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孟原召 )
中国同海外地区的海上交通和商贸往来由来已久1。秦汉时期，岭南已与海外地区有一定的贸易往来，《汉书·地理志》记述了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抵达印度、东南亚地区的海上航线，并记载黄门设“译长”，“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2。隋唐五代以来，随着航海技术的不断进步3，海外交通得以迅速发展4，及至宋元时期海外贸易达到空前繁荣5，至明清时期受海外贸易政策影响则又出现了新的特点6。丝绸、瓷器和茶叶是海外贸易中对外输出的主要商品，连同由海外地区输入的香料、珍宝等物，形成了一条历史悠久、不断发展的海上贸易线路。这条海上线路，在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特征，也即是被后世所称与北方陆路交通线路“丝绸之路”相呼应的“海上丝绸之路”7。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海上丝绸之路遂成为当今学术界研究的重要热点问题之一。因此，关于海上丝绸之路的不同领域、不同角度的研究和认识纷至沓来，于其概念、内涵、历史等亦是众说纷纭，诚可谓百家争鸣。下文拟就海上丝绸之路的概念、内涵及其发展等相关问题作一梳理，并结合考古发现略作阐释，以陈鄙见，祈请方家指正。
一、“海上丝绸之路”概念的缘起与发展
从学术史方面来考察，“海上丝绸之路”的概念源自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提出的“丝绸之路”8。1968年9月至1872年5月间，李希霍芬(Fendinand Von Richthefen，1833~1905)先后沿七条路线对中国进行地质地理考察9，并汇编成《李希霍芬中国旅行报告书》。19世纪70年代，李希霍芬回国后，陆续撰写《中国：亲身旅行的成果和以之为根据的研究》10，其中1877年出版的第一卷中最早使用“丝绸之路”一词，用以论述汉代亚洲的丝绸贸易之路11，并以此构筑了一个宏大的亚洲交通贸易史研究的新视角。德国学者赫尔曼(Albert Hermann，1886~1945)在其撰成于1910年的《中国和叙利亚之间的古代丝绸之路》一书中12，却误读了李希霍芬的“丝绸之路”仅指中亚丝绸之路13，进而将丝绸之路的范围扩展到从中国到叙利亚，即地中海西岸及小亚细亚地区。这一误读影响深远，直至今日亦有众多学者认为丝绸之路之“西段”乃赫尔曼之首创。这一概念，逐渐为西方学者所接受14，进而影响到日本、中国学者15，并将丝绸之路的范围与时段进一步扩展和延伸，基本上确定了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穿越中亚、西亚、南亚及至地中海沿岸、北非等地以丝绸为主要商品的贸易通道。
“海上丝绸之路”的概念即是源于此。1903年，法国汉学家沙畹(Édouard Chavannes，1865~1918)在其所著《西突厥史料》中提出：“中国之丝绢贸易”有一为“通印度诸港之海道”16。此后，“丝绸之路”之“海道”遂为一些学者所沿用，如：1974年，香港学者饶宗颐在《蜀布与Cinapatta——论早期中、印、缅之交通》一文后的《附论》中专门论述了“海道之丝路与昆仑舶”，指出了六朝时候罗马与中东国家“特别开辟海道作为丝路运输的航线”17。这一说法仍应源于“丝绸之路”的“海道”之论。法国学者布尔努瓦(Luce Boulnois)在1963年出版的《丝绸之路》中已明确将海上贸易作为丝绸之路的一部分，而其年代下限则延伸至了近现代甚至当代，指出：“研究丝路史，几乎可以说是研究整部世界史，既涉及到欧亚大陆，也涉及到北非和东非。如果再考虑到中国瓷器和茶叶的外销以及鹰洋(墨西哥银圆)流入中国，那么它还可以包括美洲大陆。它在时间上已持续了近25个世纪。”18。整体而言，大多数学者此时仍是将海上通道作为丝绸之路的一部分，也多是在论述丝绸等商品的东西方贸易时论及，并未独立而论。
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60年代以前，中外学者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仍集中于南海史地考证，如法国的伯希和19、费琅20，日本的藤田丰八21、桑原骘藏22，中国的冯承钧23、向达24，等等。因此，这些研究仍属于传统史学考证，仍称之为海上交通、海外贸易，多是从史地考证角度来研究中外海上交通史和贸易史。
20世纪60年代，在日本“丝绸之路”热的影响下，“海上丝绸之路”的概念应运而生。“海上丝绸之路”一词是日本学者在探讨中国陶瓷的海上贸易线路时首先使用的，与中国古代外销陶瓷的发现与研究是密不可分的。
1968年，日本学者三杉隆敏在《探索海上丝绸之路》一书使用了“海上丝绸之路”这一名称25，其立意和出发点便是东西方之间的陶瓷贸易与交流史，这在其另一部著作《海上丝绸之路——中国瓷器的海上运输与青花编年研究》中体现得更为明显26。与此同时，日本学者三上次男则以中国陶瓷在海外各地的流布情况为基础，将这条古代东西方之间的陶瓷贸易与交流的海上贸易线路，称之为“陶瓷之路”27，认为它连接了“中世纪东西两个世界”，是“东西文化交流的一座桥梁”。这也正是古代沟通东西方贸易往来与文化交流的海上贸易网络。通过海外各地发现的大量中国陶瓷可知，这既是海上丝绸之路上一类重要商品的贸易之路，又是中国陶瓷器广泛行销海外地区的生动写照。这一研究思路和学术视野对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影响极为深远，并成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重要学术热点问题，乃至中国陶瓷窑址的考古调查与发掘、水下考古的新发现与研究均离不开外销陶瓷这类贸易商品，直至今日。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古外销陶瓷的发现与研究是日本学者提出“海上丝绸之路”一词的重要参考和直接依据;同时，古外销陶瓷器也为海上丝绸之路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
在这一学术背景下，20世纪70年代以来，藉由1974年泉州湾宋代海船发现之契机，学术界掀起了海外交通史和古外销陶瓷研究的热潮，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的成立28和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泉州湾古船陈列馆)的建成开放29、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会的成立30和古外销陶瓷研究资料的翻译和编印31即是其突出表现，尤其是“陶瓷之路”概念引入中国后形成了研究热潮32，大大推动了海外交通史和古代外销瓷的研究。然而，此时的历史和文物考古研究中仍多称之为海外交通或海外贸易。
需要强调的是，中国古陶瓷研究领域中，尤为推崇“陶瓷之路”的概念，并以其来指代“海上丝绸之路”，究其原因，乃是因为自唐代以来，中国陶瓷器成为海上贸易的重要商品，颇受海外市场欢迎，不仅是当时中国商品颇具国际市场竞争力的突出代表，也是古代中外文化交流的代表。从考古资料来看，这些在海外地区以及海上航线沉船中发现的外销陶瓷器，数量众多，类别丰富，分布广泛，也是海外贸易史研究中最为突出、最具代表性的实物资料。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海外交通史研究中，“海上丝绸之路”一词逐渐成为中外学术界广泛接受的概念，且一般将其作为“丝绸之路”概念在海上的延伸，即是“丝绸之路”的海上贸易通道，其研究重点也逐渐由史地考证转向海外贸易的发展等方面，如中国学者陈炎关于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33，其详细论述了中国丝绸通过海路外传的发展历程及其在政治、宗教、文化、艺术、生活等诸多方面所产生的深远影响。这一转变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87-1997年间实施的世界文化发展十年规划项目之一的“丝绸之路：对话之路综合研究”(Integral Study of the Silk Roads: Roads of Dialogue)关系密切，这一活动得到许多国家的大力支持以及文化学术机构的积极参与34。当时学者们对“丝绸之路”这一名称也持不同意见，如“香料之路”、“陶瓷之路”等，但考虑到古代东西方之间除了物质交流外，还涉及政治交往、文化交流等多个方面，最后采纳了以丝绸为代表的“丝绸之路”这个沿用时间较长的名称，用以指代古代东西方之间的交流35。海上丝绸之路便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于1990年开始乘船考察，多国学者经实地考察、学术交流，取得了一系列学术成果36。此后，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逐渐成为中外历史学者关注的学术热点之一37，如陈高华38、刘迎胜39等学者的综合性研究。特别是21世纪以来，海上丝绸之路研究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并将研究重心逐渐将古代的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纳入到古代东西方海上贸易网络和早期全球化贸易体系之中40，考古学者则主要从实物遗存出发探讨中外文化交流诸问题41。近年来，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学术界掀起来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热潮，各领域竞相涉足，相关研究机构、出版物层出不穷，尤以历史和考古学方面最为突出42，一些学者也从不同角度重新审视了这一学术概念43，尤其是海上丝绸之路申请世界遗产前期研究项目，大大推动了与之相关的考古与文物保护、学术研究的进展，包括海上丝绸之路的主题研究44。
因此，据前文梳理，我们大致厘清“海上丝绸之路”这一概念的缘起及其发展，从中可以看出20世纪80年代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发生了一次变化。这一变化，不仅反映了学术传统的差异，实际上也反映了研究领域和研究思路的变化，可以说也是学术史上的一个分界点，这也将有助于对其内涵的认识。
二、海上丝绸之路连起一个世界贸易体系
海上丝绸之路是一条东西方之间交流的海上贸易通道，贸易和经济往来是其发展的基础，这也是商品经济和市场需求发展的结果。
作为“丝绸之路”上贸易商品的象征，丝绸也是这条海上贸易通道上的重要商品，《汉书·地理志》所记入海贸易“赍黄金杂缯而往”即是证明;大约成书于9世纪中叶的《道里邦国志》“通向中国之路”中记有在海外地区所见“中国丝绸、中国的优质陶瓷”45;大约写于9世纪中叶至10世纪初的《中国印度见闻录》也载有中国有“锦缎和丝绸”，而且记载了黄巢于877年9月13日至878年9月2日攻破广州城，大肆屠杀，“黄巢还把那里的桑树和其他树木全都砍光了”，从而导致“阿拉伯各国失去货源，特别是失去丝绸”46，对当时的航海贸易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宋代以来，丝织品仍是海外贸易中输出的重要商品，据《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之一记载：“市舶司掌市易南蕃诸国物货航舶，……以金银、缗钱、铅锡、杂色帛、精粗瓷器”市易香药等物47，“杂色帛”即是其中之一;赵汝适《诸蕃志》所记“生丝”、“锦绫”、“缬绢”、“五色绢”、“皂绫”等48;元代汪大渊《岛夷志略》记载的“诸色绫罗匹帛”、“色绢”、“青缎”、“五色缎”等49;明代费信《星槎胜览》所记“锦缎”、“丝布”、“色绢”、“色缎”、“五彩布绢”等50。至清代末年，丝织品仍为重要出口商品，据清代钱恂所制《光绪通商综核表目》“出口货价类列表·综八”统计，光绪元年(1875年)出口货类中，“丝总价二千四百八十九万四千九十二两，茶总价三千三百六十九万七千五百十二两，杂货总价七百三十二万一千三百二十五两”51，丝总价占比超过37.7%，包括湖土生丝、乱头丝、野粗丝、蚕茧、绸缎、丝线带子等，但是此时茶叶已成为价占比最高的出口商品，约占51.1%，包括红茶、绿茶、砖茶、茶末等，这一点在后文的沉船实例中亦可窥知。然而，丝绸、茶叶均不易保存，考古工作中并不多见，瑞典哥德堡号等少数沉船遗址中有所保存。
除此之外，中国陶瓷器自晚唐五代以来也逐渐成为海外贸易输出的重要商品之一，这在当时文献中已有记载，且多与丝织品同录，如前所述阿拉伯文献《道里邦国志》中提到“中国的优质陶瓷”52，《中国印度见闻录》中记载的“精美的陶器”53;宋代朱彧《萍洲可谈》卷二记之曰：“舶船深阔各数十丈，商人分占贮货，人得数尺许，下以贮物，夜卧其上。货多陶器，大小相套，无少隙地”54，可见陶瓷器数量之多;赵汝适《诸蕃志》中多次提到“番商兴贩”用“瓷器”、“青白瓷器”、“青瓷器”等博易55;《元典章》中则有以“咱每这田地里无用的伞、摩合罗、磁器、家事、簾子博换他每中用的物件来”的记载56;元代汪大渊《岛夷志略》记贸易之货用“青器”、“粗碗”、“青瓷器”、“青白花碗”、“青白花器”、“处器”、“青处器”、“青白处州瓷器”等57，可见宋元时期中国陶瓷器已在海外不少地区使用。明代永乐时期郑和下西洋，在颁行海禁的同时，开展大规模的官方朝贡贸易，瓷器成为郑和船队对海外各国交易的物品之一58，比如马欢《瀛涯胜览》记载换易或买卖交易使用“中国青磁盘碗”、“中国青花磁器”、“青磁盘碗”、“磁器”等59，费信《星槎胜览》所记货用“青白花磁器”、“青花白磁器”、“青白磁器”、“磁器”等60，巩珍《西洋番国志》则记有“中国青磁盘碗”、“青花磁器”、“磁器”61，这些记载是明代早期中国瓷器外销海外地区的重要资料。明代中期以后，特别是明末清初，欧洲商船相继来华贸易，物美价廉的中国瓷器是其竞相采购的商品之一62，这在荷兰、英国等商船档案中均有记载，例如荷兰东印度公司即是这一阶段的典型代表63，中国瓷器的对外输出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64，行销区域与规模均进一步扩大，除了传统贸易地区外，扩大到了欧洲、美洲等地。这些外销的陶瓷器在海外地区遗址的考古发现及流传有序的传世品中有着丰富的实物资料，尤其是明代晚期以来，广销亚洲、非洲以及欧美地区65。
除了这些消费地之外，在海上丝绸之路这条贸易航线上，由于种种原因也遗留下了一大批古代沉船遗址或水下遗物。这些水下遗存中，陶瓷器又因易于保存，在目前的考古发现中所占比重较大，这一点在唐代以来的沉船中体现尤为明显。下面略举数例不同时期的沉船简要进行说明。
1998年发现于印度尼西亚勿里洞岛海域的黑石号(Batu Hitam)沉船，打捞出水有瓷器、金银器、铜镜及其他金属器等，船货中以瓷器为主，多达67000余件，长沙窑瓷器占大多数，达56000余件，还有一些越窑青瓷、广东窑场烧造的青瓷和北方地区巩县窑等窑口的白瓷、青花、白釉绿彩瓷器，其中一件长沙窑釉下彩绘碗的外壁刻有“宝历二年七月十六日”(826年)铭记，再结合船体结构形态，可以推断该船为唐代晚期的阿拉伯商船66。印度尼西亚爪哇海域的井里汶沉船，2004-2005年打捞出水49万件(片)器物，包括金器、银锭、铜器、铁器、漆器、铅币、锡币、锡锭、玻璃器和玻璃料、青金石、红蓝宝石、象牙、香料、珍珠、水晶、东南亚陶器、中国瓷器等，应为东南亚船舶;其中，出水完整器155685件，可修复器约76987件，瓷片尚有约262999片，其中以越窑青瓷为主，可达30万件，还有一些北方和南方地区的白瓷器等67。根据所发现器物，可初步推断井里汶沉船年代为10世纪后期。
南宋时期则有西沙群岛海域华光礁一号沉船，发现于1996年，2007-2008年进行了水下考古发掘，虽保存状况不佳，但仍出水陶瓷器、铁条材、铜镜等遗物约有万余件68，其中绝大部分为陶瓷器，其中一件义窑青釉盏内壁刻有“壬午载潘三郎造”，初步判断“壬午载”应为南宋高宗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69。广东川岛海域南海Ⅰ号沉船，发现于1987年，2007年整体打捞出水，据最新发掘成果，装载的船货多达18万件，以陶瓷器、铁条材、铁锅居多，还有金银器、银锭、漆器、铜镜及大量铜钱等(图1)70。这两艘沉船年代较为接近，华光礁一号沉船略早，所出器物组合略有不同，陶瓷器均有龙泉窑青瓷、景德镇窑青白瓷、德化窑白瓷和青白瓷、福建青瓷、闽清义窑和晋江磁灶窑瓷器等，以及大量的铁器制品或半成品。
图1 西沙华光礁一号沉船舱内瓷器堆积 (采自《水下考古学研究》第一卷，北京：科学出版社，第46页)
元代晚期沉没于朝鲜半岛海域的新安沉船，打捞出水遗物主要包括铜钱、陶瓷器、金属器、石材、墨书木简、紫檀木、香料、药材、胡椒和果核等。其中，铜钱达28吨，最晚年号为元代“至大通宝”。发掘出水的20691件陶瓷器中，除了7件高丽青瓷和2件日本濑户窑釉陶外，皆为中国陶瓷器，以青瓷器居多，占60%，达12377件;白瓷和青白瓷5311件，约占26%，黑褐釉瓷器共509件，约占2.4%，窑口几乎包括了南北方代表性窑场，包括龙泉窑、景德镇窑、磁州窑、吉州窑、赣州七里镇窑、金华铁店窑和福建地区窑场的白瓷、青白瓷、黑瓷等。金属器729件，石材43件，紫檀木1017根，以及大量的香料、药材、胡椒和果核等。新安沉船出水墨书木简364支，为沉船的货物标签，其中一件墨书“至治三年”(1323年)，为判别沉船的年代提供了重要依据71。
明代晚期的广东汕头南澳一号沉船出水瓷器近3万件(图2)72;沉没于福建平潭海域的碗礁一号清代中期沉船出水瓷器有17000多件73。明清时期的西洋商船的装载量一般都较大，船货类别丰富多样，所载瓷器少者几百、上千、几千余件，多者可达几万、十几万、甚至几十万余件以上。比如，1600年沉没于菲律宾海域的西班牙商船圣·迭戈号(San Diego)沉船出水文物达34407件，其中瓷器有5671件74;1745年沉没于距离目的地哥德堡市不远的瑞典东印度公司商船哥德堡号(Gotheborg)沉船，装载有2388捆瓷器、2677箱茶叶、19箱丝绸等约700吨物品，中国瓷器竟可多达50万余件75;1752年沉没于印度尼西亚海域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商船哥德马尔森号(Geldermalsen)沉船，1985年由英国人迈克尔·哈彻打捞出水15万件景德镇窑瓷器和125块金条或金锭(即Nanking Cargo，“南京货”)，由佳士得拍卖行在阿姆斯特丹拍卖，根据航海日志记载，该船装载有瓷器239200件、漆器625件、丝绸5240匹、茶叶686997公斤以及木材、金条等货物76;1822年沉没于印度尼西亚海域的泰兴号(Tek Sing)沉船打捞出的青花瓷器也多达35万件77。
图2 南澳Ⅰ号沉船平剖面图 (采自《考古》2011年第7期，第41页)
兹举数例，中国外销陶瓷器在各个时期海外贸易中的分量，由此可见一斑。从中还可以看出，各时期的船货组合有所不同，丝织品或在沉船中无法保存，不可估算，但文献中均有提及丝织品的贸易，所占比例也不小。此外，茶叶在18世纪以来的贸易中占有很大比例，甚至超过出口总价比重的一半以上;相应地，特别是19世纪晚期以来，瓷器出口所占比重则有所下降。上所之例均为对外输出商品，不同时期亦均有各种商品输入，如香料、珍宝、木材、珍珠等，根据《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之一记载：“市舶司掌市易南蕃诸国物货航舶……凡大食、古逻、阇婆、占城、勃泥、麻逸、三佛齐、宾同胧、沙里亭、丹流眉，立通货易，以金银、缗钱、铅锡、杂色帛、精粗瓷器，市易香药、犀象、珊瑚、琥珀、珠琲、镔铁、鼊皮、瑇瑁、玛瑙、车渠、水晶、番布、乌樠、苏木之物”78，由此可见，双向的贸易货物品类颇为丰富。这一点在晚期的海上贸易中也较为突出，类别多，数量大，这正是海上丝绸之路上双向的经贸往来的体现。
由于清末海关统计有了量化数据，下面再举光绪元年(1875年)例来说明。据清代钱恂《光绪通商综核表目》统计：“进口(转运出洋之数不计)六千七百八十万三千二百四十七两，出口(从此口运往彼口之数不计)六千八百九十一万二千九百二十九两，赢一百十万九千六百八十二两”79。具体来说，进口货价为“洋药二千五百三十五万五千六十五两，棉布二千六万一千一百四十三两，绒毛布四百五十六万一千四百二十一两，杂布十七万七千八百四十八两，铜铁四百二十二万六千九十九两，杂货一千三百四十二万一千六百七十一两” 80;其中，进口杂货类别有棉花、煤、白糖、赤糖、油(各样)、鱼介海味、靛(土、水)、燕窝、鱼胶、海带海菜、海参81，米、人参(各样)、椒(黑、白)、槟榔、丁香、苏木、自来火、碱、玻璃、檀香、木桅木板、梗木香木、日本丝、日本绸缎、日本茶82。而出口货价为：“丝总价二千四百八十九万四千九十二两，茶总价三千三百六十九万七千五百十二两，杂货总价七百三十二万一千三百二十五两”83;其中，出口杂货类别有棉花、煤、白糖、赤糖、油(各样)、鱼(干、盐)、靛(土、水)、面粉、颜料、冰糖、果品、食物、蜜饯84，草帽缏、席、土布、夏布、瓷窑器、料器、皮货、皮、生熟铜铁锡器、麻绳索、竹竿竹器、藤杆藤器、豆子豆饼、粉丝85，大黄、桂皮、樟脑、棓子、麝香、红花、药材、桂元、扇、爆竹、毛、驼羊毛、烟叶烟丝、纸书铜锡箔、衣服靴鞋86，其后品类略有增减。出口货物中的瓷窑器，光绪元年“货五万六千三百四十五石四十六斤、价三十九万三百八十一两”，至光绪十三年复增加至“货二十三万石三十斤、价一百十一万三千十九两”87。表目中还指出近年杂货出口的变化情况，“出口杂货之载于关册者为目五十，其畸零而不恒有者，又以杂货括焉。外洋所需于我者，丝茶而外岁逾百万金者，草帽缏、赤白糖数者而已(爆竹及纸于十三年始增至百万外);大黄昔与茶并重，今则多不逾三十万金;瓷器当乾隆朝已盛行，而癸未以后出口大减(十三年出口瓷器复增至百万外)，则日本新瓷夺之利也(日本明治十八年乙酉瓷器来中国者价十万二千余元，往英者十六万五千余元，往法者八万余元，往美者十一万八千余元)”88。由此可知，这一时期进出口货物的类别、比例发生了较大变化，实则是市场需求和外来竞争的结果。
综上所述，由于不同地区对不同商品的市场需求，才促成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发展与繁荣。因此，海上丝绸之路本质上来讲是一条贸易之路，这也是其存在和发展的经济基础。从这个角度来看，海上丝绸之路的内涵即是东西方之间的海上贸易之路，其范畴不宜无限扩大，其实质就是追求利润的经济活动;亦不应以船舶航行动力加以限定，于帆船之外，19世纪后半叶还出现了轮船;其年代范围则应以海上贸易的时限为界定，可有古代、近代甚至当代之别，如日本学者松浦章对轮船时代的海上丝绸之路的论述89，只是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特征而已，如不同的海上贸易商人、航行区域、交易货物等。
三、海上丝绸之路的变迁受海外贸易政策制约
从目前海外地区及贸易航线上的水下沉船资料来看，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明显受到不同时期海外贸易政策的直接影响，以及政治局势的制约，这也决定了不同时期海外贸易具有不同的特征。由于陶瓷器易于保存，下文试结合海外地区和海域沉船中发现的中国外销陶瓷器略作说明。
汉代以来，岭南地区海外贸易逐渐得到发展，随着南方地区的社会经济的发展，与海外地区的经贸往来渐趋增多。唐朝政府对广州、福州、扬州的海外贸易颇为重视，加强海外贸易管理和税收制度，并一再强调“接以恩仁”、“以示绥怀”，据唐文宗《太和八年疾愈德音》(834年)上谕曰：“南海蕃舶，本以慕化而来，固在接以恩仁，使其感悦。如闻比年长吏多务征求，嗟怨之声达于殊俗。况朕方宝勤俭，岂爱遐琛，深虑远人未安，率税犹重，思有矜恤，以示绥怀。其岭南、福建及扬州蕃客宜委节度观察使常加存问。除舶脚收市进奉外，任其来往通流自为交易，不得重加率税”90，以此吸引蕃商来华贸易。其后，据《中国印度见闻录》记载黄巢于回历264年攻陷广州时，屠杀了“寄居城中经商的犹太教徒、基督教徒、拜火教徒”共有十二万人，“来中国通商的(外国)客商也遭到迫害……虐待和侵害也公然落到阿拉伯的船主和船长的头上了”，以致于“连航行中国的海路也阻塞不通了”，大大阻碍了海上贸易的发展91。五代十国时期，南方割据政权兴起，南汉、闽、吴越分别控制岭南、福建和江浙地区，其为壮大各自实力，均利用滨海地区的区域优势和基础，招徕蕃商，大力发展海外贸易92;宋神宗即认为“东南利国之大，舶商亦居其一焉。昔钱、刘窃据浙、广，内足自富，外足抗中国者，亦由笼海商得术也”93;闽国王审知也积极“招来海中蛮夷商贾”94，其侄王延彬(王审邽之子)知泉州时“多发蛮舶，以资公用，惊涛狂飙，无有失坏，郡人藉之为利，号招宝侍郎”95。南汉政权更是藉由广州交通之便，大兴海外贸易96。
因此，在这一阶段，随着海外贸易的发展，长沙窑瓷器、越窑青瓷、邢窑和定窑白瓷、巩县窑白瓷和白釉绿彩瓷、福建、广东陶瓷等在日本97、朝鲜半岛98、东南亚99、西亚100、东非101等海外地区均有大量发现，以及印度尼西亚海域发现的黑石号沉船、印坦沉船102、井里汶沉船亦载有大量中国陶瓷器，也便形成了中国古代陶瓷器外销的第一次高峰103。
宋元时期，设立市舶司104，政府大力鼓励发展海外贸易105，特别是到了南宋、元代，渐趋繁盛。北宋建立后，宋太宗“太平兴国初，京师置榷易院，乃诏诸蕃国香药宝货至广州、交趾、泉州、两浙，非出于官库者，不得私相市易”106;雍熙四年(987年)五月，“遣内侍五人，赍敕书金帛，分四纲各往海南诸蕃国，勾招进奉，博买香药、犀牙、真珠、龙脑。”107 其后，在广南、福建、两浙置市舶司，“掌市易南蕃诸国物货航舶而至者”，以管理海外贸易108。于是，“广州市舶司旧制：帅臣漕使领提举市舶事，祖宗时谓之市舶使。福建路泉州，两浙路明州、杭州，皆傍海，亦有市舶司。崇宁初，三路各置提举市舶官，三方唯广最盛，官吏或侵渔，则商人就易处，故三方亦迭盛衰”109。南宋时期，亦将市舶之利作为重要的国库收入，宋高宗曰：“市舶之利颇助国用，宜循旧法，以招徕远人，阜通货贿”110，大力支持海外贸易的发展，还以“补官”来鼓励商人，以招商奖掖舶务监官，绍兴六年(1136年)知泉州的连南夫奏请“诸市舶纲首能招诱舶舟、抽解物货、累价及五万贯十万贯者，补官有差……闽、广舶务监官抽买乳香每及一百万两，转一官;又招商入蕃兴贩，舟还在罢任后，亦依次推赏。然海商入蕃，以兴贩为招诱，侥幸者甚众”111，是年十二月十三日，“诏蕃舶纲首蔡景芳特与补承信郎，以福建路提举市舶司言景芳招诱贩到物货，自建炎元年至绍兴四年收净利钱九十八万余贯，乞推恩故也”112。元朝政府延续宋朝海外贸易政策，至元十五年(1278年)八月，诏行中书省嗦都、蒲寿庚等曰：“诸蕃国列居东南岛屿者，皆有慕义之心，可因蕃舶诸人宣布朕意。诚能来朝，朕将宠礼之。其往来互市，各从所欲”113，亦是极力招揽海外商舶贸易，期间虽有四次短暂的“禁商泛海”，但其贸易规模却也达到了空前的繁盛114。
在这一海外贸易背景下，陶瓷器的外销达到了新的高峰115。这一时期，不仅各大名窑产品行销海外，如磁州窑、定窑、龙泉窑、景德镇窑、德化窑等，而且在华南沿海地区，特别是泉州、福州、广州、明州等沿海贸易港口附近区域，出现了一大批以外销为主要目的的窑场，如广州附近的西村窑，福州附近的闽清义窑，泉州附近的磁灶窑、南安窑等。这些窑场一般多是仿烧名窑瓷器，其消费市场多为海外地区，从而形成了一个外向型的制瓷手工业生产体系116。这一时期，国外发现的中国陶瓷器不仅范围扩大，遍及日本、朝鲜半岛、东南亚、南亚、西亚、非洲东海岸各地117，而且数量众多，品种丰富，规模远远超过了前代。宋元时期海上贸易航线上发现的沉船118，如广东川岛海域南海I号沉船、西沙群岛华光礁一号沉船、印度尼西亚海域爪哇海沉船119、朝鲜半岛海域新安沉船等，也是中国陶瓷器在这一时期大批量外销的反映。其中，尤以南宋、元代沉船和遗物最为丰富。
明代的海外贸易与海禁时开时闭，前后变化较大120。明初郑和下西洋，福州港盛极一时，并推行了海禁下的朝贡贸易体制;明代中期，海外贸易转型，产生了“广中事例”121。与此同时，闽南沿海地区崛起了一些走私贸易港口，如“漳之诏安有梅岭、龙溪、海沧、月港，泉之晋江有安梅(海)，福宁有铜山。各海澳僻远，贼之窝响，船主、喇哈、火头、舵公皆出焉”122，其中尤以月港、安平港、梅岭港最为重要，甚至前来广州贸易的外商“欲避抽税，省陆运”而由“福人导之改泊海仓、月港，浙人又导之改泊双屿，每岁夏季而来，望冬而去”123。嘉靖时期，葡萄牙、西班牙、日本以及东南亚各国的商船纷纷“潜泊漳州私与为市”124，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有佛郎机船载货舶浯屿，漳、泉贾人往贸易焉”125，走私和海盗猖獗。明代后期，隆庆元年(1567年)，闽省开海，于漳州府海澄县月港开设督饷馆，允许本国商人出海贸易，由此创立了“月港体制”，“开海禁”、“准贩东西二洋”126，私人海外贸易合法化，并日益活跃起来，直至清初127。清代初年，朝廷严申海禁，闽海贸易为郑氏集团垄断，以厦门、泉州、福州为港口，开展与日本长崎、琉球、东南亚各地以及荷兰殖民者之间的海上贸易。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朝开放海禁，并于福州设立闽海关，以管理海外贸易，次年于福、厦分设衙署。福州港主要开展对日本和琉球交通和贸易，并且渐趋衰落;而泉州港、漳州月港则处于萧条状态，取而代之的是厦门港的迅速崛起，一时“贩洋贸易船只，无分大小，络绎而发，只数繁多”128，成为当时十分重要的对外交通和贸易港。此外，明清时期，明州等港口的海外贸易对象主要是日本、琉球、朝鲜;而南海地区的广州则可通往南洋、印度洋、西亚、非洲、欧洲各地。这一时期，葡萄牙、荷兰、西班牙等国商船来华贸易129，其停泊港即是以广州、澳门为基地的130，中国的瓷器、茶叶、丝绸等产品远销到了欧洲各国。
这一阶段陶瓷器的外销也是随着贸易制度的变化而兴衰的。明代前期陶瓷器的对外输出，较之宋元时期锐减，虽实行海禁，但由于朝贡贸易等情况，亦有少量外销;明代中叶以后，由于西方商船东来寻求贸易，陶瓷器外销的数量逐渐增多，多见龙泉窑青瓷和景德镇民窑青花瓷，日本、东南亚等地亦见福建沿海地区产品。明代隆庆开海以后，随着大航海时代新航线的开辟，欧洲商船竞相来华开展航海贸易，瓷器是其重要采购商品之一131，中国陶瓷器的外销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特别是明末清初阶段再次形成了一次贸易高峰。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开海禁设立海关后，海外贸易又有新发展，中国陶瓷器外销数量激增。鸦片战争后的五口通商变局，清政府被迫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实行自由贸易，海外贸易体系再次发生变化，中国陶瓷器外销数量又有所增加132。从考古发现和近世流传情况来看，这一阶段陶瓷器的贸易量更大，实际上国外市场需求并未减少，而是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激增，因此，海外贸易范围扩大、数量增多，而非走向衰落。直至清末，随着政治局势动荡，经济发展受到较大影响，加之日本、欧洲等地高质量陶瓷产品的烧成与市场竞争，才逐渐趋于衰落。总之，这一时期陶瓷器外销的区域进一步扩大，最为突出的是，开始大量销往欧洲各国133，以及美洲、澳洲等地134，产品则以景德镇窑青花和彩瓷、德化窑白瓷和青花、东溪窑青花等为主，还见一些宜兴紫砂器。新旧航线上的沉船，如菲律宾海域利纳浅滩沉船(约明代中期)135、广东汕头南澳一号明代晚期沉船(明代晚期)136、越南海域头顿沉船(约1690年)137、荷兰东印度公司哥德马尔森号沉船(1752年)138、泰兴号沉船(约1822年)139，大西洋海域荷兰东印度公司白狮号沉船(1613年)140，其中尤以明代晚期至清代早期、清代中晚期两个阶段数量最大，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这一阶段全球化贸易体系的变迁。
据上可知，从海外贸易的变迁来看，海外贸易政策和政治局势至为关键，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程度与兴衰变化，也决定了开展海上贸易的商人群体的变化。
四、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离不开腹地经济的支撑
海上丝绸之路的基础是经贸往来，其发展自然离不开社会经济和市场网络的发展，这也是一项双向的经济活动，既有本地商品的输出，又有外域货物的输入。这些商品的生产或种植，即腹地经济，便是丝绸之路得以发展乃至繁荣的支撑，如果离开这一点，便如黄巢攻占广州后砍伐桑树导致“阿拉伯各国失去货源，特别是失去丝绸”，而“连航行中国的海路也阻塞不通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商品贸易主要是藉由沿海贸易港口和内地市镇来实现的，港口市镇的发展与兴衰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不同时期海外贸易的格局。
汉代海外贸易兴起后，随着社会经济逐渐发展，尤其是晚唐五代以来，南方地区的社会经济有了较大发展，经济重心逐渐由北方向江南地区移动141。入宋以后，商品经济十分活跃，促进了地方市场的发展142，兴起了一系列的草市镇143，这便拉动了城乡之间商品的交流与贸易的繁荣144。在这方面，陶瓷器的生产与市场便颇具代表性。由于陶瓷器不易于大批、长途的陆路运输，其主要是从各个制瓷窑场出发145，经由交织分布的溪流网络，分散到各地市镇交易的，尤其是一些较大的城镇市场，如明州、扬州、福州、泉州、广州及江浙地区府、州、县城等，一些名窑产品如越窑、长沙窑、定窑、龙泉窑、景德镇窑、德化窑等还远销到了距离较远的沿海或内地。大批量的陶瓷器转运则主要还是通过水路运输来实现的，国内有运河航运与河流运输，沿海有近海航运，海外则有远洋航海，而至海外消费地之后亦是通过当地路网系统和市镇再通达具体消费者146，这些共同构成了庞大的发达的商品运输和贸易网络。这些港口市镇均是海外贸易网络中的重要节点，其货物商品便是支撑海上丝绸之路的腹地经济产品。
下面以福建沿海港口为例，主要有福州、泉州，以及明代晚期以后兴起的漳州月港和厦门。其中，福州位于南北海上交通及东洋航线的交叉口，是唐宋元明时期重要海外贸易港口147，以闽江流域为腹地支撑的制瓷手工业则包括闽江下游地区的唐代怀安窑、宋元明时期的闽清义窑、连江浦口窑及邻近的莆田庄边窑等诸多窑场，闽江中下游地区的宋元时期建窑系窑址等，甚至还有闽江上游支流的闽北地区的蒲城大口窑、松溪九龙窑等，这条通道沿支流入闽江，顺流而下至福州，抵达闽江入海口，其延续时间也较长，历唐至清均有运行，颇为重要。泉州则是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大港148，其以晋江流域为主要腹地经济支撑，包括泉州周边的泉州窑、晋江磁灶窑、安溪窑等，以及永春窑、南安窑、德化窑等，其产品通过东溪、西溪及其支流，进入晋江，进而汇入泉州港湾，南宋至元代尤为繁盛(图3)。兴起于明代晚期的漳州月港，以及明末至清代的厦门，则主要是闽南地区的九龙江流域为经济腹地，华安、平和等地漳州窑的诸色陶瓷产品，则沿九龙江及其支流东溪、西溪、船场溪等溪流顺流而行，至厦门港湾，再漂洋出海，此线以明清时期最为活跃。其他港口亦是如此，明州则有上林湖、东钱湖越窑等产品，腹地经济甚为发达(图4)149;广州则有新会窑、水车窑、西村窑、奇石窑、潮州窑等诸多窑场，而这些窑场时代偏早，为唐至北宋，与文献所载“唯广最盛”颇相符合，及至明清又有佛山窑及广彩瓷器兴起，成为外销陶瓷产品;清代晚期上海港的兴起则是以长江流域及南北海运贸易作为重要腹地和经济支撑的。同时，各沿海港口之间的近海贸易则大大拓展了主要对外贸易港口的货物商品来源，如泉州亦可装载景德镇窑、龙泉窑产品，这也是贸易网络发达的重要因素。这一贸易通道往往又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而且是随时代变迁而动态变化的。因此，我们需要完整地、动态地看待这一贸易网络，而不应纠结于始发港、中转港等概念。
图3 泉漳地区宋至清代窑场分布简图 (采自拙著《闽南地区宋至清代制瓷手工业遗存研究》，第176页)
图4 宋代宁波平原的产业分布图 (采自《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88页)
此外，其他如丝织品150、茶叶151等货物的海外贸易亦是如此。水下沉船是海外贸易的重要遗存之一，其船载货物类别是当时贸易商品的一个缩影，考古发现中尤以外销陶瓷器最为突出，晚唐至清代不同时期沉船中货物组合的变化，还可以看到海外贸易港口及其地位的变迁，以及不同的区域航线特点，如广州港的兴盛及发展，扬州港的兴衰，明州港、福州港的发展，泉州的繁荣与衰落，漳州月港的兴起，厦门港、上海港的兴起与发展，这恰是不同时期海上丝绸之路腹地经济的反映。这一点与内河水系航运一起，为海上丝绸之路上的对外贸易港口输出了源源不断的贸易商品。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这条贸易通道沿线及内地的养蚕与丝织业、制瓷业、冶铁业、茶叶种植与加工业等经济作业发展的动因之一。
总之，在海外贸易政策影响和政治局势制约下，海上丝绸之路不仅是一条海上交通与贸易通道，它也是一个促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它的发展与繁荣离不开作为海外贸易重要支撑的腹地经济的发展，如丝织业、制瓷业、冶铁业、茶叶等一系列产业链。因此，海上丝绸之路不仅限于海上，也应考虑贸易品生产、内地交通、港市兴衰与更迭等更为宏大的经济与社会问题，从而钩织更为宽广的全球化贸易网络和世界贸易体系152。
五、海上丝绸之路是一条东西文化交流之路
在海上丝绸之路经贸往来的过程中，往往伴随着双向的、多样化的文化交流和相互影响，也涵盖了技术、宗教、艺术、建筑诸多领域153。然而，这种文化交流与传播吸纳，又往往经历了一个从外来物品传入到模仿生产与本土化的过程。其中，中国器物的外来文化因素颇为突出，例如：唐代金银器中的外来文化因素154，唐代陶瓷器中的外来文化因素155，清代西人来华订烧瓷器与纹章瓷的烧制156;同时，中国物品和生活方式对海外地区社会生活产生了一系列影响，比如：唐宋青瓷对高丽青瓷生产的影响157，清代制瓷业对欧洲瓷器生产的影响158，茶叶的外销与欧洲社会的饮茶之风159，18世纪欧洲流行的中国风160，等等。
下面具体以陶瓷器为例，从外来因素的影响和对海外的影响两个方面略作说明。
一方面，一些陶瓷器风格受到海外因素的影响。一些瓷器的造型模仿自中亚、西亚一带的陶器、金银器161，唐代青花和白釉绿彩器及菱形花草纹图案(图5)162、明清时期的瓷器，也大量吸收外来因素，特别是克拉克瓷163、广彩瓷器164、德化白瓷165，融入了西洋风格的造型、图案，如人物、帆船、宗教题材的纹样或雕塑，不少为西方人订烧，即《景德镇陶录》所记“洋器”，用以“专售外洋者”，“式多奇巧，岁无定样”166。
图5 印度尼西亚勿里洞岛海域黑石号沉船出水唐代青花盘
(采自The Tang Shipwreck：Art and Exchange in the 9th Century，Asian Civilisations Museum，2017，p.89)
另一方面，中国的制瓷技术也逐渐影响并流传到国外地区。唐代最为突出的就是日本奈良三彩、朝鲜新罗三彩的仿制成功167，其制作方法即来自唐三彩器;宋元时期则有日本灰釉陶器和绿釉陶器168，越南李、陈两朝的陶器，也可看到中国陶瓷器的因素。明清时期，朝鲜李朝白瓷得到迅速发展，并且烧造了青花瓷器、铁绣花瓷器等品种169，日本则有青花、五彩诸样瓷器的烧制成功170，即“染付”、“赤绘”，多仿自景德镇青花瓷器，在欧洲市场上与中国瓷器相竞争夺利。14-15世纪，东南亚地区泰国的青瓷、越南的青花瓷则是受到龙泉窑、景德镇窑的影响烧制而成。17-18世纪，欧洲一些国家烧制了仿中国样式的陶器171，如荷兰代尔夫特陶器等;更为重要的是，经过多次反复试验，德国的伯特格尔利用优质高岭土于1709年烧制出欧洲第一件白釉瓷器，并于次年建立新的迈森瓷厂，烧制白瓷和彩绘瓷器，轰动了整个欧洲，成为其杰出代表。18世纪，法国瓷器迅速发展，以巴黎郊区的塞佛雷斯瓷器为代表;英国的威基伍德烧制的奶色陶瓷也风靡一时172，这些均离不开中国瓷器的影响，这也是中国古代制瓷手工业对世界文明的伟大贡献。
此外，窑炉、窑具等烧成技术作为制瓷技术的重要环节，也影响到了国外地区。9世纪末、10世纪初，受浙江越窑的影响，朝鲜半岛引进了龙窑技术和M形匣钵，并开始烧造青瓷，其窑址集中于朝鲜西南部的京畿道仁川、全罗南道高兴郡、全罗北道高敞郡等地173;其后继续吸收成熟的平焰式斜坡龙窑技术，如全罗南道康津郡大口面桂栗里窑174、龙云里窑175等，窑炉依山而建，由火膛、窑室、出烟孔等几部分组成，并设有10余个投柴孔;约13世纪左右，半倒焰式分室龙窑由华南沿海地区传至朝鲜半岛，如全罗北道扶安郡山内里镇西里窑176;其后还从福建漳州地区引入了阶级窑，逐渐发展为横室连房式阶级窑，并使用了伞状支烧具，如京畿道丽州郡今五里窑177。日本于16世纪后半期出现了分室龙窑，如歧阜县土歧市泉町定林寺窑;16世纪末、17世纪初，引入了横室连房式阶级窑178，如长崎县大村市阴平町土井浦窑、佐贺县西松浦郡有田町原明窑179、上白川区天狗谷窑180，以及19世纪的熊本县天草郡天草町高浜窑(图6)181、爱知县濑户市西茨町勇右卫门窑182等，这些窑炉的形制与福建平和漳州窑、华安和南靖东溪窑、德化窑等福建沿海地区的横室连房式阶级窑基本一致183，其窑具和装烧工艺也有一定的联系。
图6 日本熊本县天草郡天草町高浜横室阶级窑平剖面图
(引自熊海堂《东亚窑业技术发展与交流史研究》，第297页)
由此可见，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的发展过程中，各式各样的文化交流是伴随而来的，且是双向的，这也是以经济往来为基础的。
六、余论
海上丝绸之路虽是晚近出现的一个学术概念，但其却有着深厚的学术基础，随着学术界对早期全球化贸易网络和世界贸易体系认识的逐步深入，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显得愈加重要。根据前文梳理分析，在这一体系下，海上丝绸之路本质上就是一条海上贸易通道，连接起来的是一个世界贸易体系，其形成和不断发展是商品经济和全球市场共同作用的结果。由于各地区、各时期的海外贸易政策和政治局势的不同，导致了海上丝绸之路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点，其区域、族群、货物、航线等均是随时代而变动的。同时，这条海上贸易通道的发展离不开贸易网络及周边腹地经济发展的支撑，以便有充足之物可易;换句话说，它在一定程度上又促进了各地经济的发展与繁荣，推动了相关行业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这一过程中，又伴随着双向的文化交流，从另外一个角度丰富、调适着各地区对外域社会的需求，从而促使了一定程度上的全球文化融合。因此，海上丝绸之路是一条东西方交流的重要通道，不仅是商品贸易，互通有无;而且伴随着多样化的文化交流和相互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社会变迁。
从海上丝绸之路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过程来看，虽然一些历史阶段的海外贸易甚为发达，但纯粹照搬外来影响的情况相对较少，而多是在广泛吸纳外来因素的基础上进行改造，进而将其转化为自身元素，这也是中华文化绵延不断的魅力源泉。通过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与变迁，还可以看到对外开放程度高的时期，社会发展相对较快，反之，封闭则缓滞。这一点对近代中国的影响至大，只有融入到全球贸易网络和世界贸易体系中，才能获得更多的机遇和发展，我们可以此反思中国的近现代发展之路。鉴古知今，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其实可以说是中国逐步认识和走向世界贸易体系的过程，直至今天提出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这不仅是其余音和回响，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附记：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西沙群岛出水陶瓷器与海上丝绸之路研究”(批准号：16ZDA145)阶段性研究成果。本文部分内容曾于2017年10月23日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陆疆与海疆：中外交流与社会变迁”学术会议上发表，并在与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宋建忠先生、聂政博士的讨论中颇有获益，谨此致谢。
注释
1 方豪《中西交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李金明、廖大珂《中国古代海外贸易史》，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
2 《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671页。
3 章巽主编《中国航海科技史》，北京：海洋出版社，1991年;席龙飞等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史·交通卷》，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年;〔英〕李约瑟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史》第四卷(物理学及相关技术)第三分册(土木工程与航海技术)，北京：科学出版社/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4 冯承钧撰《中国南洋交通史》，谢方导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章巽《我国古代的海上交通》，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陈高华、陈尚胜《中国海外交通史》，台北：文津出版社，1997年。
5 陈高华、吴泰《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黄纯艳《宋代海外贸易》，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高荣盛《元代海外贸易研究》，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
6 李金明《明代海外贸易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晁中辰《明代海禁与海外贸易》，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李庆新《明代海外贸易制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
7 陈炎《略论海上“丝绸之路”》，《历史研究》1982年第3期，第161-177页;陈高华、吴泰、郭松义《海上丝绸之路》，北京：海洋出版社，1991年。
8 “丝绸之路”德文为Seidenstrasse，英文一般作Silk Road。
9 〔德〕费迪南德·冯·李希霍芬著，〔德〕E.蒂森选编，李岩、王彦会译《李希霍芬中国旅行日记》，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
10 Ferdinand von Richthofen, China, Ergebnisse eigener Reisen und darauf gegründeter Studien (China: The results of my travels and the studies based thereon), In German, 5 vols. and atlas, Berlin: Dietrich Reimer, 1877–1912.
11 唐晓峰《李希霍芬的“丝绸之路”》，《读书》2018年第3期，第64-72页。〔美〕丹尼尔. C. 沃撰、蒋小莉译《李希霍芬的“丝绸之路”：通往一个概念的考古学》，朱玉麒主编《西域文史》第7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295-310页。
12 Albert Herrmann, Die Alten Seidenstrassen Zwischen China Und Syrien, Berlin: Weidmannsche Buchhandlung, 1910. 此书曾于1941年在天津影印德文原版出版，又题汉文书名为：〔德〕黑尔曼撰《汉代缯绢贸易路考》，可见当时中国学者仍未认可“丝绸之路”之概念。
13 杨俊杰《“弄丢”了的丝绸之路与李希霍芬的推演》，《读书》2018年第5期，第26-34页。
14 Luce Boulnois, La Route de la Soie, Paris: Arthaud, 1963. 中译本：〔法〕布尔努瓦著，耿昇译《丝绸之路》，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1年。
15 20世纪上半叶，中国和日本的相关研究大多是以中西交通史和中外文化交流为题的史地考证和研究，随着“丝绸之路”概念和专书的译介，20世纪50-60年代以来，日本社会和学术界逐渐掀起了“丝绸之路”热，黎跃进《日本“丝绸之路”热及其成因探析》，《北方工业大学学报》2018年第30卷第3期，第39-43页;中国引入“丝绸之路”概念则约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初称之为“丝路”、“贩丝之道”、“丝绸路”等，后便有了“丝绸之路”、“香料之路”等称谓;20世纪70年代以后，“丝绸之路”逐渐成为流行名称。关于“丝绸之路”概念在日本和中国的传播情况详可参阅：刘进宝《“丝绸之路”概念的形成及其在中国的传播》，《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11期，第181-202页。
16 书中论曰：“中国之丝绢贸易，昔为亚洲之一重要商业，其商道有二：其一最古，为康居(Sogdiane)之一道，其一为通印度诸港之海道，而以婆卢羯泚为要港，当时之顾客，要为罗马人与波斯人，而居间贩卖者，乃中亚之游牧，与印度洋之舟航也。”Édouard Chavannes, Documents sur les Tou-kiue (Turks) occidentaux (Documents on the Western Turks), 1903. 中文译本：〔法〕沙畹著，冯承钧译《西突厥史料》，上海：商务印书馆，1932年初版，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新版，引文出自第208页。
17 饶宗颐《蜀布与Cinapatta——论早期中、印、缅之交通》，《“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45本第4分，1974年，第561-584页。本文后的《附论：海道之丝路与昆仑舶》一节中论述了六朝时候罗马与中东国家“特别开辟海道作为丝路运输的航线”，并指出“海道的丝路是以广州为转口中心。近可至交州，远则及印度”。
18〔法〕布尔努瓦著，耿昇译《丝绸之路》，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1年。法文原版：Luce Boulnois, La Route de la Soie, Paris: Arthaud, 1963.引文出自汉译本书前耿昇《丝绸之路与法国学者的研究》，第3页。
19 〔法〕伯希和著，冯承钧译《交广印度两道考》，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
20 〔法〕费琅著，冯承钧译《昆仑及南海古代航行考》，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年。
21 〔日〕藤田丰八著，何健民译《中国南海古代交通丛考》，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
22 〔日〕桑原骘藏著，陈裕菁译《蒲寿庚考》，上海：中华书局，1929年。
23 冯承钧著《中国南洋交通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
24 向达校注《两种海道针经》，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
25 〔日〕三杉隆敏《海のシルクロードを求めて》，大阪：創元社，1968年。
26 〔日〕三杉隆敏《海のシルクロード——中国磁器の海上運輸と染付編年の研究》，東京：恒文社，1976年。
27 〔日〕三上次男《陶磁の道と東西文化の交流》，《中央公論》1966年10月号。这是其在埃及考察出土陶瓷的基础上撰写而成，明确提出了“陶瓷之路”。其后，三上氏通过对陶瓷贸易及其对社会和文化影响的研究，指出“这是连接中世纪东西两个世界的一条很宽阔的陶瓷纽带，同时又是东西文化交流的一座桥梁”，这条海上通路即是“陶瓷之路”，而且陶瓷只是贸易商品中的象征之一。参看：〔日〕三上次男《陶磁の道——東西文明の接点をたずねて》，東京：岩波書店，1969年。
28 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成立于1979年4月。白水《史学花圃中的新苗——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成立前后》，《海交史研究》1980年总第2期，第74-75页。
29 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创建于1959年，初暂借于小开元寺办公和举办临时性的展览，1974年泉州湾宋代古船发现与发掘后，获批准建设一座古船陈列馆，并于1979年10月1日正式建成开放，设有泉州湾古船、泉州宗教石刻和泉州外销瓷三个专题陈列馆。许清泉、郭慕良、陈达生《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三个专题陈列馆简介》，《海交史研究》1980年总第2期，第67-71页。
30 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会成立于1980年7月;又于1981年10月成立了中国古陶瓷研究会，后更名为中国古陶瓷学会。本刊讯《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会成立》，《考古》1980年第5期，第460页;《中国古陶瓷研究会成立》，《考古》1982年第1期，第8页。
31 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会编印《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资料》第一辑，1981年;〔日〕三上次男著，庄景辉、胡金定、黄东毅译《陶瓷之路——访东西文明的接点》，《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资料》第二辑，1981年;中国古陶瓷研究会、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会编《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资料》第三辑，1983年;中国古陶瓷研究会、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会编《古陶瓷研究》第一辑，1982年。
32 〔日〕三上次男著，李锡经、高喜美译《陶瓷之路》，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此书以日文原著为底本《陶磁の路》(岩波新书，1978年)翻译。此外，至少尚有三个中文译本：庄景辉、胡金定、黄东毅译本《陶瓷之路——访东西文明的接点》，1981年，即《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资料》第二辑，内部刊印本;胡德芬译本《陶瓷之路——东西文明接触点的探索》，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宋念慈译本《陶磁路》，台北：艺术家出版社，1980年。可见其受关注之程度。
33 陈炎《略论海上“丝绸之路”》，《历史研究》1982年第3期，第161-177页;陈炎《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
34 刘迎胜《丝绸之路》，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5、320页。
35 刘迎胜《丝绸之路的缘起与中国视角》，《江海学刊》2016年第2期，第157-168页。
36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海上丝绸之路综合考察泉州国际学术讨论会组织委员会《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中心等《海上丝绸之路研究2：中国与东南亚》，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9年。
37 龚缨晏主编《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百年回顾》，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
38 陈高华、吴泰、郭松义《海上丝绸之路》，北京：海洋出版社，1991年。
39 刘迎胜《丝路文化·海上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
40 李庆新《海上丝绸之路》，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2006年;Roderich Ptak, Die Maritime Seidenstrasse, In German, Müenchen: Verlag C.H. Beck, 2007.
41 徐苹芳《丝绸之路考古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
42 陆芸《近30年来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研究述评》，《丝绸之路》2013年第2期，第13-16页;戚文闯《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综述》，《福建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6年第2期，第80-88页;冯定雄《新世纪以来我国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热点问题述略》，《中国史研究动态》2012年第4期，第61-67页。
43 周长山《“海上丝绸之路”概念之产生与流变》，《广西地方志》2014年第3期，第47-51页;吴春明《对“海上丝绸之路”研究有关问题的重新思考》，《南方文物》2016年第3期，第186-191页;李庆新《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几个问题》，《登州与海上丝绸之路：登州与海上丝绸之路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59-271页;陈支平《关于“海丝”研究的若干问题》，《文史哲》2016年第6期，第92-98页;龚缨晏《关于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几个问题》，《海交史研究》2014年第2期，第1-8页;赵春晨《关于“海上丝绸之路”概念及其历史下限的思考》，《学术研究》2002年第7期，第88-91页。
44 姜波等《海上丝绸之路的内涵与时空框架》，《中国文物科学研究》2016年第2期，第23-28页;燕海鸣等《古代世界的海上交流——全球视野下的海上丝绸之路》，《中国文物科学研究》2016年第2期，第17-22页。
45 〔阿拉伯〕伊本·胡尔达兹比赫著，宋岘译注《道里邦国志》，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71页。
46 穆根来、汶江、黄倬汉译《中国印度见闻录》，卷一〔法〕索瓦杰译注，卷二〔日〕藤本胜次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5、96页。
47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之一，据前北平图书馆影印本复制重印，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第3364页。
48 〔宋〕赵汝适撰《诸蕃志》，杨博文校释本，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
49 〔元〕汪大渊撰《岛夷志略》，苏继庼校释本，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
50 〔明〕费信著，冯承钧校注《星槎胜览校注》，上海：中华书局，1954年。
51 〔清〕钱恂制《中外交涉类要表 光绪通商综核表目》，光绪二十年(甲午年，1894年)刊刻本，收入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四十八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77年，第106页;另可参阅〔清〕杨楷制《光绪通商列表》，光绪十三年(丁亥年，1887年)刊刻本，收入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四十八辑。
52〔阿拉伯〕伊本·胡尔达兹比赫著，宋岘译注《道里邦国志》，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71-72页。
53 穆根来、汶江、黄倬汉译《中国印度见闻录》，卷一〔法〕索瓦杰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5页。
54 〔宋〕朱彧撰《萍洲可谈》卷二，李伟国点校本，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33页。
55 〔宋〕赵汝适撰《诸蕃志》，杨博文校释本，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
56 〔元〕官集《大元圣政国朝典章》二二《户部》卷之八《市舶》之“市舶则法二十三条”，元刊刻本，台北：故宫博物院印行，1976年。
57 〔元〕汪大渊撰《岛夷志略》，苏继庼校释本，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
58 万明《中国融入世界的步履：明与清前期海外政策比较研究》，北京：故宫出版社，2014年。
59 〔明〕马欢著，万明校注《明钞本<瀛涯胜览>校注》，北京：海洋出版社，2005年。
60 〔明〕费信著，冯承钧校注《星槎胜览校注》，上海：中华书局，1954年。
61 〔明〕巩珍著，向达校注《西洋番国志》，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
62 朱杰勤《十七、八世纪华瓷传入欧洲的经过及其相互影响》，《中国史研究》1980年第4期，第109-121页。
63 T. Volker, Porcelain and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1602-1682), Leiden, Holland: Rijksmuseum voor Volkenkunde, 1954.
64 陈万里《宋末——清初中国对外贸易中的瓷器》，《文物》1963年第1期，第20-24页;冯先铭《中国古代瓷器的外销》，《海交史研究》1980年总第2期，第14-21页;韩槐准《谈我国明清时代的外销瓷器》，《文物》1965年第9期，第57-59页;韩槐准《南洋遗留的中国古外销陶瓷》，新加坡：青年书局，1960年。
65 孟原召《“器成天下走”：外销瓷与海上丝绸之路》，《中国文物报》2017年7月28日第3版;孟原召《中国古陶瓷的外销与海上丝绸之路》，南京市博物总馆、宁波博物馆、上海中国航海博物馆编《CHINA与世界——海上丝绸之路沉船与贸易瓷器》，北京：文物出版社，2017年，第56-74页。
66 Michael Flecker. A 9th~century Arab or Indian shipwreck in Indonesian Waters.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Nautical Archaeology, Vol. 29(2), 2000, pp. 199-217; Michael Flecker. A Ninth Century AD Arab or Indian Shipwreck in Indonesia: First Evidence for Direct Trade with China. World Archaeology, Vol. 32(3), 2001, pp. 335-354; Michael Flecker. A 9th~century Arab or Indian shipwreck in Indonesian Waters: Addendum.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Nautical Archaeology, Vol.37 (2), 2008, pp. 384-386; Krahl, Regina, John Guy, Keith Wilson, and Julian Raby eds. Shipwrecked: Tang Treasures and Monsoon Winds, Smithsonian Books, 2011; Alan Chong and Stephen A. Murphy eds. The Tang Shipwreck: Art and Exchange in the 9th Century, Singapore: Asian Civilisations Museum, Dominie Press, 2017; 谢明良《记“黑石号”(Batu Hitam)沉船中的中国陶瓷器》，原载《台湾大学美术史研究集刊》第13期，2002年，第1-60页;后收入氏著《贸易陶瓷与文化史》，台北：允晨文化，2005年，第81-134页。
67 〔印度尼西亚〕Adi Agung Tirtamarta著，辛光灿译《井里汶海底十世纪沉船打捞纪实》，《故宫博物院院刊》2007年第6期，第151-154页;秦大树《拾遗南海 补阙中土——谈井里汶沉船的出水瓷器》，《故宫博物院院刊》2007年第6期，第91-101页。
68 中国国家博物馆水下考古研究中心、海南省文物保护管理办公室编著《西沙水下考古(1998～1999)》，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年;另据2007-2008年华光礁一号沉船发掘出水资料。
69 孟原召《华光礁一号沉船与宋代南海贸易》，《博物院》2018年第2期，第11-26页。
70 张威《南海沉船的发现与预备调查》，《福建文博》1997年第2期，第28-31页;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2011年“南海Ⅰ号”的考古试掘》，北京：科学出版社，2011年;“南海Ⅰ号”考古队《“南海Ⅰ号”宋代沉船2014年的发掘》，《考古》2016年第12期，第56-83页;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等《南海Ⅰ号沉船考古报告之一——1989~2004年调查》，北京：文物出版社，2017年;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等《南海Ⅰ号沉船考古报告之二——2014~2015年发掘》，北京：文物出版社，2018年。
71 〔韩〕文化财厅、国立海洋遗物展示馆《新安船》Ⅰ、Ⅱ、Ⅲ，木浦：国立海洋遗物展示馆，2006年;〔韩〕文化公报部、文化财管理局编《新安海底遗物(资料编)》Ⅰ、Ⅱ、Ⅲ，1983、1984、1985年;〔韩〕文化公报部、文化财管理局编《新安海底遗物(综合编)》，高丽书籍株式会社印刷，1988年;李德金、蒋忠义、关甲堃《朝鲜新安海底沉船中的中国瓷器》，《考古学报》1979年第2期，第245-254页;〔韩〕郑良谟著，程晓中译《新安海底发现的陶瓷器的分类与有关问题》，《海交史研究》1989年第1期，第94-98页。
72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国家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广东省博物馆《广东汕头市“南澳Ⅰ号”明代沉船》，《考古》2011年第7期，第39-46页;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广东省博物馆、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编著《孤帆遗珍——“南澳Ⅰ号”出水精品文物图录》，北京：科学出版社，2014年。
73 碗礁一号水下考古队编著《东海平潭碗礁一号出水瓷器》，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年;“东海平潭碗礁1号”沉船遗址水下考古队《“东海平潭碗礁1号”沉船水下考古的发现与收获》，《福建文博》2006年第1期，第3-10、17页;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中国国家博物馆、福建博物院、福州市文物考古工作队编著《福建沿海水下考古调查报告(1989~2010)》，北京：文物出版社，2017年。
74 Cynthia Ongpin Valdes, Allison I. Diem, Saga of the San Diego(AD1600), National Museum, Inc. Philippines,1993; Franck Goddio, Treasures of the San Diego, Paris, 1996;〔日〕森村健一著，曹建南译《菲律宾圣迭戈号沉船中的陶瓷》，《福建文博》1997年第2期，第70-73页。
75 Berit Wastfelt, Bo Gyllenevard, Jorgen Weibull, Porcelain from the East Indiamen Gotheborg, Forlags AB Denmark, 1991; 辛元欧《瑞典的航海船舶博物馆与水下考古事业》，《船史研究》1997年总第11-12期，第200-214页;龚缨晏《哥德堡号沉船与18世纪中西关系史研究——读<对华贸易的黄金时代>》，《东西交流论谭》，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380-395页。
76 Christie’s Amsterdam, The Nanking Cargo: Chinese Export Porcelain and Gold, Amsterdam, 1986; Christiaan J. A. Jörg, The Geldermalsen: History and Porcelain, Groningen: Kemper Publishers, 1986; Michael Hatcher with Antony Thorncroft, The Nanking Cargo, London: Hamish Hamilton, 1987; Colin Sheaf and Richard Kilburn, The Hatcher Porcelain Cargoes: the Complete Record, Oxford: Phaidon-Christie's, 1988; 黄时鉴《从海底射出的中国瓷器之光——哈契尔的两次沉船打捞业绩》，《东西交流论谭》，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466-480页。
77 Fritz Nagel, Nagel Auctions: Tek Sing Treasures, Stuttgart: Stuttgarter Kunstauktionshaus, 2000; Nigel Pickford and Michael Hatcher, The Legacy of the Tek Sing, Cambridge: Granta Editions, 2000; 郑炯鑫《从“泰兴号”沉船看清代德化青花瓷器的生产与外销》，《文博》2001年第6期，第49-50页。
78 《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之一。
79 〔清〕钱恂制《中外交涉类要表 光绪通商综核表目》，“进出货价赢绌表·综五”，收入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四十八辑，第80页。
80 《中外交涉类要表 光绪通商综核表目》，“进口货价类列表·综七”，第99页。
81 《中外交涉类要表 光绪通商综核表目》，“进口杂货衰旺表·综十二”，第145页。
82 《中外交涉类要表 光绪通商综核表目》，“进口杂货衰旺表·综十三”，第154页。
83 《中外交涉类要表 光绪通商综核表目》，“出口货价类列表·综八”，第106页。
84 《中外交涉类要表 光绪通商综核表目》，“出口杂货衰旺表·综十四”，第166页。
85 《中外交涉类要表 光绪通商综核表目》，“出口杂货衰旺表·综十五”，第175页。
86 《中外交涉类要表 光绪通商综核表目》，“出口杂货衰旺表·综十六”，第184页。
87 《中外交涉类要表 光绪通商综核表目》，“出口杂货衰旺表·综十五”，第175、183页。这里的一石为百斤，“古以三十斤为钧，四钧为石，石者，百二十斤也，今借石为百斤之名”，第97页。
88 《中外交涉类要表 光绪通商综核表目》，“出口杂货衰旺表”，第163页。
89 〔日〕松浦章著，马成芬译《轮船时代的海上丝绸之路》，上海中国航海博物馆主办《国家航海》第十七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122-132页。
90 《钦定全唐文》卷七五《文宗七》，《太和八年疾愈德音》，嘉庆十九年武英殿刊本。
91 穆根来、汶江、黄倬汉译《中国印度见闻录》，卷二〔日〕藤本胜次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96-98页。
92 耿元骊《五代十国时期南方沿海五城的海上丝绸之路贸易》，《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第79-88页。
93 〔清〕黄以周等辑注《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五，熙宁二年九月壬午，顾吉辰点校本，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239页。
94 《新五代史》卷六八《闽世家·王审知》，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846页。
95 〔清〕怀荫布修、黄任、郭赓武纂《乾隆泉州府志》(二)，卷四〇《封爵·五代》，刊于乾隆二十八年，据同治九年重刻本影印，《中国地方志集成·福建府县志辑》22，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第293页。
96 易西兵《文献和考古材料所见五代南汉国的海外贸易》，《南方文物》2016年第3期，第285-291页。
97 〔日〕東京國立博物館編《日本出土の中國陶磁》，東京國立博物館，1975年;〔日〕矢部良明著，王仁波、程维民译《日本出土的唐宋时代的陶瓷》，《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资料》第三辑，1983年，第2-26页;苌岚《7-14世纪中日文化交流的考古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刘兰华《唐代陶瓷与中日文化的交流》，《福建文博》1999年增刊，第101-107页。
98 〔韩〕國立大邱博物館(Daegu National Museum)《中國陶磁器》(Chinese Ceramics in Korean Culture)，艺脉出版社，2004年。
99 韓槐准《南洋遺留的中國古外銷陶瓷》，新加坡：青年書局，1960年;〔日〕青柳洋子著，梅文蓉译《东南亚发掘的中国外销瓷器》，《南方文物》2000年第2期，第104-107页;戴国华编译《东南亚古陶瓷研究综述》，《海交史研究》1990年第1期，第66-75页。
100 欧志培《中国古代陶瓷在西亚》，《文物资料丛刊》第2辑，北京：文物出版社，1978年，第229-243页。
101 马文宽、孟凡人《中国古瓷在非洲的发现》，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87年;秦大树《埃及福斯塔特遗址中发现的中国陶瓷》，《海交史研究》1995年第1期，第79-91页;〔日〕弓场纪知著，黄珊译《福斯塔特遗址出土的中国陶瓷——1998-2001年研究成果介绍》，《故宫博物院院刊》2016年第1期，第120-132页。
102 Michael Flecker, The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 of the Tenth Century Intan Shipwreck, Java Sea, Indonesia, Oxford: BAR International Series 1047, 2002.
103 秦大树《中国古代陶瓷外销的第一个高峰——9~10世纪陶瓷外销的规模和特点》，《故宫博物院院刊》2013年第5期，第32-49页。
104 郑有国《中国市舶制度研究》第二、三章，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4年。
105 黄纯艳《宋代海外贸易》，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陈高华、吴泰编著《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
106 《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之一。
107 《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之二。
108 《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之一。
109 〔宋〕朱彧《萍洲可谈》卷二，李伟国校点本，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32页。
110 《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之二四。
111 《宋史》卷一八五《食货下七·香》，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4537-4538页。
112 《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之一九。
113 《元史》卷一〇《世祖纪七》，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204页。
114 陈高华、陈尚胜《中国海外交通史》，台北：文津出版社，1997年。
115 李知宴《十二至十四世纪中国瓷器的发展和外销》，《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92年总第17期，第30-36页;〔日〕三上次男著，杨琮译《13-14世纪中国陶瓷的贸易圈》，《东南文化》1990年第3期，第216-225页。
116 苏基朗《两宋闽南、广东、浙东外贸瓷产业空间模式的一个比较分析》，李伯重等主编《江南城市工业化与地方文化(960-1850)》，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41-192页;孟原召《闽南地区宋至清代制瓷手工业遗存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17年。
117 〔日〕阪井隆夫《遺品に基づく：貿易古陶磁史概要》，京都：株式會社京都書院，1989年;彭善国《宋元时期中国与朝鲜半岛的瓷器交流》，《中原文物》2001年第2期，第76-79、85页;〔日〕青柳洋子著，梅文蓉译《东南亚发掘的中国外销瓷器》，《南方文物》2000年第2期，第104-107页;The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 of the Philippines, Chinese and South-East Asian White Ware Found in the Philippines,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Sumarah Adhyatman, Antique Ceramics found in Indonesia, Various Uses and Origins, Second Edition(First Published 1981), Jakarta: Ceramic Society of Indonesia, 1990;马文宽、孟凡人《中国古瓷在非洲的发现》，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87年;申浚《非洲地区发现的元明龙泉窑瓷器》，《考古与文物》2016年第6期，第110-117页。
118 吴春明《环中国海沉船——古代帆船、船技与船货》，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3年;童歆《9~14世纪南海及周边海域沉船的发现与研究》，《水下考古学研究》第2卷，北京：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45-102页;刘未《中国东南沿海及东南亚地区沉船所见宋元贸易陶瓷》，《考古与文物》2016年第6期，第65-75页。
119 William M. Mathers and Michael Flecker: Archaeological Recovery of the Java Sea Wreck, Pacific Sea Resources, 1997, pp. 1-94; Michael Flecker. The Thirteenth-Century Java Sea Wreck: A Chinese Cargo in an Indonesian Ship. The Mariner's Mirror, Vol.89 No.4, November 2003, pp. 388-404.
120 晁中辰《明代海禁与海外贸易》，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
121 李庆新《明代海外贸易制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
122 〔明〕郑若曾《郑开阳杂著》卷一《福建守御论》，《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第584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463页。
123 〔明〕胡宗宪《筹海图编》卷一二《经略二·开户市》，《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第584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399页。
124 〔明〕徐阶、张居正等纂修《明世宗实录》卷一〇六，嘉靖八年十月己巳，《明实录》第41册，第2507页，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
125 〔明〕张燮《东西洋考》卷七《饷税考》，谢方点校本，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131页。
126 〔明〕张燮《东西洋考》卷七《饷税考》，第131页。
127 林仁川《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贸易》，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
128 〔清〕施琅《靖海纪事》卷下《海疆底定疏》，《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390册，影印清康熙年间刻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619页。
129 〔美〕马士著，区宗华译《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1834)》，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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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朱培初编著《明清陶瓷和世界文化的交流》，北京：轻工业出版社，198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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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 Franck Goddio, Sunken Treasures: Fifteenth Century Chinese Ceramics from the Lena Cargo, London: Periplus Publishing, 2000
136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广东汕头市“南澳Ⅰ号”明代沉船》，《考古》2011年第7期，第39-46页;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孤帆遗珍——“南澳Ⅰ号”出水精品文物图录》，北京：科学出版社，2014年。
137 Michael Flecker, Excavation of an oriental vessel of c. 1690 off Con Dao, Vietnam, IJNA, 1992, vol.21 (3) ; 138Christiaan J. A. Jörg & Michael Flecher, Porcelains from the Vung Tau Wreck, Oriental Art, XLV, 1, 1999; Christiaan J. A. Jörg & Michael Flecher, Porcelain from the Vung Tau Wreck, New York: Oriental Art Publications, 2001.
139 Christie’s Amsterdam, The Nanking Cargo: Chinese Export Porcelain and Gold, Amsterdam, 1986; Christiaan J. A. Jörg, The Geldermalsen: History and Porcelain, Groningen: Kemper Publishers, 1986; Michael Hatcher with Antony Thorncroft, The Nanking Cargo, London: Hamish Hamilton, 1987; Colin Sheaf and Richard Kilburn, The Hatcher Porcelain Cargoes: the Complete Record, Oxford: Phaidon-Christie's, 1988; 黄时鉴《从海底射出的中国瓷器之光——哈契尔的两次沉船打捞业绩》，《东西交流论谭》，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466-480页。
Fritz Nagel, Nagel Auctions: Tek Sing Treasures, Stuttgart: Stuttgarter Kunstauktionshaus, 2000. Nigel Pickford and Michael Hatcher, The Legacy of the Tek Sing, Cambridge: Granta Editions, 2000.
140 C. L. van der pijl-Ketel, ed., The Ceramic Load of the ‘Witte Leeuw’ (1613), Amsterdam, Rijksmuseum, 1982.
141 郑学檬《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经济研究》，长沙：岳麓书社，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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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 一般来讲，制瓷窑场大多选在靠近制瓷原料产地、临近河流、交通便利的地区，参阅权奎山《试论南方古代名窑中心区域移动》，《考古学集刊》第11集，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第276-2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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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 〔韩〕姜敬淑《韩国陶瓷器窑址的研究》，时空社，2005年;〔韩〕姜敬淑《韩国陶瓷史》，一志社，1989年。
170 关涛、王玉新《日本陶瓷史》，沈阳：辽宁画报出版社，2001年。
171 朱杰勤《十七、八世纪华瓷传入欧洲的经过及其相互影响》，《中国史研究》1980年第4期，第109-121页。
172 陈进海编著《世界陶瓷艺术史》，哈尔滨：黑龙江美术出版社，1995年。
173 熊海堂《东亚窑业技术发展与交流史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
174 〔日〕野守健《高麗陶磁の研究》，東京：國書刊行會，1972年。
175 〔韓〕海剛陶磁美術館等《康津之青磁窯址》(《康津青磁窯址地表調查報告書》第一卷)，韓國京畿道利川，海剛陶磁美術館、全羅南道康津郡印行，1992年;〔韓〕國立中央博物館《康津龍雲里青磁窯址發掘調查報告書》，國立中央博物館印行，1997年。
176 熊海堂 同上揭书。
177 熊海堂 同上揭书。
178 〔日〕三上次男《日本·朝鮮陶磁史研究》，東京：中央公論美術出版社，1989年。
179 〔日〕西有田町教育委員會《原明古窯跡》，佐賀縣西有田町教育委員會，1981年。
180 〔日〕三上次男《有田天狗谷窯調查報告》，東京：中央公論美術出版社，1972年。
181 〔日〕熊本县教育委员会《生产遗迹基本调查报告书》(Ⅱ)，1980年。
182 〔日〕濑户市历史民俗资料馆《濑户市历史民俗资料馆研究纪要》(Ⅵ)，1987年。
183 孟原召《试析闽南地区宋至清代窑炉形制及其演变》，吕章申主编《纪念国博百年考古文集》(中国国家博物馆百年纪念)，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304-321页。
编者按，本文原载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考古学研究》卷11，北京：科学出版社，2020年，页379-404。引用请据原文。
文稿审核：沈睿文
排版编辑：马强 马晓玲 王洋洋
出品单位：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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