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石棺与石棺床结构的意义
北朝墓葬使用仿木结构的石质葬具是一种特殊现象，在研究傅家画像石的图像之前，有必要先讨论一下这些葬具结构所反映的一些观念方面的问题。
历年来洛阳北邙墓葬大量被盗，而石质葬具在各种葬具中只是少数，从《洛阳伽蓝记》卷三所记汉代人崔涵复活的故事可知，奉终里出售的棺椁以柏木最多：
洛阳大市北奉终里，里内之人，多卖送死人之具及诸棺椁，涵谓曰：“作柏木棺，勿以桑木为欀。”人问其故，涵曰：“吾在地下，见人发鬼兵，有一鬼诉称是柏棺，应免。主兵吏曰：‘尔虽柏棺，桑木为欀。’遂不免。”京师闻此，柏木踊贵。人疑卖棺者货涵发此等之言也。[26]
这一故事颇为荒诞，却也折射出一些史影。我们从中还可以知道，人们在订购葬具时可以比较自由地选择材料，因此石质葬具的使用在这一时期未必受某种官方制度的约束。这些葬具上的图像彼此差别比较大，或装饰孝子故事，或表现升仙的内容，说明北魏墓葬在图像方面也未形成比较严格的规制。在北魏分裂以后的汉人或鲜卑人墓葬中，尚未发现仿木结构的石棺和石棺床，而目前所见继续使用此类葬具的墓葬似乎与在华粟特人有关，但其雕刻技术又有所改变，以加彩贴金的浅浮雕为主。
石头自汉代以来与永恒的观念联系在一起，对此巫鸿作过专题讨论[27]，这一思想北魏时期仍继续存在，在大量的墓志行文中此等资料极多，无须赘述。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石质葬具继续保留了木质葬具的形式，《酉阳杂俎》十三“尸穸篇”云：
后魏俗竞厚葬，棺厚高大，多用柏木，两边作大铜环钮。[28]
函匣状的元谧石棺两侧即有模仿铜环钮的铺兽衔环图案(见图15)。此外，元谧石棺两侧刻有小窗，前档刻有门和门吏(图20)，实际上象征着一座建筑[29]，相似的装饰手法甚至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30]。
图20 美国明尼阿波利斯美术馆藏北魏元谧石棺前档画像(采自《瓜茄》第5号，第367页)
宁想石室为代表的一类棺椁在外形上模仿了木构殿堂的形式，手法更为写实。这种形式的石棺在东汉四川地区已经出现[31]。北朝时期殿堂式棺或椁时有所见，除了宁想石室与虞弘石棺外，新近发现的山西大同雁北师院北魏太和元年(477)宋绍祖墓(图21)和大同智家堡北魏墓均出土仿木构殿堂的石椁，装饰有浮雕的图案和彩绘壁画[32]。1973年发掘的山西寿阳贾家庄河清元年(562)厍狄迴洛墓中曾出土过一座木构房屋(图22)，其内部另有一长方形函匣状的木棺，可知房屋的性质亦应是椁[33]。这类木棺的图像还出现于傅家画像石第九石中(见图14)。西安地区隋唐墓出土的殿堂式石棺椁是在此基础上发展演化的产物，如李静训、李寿、懿德太子、章怀太子、永泰公主、韦泂、韦顼、杨思勗等人的墓都有殿堂式石棺或石椁出土，并且装饰华美的线刻图像[34]。这类石葬具在宋代以后仍时有发现，例如山东安丘雷家清河北宋绍圣三年(1096)胡琏石棺仍模仿殿堂的形式，其题记自名为“棺”[35]。
图21 山西大同雁北师院北魏宋绍祖墓石椁(采自《大同雁北师院北魏墓群》，彩版51)
图22 山西寿阳北齐厍狄迴洛墓木椁复原立面及透视图(采自傅熹年主编：《中国古代建筑史》第2卷，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年，第299页，图2-11-32)
论及北朝殿堂式石棺的结构渊源，除了应考虑到当时所使用的一些木质殿堂式棺椁外，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即在北魏、北齐时期，许多汉代石祠仍矗立在地面上。如北魏郦道元《水经注》中就记载有今山东长清孝堂山石祠(图23)、汉司隶校尉鲁恭冢和汉荆州刺史李刚墓的祠堂[36]，北齐时，陇东王、齐州刺史胡长仁还因孝堂山石祠作有《陇东王感孝颂》[37]。北朝人在设计自己的葬具时，这些代表着汉文化传统的古迹，可能会对他们产生一定的影响，虽然这些“仿制品”被深埋在地下，但其形制和画像(如李刚石祠和宁想石室都装饰有孝子画像)仍保留了汉代祠堂的许多特征。曾有学者认为宁想石室形制与山东长清孝堂山东汉石祠和金乡县所谓“朱鲔祠堂”相似，用途可能也相同[38]。但宁想石室为地下出土，性质与墓上祠堂应有差别。
图23 山东济南长清区孝里铺东汉孝堂山石祠(郑岩摄影)
有的学者认为唐代殿堂式石椁(或棺)象征墓主人生前的寝殿[39]。就其形制和装饰而言，这种解释是合理的。如李寿墓石椁外壁雕出侍臣和拱卫的甲士，内壁为侍女和伎乐人，图像的设计与建筑的象征意义十分吻合。陕西靖边唐代杨会墓石棺上所绘侍女还有“阿兰”、“春花”、“思力”等人名[40]，似乎表明这些侍女是墓主最贴近的仆从，可以出入墓主私密的内寝。
然而我们在理解石棺椁和石棺床的象征意义时，还必须注意到一个比较微妙的问题，即它们的形式虽然取自地上生者所用的建筑和家具，但是就其含义来说，应是死者在地下起居之所，只是现实生活的一个“镜像”，而一切的装饰是为其死后的“生活”准备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丧葬观念一直处在不断变化之中。汉代的厚葬将墓葬营造成一个“永恒家园”或“理想家园”[41]，而曹魏实行薄葬时，则认为“骨无痛痒之知，冢非栖神之宅”，“为棺椁足以朽骨，衣衾足以朽肉而已”[42]。北魏在汉化的过程中，尊奉儒家孝道，对墓葬的传统认识似乎重新抬头。文明太皇太后冯氏死后，孝文帝的诏书称：“梓宫之里，玄堂之内，圣灵所凭”，虽然其丧葬“尊旨从俭”，“有从有违”[43]，但从考古发掘的结果来看，该墓规模浩大，制度逾常[44]。这种观念在迁洛之后，无疑又得以加强，洛阳北魏晚期殿堂和床榻形式的葬具都是被浓缩到最低限度同时又保留着具体的视觉形式的“家”。
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死者同样需要寝殿和床榻。这些寝殿和床榻，不仅仅是放置尸体的用具，在陶渊明《挽歌诗三首》之二中，“宿”成了死亡的同义词：“昔在高堂寝，今宿荒草乡。”[45]诗人所营造的完全是死后的“生活”氛围，但荒草乡毕竟对应着昔日安寝的高堂，正如棺椁模仿寝殿的形式。洛阳北魏王温墓东壁绘一房屋，屋内帷帐下绘墓主夫妇正面坐像(图24)[46]，壁画以彩绘的房屋代替了殿堂式棺椁，房屋中是墓主色彩鲜艳的形象;但这幅画像并不是墓主生前的形象，它不具备肖像画写实的特征，而只是代表死者灵魂的符号，是墓葬这一特殊空间的所有者[47]。年代再早一些的大同智家堡北魏石椁正壁也绘有墓主夫妇坐在斗帐中的正面像(图25)[48]，洛阳出土的几具石棺床的围屏上也出现了墓主夫妇的正面画像，而立体的床与围屏又以平面的形式出现于画面中(图26)[49]，这种叠床架屋的做法，似乎着意强调这些葬具的意义和墓主灵魂的存在[50]。
图24 河南洛阳孟津北魏王温墓壁画(采自《文物》1995年第8期，第27页)
图25 山西大同智家堡北魏石椁北壁壁画(采自《文物》2001年第7期，第43页，图6)
图26 河南洛阳北魏石棺床上的墓主画像(郑岩绘图)
北齐时期，京畿地区的大墓后壁都堂堂皇皇地画上了墓主端坐在帷帐中的正面像，形成了一定的规制，并影响到太原和山东等地。如河北磁县东槐树村武平四年(573)高润墓[51]、太原王郭村北齐武平元年(570)娄睿墓[52]、太原南郊第一热电厂北齐墓[53]和济南马家庄武平二年(571)□道贵墓(图27)[54]等都有这样的墓主画像发现。山东嘉祥英山隋开皇四年(584)徐敏行墓仍延续邺城的传统，在后壁绘有墓主坐在大床上的像[55]。壁画中的房屋、帷帐、榻与殿堂式的石棺和石棺床具有相同的形式，这些带画像的葬具与壁画墓有什么关系，目前还不十分清楚。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墓葬中，殿堂式的石棺和石棺床一般不复出现[56]。同样富有意味的是，在流行殿堂式石棺椁的唐代壁画墓中，那些正面的墓主画像又销声匿迹了。
图27 山东济南北齐□道贵墓墓主画像(郑岩绘图)
无论是立体的，还是平面的，这些殿堂、床榻和墓主画像都是静止、隐秘的形象，而其他的图像却往往拥有更广阔的视野，如娄睿墓墓道两壁大幅的“出行”与“归来”画像，令人回想起陶渊明“一朝出门去，归来良未央”的诗句[57]。从下文的分析中还会看到，葬具上的画像题材也相当丰富，不仅有对丧葬场面的复制，而且有对墓主饮食、出行、会客情景的描绘，已死的墓主在艺术家的想象中延续着各种有生命的活动，而这一切内容虽然打破了葬具空间的局限，却仍与葬具形制上的象征意义密切相关，即都是对于另一个世界的想象与设计。
(未完待续)
注释
[1]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晋源区文物旅游局：《太原隋代虞弘墓清理简报》，《文物》2000年第1期，第27—52页。
[2]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北郊北周安伽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00年第6期，第28—35页。
[3] 万绳楠整理：《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合肥：黄山书社，1987年，第292页。
[4] 荣新江认为鱼国不可考，从虞弘祖父仕任于柔然来看，应属西北胡人系统。但虞弘显然与粟特人关系密切，所以才被任命为检校萨保府官员。林梅村认为鱼国属于北狄系统的稽胡，源于铁勒，深受粟特文化影响，信仰祆教。荣新江：《隋及唐初并州的萨宝府与粟特聚落》，《文物》2001年第4期，第84页;该文又见氏著：《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169—180页;林梅村：《稽胡史迹考——太原新出虞弘墓志的几个问题》，《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1期，第71—84页。
[5] 天水市博物馆：《天水市发现隋唐屏风石棺床墓》，《考古》1992年第1期，第46—54页。
[6] 姜伯勤：《安阳北齐石棺床的图像考察与入华粟特人的祆教美术》，中山大学艺术学研究中心编：《艺术史研究》第1辑，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51—186页。
[7] Gustina Scaglia, “ Central Asians on a Northern Ch’ i Gate Shrine, ” Artibus Asiae, vol. XXI, 1, 1958, pp. 9- 28.
[8] Annette L. Juliano and Judith A. Lerner, “ Cultural Crossroad: Central Asian and Chinese Entertainers on the Miho funerary Couch, ” Orientations, October, 1997, pp. 72- 78.
[9] 这些数据是报告作者夏名采调查所得，但与他在另一篇文章中发表的数据有所不同：“墓室长、宽各近3米;墓门在南，宽约1米;墓门外应有墓道，长、宽不详。”这套数据可能是将这批画像石板认定为墓壁后，根据石板的数量与尺寸对原数据进行了调整。见夏名采：《丝路风雨——记北齐线刻画像》，夏名采主编：《青州市文史资料选辑》第11辑，青州，1995年(内部发行)，第144—149页。
[10] 山东省益都县博物馆夏名采：《益都北齐石室墓线刻画像》，《文物》1985年第10期，第49—54页。
[11] 夏名采：《青州傅家北齐画像石补遗》，《文物》2001年第5期，第92—93页。
[12] 山东省博物馆、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东汉画像石选集》，济南：齐鲁书社，1982年，图541—557。
[13] 黄明兰：《洛阳北魏世俗线刻画集》，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87年，图版1—67。
[14] Wilma Fairbank, “ A Structural Key to Han Mural Art, ”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7, no. 1( April 1942) , pp.52-88; reprinted in Wilma Fairbank, Adventures in Retrieval,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pp.87-140.
[15] 奥村伊九良：《镀金孝子传石棺の刻画に就て》，《瓜茄》5号，大阪：瓜茄研究所，1939年，第359页。
[16] Eugene Y. Wang, “ Coffins and Confucianism- The Northern Wei Sarcophagus in The Minneapolis Institute of Arts, ” Orientations, vol.30, no.6, pp.56-64;《魏书·穆崇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664页。
[17] 宁夏固原博物馆：《固原北魏墓漆棺画》，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
[18] 杨衒之撰，杨勇校笺：《洛阳伽蓝记校笺》，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77页。
[19] 东汉时即有洛阳工匠迁徙到山东，如早年山东临淄出土的东汉石狮有“雒阳中东门外刘汉所作师子一双”的题记。山东省博物馆：《山东省博物馆藏品选》，济南：山东友谊书社，1991年，第84页。
[20] 石棺床的形制与传为东晋画家顾恺之所作《女史箴图》中的床十分一致。江苏省美术馆编：《六朝艺术》，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1996年，第8页。
[21] 黄明兰：《洛阳北魏世俗线刻画集》，图版1—67。
[22] 黄明兰：《洛阳北魏世俗线刻画集》，图版95—105。国内出版的几种图录在介绍该石室后壁画像布局时皆有错误。据我对实物目验，三幅墓主像位于后壁外面;其内面分为三部分，左右两端为两幅庖厨画像，其中有桔槔取水的一幅位于右端，中央的三分之一空白。该石室长期以来被称作宁懋石室，近来曹汛重申早年梁思成对其墓志释读的意见，认为其主人姓名为宁想，可从。见曹汛：《北魏宁想石室新考订》，王贵祥主编：《中国建筑史论汇刊》第4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1年，第77—125页。
[23] 郭玉堂：《洛阳出土石刻时地记》，洛阳：洛阳商务印书馆、洛阳中华书局，1941年，第36页。
[24] 图像刻画于单面或双面不能作为区分石棺椁和石棺床的标准。目前所见的大部分石棺床围屏为单面刻画图像，但也有例外者，纳尔逊—阿特金斯美术馆收藏的一套石棺床的围屏即在一面刻孝子故事，另一面刻畏兽等内容。长广敏雄：《六朝时代美术の研究》，东京：美术出版社，1969年，图17—28、43—56。
[25] 傅家画像石比虞弘石棺壁板(高96厘米)和宁想石室壁板(高90厘米)高出约40厘米，而目前所见的石棺床周围屏风的高度则普遍比较低矮，如1977年洛阳出土的石棺床围屏高52.28厘米，1972年沁阳县西向粮所出土的北朝石棺床围屏高度43厘米，安阳北齐石棺床围屏高度50厘米，Miho石棺床围屏高60.2—62.2厘米，早年流散美国的另外一套石棺床的围屏高51厘米，1995年芝加哥美术馆(The Art Institute of Chicago)入藏的石棺床围屏高44.7—46.5厘米(感谢该馆潘思婷〔Elinor Pearlstein〕女士提供资料);只有少数石棺床围屏较高，如天水石马坪的一套高87厘米。
[26] 杨衒之撰，杨勇校笺：《洛阳伽蓝记校笺》，第154页。
[27] Wu Hung, “ The Prince of Jade Revisited: The Material Symbolism of Jade as Observed in Mancheng Tombs, ” Rosemary E. Scott ed., Chinese Jade: Colloquies on Art & Archaeology in Asia, no.18, pp.147-168.
[28] 唐·段成式：《酉阳杂俎》，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23页。
[29] 关于元谧石棺的象征意义及图像的讨论见Eugene Y. Wang, “ Coffins and Confucianism-The Northern Wei Sarcophagus in The Minneapolis Institute of Arts, ” Orientations, vol.30, no.6, pp.56-64。
[30] 如湖北随州战国曾侯乙墓的漆棺就有窗的装饰，湖北省博物馆：《曾侯乙墓》上册，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年，第36页图21，第39页，图22。
[31] 罗二虎：《汉代画像石棺研究》，《考古学报》2000年第1期，第32—33页。
[32] 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刘俊喜主编：《大同雁北师院北魏墓群》，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年，第129—130页;王银田、刘俊喜：《大同智家堡北魏石椁壁画墓》，《文物》2001年第7期，第59—70页。
[33] 王克林：《北齐厍狄迴洛墓》，《考古学报》1979年第3期，第381—384页。
[34] 这些资料分别见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唐长安城郊隋唐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年)、《文物》1974年第9期、《文物》1972年第7期、《文物》1972年第7期、《文物》1960年第7期、《文物》1959年第8期、王子云《中国古代石刻画选集》(北京：中国古典艺术出版社，1957年)、《唐长安城郊隋唐墓》。
[35] 郑岩、贾德民：《北宋画像石棺述要》，《安丘文史资料》第9辑，安丘，1993年(内部发行)，第101—107页。
[36] 王国维：《水经注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75、290、291页。
[37] 金文明：《金石录校证》，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85年，第44页。
[38] 郭建邦：《北魏宁懋石室线刻画》，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87年，第30页。
[39] 孙机：《唐·李寿石椁线刻〈侍女图〉、〈乐舞图〉散记》，氏著：《中国圣火——中国古文物与东西文化交流中的若干问题》，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98页。
[40] 郭延龄：《靖边出土唐杨会石棺和墓志》，《考古与文物》1995年第4期，第39—42、49页。
[41] Wu Hung, “Art in its Ritual Context: Rethinking Mawangdui,” Early China, 17 (1992) , pp.111-145;中译本见巫鸿：《礼仪中的美术——马王堆再思》，陈星灿译，氏著：《礼仪中的美术——巫鸿中国古代美术史文编》上卷，郑岩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101—122页。
[42] 《三国志·魏书·文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81页。
[43] 《魏书·皇后列传》，第330页。
[44] 大同市博物馆、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大同方山北魏永固陵》，《文物》1978年第7期，第29—35页。
[45] 王叔岷：《陶渊明诗笺证稿》，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500页。
[46]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孟津北陈村北魏壁画墓》，《文物》1995年第8期，第26—35页。
[47] 郑岩：《墓主画像研究》，山东大学考古学系编《刘敦愿先生纪念文集》，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450—468页。
[48] 王银田、刘俊喜：《大同智家堡北魏石椁壁画墓》，第43页。
[49] 周到主编：《中国画像石全集》，第8卷，济南、郑州：山东美术出版社、河南美术出版社，2000年，图版72、73。
[50] 这些画像可以看作后来“重屏”绘画年代较早的先例。有关中国绘画中“重屏”题材的研究，见Wu Hung，The Double Screen: Medium and Representation in Chinese Painting, Chicago, Illinois: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6;中译本见巫鸿：《重屏：中国绘画中的媒材与再现》，文丹译，黄小峰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
[51] 磁县文化馆：《河北磁县北齐高润墓》，《考古》1979年第3期，图版柒。
[52]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北齐东安王娄睿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年，图57。
[53]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太原南郊北齐壁画墓》，《文物》1990年第12期，第1—10页。
[54] 济南市博物馆：《济南市马家庄北齐墓》，《文物》1985年第10期，第45、46页。
[55] 山东省博物馆：《山东嘉祥英山一号隋墓清理简报》，《文物》1981年第4期，第28—33页。
[56] 出土有木椁的厍狄迴洛墓同时绘有壁画，但其后壁壁画未保存下来，内容不详。
[57] 王叔岷：《陶渊明诗笺证稿》，第500页。又《洛阳伽蓝记》卷二：“(孝义)里西北角有苏秦冢，冢傍有宝明寺。众僧常见秦出入此冢，车马羽仪，若今宰相也。”这类传说似乎也反映了同样的观念。见杨衒之撰，杨勇校笺：《洛阳伽蓝记校笺》，第112页。
此文选自郑岩《魏晋南北朝壁画墓研究》(文物出版社，2002年，第236-284页)。
文稿校对|马强
文稿审核|沈睿文
排版编辑|马强 钱雨琨
出品单位|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本公众号由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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