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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阳光:洛阳新出土唐代景教徒花献及其妻安氏墓志发微
发布时间:2017-04-17 14:57:02   来源: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    作者:洛阳师范学院河洛文化研究中心 毛阳光   点击:

  摘要:洛阳新出土的花献墓志揭示了唐代后期洛阳一个家庭的景教信仰以及洛阳景教徒的生活点滴。花献及其家庭既信仰景教,同时又遵循汉地儒家的行为规范,体现出中古洛阳多元文化的影响。花献及其妻安氏的墓志由僧人文简撰写,反映了当时洛阳佛教与景教之间的关系。这是继洛阳唐代景教经幢发现之后,反映唐代洛阳景教传播的另一重要石刻文献。

  关键词:唐代 洛阳 花献墓志 景教

  在对中古景教的研究过程中,新资料的发现居功至伟,从《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发现到敦煌景教写经的问世,都极大地推进了对这一时期景教情况的研究与认识。而近年来,新出土的景教石刻和景教徒墓志又成为相关研究深入的重要切入点,如荣新江对波斯人李素及其妻卑失氏墓志的研究。[2]西安出土的《米继芬墓志》,经过葛承雍的考证,表明米继芬来自长安的一个景教家庭,其幼子思圆,就是长安大秦寺的僧侣。[3]而在唐代景教传播的另一个重要的城市东都洛阳在新资料的发现上也不遑多让。2006年5月,洛阳市东郊出土的刊刻《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及《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幢记》的唐代景教经幢,一经出土,就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关注,许多学者撰文进行研讨,相关成果丰硕。[4]而笔者近来在整理洛阳流散唐代墓志的过程中,也惊喜的发现了一方唐代洛阳景教徒的墓志,这是继《李素墓志》、《米继芬墓志》之后,唐两京地区发现的第三方唐代景教徒墓志。该墓志可以印证、补充洛阳景教经幢的相关记载,同时又对中古时期洛阳景教徒的生活以及洛阳景教传播的情况提供了新的资料。

  该墓志是2011年在洛阳东郊出土的,同时出土的还有其妻安氏墓志。目前两墓志俱藏洛阳私人收藏家之手。需要指出的是,两方墓志最早刊布在《洛阳出土鸳鸯志辑录》一书中,编号分别是53-1、53-2。然而,该书中收录的《花献墓志》拓本模糊不清,没有志盖。且两方墓志的录文释读错误甚多,尤其是《花献墓志》,臆测的讹字及句读错误极多,实有重新厘定的必要。[5]本文使用的是笔者收藏的墓志初拓本,墨色均匀,字迹清楚,且两方墓志志、盖俱全,故刊布于此,以飨读者。其中花献墓志长、宽各53厘米,志文楷书,盖文篆书曰:唐故花府君公墓志铭。墓志全文如下:

唐故花府君公墓志铭

  唐故左武卫兵曹参军上骑都尉灵武郡花府君公神道志铭

  洛阳圣善寺沙门文简撰

  公讳献,字献,灵武郡人也。祖讳移恕,考讳苏邻。咸嗜道偃仰,浪心清闲,以荣名为怯风之花,逍遥为绀霜之竹。而乃高尚无屈仕焉。延及府君,纂延素风,有位而不登。弃禄养和,不争名于朝;澄心履道,尝隐逸于市。布人信于戚属者,公不顾险艰,迎孀姊于砂塞之外,侍之中堂,聚食欢笑。累岁倾殁,祔葬先茔,哭泣过制,人皆嗟焉。敷言行于朋从,守直道以度时。不邪谄以矫媚,是以义声溢于天下,孝致盈于缙绅。常洗心事景尊,竭奉教理。为法中之柱础,作徒侣之笙簧。而内修八景,外备三常,将证无元,永祗万虑。于戏,日居月诸,否来泰往。忽遘微疾,未越一旬,有加无瘳,色沮神淬。召医上药,拱手无所施。方知利剑先缺,甘泉先竭,乾道变衰,而精魂归乎北斗。以宝历三年正月八日终于河南县修善里之私第,享年七十一。夫人安定郡安氏,明洁宣慈,酌仁怡愉。好音韵,为丝竹,宫唱商和,礼翔乐优。以温恭而成妆,非粉黛为颜色。故穰穰百福,蓁蓁成阴。坤仪祸生,先归泉户,以长庆元年夏四月五日终于旧里。孕子三人,长曰应元,次曰满师。皆为人杰,不及时禄,芳而不荣,具在前志。季子齐雅,行操松筠,为席之珍。招贤纳士,响慕从风,江海之心,罕议俦匹。泣血绝浆,有终天之恨,哭无常声,毁形过制。龟兆从吉,即以大和二年二月十六日归葬于洛阳县感德乡柏仁村,启夫人故坟,礼及合祔。则龙剑合于下泉,琴瑟永沉蒿里。终天之义,从古如斯。南顾万安,北背洛涘。左瞻少室孤峰,右占土圭之墅。文简久承顾眄,眷抚情逾,邀志之。性多拙直,恐叙事不精,握管抽毫,记刻贞石,用虞陵谷之变。其词曰:

  灵武之氏,代不乏贤。谧物化洽,与时为天。□其叶□,松明竹鲜。剑合重泉,琴瑟初掩。永殄笙簧,世殁余念。景寺遗声,芳尘罢占。峨峨淑德,克生休命。履义蹈忠,含清体正。如玉之洁,如金之镜。三光西没,百川东度。天道运回,人随代故。倏忽嗟叹,凄凉薤露。安氏夫人,祔葬终也。水合蛟龙,坟同松槚。千载九原,嗣子泪下。

  与花献墓志同时出土的安氏墓志长、宽各30厘米,志文楷书。墓志有盖,盖文楷书曰:大唐故夫人安氏墓志。墓志全文如下:

大唐故夫人安氏墓志

  唐故安氏夫人墓志铭

  夫人安氏苗裔,安定郡人也。世祖讳晟之女也。繁衍淑女,彩黛纷敷。焜耀华叶,若斯之盛也。夫人幼而韶□,长而婉穆。金声玉振,蕣荣兰茂。恭守箴诫,昭彰六姻,则贤班、姜,无以比也。适花氏之门,实秦晋之好。如琴如瑟,若埙若箎。和鸣锵锵,有偕老之誉。保金石齐固,宜享椿松之寿。岂期素无乖违之疾,奄倾西泉之驾。时长庆元年四月五日终于修善之里,春秋五十八。奈何运有数极,修短分定。金之坚不可腐,松之贞不可不折。巷失规矩,宗倾母仪。夫哭气填其胸,男哭血洒其地。古之常制,不可久留。卜兆川原,以为窆穸之所。用其年十月廿二日葬于洛阳县感德乡柏仁村,不祔先茔,别立松柏。南瞻万安,北背洛汭。长子应元、次子满师皆幼而不禄,苗而不秀。幼子齐雅,克己复礼,乡党称善,友朋敬之。徒跣茹蓼,折肝殒心。扶杖侍棺,叫绝道路。属时多难,虑谷迁于陵。邀余志之,刊石作纪。文简不方者,沐恩颇深,敢不课愚。抽毫叙事,乃为铭云:

  安氏之女,花氏之妻。兰馨芝茂,如璋如珪。凤桐半折,孤鸾独栖。其一。孟母其萎,珠沉汉浦。精粹苞萝,参衔万古。奚为奇灵,长夜盘暮。其二。伊洛之郊,土地丰饶。周姬之□,宇宙之标。神归其下,德音不遥。其三。册名刊日,封乎枝叶。志其坤房,北邙相接。地久天长,子孙昌业。

  在对两方墓志内容进行考释之前,笔者这里先探讨一下花献和安氏夫妇的民族背景,这一点对文章后面内容的展开非常重要。两方墓志对二人族源根本没有涉及,对其祖辈的记载也是寥寥数句。其中安氏是安定郡人,但众所周知,中古时期的安姓源出于中亚粟特地区的安国,安氏是粟特人无疑。以往出土的粟特安氏墓志在籍贯的表述上多称出自河西姑臧或张掖,安定尚属首见。中古时期花姓较为少见,目前唐墓志中除花献之外,还未有其他花姓墓志出土。敦煌文献中的S2052《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中在青州北海郡的望姓中即有花姓。郑樵《通志二十略》中著录了花姓,称其“出《姓苑》。唐有仓部员外郎花季睦。”[6]但其族源尚不清楚。墓志记载花献是灵武郡人。灵武在隋唐时期是西北地区重要的交通枢纽和军事重镇。同时,也是粟特人东迁的必经之地。唐前期在这里也安置了相当数量随同突厥归降唐朝的粟特游牧胡人。[7]另外,其祖名“移恕”,父名“苏邻”,都不是汉地常见的名字,当出自音译。[8]在三夷教文献中,“苏邻”是摩尼的出生地,见敦煌写本《摩尼光佛教法仪略》:“摩尼光佛诞苏邻国跋帝王宫,金萨健种夫人满艳之所生也。”《仪略》引《老子化胡经》云:“我乘自然光明道气,飞入西挪玉界苏邻国中,示为太子。舍家入道,号曰摩尼。”颇疑花献之父名“苏邻”,可能有某种意义。[9]而“移恕”似为“耶稣”(叙利亚yšw,粟特文作yšw’)的发音。汉译摩尼教文献称摩尼教中来自光明王国的拯救神耶稣为“夷数”。如《下部赞》中就有“夷数与彼电光明”、“即是夷数慈悲想”等字句。[10]因此,“移恕”即为“夷数”。这样看来,花献的父祖具有浓厚的摩尼教宗教背景,极可能信仰摩尼教。综合花献父祖的宗教信仰,与粟特人安氏通婚,出自灵武,以及居住于南市附近等因素,笔者推断花献具有一定的胡族背景,其姓氏不排除音译的可能。近来,笔者又见到洛阳关林收藏的后晋天福三年花敬迁造《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题记云:“天福三年岁次戊戌二月九日,左飞龙使赠司徒、行当州诸军事花敬迁,夫人康氏、县君李氏,男殿前□旨□进,弟绛州长史敬及、唐弟内殿直进威。”[11]五代时期的后晋政权中有较多的粟特武人,且花敬迁的第一任夫人也姓康氏。这样看来,花敬迁的族源似乎也具有一定的粟特渊源。当然,这只是推断。花献家族也可能是汉族,其先辈迁居到灵州之后,由于和胡人杂居,沾染胡风也是有可能的,这在中古时期是较为常见的。墓志对于其胡族背景与族源的隐晦应该和唐代安史之乱后出现的对胡人猜疑与仇视的社会大背景有关系。[12]

  根据墓志记载,花献的祖父花移恕,父亲花苏邻,“咸嗜道偃仰,浪心清闲,以荣名为怯风之花,逍遥为绀霜之竹。而乃高尚无屈仕焉。”即二人未曾做官。根据墓志的首题,花献曾任左武卫兵曹参军、上骑都尉,其中左武卫属于十二卫,统领府兵,宿卫宫禁。左武卫兵曹参军是职事官,从八品下,上骑都尉是视正五品的勋官。但我们知道,唐中期以后南衙诸卫的地位严重下降,职能荒废,其属官多为闲职。因此,他无意于仕途,“有位而不登。弃禄养和,不争名于朝;澄心履道,尝隐逸于市。”居家的花献以孝义守道而著称,他从塞外将孀居的姐姐接到自己家里,共享天伦之乐,直到为她送终。同时,他讲求正义,坚守正道,因此“义声溢于天下,孝致盈于缙绅。”

  墓志以下部分揭示了花献的宗教信仰,“常洗心事景尊,竭奉教理。”在中古景教文献中,景尊弥施诃即景教徒对基督的尊称,此称谓在《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中就出现过,“我三一分身景尊弥施诃戢隐真威,同人出代。”[13]墓志中“景尊”两字之前有一空格,这里的空格并非随意为之,而是有特定的含义,称为“阙”。唐代对公私文书中的“阙”有着明确的规定,在特定的称谓和用语前空格以表示尊敬。[14]此规定在唐代墓志中也得到了执行,通常是在皇帝、朝廷、志主的祖先及志主等称谓之前空格。但相关规定中阙的使用范围中并未包含景尊,因此,墓志中的空格是景教徒用阙的方式来体现出对景尊的崇敬。林悟殊曾注意到唐代景教敦煌文献及碑刻书写的一个细节,即在“景”字的写法上均写作“上口下京”,认为这是唐代景教会特别选用的一个异体字,[15]而墓志中的“景”的书写也是如此。单纯从这一点而言,花献是景教徒无疑。而且,墓志记载其“为法中之柱础,作徒侣之笙簧。”则花献不仅信仰景教,还是非常虔诚的景教徒,是当时洛阳景教信徒中的中坚力量。

  墓志后续的记载进一步表明了花献的景教信仰。在修行方面,花献“内修八景,外备三常,将证无元,永祗万虑。”这里的八景应该就是八境。类似的词语在唐代景教文献中经常多次出现。如洛阳景教经幢《宣元至本经》经文中就有“八境闻生,三常灭死。八境之度,长省深悔,警慎……。”[16]而《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中也有这样的内容“制八境之度,炼尘成真。启三常之门,开生灭死。”[17]关于八境和三常的解释,学者们并未达成一致。如英国学者穆尔就认为八境是指《新约·马太福音》中记载的八福,三常指信、望、爱三德。有学者也认同其解释。[18]而林悟殊经过考证就认为三常应该是指天堂。[19]但根据墓志“内修八景,外备三常”的行文来看,不同的语境,三常的含义不同,这里的“八景”、“三常”应该是指景教徒内在的道德修养和外在的行为准则。另外,墓志中出现的“无元”即无始源,也是景教文献中经常出现的词汇,洛阳景教经幢上的《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以及经幢记中都多次提到无元。当然,这些景教术语是入华景教徒在翻译景教经典时借用了佛教和道教乃至儒家的术语而成的,这是中古时期景教文献的一个特点。而墓志中集中出现这些词汇并非偶然,表明了志主对景教理念的追求。

  安氏长庆元年(821)四月五日卒于河南县修善坊私第,享年五十八岁。而花献在敬宗宝历三年(827)正月八日也卒于修善坊私第,卒年七十一岁。则夫妻二人一直生活在修善坊。修善坊位于洛阳城长夏门东第一街第三坊。从墓志资料来看,洛阳粟特人相对集中的居住在以南市中心的周边地区,如章善坊、嘉善坊、思顺坊等。而修善坊居住的粟特人此前发现一例,是安公与康胜夫妇,据《康胜墓志》记载,康胜“麟德二年闰三月廿五日终于修善之里第”。[20]但修善坊位于南市的西南,仍属南市周边粟特人聚居地区。

  巧合的是:传世文献中记载的洛阳大秦寺正在修善坊。《河南志》记载修善坊“唐有波斯胡寺”。[21]波斯胡寺是景教寺院进入唐朝最早的名称。据西安出土唐德宗建中二年树立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记载:高宗时期,“而于诸州各置景寺”,说明此时洛阳已经有景教的寺院存在了。[22]天宝四载(745)九月,唐政府下令“其两京波斯寺,宜改为大秦寺,天下诸府郡置者亦准此。”[23]这样,洛阳的景教寺院也更名为大秦寺。根据洛阳景教经幢题记的记载,洛阳的大秦寺一直到唐后期的文宗时期还存在,寺主法和玄应、威仪大德玄庆、九阶大德志通还参与景教徒的祭祀和迁坟活动,他们都是粟特人。而花献也生活在此时,而且与大秦寺同处一坊,妻子安氏也是粟特人,应该和洛阳大秦寺的这些教士们非常熟悉。墓志最后的铭文中也提到“景寺遗声”,景寺是景教徒对景教寺院的称谓,指的就是修善坊的大秦寺。从铭文行文来看,这里的“遗”是动词,是失去的意思,即大秦寺中再也听不到花献的声音,可见花献的确是洛阳景教徒中的中坚力量。

  通过对以上墓志中反映信息的综合的考量,笔者确信花献是唐代洛阳一名景教徒。同时,花献的信仰不能孤立的来看,虽然花献妻子安氏的墓志中未提及其信仰,但根据花献的信仰来看,应该也是一位景教徒。如果安氏信仰佛教,作为佛僧的文简一定会在墓志中有所体现,但安氏墓志中通篇都是其品行的描述,丝毫未涉及佛教,这反衬出安氏不信仰佛教。有意思的是:安氏与之前出土的洛阳景教经幢题记中的安国太夫人、安少连都姓安。当然,从对经幢与墓志内容的解读来看,经幢记中的安氏并非花献妻安氏。然而,二者都是同一时期生活在洛阳的安姓粟特人,因此极有相互影响的可能。两人的三个儿子应元、满师、齐雅的宗教信仰墓志中也未提及,但从花献的信仰来看,其子应该也宗奉景教。因此,可以认为花献及其妻儿是唐代洛阳一个信仰景教的家庭。

  洛阳景教经幢的记载表明:洛阳地区景教的教士和信众相当部分是中亚粟特康国、米国和安国人。而花献及其妻安氏墓志则说明在唐代洛阳景教信仰群体中除了粟特人之外,一些来自胡风较盛地区,与粟特人渊源较深的非粟特族裔也信仰景教。这一点是以往的文献中未曾发现的。而花献在族属上尽管存在汉族的可能,但由于居住在灵武,与安氏通婚,从文化层面上而言,和通常的汉地百姓还是有区别的。

  从墓志的描述来看,尽管花献信仰景教,但花献本人及其家庭成员的行为完全是遵循汉地的道德行为规范,如花献的孝义与正直,安氏“幼而韶□,长而婉穆。金声玉振,蕣荣兰茂。恭守箴诫,昭彰六姻,则贤班、姜,无以比也。”花献幼子齐雅“克己复礼,乡党称善,友朋敬之。”在母亲去世时,“徒跣茹蓼,折肝殒心。扶杖侍棺,叫绝道路。”尽管这些描述可能出自撰写者的溢美,但既然能够摹勒上石,就表明了花献家族对这些描述所代表的价值体系的认同,这反映出景教进入汉地后对汉地传统文化的适应。葛承雍曾指出洛阳景教经幢中景教僧侣允许教徒祭祖祭母,参加教徒母亲的迁坟仪式,符合儒家的孝亲文化,更易于让汉地百姓接受。[24]这一点在花献家族的行为规范上也有所反映。这也昭示出此时洛阳作为一个国际都市,多元文化共存在胡人身心上的烙印。这样就出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这些景教徒信仰是外来的,遵循景教的八境与三常,但是他们的行为却追求着汉地传统的道德规范,这些教徒成为了不同文化交融的聚合体。

  安氏卒后于长庆元年十月二十二日葬于洛阳县感德乡柏仁村,花献去世后于大和二年二月十六日归葬柏仁村,与安氏合葬。感德乡位于洛阳外郭城东南。[25]值得注意的是:洛阳景教经幢中提到的安国太夫人也葬在这里。由于景教经幢“柏仁”二字之下有残损,因此,张乃翥和罗炤对经幢研究时都推定为柏仁里,墓志证明应该是感德乡柏仁村。[26]

  有趣的是;两方墓志的撰写者都是洛阳圣善寺的沙门文简。圣善寺是唐代洛阳著名的佛寺,位于章善坊,建立于唐中宗神龙元年(705),寺中有中宗为武后所建的报慈阁。[27]从章善坊与修善坊的空间位置来看,一个位于南市西南方,一个位于南市东南方,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拉近了佛教僧侣与景教徒的距离。根据文简在墓志中的说法,文简“久承顾眄,眷抚情逾”,“沐恩颇深”,则文简与花氏家族交往比较密切,受到他们的关照,而文简对于花献夫妇也非常熟悉。从花献墓志的内容看,文简对于景教的教义也有一定的了解。圣善寺沙门为粟特人撰写墓志铭并非只有这一例,粟特人何澄妻庐江郡夫人的墓志则是由圣善寺沙门文皎撰写的。[28]花献是一个景教徒,但却和佛教僧侣文简有密切的联系,这其中透露出的讯息值得玩味。我们知道,唐代景教在汉地传播过程中与佛教的关系非常密切,为了让汉地民众易于接受,景教文献大量借用佛教的概念和表述方式来诠释其经典。而从洛阳景教经幢的形制和内容来看,佛教对景教的影响更为明显。通过这方墓志,我们看到中古时期洛阳的景教徒和佛教僧侣之间的关系也非常密切,反映出中古时期多元信仰相互交融影响的独特文化现象。当然,佛教僧侣与景教徒的交往一定会有目的性。对于景教徒而言,与佛教徒的接触可能会加速融入当地社会,毕竟洛阳是一个佛教信仰占据主流地位的社会。而佛教僧侣接近景教徒,目的还是要通过耳濡目染的接触来影响、改变他们的信仰。

  从石刻资料来看,许多洛阳粟特人与佛教僧侣有密切的交往。康昭“静心三业,躬勤释门。持戒修斋,广为胜福。”死后还要葬在城南龙门乡,并且叮嘱家眷,“人之修短,会一有也。吾平生执奉,唯城南正悟师兄,兄之院西,即亡二兄之茔。身殁之后,安此域内。一且近善知识,二乃恒闻真经。余之神魂早生化矣。”[29]何氏跟从傅禅师修行佛教,其卒后灵柩安置在信行禅师处,经幢题记由僧人惠璬撰写。[30]而许多洛阳粟特人信仰的是佛教。洛阳城南的龙门保存了许多唐代居住在洛阳的信仰佛教粟特人为保佑父母平安造像而保留下来的题记。如0572汴州洞窟外的《安多富造像记》,0591窟《安沺藏造像记》,0669老龙洞南壁的《安爱为父母造像记》,0883石牛溪北壁《安砵叶造像记》。还包括著名的位于龙门古阳洞与药方洞之间1410号“南市香行社像龛”永昌元年题记。[31]甚至一些信仰佛教的粟特人死后也安葬在龙门周边地区,如安菩妻何氏、康昭家族、法藏家族等。墓志中也记载了许多粟特人宗奉佛教的行为,如安静“镜浮生之遽促,植来果于福田,鉴大夜之遐长,祛往缘于欲界。深该六度,妙蕴四禅。”[32]史夫人“至于崇遵释教”。[33]不难想象,正是在这样的密切接触中,越来越多的有着外来宗教信仰的粟特人逐渐皈依了佛教。

  以往由于资料的缺乏,我们对于唐代洛阳景教信仰的情况知之甚少。清末在洛阳曾出土了唐代波斯人阿罗憾的墓志,罗香林认为此人即《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中提及的罗含,因此阿罗憾是一名居住在洛阳的景教徒,但此观点目前存在较大争议。[34]洛阳景教经幢的出土,给我们提供了反映唐后期洛阳景教传播及其信仰情况的珍贵史料,揭示了唐后期洛阳景教信仰中的粟特人群体。而花献及其妻安氏墓志的出土则提供了一个洛阳景教家庭信仰的个案,再一次印证了唐代洛阳景教的传播情况,景教寺院的存在,证明此时的洛阳是景教传播的重要地区。从中我们可以窥见洛阳景教徒信仰和生活的点点滴滴,同时墓志内容也反映出景教与佛教之间的联系。进一步丰富了我们对于唐代景教在华传播、信仰情况的认识,是研究唐代中西交通与外来文化传播的珍贵史料。

  拙文完成之后,承蒙荣新江教授惠正赐示,特致谢忱。

  注释:

  [1]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洛阳流散唐代墓志整理与研究(10BZS016)”及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中国出土墓志整理与研究”(12&ZD137)系列成果,得到国家社科基金专项资助,谨此致谢!

  [2] 荣新江《一个入仕唐朝的波斯景教家族》,叶奕良主编《伊朗学在中国论文集》第2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3] 葛承雍《唐代长安一个粟特家庭的景教信仰》,《历史研究》2001年3期。

  [4] 葛承雍主编《景教遗珍——洛阳新出土唐代景教经幢研究》,文物出版社,2009年。

  [5] 郭茂育、赵水森编《洛阳出土鸳鸯志辑录》,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年,211-214页。

  [6] 郑樵《通志二十略·氏族略第五》,中华书局,1995年,190页。

  [7] 荣新江《北朝隋唐粟特人迁徙及其聚落》,《国学研究》第6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8] 此处关于“苏邻”和“移恕”的考证,蒙荣新江教授赐示,特致谢忱。

  [9] 林悟殊《摩尼教及其东渐》附录《摩尼光佛教法仪略》,中华书局,1987年,230-231页。

  [10] 林悟殊《摩尼教及其东渐》附录《下部赞》,243页。相关研究见芮传明《摩尼教“平等王”与“轮回”考》,《史林》2003年4期。

  [11] 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编《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36册,63页。

  [12] 荣新江《安史之乱后粟特胡人的动向》,纪宗安、汤开建主编《暨南史学》第2辑,暨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

  [13] 翁绍军校勘并注释《汉语景教文典诠释》,三联书店,1996年,49页。

  [14] 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唐六典》卷四《尚书礼部》,中华书局,1992年,113页;赵和平《敦煌写本郑余庆〈大唐新定吉凶书仪〉残卷研究》附录《公移平阙式第三》,《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5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

  [15] 林悟殊 殷小平《经幢版〈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考释》补记,《景教遗珍——洛阳新出土唐代景教经幢研究》,88页。

  [16] 录文参罗炤《〈洛阳新出土大秦景教玄元至本经及幢记〉石幢的几个问题》,《文物》2007年6期。

  [17] 翁绍军校勘并注释《汉语景教文典诠释》,三联书店,1996年,48页。

  [18] 阿·克·穆尔《1550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中华书局,1984年,53页;翁绍军校勘并注释《汉语景教文典诠释》,50页。

  [19] 林悟殊《摩尼教“三常”考——兼论景教碑“启三常之门”一句的释读》,《中古三夷教辨证》,中华书局,2005年,139页。

  [20] 《唐陪尉安君故夫人康氏(胜)墓誌銘》,笔者个人收藏墓志拓本。

  [21] 徐松辑《河南志》,中华书局,1994年,12页。

  [22] 翁绍军《汉语景教文典诠释》,41-81页《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颂》。

  [23] 王溥《唐会要》卷四九《大秦寺》,中华书局,1955年,864页。

  [24] 葛承雍《西安、洛阳唐两京出土景教石刻比较研究》,《文史哲》2009年2期。

  [25] 赵振华、何汉儒《唐代洛阳乡里村方位初探》,赵振华主编《洛阳出土墓志研究文集》,朝华出版社,2002年,96页。

  [26] 张乃翥《跋洛阳新出土的一件唐代景教石刻》,《西域研究》2007年1期。

  [27] 王溥《唐会要》卷四八,中华书局,1955年,848页。

  [28] 毛阳光《新见四方唐洛阳粟特人墓志考》,《中原文物》2009年6期。

  [29] 《大唐故康府君(昭)墓志铭》,作者收藏墓志拓本。

  [30] 王振国《龙门石窟与洛阳佛教文化》,中州古籍出版社,2006年,127-128页。

  [31] 荣新江、张志清主编《从撒马尔干到长安——粟特人在中国的文化遗迹》,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129页。

  [32] 《大唐故处士安君墓志铭并序》,《唐代墓志汇编》显庆059,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268页。

  [33] 《唐故夫人史氏墓志铭并序》,《唐代墓志汇编》咸亨103,584页。

  [34] 《景教徒阿罗憾等为武则天皇后营造颂德天枢考》,台湾《清华学报》新1卷3期,13-22页,1958年9月。墓志见《陶斋藏石记》卷十二。1996年,意大利学者富安敦的《所谓波斯“亚伯拉罕”—— 一例错误的比定》对罗氏的观点提出了全面的质疑。黄兰兰译文收入林悟殊《唐代景教再研究》“附录”,231-268页。

  附:


花献墓志


花献墓志盖


花献妻安氏墓志盖


花献妻安氏墓志

  编者案,此文原题作《洛阳新出土唐代景教徒花献及其妻安氏墓志初探》,载《西域研究》2014年第2期,页85-91;此文作者在原稿基础上文字略有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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