古地区西夏城址的初步研究[D].呼和浩特:内蒙古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

  [89] 袁怡雅.统万城遗址的空间格局研究[D].北京: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硕士学位论文,2017.

  [90] 杨蕤.西夏故都兴庆府复原的考古学观察[J].草原文物,2014(1).

  [91]A.A.科瓦列夫,Д.额尔德涅巴特尔.蒙古国南戈壁省西夏长城与汉受降城有关问题的再探讨[J].内蒙古文物考古,2008(2).

  [92]尤桦.西夏烽堠制度研究[M]//西夏学:第13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 [93]王建保.贺兰山腹地的两处西夏瓷窑遗址[N].中国文物报,2010-12-31.

  [94] 张燕,王建保.贺兰山贵房子窑初探[J].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1(9).

  [95] 宋燕,王效军,李晓莉,马清林.西夏名窑——宁夏灵武窑出土瓷器研究[J].中国陶瓷,2010(11).

  [96] 张茂林,王建保.西夏缸沿子和贵房子窑址出土白瓷的分析研究[C]//2015年古陶瓷科学技术国际讨论会论文集,2015.

  [97] 杜双成.对隆德县西夏钱币存储情况的调查[J].西部金融,2008(1).

  [98] 朱浒.宁夏发现西夏文钱币“番国宝钱”[J].中国钱币,2014(4).

  [99] 牛达生.西夏钱币的发现及研究[J].西夏研究,2013(4).

  [100] 韩学斌.西夏钱币的考古发现与类别[J].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2016.

  [101] 于光建.略论武威西夏钱币考古的重要价值[J].河西学院学报,2010(6).

  [102] 郭晓红.丝绸之路货币文化中的西夏铁钱[J].西夏研究,2013(4).

  [103] 李鸣骥.西夏钱币铸造特点及其变化原因初探[J].西夏研究,2017(1).

  [104] 王俪阎.从西夏铸币看西夏与宋辽金关系[J].中国历史文物,2008(6).

  [105] 赵生泉,史瑞英.西夏钱币书法演变源流探赜[J].中国钱币,2017(1).

  [106] 赵龙.西夏瓷器民族风格研究[D].昆明:云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7.

  [107] 马洋.西夏文物上的牡丹纹与莲花纹研究[D].兰州:兰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

  [108] 程丽君,赵天英.西夏金银器研究[J].西夏研究,2016(4).

  [109] 乜小红.黑水城所出西夏至元的几件契约研究[G]//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编.丝绸之路上的考古、宗教与历史.2011.

  [110] 刘志月.莫高窟北区B59窟出土《西夏嵬名法宝达卖地账》——兼论西夏土地买卖中的优先权[J].河西学院学报,2016(4).

  [111] 郑祖龙.山嘴沟石窟出土的几件西夏文献残卷考证[J].西夏研究,2015(4).

  [112] 高山杉.有关《华严法界观通玄记》的几个新发现[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2).

  [113] 孙昌盛.西夏文《吉祥遍至口合本续》整理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

  [114] 高辉.瓜州东千佛洞泥寿桃洞出土一件西夏文献装帧考[J].西夏研究,2013(2).

  [115] 张多勇,于光建.瓜州东千佛洞泥寿桃洞西夏文两件印本残页考释[J].敦煌研究,2015(1).

  [116] 方广锠.从敦煌遗书谈中国纸质写本的装帧[J].文献,2018(1).

  [117] 牛达生.西夏造纸技术初探[M]//西夏学:第6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118] 李晓岑,贾建威.西夏古纸的检测和初步研究[J].西北民族研究,2014(1).

  [119] 李涛.黑水城遗址出土西夏时期染色纸张的分析[J].西夏研究,2017(3).

  [120] 杨馨.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出土西夏至元代丝绸的研究[D].上海:东华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

  [121] 蔡彤华.内蒙古出土的西夏擦擦及其特点[M]//西夏学:第12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122] 郭萌,张建林.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擦擦研究[J].文博,2015(5).

  [123] 董新林,汪盈.城市考古的方法、实践与思考——首届国家文物局城市考古研修班的设计思路与学术综述

  [N].中国文物报,2017-09-29.

  本书出自《西夏研究》2019年第2期 103页——1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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