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讨论
从现有的考古发现看，东汉以前，云贵高原的对外交流主要是北方、东方和东南方[70]。
先看同北方的联系。云贵高原同北方的联系主要是通过“藏彝走廊”。“从东北到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地带”可以分为若干段，其中一段是横断山脉。一般而言，横断山脉地区又被称为“藏彝走廊”[71]。关于藏彝走廊的名称和内涵问题，费孝通先生从1978年到2003年期间，曾多次做过说明[72]。李绍明先生从民族走廊的理论问题、藏彝走廊范围问题、考古学问题、民族史问题、民族语言问题、民族文化问题、生态与民族的关系问题、民族经济的发展问题等八个方面进行过深刻阐释[73]。在20世纪9O年代后期，台湾人类学家王明珂先生将藏彝走廊文化带也纳入了他所称之为的“华夏边缘”地带，并作为华夏边缘地带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进行了深人讨论[74]。
云南西北地区本来就是藏彝走廊的一部分，这个地区同北方的文化联系较为密切。分布于云南中部的石寨山文化同北方草原的联系相对而言，并不是特别直接。可能主要是通过藏彝走廊地区的氐羌、叟和昆明等人群[75]。其中氐羌，特别是氐，在沟通南北，传播北方草原文化，促进滇西青铜文化形成的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76]。源远流长的三叉格铜柄铁剑和双圆饼首短剑是反映这种历史联系最有力的证据。甘肃、宁夏、四川北部、四川西南、云南西北和中部滇池地区发现的三叉格铜柄铁剑显示了半月形核心地带密切的文化关系，同时也说明这个地带的不同人群在选择其他文化因素时表现出来的偏好[77]。滇西发现的考古遗存和雅砻江流域和岷江上游地区的很接近，比如葬俗、葬式、双耳陶罐[78]、单耳陶罐、曲柄剑和三叉格铜柄铁剑等，可以说同属一个大的文化系统[79]。从葬式以及陶罐看，滇西青铜文化与甘青地区的青铜文化非常相似，可能与甘青地区古文化和古人群的南迁以及“文化滞留”现象有关系[80]。从地缘的角度看，藏彝走廊乃至甘青地区的文化可能比较直接地影响了石寨山文化。其中和欧亚草原、中亚、西亚文化关系密切的甘肃张家川马家塬墓地[81]、四川茂县牟托1号墓和盐源老龙头墓地的发现最为重要。四川茂县牟托1号墓时代为战国中晚期，出土的三叉格铜柄铁剑(M1：147，M1：148)、15件铜联珠纹、五联珠和北方文化息息相关[82]。3件铜杯和马家塬出土费昂斯质地的杯子相似[83]。动物牌饰(M1：65)、以玛瑙珠、绿松石珠等串成的珠襦、太阳纹、銎内戈、圆牌饰、铜铃和铜柄铁剑等和滇西青铜文化、滇文化有很多联系[84]。李家山墓地21号墓[85]出土的一件石杯(M21：75，通高18.5厘米)在形式上和马家塬发现的玻璃杯、牟托1号墓出土的3件铜杯是一致的。盐源老龙头墓地(C：1170)、滇文化发现的有柄铜镜也是受到藏彝走廊地区文化的影响，而藏彝走廊地区的类似器物则应当受到新疆、北方草原的影响。西藏同样受到新疆的影响[86]。值得指出的是，就双环首柄青铜剑而言，西藏受到的影响可能来自藏彝走廊。
滇文化中有很多青铜器经过镀锡工艺的处理加工，而且水平非常高。据研究，这种镀锡技术可能来源于北方草原[87]。不过这种影响可能还是间接通过藏彝走廊的人群。四川省盐源县发现的九节鱼纹鸡首杖(C：9)，通长134.8厘米。表面经过热镀锡工艺加工[88]。甘肃东部马家塬墓地出土了镀锡的器物。西北草原地带发现的例子就更多，而且时代早到春秋至战国中期[89]。值得指出的是，云南是重要的锡矿产地，因此，这种技术的传播背后，可能和获取云南的锡矿资源的贸易有关系。
虽然石寨山文化和北方草原存在着很多的联系，但就动物风格艺术的饰牌看，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石寨山文化中的确很少有显示其间存在直接影响的例子。有的学者比较肯定地认为，石寨山文化中的动物风格艺术来源于北方草原所谓的“斯基泰艺术” [90]。有的学者根据两个地区动物风格艺术等因素明显的差异指出，其间可能没有直接的联系[91]。应当说，石寨山文化流行动物风格艺术的时间晚于草原地带，有些主题有些相似，比如动物搏斗。但和北方地区的文物相比，的确存在很大的区别。石寨山文化的动物纹牌饰具有非常鲜明的自身特点。在距离石寨山文化分布区不远的滇西北和川西，能发现和北方草原地区比较接近的动物纹牌饰。比如云南剑川鳌凤山墓地出土的青铜头箍(M27：1)上装饰的动物形象(图五，7)。云南祥云县红土坡M14出土了马、牛、猪、狗羊造型的铜质动物形象[92]。它们均为垫脚尖急刹车状的动物形象，这种风格的动物纹艺术在公元前9世纪至公元前5世纪流行于萨彦——阿尔泰地区。红土坡出土的这些青铜动物身体表面原来可能嵌有多彩宝石，或者是模仿此工艺留下的凹坑。这种特点是这个这个时期广泛流行于欧亚草原[93]。从这两点看，滇西北同草原文化的联系更为紧密直接。四川雅安地区炉霍的卡莎湖更为接近北方草原地带，发现的动物风格牌饰和北方草原地区的就非常接近[94]。因此，石寨山文化的动物风格艺术应当有其自己发展的过程，但在这个过程中可能受到来自北方草原动物风格艺术的刺激和间接影响。
如果看更远地区的联系，伊朗高原的安息(又称为“帕提亚”)值得关注。比如石寨山文化中青铜器表现的持矛骑马狩猎的场面(图八，3、4)，在古代伊朗是流行的艺术主题(图八，5)。在萨彦——阿尔泰的草原地区多为骑马射箭的形象。在欧亚草原西部地区也有骑马持矛的形象，比如库尔奥巴墓葬中出土金箔片饰上表现的就是一个骑马持矛的战士，但这类形象比较少见，而且被认为是受希腊文化的影响所致(图八，6)。石寨山文化中发现的武士骑马像的马也值得注意，僵硬的马尾向后转折下垂[95]。这个特点应当是来自草原，比如巴泽雷克毛毯上的骑马人像[96]。帕提亚也采用这种风格的马的形象。贵霜文化保留了这种特点，在贵霜钱币上即能看出。有学者认为，石寨山一件贮贝器上骑士披挂的臂甲、腿甲等被认为和希腊的武备有关系[97]。云南祥云大波那墓葬时代约为公元前4世纪前后，出土铜编钟上装饰典型的希腊风格“奔犬纹”(图八，2)，铜棺壁板上也装饰变形的“奔犬纹”[98]。如果这些因素真是来自希腊，则有可能通过欧亚草原的游牧人，或者是希腊化以后的中亚地区。这些安息和希腊化世界的因素传入云南，有两条路线，一条是通过北方的草原地带，一条是通过所谓的“滇身毒道”。新疆伊犁出土的战国时期青铜武士的帽子已经带有明显的希腊文化特点[99]。甘肃马家塬墓地M16出土1号车车轮上装饰着同样的“奔犬纹”纹饰，这为云南出现的类似纹饰提供了一些线索。
石寨山文化中发现的一些文物上有一些非本地人的形象。李家山墓地第二次发掘中的M69有一个鼓形铜贮贝器值得注意，这个贮贝器盖上塑造的众多人物中，有一个人物身材高大，深目高鼻，立于当地头领之前。此人编发四辫，后垂两辫及腰，双颊两辫垂于肩，上着右衽短袖衣，下为左侧开衩皮裳，束腰带，右肩斜挎带于左腰挂长剑，右手抚颊，左手曲抚腹侧似行礼，迎接舆内人并示敬意(M69:157-28)(图八，1)。这类编发的人一般被认为是“昆明”人的形象，也可称为“嶲人”[100]。不过，这个人从体质特征看，和当地人有一定区别，可能是一位远方来客。根据考古发现及民族志的分析，男女辫发在古代新疆以及欧亚草原游牧民中流行，有些还流传至今。比如图瓦人介绍，他们以前30岁以上的男子，头发一般扎成四个小辫，到30岁以后，梳成一个大的，盘在头上[101]。晋宁石寨山M13出土“纳贡”铜贮贝器及铜牌饰上的一些佩长剑、蓄长须、着长衣长裤的人物形象可能来自西北地区[102]。同墓出土鎏金二人舞钹人物也是同样装束。李家山墓地第二次发掘中的M69有一个鼓形铜贮贝器也有一个这样的人物形象，有的学者进一步指出，这些穿窄长衣裤和着皮靴的高鼻深目者可能来自西方[103]。学者还推测这些人是《史记·西南夷列传》上所说的“嶲人”，“嶲人”就是“叟人”，《华阳国志·南中志》上的“叟人”，《后汉书·西南夷传》所说澜沧江河谷的“塞夷”，可能是欧亚东部草原游牧民族塞人[104]。
塞人主要分布在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的草原地带，新疆天山西段地区西汉早期以前也有分布。这些塞人可能沿阿尔泰山、天山、塔里木盆地南缘的昆仑山山前地带或其他途径进入甘青，进而进入藏彝走廊，出现在云贵高原。实际上，战国到西汉早期，活跃在藏彝走廊北部的游牧人，首先是处于中原西部和北部边缘地区的西戎和狄人，更外围是这个时期势力最为强大的大月氏。塞人则被这些人群相隔。因此，云贵高原的远方来客更可能是这些较为容易南下的游牧人。巴泽雷克文化的人群也可以很容易地顺阿尔泰山或者蒙古草原进入云贵高原。
石寨山文化应当受到北方草原地区，甚至有更远的中亚、西亚地区通过北方草原地区传播过来的文化影响[105]。如前所论的一些文化因素，不过这种影响是迂回曲折的，和其文化因素的最初源头之间，存在时空上的巨大差距。也就是说并不是最初的那个因素直接影响了石寨山文化，而是通过很多不同时空里的中介[106]。如果能厘清其传播的具体路径和细节，那么这些问题有望能得到比较令人信服的结论。[107]
东南方向，从广东、广西甚至越南北部溯流向西北方向沿着河流、山间盆地天然的通道，进行人员和物资的交流线路应当较早就已开通并且一直保持联系[108]。反过来，来自中国西北地区的牧业文化影响也通过云贵高原向东南方向扩散，进入岭南地区[109]。云贵高原的文化当然是其中最主要的，从考古材料看，两广地区受云南地区文化影响最明显的莫过于船纹铜鼓了。南越王墓中出土的骆越人的船纹铜提筒，充分反映出石寨山文化和南越国存在交通的途径[110]。其它诸如羊角钮编钟、铜鼓、长颈瓶也反映了滇文化的东传[111]。石寨山发现的列瓣纹铜器和南越王墓发现的列瓣纹银盒可能有一定关系，其样式极有可能来自南越国。东南方向的热带海洋可能也是其他诸如海贝等物品的来源之一[112]。因此，越南北部、两广地区和云南地区文化的互动在西南地区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应当起到了很重要的历史作用[113]。这个方向的文化传播带延伸出去，就和海上的交通联系在一起。东南亚、印度南部的一些发现证明公元1世纪东南亚与西方印度的经济文化交流已经相当频繁，这些文化交流也会顺势波及到云贵高原[114]。值得注意的是，对于战国晚期至西汉早期中国沿海地区与西方的海路交通，应持谨慎的态度[115]。
最后看西南方向，对“蜀-身毒道”的探索和研究是所有交流通道中最具有吸引力的，开展的田野调查和研究工作为数不少[116]。很多学者认为这条交通路线在战国至西汉就已经开通，并承当着重要的文化交流的作用[117]。考古材料证明，“西南夷”文化中有大量蜀的文化因素，蜀和云南的关系非常密切[118]。不过在这个时期，从云南到古代印度的交通联系是否存在，或者是达到什么程度，能用来证明的可靠的实例并不多。根据印度公元前4世纪末的文献记载，古代印度使用中国的丝绸。张骞在大夏也看到筇竹杖和蜀布，并了解到其相关来源的信息。石寨山文化中也的确有一些文物和古代印度有关系，比如蚀花肉红髓石珠[119]。但这些文物在新疆以及丝绸之路草原道上都能发现较早的例子。在张骞凿空、汉武帝开辟丝绸之路之前，四川和新疆地区，甚至中亚已经有了联系[120]。因此，现在判断东汉以前云南和古代印度地区的贸易的具体路线问题尚缺乏特别多考古方面的证据。大部份作为证据的考古材料，其传播的路线，从南亚次大陆可能，从北方地带通过藏彝走廊、或者通过中原地区也未尝不可。《华阳国志·南中志》称哀牢夷之地“绝域荒外，山川阻深，生民以来，未尝通中国也”。横断山脉的高山和河流、以及亚热带、热带雨林对人类交通的阻碍作用是非常巨大的。滇缅道的通畅，单单从技术条件看，如果要披荆斩棘、负重翻越山地，驮运货物的矮种马和开山劈路的铁刃器是非常需要的。正如学者指出的“滇缅段整体都十分通畅可能是在东汉永平年间永昌郡设置以后之事” [121]。东汉明帝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汉王朝置永昌郡(治今云南保山)后，可以说是一个转折。汉武帝曾想打通的“蜀-身毒道”在此之前的作用尚不特别显著和明确，具体的情况值得进一步的研究。《史记·大宛列传》记载“然闻其(昆明)其西可千余里有乘象国，名曰滇越，而蜀贾奸出物者或至焉，于是汉以求大夏道始通滇国”。滇越是西通印度的重要一站，因此，滇越的考古发现值得期待。关于滇越，有学者认为在今云南省腾冲、德宏一带[122]。有的认为是今印度东部的阿萨姆邦[123]。还有学者认为在阿萨姆邦和缅甸之间[124]。从文献所记的里数看，保山、腾冲、德宏地区不太可能是滇越。不过，保山、腾冲是这条交通线上的必经之地，无论如何，中国国境之内的保山、腾冲地区都值得开展考古工作。如果缅甸北部和印度阿萨姆邦有大量针对性的考古发现，那么这些问题将会得到进一步的解决。总之，西南丝绸之路滇印段迄今仍然存在大量的疑点，主要的原因是相关的考古证据还非常缺乏。不单是中国国内的，沿线国家的考古发现也比较少。同时西南地区发现的域外或者是域外式样的器物，通过北线的丝绸之路以及东南方向的海上丝绸之路，都可以传入。在这种情况下，判断中国发现来自印度方向西南丝绸之路的器物无疑具有很大的难度。所以，西南丝绸之路的深入研究还任重道远，需要将来突破性的发现来推进这个领域的研究。
三、 结 语
“从东北到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地带”主要是讨论了中国农耕文化核心区周缘的文化传播情况。把半月形文化传播带按照文化传播的标准补足相应的路线并延伸出去，从地图上看，藏彝走廊连同它的南北两端东西向的主要的联络路线，就像一个巨大的英文字母“X”形的藤蔓，其主体部分生长在中国西部的大地之上。东北方向、东南方向和西北方向主要是联络中国国内的其他地区。西南方向延伸出去成为国际性的通道——西南丝绸之路，西北方向延伸出去成为草原丝绸之路以及绿洲丝绸之路，东南方向延伸出去，联系的是东南亚和海上丝绸之路。藏彝走廊是这个巨大网络的核心，是一条沟通南北丝绸之路的国际走廊，是一条具有国际性和国际意义的历史、地理、民族和文化的走廊(图九)。
边地文化传播地带既是文化传播的通道，也是一些文化因素的种子在传播过程中不断落地生根的地带。有些因素仅仅是传播到这个地带的某个区域就停止，或者就开始出现显著的变形。通过具体而微的研究，也许可以较为可靠的描述当时的历史面貌。以上结合石寨山文化、盐源老龙头和马家塬墓地等的新发现，对周围各种文化因素在这个边地传播地带内部传播的情况进行了初步的分析，发现以南西伯利亚为主的欧亚草原通过这个文化传播地带和藏彝走廊、云贵高原彼此影响和互动的一些蛛丝马迹。同时也以石寨山文化为中心，讨论了其通过边地文化传播带同东北、东南、西南方向的文化联系，指出现阶段，“蜀身毒道”滇印段研究存在考古证据匮乏的问题。
图九 战国秦汉时期的边地文化传播带示意图
草原丝绸之路、绿洲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两头连接的是古代文明的中心，特别是中国古代王朝的首都。“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地带”或者是以藏彝走廊为核心的“X”形边地文化传播地带连接的却是农耕文明的边缘地带，作为文化传播带的“边地”本身也是“边地文化”的分布带。这个“X”形联络网所在的地区多为环境恶劣的山地、戈壁、沙漠和丛林，在古代可以说交通不便、人口稀少、经济薄弱、民族众多、文化多样，特别是藏彝走廊和云贵高原尤为突出。因此，不能过高估计其在文化交流中的作用。在这个边缘地带生活的是畜牧业、采集、渔猎业占较大比重的山地民族、草原民族、海岸民族和雨林民族。山地民族根据居住环境的不同，还可以分为居住于山坡地带的民族、居住在河谷地带的民族和居住在山间盆地的民族，石寨山文化就是典型的山间盆地文化，这种文化中农业所占的比重要大一些，经济文化较为发达。这个地带的社会受各种因素的制约，虽然独具特色，但规模不大。这就是以藏彝走廊为核心的古代交通网络的价值所在。无论其中连出什么其他的支线，无论这个网络像什么形状，总之，其核心是“边地文化传播地带”。其重要性在于，这个穿插于农耕文明发达区域边缘地带的文化传播地带，其文化的传播、人群的迁徙以及其中文化的生成都具有极其独特的价值。是古代多元文化能够得到充分发展的一个特殊地区，这些不同的人群和文化能得到多个方向来的滋养，同时也能相对独立地发展各自的文化，形成不同的区域文化。无论历史上这个地区在中原王朝的控制之外还是最终纳入统一的中原国家，其多样、独特的区域文化一直给较为同一的中原文明提供着丰富的文化基因和各种各样的有益启发。
附记：本文是2009年11月28～29日，在贵州省贵阳市参加“边疆民族考古与民族考古学论坛·2009”时提交的论文，美国伊利诺依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人类学系的邱兹惠教授对本文的修改提出了有益的意见，谨致谢忱!
[70] 蒋廷瑜：《西林铜鼓墓与汉代句町国》，《考古》1982年第2期。
[71] “藏彝走廊”是一个历史——民族区域概念，主要指今四川、云南、西藏3省(区)毗邻地区由一系列南北走向的山系与河流所构成的高山峡谷区域，亦即地理学上的横断山脉地区。在横断山脉地区主要有岷江、大渡河、雅砻江、金沙江、澜沧江、怒江等6条由北而南的大河纵贯其间，故习惯上又称这片区域为“六江流域”。但它并非六江流域的全部，主要是这几条江的下游不在此区之内。具体而言，这一区域包括藏东高山峡谷区、川西北高原区、滇西北横断山高山峡谷区以及部分滇西高原区;就行政区域而言，藏彝走廊主要包括四川的甘孜藏族自治州、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凉山彝族自治州和攀枝花市;云南的迪庆藏族自治州、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和丽江市;西藏的昌都地区等地。
[72] 费孝通：《关于我国民族的识别问题》，《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1期;《民族社会学调查的尝试》，《费孝通从事社会学五十年》，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谈深入开展民族调查问题》，《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第3期。
[73] 李绍明：《藏彝走廊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中华文化论坛》2005年第4期。《藏彝走廊民族历史文化》，民族出版社，2008年。
[74] 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
[75] 云南省博物馆：《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59年，图版贰叁，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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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茂县羌族博物馆等：《四川茂县牟托一号石棺墓及陪葬坑清理简报》，《文物》199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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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凉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馆、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老龙头墓地与盐源青铜器》，文物出版社，2009年，第127页，图八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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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Rudenko,S.I., Frozen tombs of Siberia: The Pazyryk burials of Iron-Age horsemen. London ,1970.这种风格在汉代的玉雕上也有反映。比如1965年咸阳市周陵公社新莊村汉元帝渭陵建筑遗址中发现的圆雕玉仙人乘天马。首先马额上有角，是典型的汗血马，其次仙人高鼻深目，头上扬。其三着披风，不过披风有时表现为微翘的翅膀。其四马尾僵硬下折。刘云辉：《陕西出土汉代玉器》，文物出版社，众志美术出版社，2009年，第266 -2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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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周永卫：《南越王墓银盒舶来路线考》，《考古与文物》2004年第1期。作者认为石寨山铜盒的“舶来”路线是由滇缅印道而来的，南越王墓银盒和临淄齐王墓银盒由滇缅印道或交趾陆道“舶来”的可能性也相当大。本文认为从滇缅道恐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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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a.冈崎敬 著，周红译：《民族文化和东西文化的交流——石寨山遗址与奥开奥遗址》，《世界考古学大系》，19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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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蓝勇：《蜀身毒道路线考证》，《南方丝绸之路》，重庆大学出版社，1992年。
[122] 方国瑜：《中国古代西南地理考释》，中华书局，1992年。
[123] 汶江：《滇越考——早期中印关系的探索》，《古代西南丝绸之路的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1990年。
[124] 李伟明：《丝绸之路与西北经济社会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1992年，98页。
编者按：本文原载刘庆柱先生七十华诞祝寿论文集编辑委员会编《考古学视野下的城市、工艺传统和中西文化交流:刘庆柱先生七十华诞祝寿论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13年，页240—267。引用请据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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