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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承雍:唐代长安一个粟特家庭的景教信仰
发布时间:2017-07-24 14:09:47   来源: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    作者:葛承雍   点击:


 
  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的交流十分频繁。由于丝绸之路的昌盛和经商、战争等原因,大批中亚粟特人移居长安,形成了自己的聚落区,散布在礼泉坊、布政坊、崇化坊、普宁坊、靖恭坊等坊里,并建立了粟特人所信奉的祆祠、景寺、摩尼寺等“胡寺”,从而使外来宗教在唐帝国的首都得以传播。

  多年来,中外学者对长安出土的粟特人墓志史料进行过仔细的爬梳,对居留长安的粟特人宗教信仰及其活动影响做过许多深入的探讨,其中对源于基督教聂斯脱利派(Nestorianism)的景教尤为注目[1]。但除了学术界公认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现存西安碑林博物馆)外,其他可供研究的第一手资料并不多。荣新江教授依据西安出土的波斯人李素及其妻卑失氏墓志,发表了 《一个入仕唐朝的波斯景教家族》[2],无疑是一个新的发现与突破。事实上,还有别的墓志可做考索,这就是《米继芬墓志》。本文即在前人个案研究的基础上,再做追索与讨论。

  1955年在西安西郊三桥出土的《米继芬墓志》呈方形,盖盝顶长47厘米,宽45厘米,上题篆书“大唐故米府君墓志铭”;盖四周线刻四神纹饰。志石长48厘米,宽47厘米;阴文行书,共20行,每行20字至26字不等;志石四侧线刻十二生肖图案。该墓志有些字漫漶不清,但基本能顺读无大误,现抄录如下:

  大唐左神策军故散副将游骑将军守左武卫大将军同正兼试太常卿上柱国京兆米府君墓志铭并序

  乡贡进士翟运撰并书

  公讳继芬,字继芬,其先西域米国人也 ,代为君长,家不乏贤。祖讳伊西,任本国长史;父讳突骑施;远慕 皇化,来于王庭,邀质京师,永通国好。特承 恩宠,累践班荣。历任辅国大将军,行左领军卫大将军。公承袭质子,身处 禁军;孝以敬亲,忠以奉国;四善在意,七德居心;信行为远迩所称,德义实闾里咸荷。风神磊落,度量宏深;爰以尊年,因婴疾疹。何图积善无庆,奄从逝川去。永贞元年九月廿一日终于礼泉里之私第,春秋九十二。以其年十二月十九日,安厝于长安县龙门乡龙首原,礼也。夫人米氏,痛移夫之终,恨居孀之苦。公有二男,长曰国进,任右神威军散将,宁远将军,守京兆府崇仁府折冲都尉同正。幼曰僧思圆,住大秦寺。皆号慕绝 ,哀毁过礼;攀恩罔极,闷擗崩摧。虑陵谷迁移,以贞石永固。远奉招纪 德,实惭陋于文。铭曰:国步顷艰兮,忠义建名。雄雄英勇兮,膺时间生。尝致命兮,竭节输诚。殄凶孽兮,身授官荣。位崇班兮,是居禁营。寿既尊兮,遘其疾苦。去高堂兮,永归泉户。列松柏于凤城之西,封马鬣于漕渠之浒。

  这篇志文由于首次公布时只摘取了片断[3],后来考释全文时又有些缺误[4],所以笔者在西安碑林博物馆据原墓志石重录考订,发现“其父米国人也”应为“其先西域米国人也”,“祖讳伊囗”应为“祖讳伊西”,“疾瘳”应为“疾疹”,“疼于礼泉里”应为“终于礼泉里”,“痛移天之终”应为“痛移夫之终”,“僧慧圆”应为“僧思圆”,“以贞永固”应为“以贞石永固”等等。该墓志拓片图版见 《西安碑林全集》和《隋唐五代墓志汇编》[5],可核对校正。现提供给学术界,以免以讹传讹。

  需要指出的是,经西安碑林博物馆保管部底账证实,《米继芬墓志》于1955 年出土于西安三桥,而不是所谓1956 年或 1957年出土于西安西郊土门村西。西安三桥之南正是唐长安城西、汉长安城南与唐漕渠的岸旁,与墓志记载“列松柏于凤城之西,封马鬣于漕渠之浒”相符[6],可知此墓志真实不诬。

  在中亚粟特地区(Sogdiana,索格底亚那)大小不同的城邦国家中,以今古马巴扎尔(Gumaabazar)为中心的米国(Maymurgh),是昭武九姓中的一个小国。米国首府钵息德城,位于撒马尔罕东部60公里处,很有可能是现在塔吉克斯坦境内的片治肯特 [7]。

  米国,北魏时称迷密,隋代开始称米国。《隋书·西域传》、《新唐书·西域传》中有传。从其中记载可知,米国从隋代起就与中国来往频繁。阿拉伯人东征于642年彻底打败波斯萨珊王朝(651年国亡)后,长驱直入中亚粟特地区。而中亚粟特人诸国长期受其周边强大外族势力所控制,先沦为西突厥附属国,显庆三年(658年)后又改宗唐朝,成为唐的羁縻州府,其中米国被冠以专名“南谧州”。但从8世纪开始,阿拉伯大食名将屈底波(Qutayba)指挥军队连续征服了中亚安国(709年)、康国(712年)等城邦国家,中亚诸国纷纷向唐朝求救,并多次派遣贡使到长安,将卫国和复国的希望寄托在唐朝身上。米国曾于永徽五年(654年)被阿拉伯军队攻掠,此后在阿拉伯人的步步进逼下,也同康国、石国、安国等一样频繁进贡到长安 [8]。

  唐王朝自然知道米国等粟特城邦国家的频频入贡的苦衷和借“汉兵”求援的迫切。因为唐、吐蕃、突骑施、大食在西域屡次发生错综复杂的冲突[9],为了防止粟特胡反复无常、叛变分裂,所以在册封西域诸国名誉称号的同时,还实行了体现唐朝宗主权的“质子”制度,即由西域诸国派出王室成员进入长安作为人质,保证两国联盟永不分裂。现能证明这种“质子”制度的事例,就是来自何国(Kushānika)的《何文哲墓志》和米国的《米继芬墓志》[10]。

  笔者认为,米继芬继承其父突骑施的“质子”身份,说明这种两代传承的制度相当稳定,也反映了米国在很长时间里保持着对唐朝的附属国地位,而且米继芬家祖孙三代作为唐朝入仕蕃将受到了任用。

  根据 《米继芬墓志》记载,其祖先“代为君长,家不乏贤”;这句话可能不是攀附吹嘘之词,因为作为米国在唐长安的质子,按唐朝制度必须是其王室直系成员或番王之子,否则便没有诚意,唐朝也不会随意接纳一个冒牌的王室子弟。

  米继芬祖父伊西“任本国长史”,俄国学者依据8世纪初与米国档案有关的穆格山城堡(Site of the Castle on Mount Mug )出土文书,指出中世纪中亚城邦国家在国王之下最高的官职,即是“令史”(掌令官 framandar),为粟特行政官员[11]。这种掌管君长命令的高官,可译为“长史”,也透露出伊西是具有很高文化程度的粟特人。伊西与《景教碑》上伊斯名字韵母接近,是否景教教徒常用人名,或《圣经》上的“以西”人名,有待考证,暂且存疑。

  米继芬父突骑施,作为米国质子“邀质京师,永通国好”;由于是王室贵族,故“特承恩宠,累践班荣”。历任唐朝武散阶正二品辅国大将军,正式职位是正三品左领军卫大将军。因他是以正二品阶级而充正三品官,按唐制,职事官的品级高于散官者称“守”,反之者称“行”,所以称作“行”左领卫大将军。唐朝给他的官衔不低,反映出唐朝对米国关系的重视。突骑施是否是米国王子,不敢断定,但系王室成员无庸置疑。如前所举,开元十六年米国大首领米忽汗和开元十八年另一大首领末(米?)野门都曾入朝长安,这是其他粟特城邦国家较少有的事例,说明米国面对阿拉伯人的征服非常恐惧,急需唐朝出兵威慑对方,只能派出突骑施这样身份的人担任质子。突骑施到达长安的时间,大概就是开元十六年或十八年,他与大首领米忽汗和末 (米?)野门可能有着亲缘关系。如果此推测成立,按永贞元年(805年)米继芬92岁上推,那么米继芬到长安时最少也应是十五六岁了,由此反证突骑施是全家进入长安的。

  值得玩味的是,“突骑施”这个胡名很有意思。中国汉籍记载突骑施是西突厥别部,原属五咄陆部之一,武则天圣历二年(699年)开始单独兴起[12]。突骑施一直与唐朝建立着联系,景云二年(711年)一度衰败后至开元四年(716年)再次复兴,其可汗苏禄率兵30万称雄于西域,给当时正向中亚进攻的大食人以沉重打击,被大食人惊呼为“觝顶者(Abū Mu zāhim)”。康、安、石、米等粟特城邦国家在得不到唐军及时救援下,纷纷主张联合突骑施,以摆脱阿拉伯人的威胁,对8世纪中期的粟特人来说,这是争取诸国安全的惟一策略。所以,突骑施在昭武九姓中有很高威信。米继芬的父亲称“突骑施”,笔者认为并非粟特人名,实指职务,意为军队统领,应为米国进拜的尊号或官号。在古突厥诸碑铭中,“突骑施”作为突厥文“tǜrgis”之音译名频繁出现[13],是为部落名号。《米继芬墓志》称其父尊号,无非是赞美和夸耀。

  米继芬的名字,据蔡鸿生教授考证[14],在粟特语中“芬”字是粟特胡名的常用词尾,“芬”读 piugn,有“荣幸、运气”之意。“芬”作为粟特最通行的男名,复现率很高,如石演芬 、石宁芬、石失芬、安胡数芬、曹莫芬等等。至于米继芬名字是否染上宗教色彩,有待进一步分析,因为粟特地区居民信仰复杂,不仅祆、佛并存,景教、摩尼教和本土神祗信仰都占据一席之地。

  米继芬随父进入长安后,又继承了其父的质子身份,“身处禁军,孝以敬亲,忠以奉国”;担任过大唐左神策军故散副将,游骑将军;守左武卫大将军同正兼试太常卿、上柱国。米继芬是代表米国君王的质子,唐朝廷按例要给予他官职。但据阎文儒先生考释[15],米继芬在皇家神策军中并非主要负责军官,只是充一名闲散的副将而已,各种官阶、官衔、勋官衔等都表明他是挂名不做事的官,仅按月发给俸禄罢了。不过,《米继芬墓志》最后铭文说他“尝致命兮,竭节输诚,殄凶孽兮,身授官荣”,这倒有可能是真实的。因为按米继芬年龄推断,天宝十五载(756年)正是44岁,不仅经历了安史之乱,还经历了肃宗、代宗、德宗三朝的动荡不安,仅长安城就发生过吐蕃大掠、泾原兵变等事件,当时确实“国步顷艰”,米继芬在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中一定为唐王朝出力输诚,才赢得身后尊荣。

  不仅如此,米继芬的长子米国进也是禁军武官,任右神威军散将,官衔是兵部正五品下宁远将军。职衔是京兆府隶属下的崇仁府折冲都尉,实际上只是同正员的员外官而已。这大概是贞元三年(787年)滞留长安“胡客”都隶属左右神策军后的安排。

  米继芬的夫人为米氏,不仅说明夫妻都是米国人,而且说明粟特人同姓相互通婚,这既是保存自己民族形态与国家不亡的最佳方法之一,也有可能是王室成员与上层官员之间的政治婚姻,还有可能是共同的宗教信仰使他们婚配。在长安的昭武九姓粟特人后裔多相互联姻,这也是当时流行的“胡俗”。

  唐代的粟特地区,是火祆教最流行的区域。慧超在《往五天竺国传》中描述安国、曹国、史国、石骡国、米国和康国时,记载“此六国总事火祆,不识佛法”[16]。《旧唐书》卷198 记波斯国“俗事天地日月水火诸神,西域诸胡事火祆者,皆诣波斯受法焉”。《新唐书》卷221下也说:“西域诸胡受其法,以祠祆”。特别是西安出土的天宝三载(744年)米国大首领的《米萨宝墓志》[17] ,更是证据确凿地说明来自粟特本土的米国人与安国、史国等国“ 粟特胡”一样信奉祆教。火祆教在西域诸国中的确势力很大,流行区域也相当广,不过并非所有的粟特人皆信奉火祆教。尽管火祆教东传长安并在唐朝京城建立有六所祆祠[18],但并不是唐长安的粟特移民和留居王族都崇拜圣火。一些学者将《米继芬墓志》作为米国人崇奉火祆教的证据,将米继芬划入火祆教信徒的范围,恐怕是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因为我们从《米继芬墓志》中找不到丝毫与火祆教有关的文字,更看不到米氏家庭的火祆教信仰,相反,墓志中透露的恰恰是米继芬家庭信仰景教,是一个唐长安城中信奉景教的粟特人家庭。

  《米继芬墓志》记载其有两个儿子,长子米国进如前所述在唐长安皇家禁军担任武将;幼子“僧思圆,住大秦寺”,明确记载是一个景教僧侣。众所周知,景教传入中国后,作为外来宗教进行经典传播时,不得不采取“本土化”策略,依托当时已成为中国主流宗教的佛教和道教,运用了大量的佛 、道术语以将景教教义传述给唐朝皇帝及其臣民,其僧侣往往也冠以佛教称号。“僧思圆”就是如此,含有“思考圆融”或“思索应验”之义,在景教文献中多有出现[19]。细审建中二年(781年)建立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碑文,在叙利亚文和汉文对照镌刻的僧侣名单中没有发现“僧思圆”的名字。或许《景教碑》立碑时思圆年龄还小,资历还轻,教阶还低;也许当时长安的景教僧侣以波斯人为主,这是阿罗本、潘那蜜、及烈以来直到景净的长安景教教团的传统[20],身为粟特人的思圆进不了教团上层僧侣的圈子。按永贞元年(805年)米继芬死时92岁推算,幼子思圆也应该五六十岁了吧,那么《景教碑》立碑时他大约是二三十岁。

  米继芬的小儿子思圆为大秦寺景教僧侣,暗示了其父辈、祖辈必定都是景教徒,至少可以肯定米继芬心目中只有景教崇拜,否则不会允许儿子去做专职的景教僧侣。宗教信仰常常是维系一个家庭或一个家族生存延续的精神纽带,人们不会轻易改变自己原有的宗教传统,米家也不会随意放弃信奉火祆教而改奉景教;同一家庭内的成员在宗教观念、情感、礼仪和修养等方面均具有一致性,何况米继芬与妻子米氏都是米国胡人,又生活在长安胡人聚居区内,不存在“土生胡”因环境不同而改变宗教的问题,所以米家坚持景教信仰始终不改是有历史渊源的 ,起码米继芬的祖父伊西和父亲突骑施在米国本土就是受洗礼的基督教信徒。

  从《米继芬墓志》记载其本人事迹来看“四善在意,七德居心;信行为远迩所称,德义实闾里咸荷”。他很有可能为周围的平民信徒做过善事,救济服务,不仅赢得了坊里平民的称赞,也为自己家庭保持累代不败创造了一个生存发展的环境。

  至于思圆所住的大秦寺,笔者认为应该是唐长安义宁坊大秦寺。该寺是贞观十二年(638年)唐太宗诏令波斯主教阿罗本(Abraham )所建,不仅是长安最大的景教寺院,而且距米继芬家居住的礼泉坊中间只隔一条街,斜角相邻。即使长安其他坊里也有景寺,思圆也不应舍近求远[21]。景教僧侣可以娶妻生子,思圆又生活在礼泉坊、布政坊等紧邻西市粟特人的聚居区,他到义宁坊大秦寺礼拜传教,应该是合乎情理的。有论者认为长安大秦寺因靠近胡人社区应是景教僧俗信徒日常从事礼拜活动的教堂 (church),距离长安城较远的周至大秦寺则应是景教修士们幽静隐修之处 (Monastery)[22],笔者认为这个判断有一定道理。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公元6世纪至8世纪中亚粟特地区接受景教传播的历史就已经开始了。20世纪以来,在赭石(Tashkent 今塔什干)出土有6世纪至8世纪的景教十字架硬币,在喷赤干(Panjikent 今片治肯特)粟特古城遗址出土叙利亚文景教《诗篇》陶片,在撒麻耳干(Samargand今撒马尔罕)发现至少8世纪已建立的主教教区,在碎叶(Tokmak 今托克马克)楚河南岸发掘出8世纪景教教堂遗址,在高昌古城发现了9世纪至10世纪回鹘景教寺院的十字架壁画以及出土了大量多种语言的景教写本,特别是粟特语景教《圣经》等文献被屡屡发现[23],表明中亚粟特人城邦国家不仅有景教教徒活动,而且粟特人也有皈依信奉与传播者。尽管景教徒在火祆教、佛教、摩尼教的夹缝中受到很大压力,但他们以自身特色,不屈不挠地获得粟特人参与,并通过各种方式积极扩大影响。米国景教传播的具体细节还有待考古文物新资料的发现,但至少米国与同一系列粟特绿洲国家有一个共同来源,这也从更广阔的中亚景教传播历史背景上佐证了米继芬一家信奉景教的可能。

  米继芬一家的景教信仰愈发证明来自西域的移民是多种宗教与多元性文化并存的民族,也足以证明唐长安的景教势力绝非弱小。尽管米国人有多少景教信徒无法推测,但活跃在唐长安的米国人很多,他们中或许还有信奉景教的教徒,这有待学术界进一步清理与探讨。

  注释:

  [1]罗香林《唐元二代之景教》,香港中国学社,1966年;朱谦之《中国景教》,北京东方出版社,1993年;佐伯好郎《景教之研究》,东方文化学院东京研究所,1935年;克里木凯特《达·伽马以前中亚和东亚的基督教》,林悟殊翻译增订,台北淑馨出版社,1995年;李伯毅《唐代景教与大秦寺遗址》,《文博》1994年第4期。其他研究成果见朱谦之《中国景教》231—246页附录参考书要目。

  [2]载《伊朗学在中国论文集》2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82—90页。

  [3]武伯纶《西安历史述略 》,陕西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107 页;贺梓城《唐王朝与边疆民族和邻国的友好关系——唐代墓志铭札记之一》,《文博》1984 年创刊号。

  [4]阎文儒《唐米继芬墓志考释》,《西北民族研究》1989年第2期。

  [5]《西安碑林全集 》9函84卷,广东经济出版社、海天出版社联合出版,1999年,第3334—3338 页;《隋唐五代墓志汇编》(陕西卷)1册,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25页图版。

  [6]凤城指长安城,唐人墓志和《全唐诗》杜甫 15《秋夜客舍诗》均有此称。马鬣是指坟墓封土, 典出《礼记》卷8《檀弓》上。漕渠见李健超《增订唐两京城坊考》“漕渠条”,三秦出版社,1996 年,第235页。

  [7]马小鹤《米国钵息德城考》,《中亚学刊》2辑,中华书局,1987年。

  [8]参蔡鸿生《九姓胡的贡表和贡品》,《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中华书局,1998 ,第46—70页。

  [9]参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中“西域的‘三方四角’关系”,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77 页。

  [10]魏光《何文哲墓志考略》,《西北史地》1984年第3期;卢兆荫《何文哲墓志考释——兼谈隋唐时期在中国的中亚何国人》,《考古》1986年第9期。

  [11]此考证转引自姜伯勤《萨宝府制度源流论略》注32、89,《华学》3辑305、307 页,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8年。俄文为 A.M.别连尼茨基等著《中亚中世纪城市》,列宁格勒,1973年,第113 页;M.N.波哥留波夫等编《穆格山所出粟特文书》3册经济文书,莫斯科,1963年,第97页。

  [12]《资治通鉴》卷206,圣历二年(699年)八月癸巳条。

  [13]芮传明《古突厥碑铭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第255页。

  [14]蔡鸿生《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中华书局,1998 年,第39—40页。

  [15]阎文儒《唐米继芬墓志考释》。

  [16](唐)慧超《往五天竺国传笺释》,张毅笺释,中华书局,1994 年,第118 页。

  [17]见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三联书店,1957年,第92页。

  [18]林悟殊《唐代长安火祆大秦寺考辨》,《波斯拜火教与古代中国》,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 ,1995 年,第139—149页。

  [19]翁绍军《汉语景教文典诠释》,三联书店,1996 年,第49、182 页。

  [20]荣新江《一个入仕唐朝的波斯景教家族》,《伊朗学在中国论文集》2,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

  [21]长安礼泉坊是否有景教寺院,学术界有不同看法。例如D.D.Lislie 认为仪凤二年(677年)波斯王卑路斯奏请于礼泉坊所建的波斯胡寺,即因其王后信仰景教而为景教寺院,不是一般人所以为的祆寺(Persian Temeples in T'ang China,Monumenta Serica 35,1981—1983,p.286)。陈垣先生早有类似看法,他认为礼泉坊的波斯胡寺是后来改名的大秦寺,即景寺,与祆祠无关。见《火祆教入中国考》,《 陈垣学术论文集》集,中华书局,1980 年。但林悟殊教授认为礼泉坊波斯寺的性质是祆祠,见前注。 如果礼泉坊确有景寺,米继芬儿子思圆所在的大秦寺应在此坊,是否有波斯人景寺与粟特人景寺之分别,暂且存疑,以待新史料出现。

  [22]陈怀宇《高昌回鹘景教研究》,《敦煌吐鲁番研究》4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年,第173 页。

  [23]〔丹麦〕阿斯姆森《前伊斯兰时代中亚粟特语和回鹘突厥语基督教文献概述》,陈怀宇译《国际汉学》4辑,大象出版社,1999 年,第349—351页。

  编者按: 本文原载于《历史研究》2001年第3期,第181—186页;后收入葛承雍《唐韵胡音与外来文明》,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232—241页。引用请据全文。

  文稿审核:沈睿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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