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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安阳新出《安师墓志》所见北朝末至隋唐之际邺城的粟特
发布时间:2020-10-15 15:07:46   来源:《考古学研究》    作者:毛阳光   点击:

河南安阳新出《安师墓志》所见北朝末至隋唐之际邺城的粟特

(毛阳光 洛阳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

  中古时期的邺城,是这一时期丝绸之路上重要的城市。早在公元4世纪的西晋时期,这里已经是东来贸易的粟特胡商重要的据点[1]。尤其是东魏、北齐时期,这里是都城所在,居住着相当数量的粟特胡人,胡风盛行一时。这在传世的文献中已经有所记载。上个世纪以来,这里就曾出土过著名的北朝石棺床[2]。此外,一些与之有关的唐代墓志资料又有出土。这为学术界深入探讨北朝隋唐邺城的粟特人奠定了资料基础。荣新江指出:邺城作为北齐时期的首都,“除了聚集了一些为北齐皇帝宠幸的胡人伎乐外,很可能还有一个萨宝统治的胡人聚落”[3]。毕波则对北齐时期邺城地区的胡人伎乐、胡商以及胡人使者居住的情况以及他们对当地社会的影响进行了深入探讨[4]。近年来,有关中古时期邺城粟特胡商的石刻资料在这里又有新的发现,如东魏翟国胡商翟门生石屏及墓志铭[5]。还有不久前刊布的北周胡商游泥泥盘陁及其妻康纪姜的汉文及粟特文墓志[6]。我们又知道了一些北朝时期生活在这里的粟特商人,这使得我们对于中古时期邺城的粟特聚落以及当地多元化的社会风俗有了更为形象和深入的认知。而一个偶然的机会,笔者看到友人转发的一方精美的唐代墓志及志盖拓本照片,粗略一读,才知是安阳出土唐代安姓粟特人安师墓志[7]。询问详细情况,则该墓志目前下落不明,仅有照片留存,且具体尺寸不详。尽管未曾寓目墓志原石,但根据笔者长期从事唐代墓志整理与研究的经验,该墓志内容丰富,且文采飞扬,辞藻华丽,是唐前期典型的骈体文。而从墓志书法风格来看,亦属唐早期褚遂良之类的楷书书风。故其真伪并无问题,应该是一方安阳地区新出土并流散民间的唐代墓志。而且,安师是隋唐之际生活在相州的粟特胡商后裔。而以往安阳地区虽然出土过唐代粟特人后裔的墓志,如《康哲墓志》。但数量极少,且安葬时间已经到了中宗神龙年间[8]。而《安师墓志》的发现,可以填补隋末到唐初安阳粟特人墓志的缺环。通过对这方墓志的解读,并结合以往这里出土的东魏、北周粟特胡商墓志,我们可以对北朝末年到唐初相州地区粟特胡人的聚落及生存情况有进一步的了解。

  一

  这里笔者依据拓本照片将志文(图1)过录。该志有志盖(图2),志盖篆书“大唐安府君之墓志”。

图1 安师墓志

图2 安师墓志盖

  墓志共31行,满行31字。志文序为楷书,铭为行书。全文如下:

  大唐故安府君墓誌銘並序

  君諱師,字道成,安居人,宜都王之裔也。昔秦邦道替,漢紹天基。至德隆平,殊方納賮。先公雄果英毅,將命中都。漢主以公德邁由余,辯扶王略。遂留參廟算,秩以榮官。後以董卓亂常,獻皇東徙。遂駕之洛,並仕魏朝。胤嗣因基,遂家茲壤。今即魏郡安陽人也。竊以崑山高峙,間琬琰以增華;漢水長瀾,蘊神珠而標價。洪源巨亮,固想莫測其深;峻崿宏基,瞻仰罔知其際。寔迺遷邦改事,不墜軒冕之尊;任易朝移,逾固忠貞之節。仁賢享嗣,基構剋隆。貂組承風,清規更闡。朱輪晨駕則景麗皇衢,翠蓋朝遊則輝光溢路。備諸載籍,豈待言歟。祖吉遮,景略澄明,儀形典穆。文探經隩,武極人能。恂恂鄉黨,與物無競。祖述屬,襟神穎悟,文武兼資。識度明爽,風警儁逸。不探韜略,闇會留侯之謀;無煩翼贊,自得淮陰之策。張騫招撫之諒,陳龜鎮遏之方。用捨隨時,應機制變。遂授都護將軍,撫寧西域。畏威懷惠,邊戎無虞。父老虎,履道崇仁,清方亮直。亭亭孤秀,若迥崿之茂青松;皎皎澄明,類靜夜之開素月。風儀可慕,容範成規。新朝之初,任摩呵大薩寶。指麾立法,咸會典儀。君蔭福挺生,祖仁纂緒。髫年始暨,譬朗月於目童;觀檻未逾,對長安之近日。幼彰岐嶷,早著機明。始蹈黉門,神童之名遽屬;青襟纔廁,成器之譽攸歸。慕侶而好賙施,愛賓而欽養德。春林啟豔,必以罇酒相娛;秋夜凝輝,即萃交朋賞宴。文成蔡筆,曲奏牙琴。志淡樊籠,情重溪壑。慰生平於遊散,縱逸氣於無羈。內典恒遵,儒道兼述。怡顏奉膳,遜悌姻宗。希彼岸於來生,固然諾於今志。福謙害盈,諒天造之恒理;禍不勝德,寔儒典之至言。俱乖守實之誠,咸背告真之議。俄纏疴恙,上藥無痊。大漸彌留,靈方匪救。纔貽耳順,倏若飄塵。仁之云亡,親宗殄悴。峰頹玉墜,何仰何瞻。嗚呼哀哉!終於麟德元年六月九日,春秋六十。有息積善等兄弟俱孝,類曾敏之事親;昆季仁和,等伯淮之婉睦。感蓼莪而摧慟,想陟岵而縻心。乃憑占蓍龜,塋安宅兆。以今麟德元年歲次甲子十一月乙巳朔廿八日壬申權殯於相州城西北三里安陽河南二百步。然此地左峙長山,翠景共天崖相映;右瞻廣路,車騎與紅塵蔽虧。前望城闉,洪鍾響而警夜;卻臨洹水,朱鱗將白鮒同遊。寔囂居之勝境,營域之佳置。仍恐年遙代遠,谷變陵移。鐫玄石以旌年,庶芳烈而無墜。銘曰;

  華峰繡巘,遠量長瀾。懷珠蘊玉,養翠含丹。造無不濟,歸無不安。清虛內逸,規模外寬。其一。勁侔竹操,節擬松貞。策苞三略,文擅六經。三端播美,七縱騰聲。混之不濁,澄之不清。其二。據道秉德,剋嗣徽猷。樊籠高謝,泉石淹留。風樹增感,陟岵虧休。奄同風燭,何去何遊。其三。庭遷丹旐,靈昇素輴。挽悽驚吹,日慘低雲。玄堂扉啟,梓轊將窀。胤子摧慟,交友傷魂。其四。

  值得注意的是:墓志记载安师,字道成,“安居人,宜都王之裔也。”这里的安居指的是哪里呢?揆诸史乘,安居作为地名并非史书无载。《隋书》卷二九《地理志上》载资阳郡下有安居县,小注云此县原名柔刚,北周时在此曾置安居郡。开皇年间郡废,到开皇十三年,改县名为安居[9]。治所在今四川遂宁。此外,《隋书》卷三一《地理志下》南郡下有当阳县,小注云梁朝曾置安居县,开皇年间改名昭丘,大业年间改名荆台。治所在今湖北当阳[10]。而从安师的姓氏来看,其家族与以上两地应该没有瓜葛。根据目前学术界的研究,中古时期的安姓,都是魏晋隋唐时期通过丝绸之路进行的商贸活动而逐渐移居到汉地的粟特人及其后裔,他们都是来自安国,即中亚粟特地区的布哈拉。安国在北魏时代称为忸密,《魏书》卷一〇二《西域传》载“忸密国,都忸密城,在悉万斤西,去代二万二千八百二十八里。”忸密早在北魏时期就曾向北魏政权朝贡,《魏书》卷八《世祖纪》记载宣武帝永平二年(509)春正月,忸密和其他西域国家遣使朝贡。到了隋唐时代,忸密在史书中被称为安国。《隋书》卷八三《西域传》中有《安国传》,称其为“汉时安息国也”[11]。《新唐书》卷二二一《西域传》记载,“安者,一曰布豁,又曰捕喝,元魏谓忸蜜者”[12]。玄奘西行取经经过这里时也记载中安国称喝捍国,西安国称捕喝国,东安国称屈霜你迦国[13]。北朝隋唐时期认为粟特地区的安国源于汉代的安息国,因此文献中通常将来自这一地区的人称之为安息国人。如李延寿《北史》卷九二《安吐根传》称其为“安息胡人”。稍晚一些的安姓粟特人墓志如《安万通墓志》也称“先祖本生西域安息国”[14]。宁夏固原出土的《史索岩妻安娘墓志》也记载“安息王之苗裔也”[15]。《安令节墓志》载,“先武威姑臧人,出自安息国”[16]。这当然是当时人的一种误解。此外,目前所见唐代安姓粟特人墓志中也有称其来自安国的。如《安菩墓志》称“其先安国大首领”[17]。

  而这里出现的“安居人”一词,使人首先联想到的是近年来在洛阳白马寺附近出土,现藏西安大唐西市博物馆的隋《安备墓志》。墓志称安备祖上来自“安居耶尼国”[18]。对于安居耶尼国这个前所未见的名称,葛承雍认为“安居耶尼国”即西域的安国。陈浩对此则有不同意见,他认为所谓“安居耶尼”应该由“安”“居耶尼”两部分构成,前者是中古华夏社会对以布哈拉为政治单元的俗称,后者则是佛教语境的词汇。“居耶尼”与佛教中位于须弥山西方的“瞿耶尼洲”同源,安国与“瞿耶尼洲”在空间上均在西方。安备本人及其父并非火祆教徒,而已经信仰了佛教。因此在词汇的选择上采用了梵文或巴利文对应的词汇,而没有使用伊朗语或突厥语中与故乡对应的词汇。“安居耶尼是一个杂糅了入华粟特人对遥远故乡的历史记忆与文化想象的产物。”[19] 而《安师墓志》的相关记载则表明,除了“安居耶尼”的称谓之外,还有“安居”的提法,可能就是“安居耶尼国”的简称。

  无独有偶,2017年安阳地区还出土过唐《安恕墓志》(图3),该墓志后被洛阳龙门博物馆征集馆藏。

图3 安恕墓志

  墓志为楷书,共20行,满行20字,未见志盖,全文如下:

  唐故安君墓誌銘

  君諱恕,字用行。本西域安居國人也。以國封公,還為命氏。自魏處洛邑,省俗來儀。歷稔中原,遂居於鄴。今為相州滏陽人也。祖仁,齊勳武前將軍。並世襲衣纓,家傳珪組。允文允武,代有人焉。昔日磾仕漢,漢有功臣;由余入秦,秦開霸業。以今望古,公無愧矣。君生而奇嶷,早擅風彩。率禮而動,非法不言。鄉黨敬其風儀,閨門重其雍穆。不求州郡之職,放曠人間之事。勁節與松竹同貞,逸志共煙霞俱遠。方憑餘慶,永錫遐齡。與風樹而不停,隨玉露俱殞。春秋六十,以永徽二年三月二日構疾終於私第。遂使悲纏行路,哀慟友朋。牧庶停哥,舂鄰罷相。其年歲在辛亥十一月庚申朔十三日壬申葬於漳水之北原。西瞻峻嶽,日月蔽虧;東眺長川,舟車所湊。南則爵台相望,寔號魏都;北有邯鄲阡陌,茲為趙地。帝王陵墓,於焉接軫。嗚呼!芳猷未遠,光景先沉。傷百年之促,勒萬古徽音。其詞曰:

  惟君挺生,實昭令德。閥閱深遠,波瀾罕測。鄉國遐綿,關山何極。掛冠高謝,丘園偃息。其一。百年令譽,萬古騰芳。愁雲慘結,哀挽悽涼。風悲隴路,鳥思松楊。白日遽促,玄夜何長。其二。[20]

  根据相关记载,“君讳恕,字用行。本西域安居国人也。以国封公,还为命氏。”墓志不仅再一次证明了安居国之名的存在,而且更为明确的指出安居国就是西域诸国之一,安姓就是因为安居国而得姓。安恕的祖辈是北魏时期因入贡来到洛阳,之后辗转又迁居邺城的,可见其家族也是来自安国的胡商。到了唐初,安恕落籍在相州的滏阳县[21]。因此,《安师墓志》中的安居人应该就是安居国人。结合安师、安备、安恕三方墓志中的相关表述来看,他们都认为自己的祖辈来自异国,都是北魏后期进入中原地区的洛阳,之后又经历东魏、北齐的粟特胡人的后裔。安师、安恕父祖都居住在邺城。因此,尽管传世文献中未见这样的记载,但安居国的称谓在当时的安姓粟特胡人中确实存在。这应该是北朝后期至唐前期安姓粟特人对自己家族来源地的普遍认知。尽管三方墓志中安居国、安居耶尼国、安居人表述有所不同,但指向应该是明确的。笔者推测:安国可能就是安居国抑或安居耶尼国的简称。陈浩认为:安居耶尼国是信仰佛教的粟特人对安国的称谓。从《安师墓志》的相关表述来看,亦是如此。但从《安恕墓志》的内容来看,他并不一定信仰佛教。因此,安居耶尼国,抑或安居国是否是信仰佛教的粟特人对于安国的称谓?还具有深入探讨的空间。

  二

  墓志中还提到安师是宜都王后裔。爬梳史书,魏晋南北朝时期被封为宜都王的人甚多:如南朝宋的刘义隆,齐朝的萧铿,梁朝的萧大封等,而北朝也有前燕的慕容桓,北魏的奚斤、穆寿、拓跋目辰等,这里不再一一列举。但就是没有一位安姓,抑或来自西域的宜都王。因此,墓志中的宜都王姓甚名谁尚不可考。从墓志的口气来看,安师既然是宜都王的后裔,则其身份尊贵,渊源久远。或许出自其家族自我标榜的臆造。

  而对于安师家族何时进入中原地区的,墓志中用了一大段文字进行描述;“昔秦邦道替,汉绍天基。至德隆平,殊方纳赆。先公雄果英毅,将命中都。汉主以德迈由余,辩扶王略。遂留参庙算,秩以荣官。后以董卓乱常,献皇东徙。遂驾之洛,并仕魏朝。胤嗣因基,遂家兹壤。今即魏郡安阳人也。”根据墓志的描述,安师的先辈早在西汉时期就因贡使来到汉地。之后由于东汉末年的董卓之乱,该家族遂汉献帝来到洛阳。此后,他们又在曹魏仕宦,因此世代生活在中原地区。类似记载也见于以往洛阳出土的唐代粟特裔墓志。如,《安师墓志》“十六代祖西华国君,东汉永平中,遣子仰入侍,求为属国,乃以仰为并州刺史,因家洛阳焉”[22]。《何盛墓志》载“其先出自大夏之后。物产珍奇,邑居填衍。自张骞仗节而往,班超旋旆以来,命氏开家,衣冠礼秩,备诸国史,可略言焉”[23]。《安公夫人康敦墓志》则称先辈“晋太始年中奉表献真珠、宝物,因留子孙,遂为河南洛阳人焉”[24]。诸如此类如此久远的追溯当然是不可信的。

  而从墓志中安师曾祖、祖父的生平经历来看,这个安姓家族进入中原地区应该还是北魏后期。“曾祖吉遮,景略澄明,仪形典穆。人探经隩,武极人能。恂恂乡党,与物无竞。祖述属,襟神颖悟,文武兼资。识度明爽,风警儁逸。不探韬略,闇会留侯之谋;无烦翼赞,自得淮阴之策。张骞招抚之谅,陈龟镇遏之方。用舍随时,应机制变。遂授都护将军,抚宁西域。畏威怀惠,边戎无虞。”根据墓志,安师卒于高宗麟德元年(664年),享年六十岁。以此推算,则安师生于隋炀帝大业元年(605年),主要生活在唐初。这样追溯的话,安师的曾祖、祖父主要活动大约在东魏、北齐到隋这一时段。

  墓志中安师的曾祖安吉遮,祖父安述属,二人之名绝非汉名,似乎出于音译。但二名并非以往常见的胡名,如果考虑安师的家族背景,而从粟特语中找寻其渊源的话。吉遮,或为粟特文γrc /Γarič/,意为“奴隶、体壮者”或“登山者”。而述属一词,或为粟特文šʼw /Šāw/之迭音,意为“黑色”[25]。安吉遮的生平经历比较平淡无奇,寥寥几句公式化的描述,似乎表明他就是一名从事贸易的普通胡商。就如同这一时期居住在邺城的翟门生、游泥泥盘陁等胡人客商一样,都是邺城粟特聚落中的一员。比较而言,其子安述属的经历则更加丰富多彩。墓志着重强调他既具有文武韬略,又善于审时度势、随机应变的政治与外交才能。并用张良、韩信的典故来说明他的军事谋略,又用西汉张骞与东汉陈龟的典故来说明他的外交能力。正因为如此,他得到了北齐政权的重用。“遂授都护将军,抚宁西域。”还曾经以都护将军的身份,安抚西域。都护将军一职,史书中并无记载,可能是汉代西域都护一词的借用。而“畏威怀惠,边戎无虞。”说明此次使命确实起到了绥抚胡人的效果。我们知道,由于粟特胡商四处经商,见多识广,又具有外来人的身份以及在语言方面的特长,在东魏、北齐时期与西北诸民族的交往活动中,粟特胡商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26]。如安吐根“性和善,颇有计策,”他就曾在北魏末年出使柔然,之后又被柔然委派出使东魏[27]。近年山西太原出土的隋《虞弘墓志》则记载了来自西域鱼国的胡人虞弘在北朝时期的人生经历。其父君陀,曾受柔然之命出使北魏。而虞弘早年亦曾受柔然之命出使波斯、吐谷浑。之后又出使北齐,并被留滞。到武成帝高湛时,“太上控览,砂碛烟尘,授直突都督。”北齐为了加强与西北诸政权的联系,他又被任命为使者,“□使折旋,谐诸边款”[28]。这一点上,虞弘与安述属的经历极为相似。东魏、北齐时期,尽管由于与西魏、北周的分裂与对峙,北齐与西域地区交往的传统信道断绝,但北齐仍旧通过草原之路保持着与西域地区的政治与经贸往来[29]。我们还注意到:新发现的翟门生墓门志铭也记载他是“翟国东天竺国人也”。在东魏时期,“□□二国通好,酬贡往来。因聘使主,遂入皇魏。”可见翟门生也是作为使者,担负着外交使命而进入东魏,并居留在这里。从安师家族的生平经历来看,该家族主要生活在邺城。因此,安述属出使或安抚西域的使命应该是受到东魏或北齐政权的委任。这进一步说明了粟特胡人在这一时期外交活动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

  三

  北魏后期,北魏政权与西域诸国的政治、经济交往逐渐密切,大量胡人经由丝绸之路来到中原地区。其中最为人熟知的莫过于杨衒之《洛阳伽蓝记》中洛河南岸四夷馆与四夷里的相关记载。北魏分裂后,跟随东魏政权迁居邺城的官僚士庶达40万户,其中应该有相当数量的粟特人。《安恕墓志》中也有这样的记载“自魏处洛邑,省俗来仪。历稔中原,遂居于邺。今为相州滏阳人也。”这说明,安恕的祖辈是北魏末年,由于迁都邺城的原因,该家族由洛阳迁居邺城。其祖安仁,曾担任北齐勋武前将军。隋《安备墓志》也记载,“上世慕中夏之风。大魏入朝,名沾典客。”此后其父安知识,在北齐任车骑大将军、直荡都督、千乘县散男[30]。早年出土于安阳的《康哲墓志》亦记载“昔因仕邺,今卜居焉。匡后魏而尽忠,辅齐邦而献鲠,故乃霏英绣篆,洒绚瑶图,门阀家风,可略言矣。”[31] 从“后魏”“齐邦”的描述以及其曾祖某北齐金紫光禄大夫的身份来看,其家族也是东魏时期来到邺城的胡人。由此可见,此时邺城的胡人相当部分都是东魏迁都时由洛阳迁居到这里的。而此时的邺城,是东魏、北齐的都城,这里聚集了大量的胡人。翟门生墓门志铭就记载他在翟国亦曾任萨甫(萨宝),“冠盖崇动,美传弈世”,可见也是一位身份高贵的祆教首领,故而担负外交使命来到邺城。而早年在安阳出土的北齐石棺床,依据其充满外来文化色彩的图案,早有学者认为其反映的就是来自粟特地区的人的形象,而且其主人很可能是萨宝[32]。而安师的曾祖安吉遮、祖父安述属以及前面提到的游泥泥盘陁家族应该都是邺城粟特聚落的成员。

  而安师墓志中关于其父安老虎的记载也颇引人注目:“父老虎,履道崇仁,清方亮直。亭亭孤秀,若迥崿之茂青松;皎皎澄明,类静夜之开素月。风仪可慕,容范成规。新朝之初,任摩呵大萨宝。指麾立法,咸会典仪。”萨宝又称“萨保”“萨甫”,原指入北朝时期入华经商的粟特商人的首领,之后又逐渐发展成为粟特聚落主管行政与宗教事务的首领。北魏以降,为了控制进入中原的粟特人,就在各州设置萨保一职,来控制管理当地的粟特胡人。以往学术界有关这一职务的研究与探讨非常多,笔者这里不再赘言[33]。而“摩呵大萨宝”即以往北朝隋唐墓志中所见的“摩诃大萨宝”,“摩诃”一词来自梵文[34]。这在上个世纪出土的碑刻墓志数据中也屡有出现,此处的摩呵大萨宝在隋唐墓志中是第六次出现。如康元敬的父亲康仵相就曾担任北齐九州岛摩诃大萨宝。宁夏固原出土的北周《史诃耽墓志》中则记载其曾祖史尼北魏时期亦曾任摩诃大萨宝[35]。而《安师墓志》中“摩呵大萨宝”的出现,则再一次印证了北朝隋唐前期“摩诃(呵)大萨宝”这一职务的存在。也进一步证明民国时期洛阳出土的隋《翟突娑墓志》中翟突娑之父名以及其职务,应为“父翟娑,摩诃大萨宝。”而非 “父翟娑摩诃,大萨宝。”[36]

  而且,我们注意到,安老师的父亲安述属尽管被北齐政权委以安抚西域诸政权的使命,但他却并未担任摩呵大萨宝这一职务。直到“新朝之初”,其子安老虎才担任摩呵大萨宝。那么,墓志中的“新朝”又指哪个时期呢?根据墓志,安师卒于高宗麟德元年(664年),享年六十岁。以此推算,则安师生于隋炀帝大业元年(605年),主要生活在唐朝。这样看来,其父安老虎生活的年代大约在隋唐之际。而作为唐人的安师墓志中所表述的新朝,应该就是指唐朝,安老虎担任摩呵大萨宝的时间应该就是唐朝初年。类似经历的人还有并州太原地区的龙润,根据其墓志记载“唐基缔构,草昧区夏。义旗西指,首授朝散大夫,又署萨宝府长史。”[37] 唐朝建立后,河北地区政局并不稳定,多股势力在此胶着,相州作为重镇也多次易手。安老虎此时得到了摩呵大萨宝的职务,表明唐政府意在笼络相州地区的粟特商人力量。因此安老虎获得唐朝政府的认可,成为唐初相州当地粟特聚落的政教大首领。这说明,一直到唐朝初年,安阳地区的粟特聚落此段时间还存在。

  此外,墓志中还有“指麾立法,咸会典仪”的表述,立法、典仪,则表明安老虎在管理安阳当地粟特胡商以及约束祆教教众方面所起到的作用,具有管理地方行政与宗教信仰两方面的职能。林悟殊曾指出:西域胡人生活的一大特色,就是教务与民事的结合。因此祆教活动场所与司法裁判的地点一致,显示了政教的结合[38]。而墓志的相关表述也说明了这一点。

  四

  北朝末年至隋时期是粟特聚落逐渐转化为中原王朝乡里组织的重要时期。荣新江通过对《龙润墓志》的考察,已经注意到并州地区粟特聚落的消散问题。他认为由于并州地区的粟特人较多,因此此聚落并没有马上被唐政府编为乡里[39]。而从《安师墓志》《康元敬墓志》的记载来看,也可以说明粟特聚落的消散问题在安阳地区也存在。

  安师的父亲安老虎在唐朝初年曾任相州地区的摩呵大萨宝,明显是身份较为尊贵的粟特商人首领,同时,这个家族还信仰祆教。然而,其子安师却并未继续再担任萨宝一职。而与安师情况极为相近的还有康元敬,其父康仵相,曾任北齐九州岛摩诃大萨宝,而康元敬亦未担任萨宝职务[40]。此前苏航已经注意到几位父祖担任萨宝职务的萨宝后裔均未能继续担任这一职务。这表明这一时期萨宝世袭制度已经被破坏,这些粟特后裔日益脱离其原来的粟特聚落,反映出此时粟特聚落的解体[41]。如安师为魏郡安阳人,康元敬“相州安阳人也”,二人都未曾仕宦。只不过唐初平定东都洛阳之后,为了快速恢复战后洛阳城的人口数量。康元敬被要求迁居洛阳,并在阳城落籍,他晚年居住在洛阳的陶化里。而另一位粟特人后裔安恕则是“相州滏阳人也”,这些例证都说明粟特人后裔已经成为相州诸县的居民了。

  从《安师墓志》中所描述的安师的生平情况来看,也丝毫没有嗅出外来宗教的味道,“髫年始暨,譬朗月于目童;观槛未逾,对长安之近日。幼彰岐嶷,早着机明。始蹈黉门,神童之名遽属;青襟纔厕,成器之誉攸归。慕侣而好赒施,爱宾而钦养德。春林启艳,必以罇酒相娱;秋夜凝辉,即萃交朋赏宴。文成蔡笔,曲奏牙琴。志淡樊笼,情重溪壑。慰生平于游散,纵逸气于无羁。”而且,此时的安师已然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内典恒遵,儒道兼述。”而且,他还具有一定儒学与道教的修养,俨然是追求三教合一的汉族士大夫了。康元敬亦是如此,“君生于□□之门,幼闻仁义之训。居心廉慎,口无择言;立性恭俭,交游以信。不贪荣禄,怡然自安。放旷里闾,逍遥卒岁。”与之类似的还有安恕,墓志有这样的记载“君生而奇嶷,早擅风彩。率礼而动,非法不言。乡党敬其风仪,闺门重其雍穆。不求州郡之职,放旷人间之事。劲节与松竹同贞,逸志共烟霞俱远。”当然,这种情况的出现存在两种可能,一是安师墓志的撰文者明显是一位具有很高文学修养的文人,他用华丽的辞藻将安师描写成为一位极具汉文化修养和道德质量的汉族处士。当然,也有可能安师真的放弃了家族的祆教信仰,改宗佛教。这种情况在隋唐两京地区的粟特人中是相当普遍的。

  类似经历的还有粟特胡人后裔安静,其墓志亦称其为处士,“□清神内澈,如抱夜光,机爽外融,若悬朝镜。志轻轩冕,烟霞之趣弥高;性狎泉林,簪绂之情遂远。恬然神王,难得亲束;寂矣忘骸,不关贵贱。镜浮生之遽促,植来果于福田,鉴大夜之遐长,往缘于欲界。深该六度,妙蕴四禅。”[42] 再如《康文通墓志》记载“修身践言,非礼不动。温厚谦让,唯义而行。于是晦迹丘园,留心坟籍。以为于陵子仲辞禄而灌园,汉阴丈人忘机而抱瓮。白珪无玷,庶几三怀之言;黄金满籯,不如一经之业。讲习诗礼,敦劝子孙。”[43] 可见这些粟特后裔汉化的程度已经很深。如果将其与这一时期汉族处士墓志的内容进行对比,墓志书写的笔法与基调都极为相似。可见这些粟特胡人后裔在文化上与汉族文人已经毫无二致了,只是从其姓氏以及先辈的经历上才可以看出其胡人的渊源与背景。

  而从石刻数据中胡人的名字来看,这种变化的痕迹也很明显。如翟门生、游泥泥盘陁,安师曾祖吉遮,祖述属,康元敬父仵相,均非汉名。但生活在唐初的安师、安恕、康元敬等人的姓名都不再有外来的色彩,而是纯粹的汉地雅名。安恕祖亦名安仁。有趣的是:安师子名积善。康哲祖父君政,其父亦名积善[44]。

  而隋以及唐前期安阳粟特人后裔的这种变化,如果是其生存状况的具体写照的话,也与这一时期邺城城市地位的下降有关。北齐灭亡后,邺城尽管战略地位仍旧重要,但已经不再是都城。胡人失去了以往的政治和地位,胡人聚落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故“唯技巧、商贩及乐户之家移实州郭。”加之北周大象元年(579),宇文阐继宣帝登基,外戚杨坚秉政。由于时任相州总管的尉迟迥反对杨坚擅权,大象二年(580年)六月,杨坚派名将韦孝宽为行军元帅讨伐尉迟迥。八月,邺城被攻破,尉迟迥自杀。为了防止河北反杨势力死灰复燃,遂下令拆毁邺城,“移相州于安阳,其邺城邑居皆毁废之。”[45] 安师、游泥泥盘陁、康元敬、康哲等胡人家族应该就是此时又由邺城迁居安阳。此时这里一直被认为是朝廷难于治理的区域,所谓“邺都俗薄,号曰难化”[46]。连隋文帝杨坚也认为这里是“天下难理处也”[47]。于是不得不选派能臣前往治理,这在文献中多有反映。《隋书·梁彦光传》“初,齐亡后,衣冠士人多迁关内,唯技巧、商贩及乐户之家移实州郭。由是人情险诐,妄起风谣,诉讼官人,万端千变。彦光欲革其弊,乃用秩俸之物,招致山东大儒,每乡立学,非圣哲之书不得教授。常以季月召集之,亲临策试。有勤学异等,聪令有闻者,升常设馔,其余并坐廊下。有好诤讼,惰业无成者,坐之庭中,设以草具。及大成,当举行宾贡之礼,又于郊外祖道,并以财物资之。于是人皆克励,风俗大改。”[48]

  而从《安师墓志》《安恕墓志》的文风来看,对仗工整,用典贴切,文风华丽典雅,应该出自功底深厚,颇具文学素养的文人之手。墓志的书法也极为工整秀丽,说明书写者具有很高的书法造诣。这也显示了这些胡人后裔周边生活圈浓厚的汉文化氛围,也为唐前期相州社会风气的变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注脚。

  结 语

  新出土的《安师墓志》由向我们揭示了一个北朝末期一直到唐初生活在邺城(安阳)的粟特人家族的汉地生活轨迹。墓志中安居人、摩呵大萨宝的记载为我们了解中古时期粟特胡人的来源以及萨宝职务等问题提供了新的珍贵数据。而安师家族的汉地经历对于我们了解这一时期粟特人的入华以及邺城的粟特聚落具有重要的意义。再结合传世文献的记载,上个世纪安阳出土的北齐石棺床,近年来新出土的翟门生、游泥泥盘陁等胡商、安恕等胡人后裔的石刻墓志数据,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东魏、北齐时期邺城地区确实存在着粟特聚落,正是由于这些胡商的存在,使得此时的邺城胡风大行。而从安师父安老虎担任摩呵大萨宝的经历来看,安阳的粟特聚落可能持续到唐朝初年。和大多数北朝末期入华的粟特人后裔一样,这里的粟特人后裔逐渐在当地入籍,成为城市居民。并在生活方式、宗教信仰、道德观念和价值取向都和汉地的士人一样了,这也是此时汉地大多数粟特人后裔的必然归宿。而邺城地区的粟特聚落也像长安、洛阳、并州、敦煌等地的粟特聚落一样,逐渐消散。

  附记: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000年以来流散唐代墓志的整理与研究”阶段成果,谨致谢忱。

  注释

  [1] 毕波《粟特文古信札汉译与注释》,《文史》2004年2辑,第73-97页。

  [2] 姜伯勤《安阳北齐石棺床画像石的图像考察与入华粟特人的祆教美术》,《艺术史研究》第1辑,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51-186页。

  [3] 荣新江《北朝隋唐粟特人之迁徙及其聚落》,《国学研究》第9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7-85页。

  [4] 毕波《论北齐宫廷内部及都城周边的胡人与胡化》,《文史》2009年4辑,第47-58页。

  [5] 赵超《介绍胡客翟门生墓门志铭及石屏风》,荣新江、罗丰主编《粟特人在中国——考古发现与出土文献的新印证》,北京: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673-682页。关于翟姓的民族背景,一般认为出自北狄系统的丁零、高车之裔。见姚薇元《北朝胡姓考》,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年,335-336页。但还有一些翟姓与粟特人关系密切,应该出自中亚粟特地区。相关讨论参陈菊霞《西域、敦煌粟特翟氏及相关问题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8年第3期,第40-48页。罗丰、荣新江《北周西国胡人翟曹明及其墓门图像》,荣新江、罗丰主编《粟特人在中国——考古发现与出土文献的新印证》,第269-299页。

  [6] Bi Bo, Nicholas Sims-Williams, Yan Yan, “Another Sogdian-Chinese Bilingual Epitaph”, Bulletin of School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vol 80, 2017,pp.1-14;阎焰《游泥泥盘陁及其妻康纪姜的汉文及粟特人墓志——粟特客商在相州(邺)的遗存》,刘进宝主编《丝路文明》第3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93-110页。关于此胡商的姓氏的认知,尚存在不同看法。但其汉文墓志中泥泥盘陁前面确为“游”无疑,这里暂从阎焰文章。

  [7] 洛阳早年曾出土过《安师墓志》,与本文所述墓志志主同名,但内容并无关联。见周绍良、赵超《唐代墓志汇编》龙朔〇七五《安师墓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384-385页。

  [8] 《唐代墓志汇编》神龙〇一六《康哲墓志》,第1052-1053页。

  [9] 《隋书》卷二九《地理志上》,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828页。

  [10] 《隋书》卷三一《地理志下》,第888页。

  [11] 《隋书》卷八三《西域传》,第1849页。

  [12]《新唐书》卷二二一,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6244页。

  [13] 玄奘、辩机著,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卷一,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92-94页。

  [14] 吴钢编《全唐文补遗》二,西安:三秦出版社,1995年,第129页。

  [15] 罗丰编著《固原南郊隋唐墓地》,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47-49页。

  [16] 《唐代墓志汇编》神龙〇〇四《安令节墓志》,第1045-1046页 。

  [17] 赵振华、朱亮《安菩墓志初探》,《中原文物》1982年第3期,第37-40页。

  [18] 王绣编《洛阳民间收藏精品集》,北京:解放军外语音像出版社,2009年,第126页。葛承雍《祆教圣火艺术的新发现——隋代安备墓文物初探》,《美术研究》2009年第3期,第14-18页。毛阳光《洛阳新出土隋〈安备墓志〉考释》,《考古与文物》2011年第5期,第84-88页。

  [19] 陈浩《“安居耶尼”考》,余太山、李锦绣主编《欧亚学刊》(新5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139-151页。

  [20] 《安恕墓志》,洛阳龙门博物馆藏石,笔者藏墓志拓本。

  [21] 《旧唐书》卷三九《地理志二》,滏阳原隶属磁州,贞观元年改隶相州。第1499页。

  [22] 《唐代墓志汇编》龙朔〇七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385页。

  [23] 《唐代墓志汇编》永徽〇八八,第188页。

  [24] 毛阳光、余扶危主编《洛阳流散唐代墓志汇编》〇三七,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第73-74页。

  [25] Pavel B. Lurje, Personal Names in Sogdian Texts, Wien, 2010, p.194, p.367.此处承张小贵教授赐示,仅供参考,特致谢忱。

  [26] 毕波《中古中国的粟特人——以长安为中心》,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5页。

  [27] 《北史》卷九二《和士开传附安吐根传》,第3047页。

  [28]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晋源区文物旅游局《太原隋虞弘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年,第89-90页。

  [29] 石云涛《3-6世纪的草原丝绸之路》,《社会科学战线》2011年第9期,第70-79页。

  [30] 毛阳光《洛阳新出土隋〈安备墓志〉考释》,《考古与文物》2011年第5期,第84-88页。

  [31] 《唐代墓志汇编》神龙〇一六,第1052-1053页。

  [32] G. Scaglia, “Central Asians on a Northen Ch’i Gate Shrine”, Artibus Asiae,XXI,1958,pp.9-28.姜伯勤也有类似的看法。

  [33] 全面的回顾与梳理参荣新江《萨保与萨薄:北朝隋唐胡人聚落首领问题的争论与辨析》,原载叶奕良编《伊朗学在中国论文集》第3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28-143页。又见荣新江《中古中国与粟特文明》,北京:三联书店,2014年,第163-185页。文中还对目前碑志中所见萨宝(萨保)数据进行了列表,可参看。

  [34] 张乃翥《中原出土文物与中古祆教之东浸》,《世界宗教研究》1992年第3期,第29-39页。

  [35] 罗丰编著《固原南郊隋唐墓地》,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69页。

  [36] 赵万里《魏晋南北朝墓志集释》卷九,北京:科学出版社,1956年,图版484,第323页;赵力光主编《鸳鸯七志斋藏石》,西安:三秦出版社,1995年,第218页。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第90-91页。对于翟娑名称及任职的分歧,毕波已经有所申论,并认为应为翟娑,其职务为摩诃大萨宝。见《中古中国的粟特人——以长安为中心》,第26页。

  [37] 《隋唐五代墓志汇编·山西卷》,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1992年,第8页。

  [38] 林悟殊《火祆教在唐代中国社会地位之考察》,蔡鸿生主编《戴裔煊教授九十诞辰纪念文集:澳门史与中西交通研究》,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69-196页。

  [39] 荣新江《隋及唐初并州的萨宝府与粟特聚落》,《文物》2001年第4期,第84-89页。毕波分析认为并州的粟特聚落可能在唐初不久就逐渐消解了。见所撰《中古中国的粟特人——以长安为中心》,第33页。

  [40] 《唐代墓志汇编》咸亨〇八五《康元敬墓志》,第571-572页。

  [41] 苏航《北朝末期的萨宝品位》,《西域研究》2005年第2期,第12-24页。

  [42] 《唐代墓志汇编》显庆〇五九《安静墓志》,第267-268页。

  [43]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唐康文通墓发掘简报》,《文物》2004年第1期,第29-30页。

  [44] 《唐代墓志汇编》神龙〇一六《康哲墓志》,第1052-1053页。

  [45] 《周书》卷八《静帝纪》,第133页。

  [46] 《隋书》卷七三《樊叔略传》,第1677页。

  [47] 《隋书》卷五六《令狐熙传》,第1386页。有关邺都难治的分析,参周一良《读〈邺中记〉》,《内蒙古社会科学》1983年第4期,第102-110页。

  [48] 《隋书》卷七三《梁彦光传》,第1675-1676页。

  编者按,本文原载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考古学研究》卷11,北京:科学出版社,2020年,页239-251。引用请据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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