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考古资料日新月异的发现，入华粟特人美术的研究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1999年7月在山西太原晋源区王郭村发现隋代开皇十二年(592)虞弘墓带有贴金加彩浮雕画像的汉白玉石棺(图1)[1]。据墓志所记，虞弘为鱼国人，曾奉茹茹国王之命出使波斯、吐谷浑等国，后出使北齐，在北齐、北周和隋为官，北周时曾任职检校萨保府。2000年5月陕西西安北郊大明宫乡炕底寨又出土北周大象元年(579)安伽墓石棺床(图2)[2]，也装饰有祆教色彩的贴金加彩浮雕画像，该墓门额上还发现火坛等与祆教有关的图像。安伽曾任北周同州萨保，应为安国人的后裔，属于分布在中亚阿姆河和锡尔河流域的昭武九姓胡，即汉魏时代所谓的粟弋或粟特。
图1 山西太原隋虞弘墓石棺(采自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晋源区文物旅游局：《太原隋虞弘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年，图版1)
图2 陕西西安北周安伽墓石棺床(采自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北周安伽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年，图版1)
粟特人以“善贾”著称，主要信仰祆教，南北朝以后曾大批徙入我国新疆和内地。萨保又称萨宝或萨甫，是北朝及隋唐时设立的专门管理祆教和粟特人事务的官职。陈寅恪指出：“我国历史上的民族，如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往往以文化来划分，而非以血统来划分。少数民族汉化了，便被视为‘杂汉’、‘汉儿’、‘汉人’。反之，如果有汉人接受某少数民族文化，与之同化，便被视为少数民族人。……在研究北朝民族问题的时候，不应过多地去考虑血统的问题，而应注意‘化’的问题。”[3]关于鱼国之所在尚待进一步研究，但学者们均认为虞弘石棺有明显的祆教色彩[4]。虞弘未必是粟特血统，但他曾经曾任职检校萨保府，必然认同粟特文化，因此虞弘是被粟特“化”的人物，其石棺上的画像仍然可以被看作入华粟特人美术的作品。
反观1982年甘肃天水石马坪文山顶发现的一套石棺床，其风格也与安伽石棺床类似(图3)[5]。除了二者的形制基本相同以外，图像上也有密切的联系，如安伽石棺床“后屏之三”刻一歇山顶的房屋内两人坐在榻上交谈，房屋前有流水与桥，这一画像与天水石马坪石棺床“屏风6”的图像比较接近;安伽石棺床“右侧屏之一”的射猎画像也见于石马坪石棺床“屏风11”;下文我还要谈到石马坪石棺床“屏风1”局部的画像与虞弘石棺画像的联系。此外原报告已经指出，石马坪墓中石棺床前排列的胡人奏乐俑所持乐器均属龟兹乐。这些现象似乎都可以说明石马坪石棺床有着比较浓厚的粟特美术色彩，其图像内容值得作更细致的研究。原报告将石马坪石棺床的年代定为隋唐时期，现在看来或许也是北朝晚期到隋代的遗物。
图3 甘肃天水石马坪北朝墓石棺床(郑岩摄影)
约1922年河南安阳近郊曾出土一具北齐石棺床，其构件现分别藏于美国华盛顿弗里尔美术馆(Freer Gallery of Art, Washington D. C.)、德国科隆东方艺术博物馆(Museum für Ostasiatische Kunst, Cologne)、法国巴黎吉美博物馆(Museé Guimet, Paris)、美国波士顿美术馆(Museum of Fine Art, Boston)(图4)。1999年姜伯勤对照天水石马坪石棺床的形制，将这具石棺床做了成功复原，并对其图像进行了研究[6]。早在1958年，斯卡格里亚(Gustina Scaglia)认为安阳石刻可能是为一位驻在邺都的萨宝制作的[7]。姜伯勤赞同这一观点，而虞弘墓与安伽墓的发现都有力地支持了斯卡格里亚的推测。
图4 美国波士顿美术馆藏北齐石棺床屏风之一(郑岩摄影)
近年日本Miho博物馆新购进11件加彩画像石壁板和一对门阙(图5)，其基座藏于一私人手中[8]。这批石刻传出于山西北齐墓中，其形制与安伽墓石刻类似，从发表的图版来看，Miho石棺床的石质为汉白玉，其图像为浮雕加彩色并贴金，材料和装饰手法与虞弘石棺基本相同，很可能也属于北齐或隋代并州地区粟特人的遗存。
图5 日本Miho博物馆所藏北朝石棺床(Orientations, October, 1997, p.72, fig.1)
这些令人耳目一新的资料，对于研究中国古代祆教艺术和中原与波斯及中亚的文化交流有重要的价值，同时也丰富了我们对于汉唐之间墓葬艺术的认识，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受这些资料的启发，重新审视山东青州市(原益都县)傅家村出土的一批北齐画像石，可以获得一些新的认识。本文拟对这批画像石的原配置形式、图像内容以及其他有关问题进行一些初步的探讨。
一 傅家画像石的配置问题
青州傅家画像石1971年出土于一座墓葬中，据现场施工人员反映，原墓室向南，呈长方形，南北长近5米，东西宽约6米，墓室南有长约5米、宽近2米的甬道[9]，墓室与甬道均用上、下两列石板砌成。该墓随葬品早年被盗，未发现随葬品，大部分石构件被农民砌到水库大坝底基的涵洞内。当地博物馆仅收集到一批石板，其中9件有阴线刻的画像，大小不完全一致，高130—135厘米，宽80—104厘米，厚薄不均，最薄的10厘米，最厚的近30厘米。
关于这批画像石的报告称：“因墓志被压于大坝底基，墓主人姓名无法查考，仅知卒葬于北齐‘武平四年’(573)。”[10]承报告作者夏名采先生面告，这一纪年是夏先生本人调查所得。他于1973年到益都县博物馆(今青州市博物馆)工作，次年到傅家访问了当时参与墓葬开挖的几位老农，这些当事人均明确记得墓志中这一墓主卒葬的纪年。在当时尚缺少可以与这批画像内容进行比照的其他发现，人们无法凭空将其年代推断得如此合理。现在对比虞弘墓等新的考古发现来看，这一年代应是可信的，不存在作伪的可能。
1985年的报告发表了8幅画像，有所遗漏，最近夏名采又著文加以补充[11]。为了行文方便，我根据原报告对画像的定名和叙述次序编号如下：
第一石，“商旅驼运图”(图6)。
图6 山东青州傅家北齐画像石第一石(郑岩绘图)
第二石，“商谈图”(图7)。
图7 山东青州傅家北齐画像石第二石(郑岩绘图)
第三石，“车御图”(图8)。
图8 山东青州傅家北齐画像石第三石(郑岩绘图)
第四石，“出行图之一”(图9)。
图9 山东青州傅家北齐画像石第四石(郑岩绘图)
第五石，“出行图之二”(图10)。
图10 山东青州傅家北齐画像石第五石(郑岩绘图)
第六石，“饮食图”(图11)。
图11 山东青州傅家北齐画像石第六石(郑岩绘图)
第七石，“主仆交谈图”(图12)。
图12 山东青州傅家北齐画像石第七石(郑岩绘图)
第八石，“象戏图”(图13)。
图13 山东青州傅家北齐画像石第八石(郑岩绘图)
第九石，新发表的一石(图14)。
图14 山东青州傅家北齐画像石第九石(郑岩绘图)
傅家画像石原有配置关系已失去。原报告认为这些画像石原来应砌在墓室四壁，但是目前尚未发现过有线刻画像的北齐石室墓，在山东发现的几座北齐壁画墓的图像形式和内容与之差异也较大，难以支持这一设想。
为了弄清这些石板的用途，首先要分析傅家画像石雕刻技术的来源。
近年来青州一带有不少北朝石刻发现，特别是龙兴寺遗址出土的佛教造像，为我们研究这一时期的雕刻技术提供了大量标本，但是在这些造像作品中很少能看到傅家画像石上行云流水一般的阴刻细线。这种技术也不是当地汉代画像石的传统。山东汉代画像石中可以见到少量的阴线刻，如诸城前凉台东汉孙琮墓画像石即采用阴线刻技法[12]，但其线条比较短而浅细，与傅家画像石飘逸流畅的线条有明显的差异，并且二者时代相差约三个世纪，难以证明其间存在直接的联系。实际上，这批线刻画像的风格与洛阳邙山出土的北魏晚期线刻画像石十分相近。
洛阳线刻画像石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即有许多重要的发现，以后又陆续有新资料出土。这些石刻主要包括石棺和石棺床，此外在墓志的盖顶及四周常见线刻的纹样[13]。这些葬具上的图像线条细长，与傅家画像石的风格比较一致。费慰梅早年在分析山东汉代画像石的雕刻技术时指出，线刻技术有模仿绘画的特征[14];而洛阳北魏线刻画像的绘画性效果更为突出，据说早年出土于洛阳邙山、今藏于美国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美术馆的正光五年(524)元谧石棺(图15)在出土之初还带有彩绘和贴金[15]。汪悦进正确指出，这种石棺即《魏书》所记“通身隐起金饰棺”[16]。元谧石棺刻有孝子故事，1973年宁夏固原雷祖庙北魏太和年间墓葬出土的描金彩绘漆棺，也绘有孝子画像，其年代在太和八年至十年(484—486)之间[17]。固原漆棺的发现，不仅可以为洛阳地区线刻葬具的装饰题材找到一个先例，而且进一步证明了线刻画像与笔绘画像之间存在的联系。
图15 美国明尼阿波利斯美术馆藏北魏元谧石棺侧面画像(采自《瓜茄》第5号，插页图1、2)
值得注意的是，洛阳地区石刻技术十分复杂，如龙门北魏石窟的大量雕刻作品中就集中了多种技术，而葬具的雕刻技术却比较单纯。反过来，这种技术也有着比较特定的使用范围，除了极少量的造像、碑座、墓门的门楣和门框上曾发现线刻以外，绝大部分线刻出现于葬具上。估计这种独特的线刻技术的使用与特定的作坊有关。《洛阳伽蓝记》卷四曰：“市北慈孝、奉终二里，里内之人，以卖棺椁为业，赁輀车为事。”[18]邙山出土的石棺、石棺床等也应是从这一带的市场卖出的。这些葬具被商品化，应当有专业的作坊来生产。
由此可以获得两个推论：其一，在青州出现这种线刻的技术，可能与迁邺后洛阳作坊中工匠的流徙有关，这些工匠或许有来到青州者，有可能将这一技术传至北齐[19]。目前所见有关文献尚少，此备一说，以求后证。其二，由于线刻技术在当时有特定的使用范围，据此可以推测采用线刻技术的傅家画像石可能是一套葬具的构件。
我们再来分析傅家画像石的原配置结构。
洛阳等地发现的所谓石棺床模仿当时人们生活中所用的床，周围树立屏风(图16)，形制与传为东晋画家顾恺之所作《女史箴图》中的床十分一致[20]，许多精彩的线刻画像即出现于屏风形式的石板上。发掘者将安伽墓石棺床定名为“围屏石榻”，实际上与洛阳地区的石棺床形制相同。画像石棺一般为前高后低的函匣状，如元谧石棺、美国密苏里州堪萨斯城纳尔逊——阿特金斯美术馆所藏的孝子石棺，以及后来出土的升仙画像石棺(图17、18)等都是较著名的例子[21]。
图16 河南洛阳北魏石棺床结构示意图(郑岩绘图)
图17 河南洛阳北魏升仙石棺(采自曾布川宽、冈田健：《世界美术大全集·东洋编》第3卷，东京：小学馆，2000年，第91页)
图18 河南洛阳北魏升仙石棺男墓主升仙画像(郑岩绘图)
美国波士顿美术馆所藏北魏孝昌三年(527)宁想石室外形呈殿堂状(图19)[22]，其顶部有屋脊与瓦陇，四面立石为墙，正面辟门，墙上部刻出人字栱，山墙上刻出插手与悬鱼，形象十分写实。据郭玉堂记录，宁想石室1931年出土于洛阳故城北半坡，为地下“阴宅”而非祠堂[23]。这种殿堂式的石质葬具以前习惯称为石椁，其中有一些内部还套有木棺，可谓名副其实;但有的体量较小，可能是棺而非椁。据我对宁想石室实物的观察，其内部长度与人体高度大致相当，难以容下其他的葬具。新发现的太原隋代虞弘墓的葬具继承了宁想石室殿堂式的形制，也没有内棺，因此它与宁想石室一样，都是一种特殊形制的棺。
图19 美国波士顿美术馆藏北魏宁想石室(郑岩摄影)
傅家画像石中有两件的右侧边和另两件的左侧边加工成45°斜面，应为拐角扣合处，说明它们至少可以构成一建筑的三个面。如上所述，从雕刻技法的渊源来看，原有配置形式应与石棺和石棺床关系密切;在下文我还将谈到，傅家画像与虞弘石棺壁板画像有许多相似之处，如二者都是竖长方形的屏风形式，边饰纹样十分一致，有的图像显然出自同一粉本，二者的高度也大致相当，因此推测它们的配置结构也应当比较接近。
当然，虞弘石棺与傅家画像石之间也有一些差异，如虞弘石棺围屏背面有彩绘图像，而傅家诸石只是单面刻画像，其背面没有装饰[24]，雕刻技法也不同。因为傅家画像石中未收集到屋顶部分的构件，而且其中有些画面还与Miho石棺床围屏上的画像比较接近(详下文)，所以不能完全排除傅家画像石属于石棺床围屏的可能;但是就傅家画像石的高度来看，似乎不像是石棺床的围屏[25]，属于石棺或石椁的可能性更大。
要确定每一块画像石的具体位置，证据尚不足，最大的问题是无法肯定当时是否已将这批画像石收集齐全。但是我们至少可以获知，这些画像石是一具殿堂式石棺或石椁的构件而非墓壁，它们构成了一个半封闭的三维空间。有了这个基础，可以加深我们对于其图像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