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物信息咨询中心 滕 磊
九世纪阿拉伯旅行家马苏第曾留下这样的记录，他说:“祆教徒们还崇拜位于伊拉克、法尔斯、克尔曼、锡斯坦、呼罗珊、泰伯里斯坦、米迪亚、阿塞拜疆、阿兰人地区、印度、信德和中国的许多圣火。”1文中提及的“圣火”正是指琐罗亚斯德教的拜火庙,在中国又称为祆祠、胡天、火祆庙、祆神庙等。
中国的古代文献对祆祠多有描述,通过这些记载可知,在华祆祠主要分布在中国北方,沿丝绸之路的新疆、甘肃、陕西、河南、河北、山西等胡人大量聚居之地, 唐代长安、洛阳这样的国际大都市,祆祠都不止一处。时至今日,这些祆祠大多随朝代更迭而埋没消失，个别留存下来者也早已改颜换貌, 由于缺乏考古材料, 根本无法窥其原貌。尽管如此，我们通过比对中西亚祆教寺院,同时结合近年入华祆教研究的新进展, 试着总结出在华祆祠的一些特征,以期对中国的祆教研究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不当之处,望方家指正。
一 中西亚祆祠
希腊地理学家斯特拉波简单记录了波斯2000 年前的祆祠形状:其四周显然有围墙 ……2
后来的穆斯林作家在著述中提到:“在萨吉斯坦(Sagistan)的一座叫卡尔库叶(Karkuye)的古城,有两栋大圆屋建筑,据说是早在英雄鲁斯塔姆(Rustam)时代就有了。在这两座建筑之上,有两个角，弯曲相向,宛似两个牛角 ……建筑之下, 有一火屋……麻葛们视该屋为一所最大的火庙。”3
考古材料显示萨珊波斯时期的祆教寺院多分布于城的中心和显要位置,基本形状为正方形。屋顶有平面和圆拱顶两种,而且以后者形制居多。建筑四边各有一拱形门,有的还有回廊。有些寺院的构成相当复杂,有许多附属建筑,但是它的主体建筑形制基本不变(图一)。建筑用的材料多是碎石、石膏、灰泥混合,少数也使用雕琢的石块、砖等材料4。
伊朗Kunar Siyah祆教寺院全景
简单的祆祠仅有一间屋子, 如比莎普尔(Bishapur)宫殿里的祆祠位于西北角,平面为正方形,边长约20米左右, 每边开一门。复杂的祆祠往往有一组建筑, 如库奈尔·西亚(Kunar Siyah)祆祠由一组院落组成,两座主体建筑平面都是方形,圆拱顶,边长约有10 米,其中一座有围墙环绕。
唐段成式《酉阳杂俎》描述了中亚的祆祠,云:“俱得建国乌浒河中滩派中有
火祆祠……内无像,于大屋下置大小炉,舍檐向西,人向东礼。”
姜伯勤先生引用,M.N.菲兰诺维奇发表于1987年的《论早期中世纪粟特康国
与石国的火祠类型》一文5, 他说:“粟特康国附近的库尔干切佩城址有一座建筑,该建筑遗址平面特点, 在升高6米的月台上,有正方形生泥砖建筑物,角上有正方形突出物,并有两处开口,一处通走廊入口,走廊连接中央房间与后部直到墙边,其中央为火烧焦,色彩斑驳,是走廊的第二个入口。今塔什干明古留克遗址发现有粟特时期的宫殿祆祠,平面为正方形,边长约7米见方。”
中西亚祆祠内均有圣火祭坛,用以奉祀祆教圣火。
斯特拉波记载古波斯祆祠:“ ……中间有祭坛,坛上有大量的火烬。麻葛们保持着火永燃不灭。他们每天都到里面祈祷一个小时 ……在火前,他们披戴头巾,头巾垂至面颊, 遮住嘴唇。”6前面提到的卡尔库叶古城火庙:该屋中之火永不熄灭 ,有专人轮流照管。照料火的僧侣, 鼻口均有遮盖。他们用银钳夹小块柽柳木,投入火里。当火焰缩小时,便把木块一一投入7。(图二)
三位祆教僧侣正在照看圣火
考古资料也证实了文献的记载。粟特康国附近的库尔干切佩城址中的祆祠,其中央为火坛,火烧的痕迹色彩斑驳。法国考古队也曾发掘了大夏南部的贵霜(Kushan)时代的苏尔赫·考塔尔遗址(Surkh -kotal),那里曾发现公元2世纪左右贵霜王朝的火坛。
有些祆祠设有三个火坛,同时供奉祆教中不同等级的三种圣火。
波斯帝国巴撒伽德遗址(Pasargadae)发现有三处火坛遗迹,从平地走向火坛有三阶,顶部呈碗状，深33厘米,用来存储香火。上世纪 90 年代初,刘迎胜先生等在中亚片治肯特附近的夹尔·特帕(Jar tepa)遗址考察了一处祆教寺院, 三处火坛遗迹保存完好,火烧的灰痕非常清晰8。
除此之外,祆祠里往往要供奉祆教神祇9。规模较大的祆祠墙壁上还绘有壁画,反映的是祆教神祇与祆教经典。如中亚地区片治肯特祆祠遗址的壁画上就绘有祭火坛、神祇等10,阿弗拉西阿勃(Afrasiab)和瓦尔赫萨(Varakhsha)遗址也都发现了类似的壁画。
二 在华祆祠位置与结构布局
依据上表所示, 在华祆祠中15所位置较为明确。在这15所中,位于城或街区东部的有 6 所;位于街区西的6所;位于城北的2所;位于城南的1所。根据统计,我们可以这样认为,中国境内的祆祠多分布在城或街区的东部和西部。
关于在华祆祠布局结构的材料很少。《沙州都督府图经残卷》所记沙州(敦煌)的祆祠:“其院周回一百步。”“一百步”，约合150米 。池田温先生据此推测敦煌的祆祠为一边长30 ～ 40米的正方形,在建筑形制上可能承袭了波斯万神殿的四方形结构。11
1997年,姜伯勤先生在日本《东洋学报》上发表了《介休祆神楼和宋元明山西的祆教》一文,对山西介休的一座祆祠进行了考察12。2004年,他又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撰文《论宋元明时期的介休祆神楼》,从图像学角度进一步考证了相关问题13。
这座祆祠现存一座祆神楼和三结义庙(正殿)。祆神楼在山西介休外城顺城关大街东端,坐西朝东。其平面呈“凸”字形。全楼为三单元。突出部为过街楼。面阔及进深三间, 连接山门及山门楼,其功能为祆神庙大门(山门),北面更连接乐楼,此二单元面宽五间。全楼总深度为20米。祆神楼重檐4层,下层空敞,中层平座加栏杆,顶层十字歇山顶,重檐下面,各凸出一小报厦。
祆神楼北面, 即为相传建于北宋的祆神庙。明嘉靖壬辰岁(1532)改建为“三结义庙”,清顺治已亥(1659)毁于火灾。顺治十七年(1660)重建。重建后,此庙建筑木椽上 ,仍有兽头雕像。这些木椽上的兽头雕像,姜伯勤认为与祆教神祇密切相关。
在文中,他提及了元代山西洪洞县的祆神庙。《洪洞县志》卷8:“祆神庙,在县大南门内路东城根。元大德七年(1303)建。正殿五楹,享亭东西回廊各五间。南为戏楼,门居中,左右角门各一。东西为钟鼓楼,元至大二年邑人商德夫重修。前明暨清乾隆嘉道间, 屡经修葺,咸丰同治复修之,有碑记。”14
由上,我们可知,介休和洪洞的祆祠应包括一组建筑,有正殿及其他附属建筑,虽然过多次重修,但还是保留下祆祠最初建立时的痕迹,不管是建筑形制、布局,还是用材等均符合当地的传统风格,与中国的传统建筑形式相仿。兽头雕饰等建筑装饰,则具有一定的异域风格。
三 在华祆祠奉祀内容及形式
唐韦述《两京新记》卷3云:“西京布政坊西南隅,祆祠。(原注:武德四年所立，西域胡天神,佛经所谓摩醯首罗也。)”又杜佑《通典》卷40“大唐官品”云:“祆者，西域国天神,佛经所谓摩酼首罗也。武德四年置祆祠及官，常有群胡奉事,取火咒诅。”
宋董逌《广川画跋》卷4《书常彦辅祆神像》载,祆祠世所以奉梵相也。其相希异,即经所谓摩酼首罗。有大神威, 普救一切苦,能摄伏四方以已佛法。当隋之初, 其法始至中夏,立祠颁政坊,常有番人奉事,聚火祝诅,奇幻变怪。
我们据此可以得知:
1.祆祠祀火,常有胡人聚众,取火诅咒。这一点在中西亚地区祆祠内均发现有火坛可以证明,奉祀圣火属于祆祠最基本的职能,兹不赘述。
2.祆祠祀神,其相希异,如佛经中摩醯首罗。摩醯首罗(Mahesvara)即佛教中的大自在天, 对此陈垣先生已经有明确的论断15。它的形象为三头六臂。
古人亲眼所见的祆神怎么会与佛教神祇一样呢? 过去的学者对此多持怀疑态度, 认为这是古人以讹传讹,搞错了.姜伯勤先生在《敦煌白画中的粟特神祇》一文中却找到不同的答案。他引用前苏联学者对粟特城市片治肯特祆祠壁画的研究成果,认为片治肯特壁画中的维施帕卡神(Wesh-parkar)与古人所描述的摩醯首罗相似, 三头六臂16。那么，唐宋诸家关于祆神形象的记载是可信的。
然而，祆神并不只有一个。祆教经典《阿维斯塔》中记载着阿胡拉·马兹达为首的众多神祇。文献记载，敦煌地区的祆祠内就有多个神祇, P.2005《沙州都督府图经残卷》云:“祆神:右在州东一里,立舍,画神主,总有廿龛 ……”这20个龛中供奉的神祇肯定不会只有一个维施帕卡神那么简单。
1976年饶宗颐先生在伯希和所获敦煌卷子中发现一幅编号为P.4518(24)的白描画本。高30.5cm,长37.9cm,纸本上有用来悬挂的带子17。他的描述引起了姜伯勤先生的注意，经过考证,他认为此卷上线描两位女神应与祆教神祇达埃纳(Daena)与娜娜(Nana)女神有关18。张广达先生对此则提出了不同的观点19。
更为有趣的是，姜伯勤先生根据此画卷的大小及纸本上用于悬挂的带子,认为这就是敦煌民俗“赛祆”活动所悬挂的纸本。他提到，9世纪中叶以后,敦煌地区每季都要举行“赛祆”活动,每次活动要悬挂 30 张画纸。这些悬挂的画纸很有可能就是祆祠中供奉的“素书形象”20。在“赛祆”活动结束之后,这些画纸也许就收回祆祠中供奉了。
在华祆祠除奉祀以上内容外，我们发现有些祆祠还供养犬神。
蒙荣新江教授指点, 阿斯塔那 377 号墓出土的《高昌乙酉、丙戌岁某寺条列月用斛斗帐历》记载了吐鲁番地区某寺院的僧人供养犬的情况21。文书共78 行, 虽有残缺,但是依然可以找到 5 处“供苟(狗)”的记录，现将残存记有“供苟(狗)”的文书摘录如下:
15 ——粟参兜(斗), 供苟(狗)。麦五升，祀天 。
37 祀天。糜粟拾斛升，供作使,并苟。
38 ———粟参兜(斗), 供苟(狗)。麦五升 ,祀天 。
39 ——粟参兜(斗), 供苟(狗)。麦——
40 ——粟贰兜(斗)究升,供苟(狗)。
《帐历》记录了该寺院一年中各月的财务支出情况。可以看出，僧人每月都有固定的“祀天”、“祀诸天”、“胡天”支出。学术界多认为“祀天”、“祀胡天”与粟特人信仰的祆教神祇密切相关22。那么,这个寺院很可能就是一座祆祠,而它所供养的狗在祆教中,尤其是在祆教徒的葬俗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一点笔者有专文讨论23。
四 在华祆祠管理者
北朝至唐，中央政府设有萨宝(萨甫、萨保等), 萨宝府24来管理胡人事物,其中也包括管理祆祠。中外学者对此多有著述25,笔者不再多言。
在萨宝、萨宝府的领导下 ,祆祠的日常管理者有祆正、祆主(祓祝)26、庙主等。
在华祆教徒以胡人居多,因此萨宝、祆正等管理者往往由胡人担任,如北魏摩诃大萨宝史尼、北齐九州摩诃大萨宝康仵相、北周同州萨保安伽、隋检校萨保府虞弘、唐萨宝府长史龙润、北宋东京城北祆庙庙主史世爽等均不是汉人,这在历史文献以及出土墓志、吐鲁番出土文书等中多有记载。
很多祆祠管理者为世袭。《唐史诃耽墓志》云:“ ……曾祖尼，魏摩诃大萨宝、张掖县令。祖思,周京师萨宝。”27
《元和姓纂》载云:“姑臧凉州出自安国，汉代遣子朝国，居凉土。后魏安难陀至孙盘娑罗代居凉州为萨宝。”
张邦基《墨庄漫录》卷4云:“东京城北有祆庙。其庙主姓史，名世爽，自云家事为祝累代矣”。
祆正、祆主们常以幻术闻名。《朝野佥载》记载,河南府立德坊、南市西坊、凉州祆主均有刀刺、钉穿肉身无损的特殊本领28。
S .367《沙州伊州地志》伊州条云:“有祆主翟盘陀者, 高昌未破以前,盘陀因入朝至京，即下祆神,因以利刀刺腹，左右通过，出腹外，截弃其余，以发系其本，手执刀两头，高下绞转，说国家所举百事，皆顺天心，神灵助,无不徵验。神没之后 ,僵仆而倒,气息奄,七日即平复如旧。有司奏闻,制授游击将军。”
类似的幻术在《广川画跋》中亦有记载。这些记载虽不尽可信，但是祆教在民间的传播,借助方术的神秘影响力，完全是可以理解的。
五 小结
近年来不断涌现的祆教考古新发现、新进展，正使它重新成为学术界的研究热点。通过上文的考证，我们得到这样一些认识：
中国境内的祆祠位置大多在城、街区的东部和西部;不管是建筑形制、布局， 还是用材等均沿袭了当地的传统风格，部分建筑装饰具有异域风格。祠内奉祀圣火、祆神(神龛 、素书形象等),供养犬神。祆祠由萨宝、萨宝府领导，祆正、祆主等进行日常管理。
这些粗浅的认识简单地勾勒出在华祆祠的模糊轮廓,由于材料的缺乏，要想彻底揭开在华祆祠的原貌以及其中究竟奉祀着哪些祆教神祇，仍然有待于我们进一步的研究。
注释
1 (古代阿拉伯)马苏第著，耿昇译：《黄金草原》，青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
2 Strab, Geography , XV 3.15.
3 Hoffman , G , Auszuge aus Syrischen Akten Persischer Martyrer , repr .1966 :196 - 197 转引自 Boyce, M , Textual Sources for the Study of Zoroasteism , Barnes & Noble Books . 1984 :63 -64.
4Schlumberger , “ Sasanian Art .”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ran , vol.2, Chapter 29,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4，pp.1064-1065 .
5 姜伯勤：《中国祆教艺术史研究》，三联书店，2004年，第183页。
6 Strab, Geography , XV 3.15.
7 Hoffman , G , Auszuge aus Syrischen Akten Persischer Martyrer , repr .1966 :196 - 197 转引自 Boyce, M , Textual Sources for the Study of Zoroasteism , Barnes & Noble Books . 1984 :63 -64.
8刘迎胜：《“ 草原丝绸之路” 考察简记》，《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2年第3期，第119页。
9祆教经典《阿维斯塔》(Avesta)中记载的以阿胡拉·马兹达为首的众神。
10 A .M belennitskii, B.I.Marshak, and M .J.Dresden, Sogdian Painting :the pictorial epic in oriental art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1池田温著， 辛德勇译：《八世纪中叶敦煌的粟特人聚落》，《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九)，
中华书局，1989年，第219页。
12姜伯勤著，池田溫譯：《介休 の祆神樓 と宋元明代山西の祆教》，《東洋學報》第八十卷第四號，1997年，第1-28页。
13姜伯勤：《中国祆教艺术史研究》，三联书店，2004年，第217—284页。
14姜伯勤：《中国祆教艺术史研究》，三联书店，2004年，第282页。
15陈垣：《火祆教入中国考[ J].国学季刊(第一卷第一号), 1923.北京大学百年国学文粹· 史学卷[ C].1998.
16姜伯勤：《敦煌白画中的粟特神祇》，《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论文集》，汉语大辞典出版社，1990年。
17 Jao T song -yi , Ryckmans P ., Demieville P ., Pein-tures monochromes de Dunhuang(敦煌白画), P aris, 1978.
18姜伯勤：《敦煌白画中的粟特神祇》，《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论文集》，汉语大辞典出版社，1990年。
19 张广达：《唐代祆教图像再考》，《唐研究》第三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17页。
20 斯坦因敦煌卷S.0637《 沙州伊州地志》 伊州条记载：“伊吾县……火祆庙中有素书形象无数”。
21《吐鲁番出土文书》 ，第三册，第 225—234页 。
22 陈垣：《火祆教入中国考》，《国学季刊》 第一卷第一号，1923年。 又见《北京大学百年国学文粹·史学卷》，1998年, 第14页。饶宗颐：《穆护歌考》，《 饶宗颐史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 404—441页。 王素：《魏晋南朝火祆教钩沉》，《中华文史论从》1985 年第2辑, 第 226—227页。姜伯勤：《论高昌胡天与敦煌祆寺》,《世界宗教研究》 , 1993 年第1期, 第 1 —18 页;又见《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1994 年, 第 236—239 页。荣新江：《祆教初传中国年代考》，《国学研究》第三卷, 北京大学出版社, 第 335—353页。
23拙著《西域圣火》，人民美术出版社，2004年。
24《隋书》卷 27《百官志》中记载:“后齐制官, 多循后魏。 鸿胪寺掌藩客朝会, 吉凶吊祭, 统典客、典寺、司仪等属令、丞。 典客属又有京邑萨甫二人, 诸州萨甫一人。”同书卷 28《 百官志》下: “又有流内视品十四等:雍州萨保, 为视从七品。 诸州胡二百户以上萨保, 为视正九品。”《通典》卷 40《职官》 22“大唐官品”条:“视流内视正五品萨宝。 视从七品萨宝府祆正……视流外勋品萨宝府祓祝, 四品萨宝府率, 五品萨宝府史。”宋敏求《长安志》卷 10 : 布政坊西南隅, 胡祆祠, 注云:“武德四年立, 西域故祆神也。祠内有萨宝府官, 主祠祓神, 亦以胡祝充其职。”《广川画跋》卷 4“画常彦辅祆神像”条云:“唐祠令有萨宝府主司, 又有胡祝以赞于礼事,其制甚重。 在当时为显祠”。
25Paul Pelliot , “ Le Sa -pao” , BEFEO , 3 , 1903 , pp .665 - 671 ;Albert E .Dien , “ The Sa -pao Problem Reexamined” , JAOS , 82 .3 , 1962 , pp .335 -346 ;A .Forte, “ The S ab ao 萨宝 Question” , T he Silk Road Nara Intern ational Sy mposium'97 , Re-cord No .4, 1999 , pp .80 -106 ;A Forte , “Iranians in China Bu d-dhism , Zoroastrianism , and Bureau s of Commerce” , Cahiers d' Extreme Asie, 11 , 1999 -2000 , pp .277 -290 .吉田豐「ソダド語雜錄(Ⅱ)」『オリエント』第 31 卷第 2 號、1989 年, 第168 -171頁。荒山正晴「北朝隋· 唐代にぉける(薩寳)の性格をめぐつへ」『東洋史苑』第 50 、51 合並號、1997 年，第164-186。 姜伯勤：《论高昌胡天与敦煌祆寺》，《 世界宗教研究》 1993 年第 1 期, 第1—18页。《萨宝府制度论略》，《华学》第三辑，紫禁城出版社，第290—308页。罗丰：《萨宝:一个唐朝唯一外来官职的再考察》，《唐研究》第四卷，1998 年，第215 —249页。 荣新江：《祆教初传中国年代考》 ，《国学研究》第三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年，第335 -353页。 芮传明：《“萨宝”的再认识》，《史林》2000 年第 3 期，第23—39页。 杨宪益：《萨宝新考》,《译余偶拾》，三联书店， 1983年，第317 -337页。
26“祓”当为“祆”字, 陈垣：《火祆教入中国考》，《国学季刊》第一卷第一号， 1923年。“祆主”或与“祓祝”同谓， 罗丰：《 萨宝：一个唐朝唯一外来官职的再考察》，《唐研究》第四卷, 第224页。
27罗丰：《固原南郊隋唐墓地》，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69页。
28张鷟：《朝野佥载》卷三，中华书局，1979年。
编者说明：本文原载《敦煌研究》2006年第5期，第89—116页。格式有改动，插图为编者所加，引用请据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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