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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尉犁营盘墓地出土马赛克人面纹玻璃珠来源考略
发布时间:2021-01-04 09:21:00   来源:《丝绸之路考古》    作者:覃春雷   点击:

新疆尉犁营盘墓地出土马赛克人面纹玻璃珠来源考略

(覃春雷 北京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 )

  一、营盘墓地研究概况

  营盘墓地位于新疆尉犁县东南约150公里(图一)。1995年11-12月,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工作者对该墓地进行抢救性发掘,出土和采集文物约400件;营盘墓地考古发掘被评为“1997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1]。

  有学者对营盘墓地出土的毛织品、麻制面具、玻璃杯、黄铜饰品、佛教题材文物等进行研究,认为本地区文化、中原汉文化及外来文化特色的文物汇集于一室的现象在营盘墓地表现的较为突出[3]。

  作者通过考证1999年发掘的营盘墓地45号墓出土的一枚马赛克人面纹玻璃珠饰的来源、工艺和纹饰寓意,发现约公元4世纪新疆腹地与东南亚中南半岛间存在贸易交流的直接证据,并对这条连接我国新疆与泰国南部古代海港的海-陆丝绸之路的路径和历史进行了初步探讨,拓展将海上丝绸之路与陆上丝绸之路并网研究的新思路。

图一 营盘墓地的位置示意图[2]

  二、营盘墓地出土的人面纹玻璃珠

  1999年10-11月,考古工作者又发掘墓葬80座,出土遗物达400余件[4]。其中M45号墓出土一枚马赛克人面纹玻璃珠饰,编号99BYYM45。“长径为1.05cm,短径为0.8cm,厚为0.5cm。呈扁椭圆形,中穿一小孔,孔径为0.09cm。由白、黑、红、蓝4色玻璃制成,正中显示人面纹,边缘一周有放射状纹样,工艺特殊(图二)。出自死者耳边,和其他的珠子以及一个草圈共同连缀成耳饰”。[5]

图二 营盘墓地45号墓出土马赛克人面纹玻璃珠[6]

  2002年出版的发掘简报介绍了8座墓葬的情况,初定的墓葬年代为东汉至魏晋时期[7],其中未介绍M45的发掘情况。发掘者后来发表的文章中,“初步分析营盘墓地的年代上限在汉代,下限延至北朝初[8]。

  新疆营盘墓地出土的这枚马赛克人面纹玻璃珠此前在国内未见类似出土记录。为了便于研究讨论,我们把新疆营盘墓地出土这枚圆片状马赛克人面纹玻璃珠简称为“营盘人面珠”。

  三、努比亚人面珠

  20世纪20年代,哈佛大学教授乔治·赖斯纳(George A. Reisner)率领的联合考古队,在苏丹贝加拉维亚(Begarawiya)镇的梅洛伊遗址(Meroe)发掘库什王陵(Royal Cemeteries of Kush),出土了35枚“努比亚马赛克人面纹玻璃珠”(Nubian Mosaic Face Beads,简称努比亚人面珠),年代为公元前40年至公元114年[9]。库什王陵出土的这些努比亚人面珠也片状方形,人面纹部分被置于浅绿色片状方形玻璃珠体内。人面纹部分由黑色玻璃色块拼成的人面图形置于方形浅黄色背景玻璃中。人面纹的头发部分为小半圈放射状黑玻璃方块构成。部分努比亚人面珠的黑色脸颊外装饰红色玻璃带,还有一些努比亚人面的脖子部分有项链状黑色玻璃带(图三)。努比亚人面珠的图案被认为代表希腊罗马神话中的女妖美杜沙[10]。有学者认为梅洛伊出土的努比亚人面珠采用进口的人面马赛克玻璃料棒,在苏丹当地制作而成[11]。除了努比亚之外,在黑海北部的克里米亚半岛也发现这种圆片状马赛克人面纹玻璃珠[12],还有一些可能制作于埃及的圆片状马赛克人面纹玻璃珠[13]。

图三 努比亚马赛克人面纹玻璃珠[14]

  四、罗马人面珠

  除了片状马赛克人面纹玻璃珠,还有一种将片状马赛克人面玻璃嵌于圆球形玻璃珠体上的一种珠饰(图四),称为罗马马赛克人面纹玻璃珠(Roman Mosaic Face Glass Bead,简称罗马人面珠)[15]。这种罗马人面珠的样式比较多,有时候圆形珠体上镶嵌不同的人面纹和其他纹饰的马赛克玻璃料块,这些马赛克玻璃料块来自不同的玻璃料棒[16]。庞贝和赫库兰尼姆(Pompeii and Herculaneum)遗址都出土了这种圆球形罗马人面珠,由于庞贝和赫库兰尼姆都毁于公元79年的维苏威火山(Mount Vesuvius)喷发,所以这些罗马人面珠可以较好的断代于公元1世纪[17]。类似的罗马人面珠还出土于黑海周边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1世纪的遗址(图四)[18]。

图四 出土于黑海北部克里米亚半岛的罗马人面珠[19]

  公元4世纪,马赛克人面珠再次出现于北欧等地方,但是这次只有一些零星的出土材料,而且出现时间很短暂[20]。

  有学者把马赛克人面纹玻璃珠饰分为早晚两期,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1世纪的为早期,公元4-5世纪的为晚期[21]。其中努比亚(图三)、庞贝、赫库兰尼姆、黑海(图四)周边出土人面珠即属于早期。

  五、泰国孔统出土的人面珠

  泰国南部泰-马半岛甲米府(Krabi Province)的孔统县(Khlong Thom)也出土了一些马赛克人面纹玻璃珠(简称孔统人面珠)。孔统人面珠为圆片状,珠子侧面穿孔,圆形截面中间为黑色玻璃料块拼成的人面纹;外圈为放射状相间的红绿色玻璃,其中红色为11条;在中间人面纹和外圈之间,还有一圈放射状均匀分布的黑白色玻璃圈纹;中间人面部分眉眼间、鼻子部分和脸颊外圈填充有红色玻璃(图五)。泰国孔统县博物馆收藏了大约12枚孔统人面珠[22]。美国华盛顿珠饰博物馆也曾收藏有一枚孔统人面珠,参考年代为公元4世纪[23]。美国珠饰研究家詹姆斯·莱克顿(James Lankton)认为这种孔统人面珠的总数大概只有不到50枚,其面部图案和颜色组合通常都是一样的,说明它们可能来自同一段马赛克人面纹玻璃料棒[24]。这种孔统人面珠除了在泰国孔统县之外,极少见于其他出土记录。孔统地区出土了成千上万的印度-太平洋贸易玻璃珠。公元2世纪至6世纪,孔统地区可能是非常重要的珠饰制作中心和海运港口[25]。

图五 泰国甲米府孔统县出土的马赛克人面纹玻璃珠[26]

  六、营盘人面珠与其他人面珠的纹饰比较

  将营盘人面珠(图六,1)与努比亚人面珠(图六,2)、克里米亚人面珠(图六,3)、棋盘马赛克人面珠(图六,4)等人面珠进行对比,可见营盘人面珠与这些人面珠都采用类似的玻璃马赛克截棒工艺制作。但是营盘人面珠与这些人面珠有几处显著差别:

  (1)营盘人面珠外圈有11个红色色带(图六,1),其他人面珠未见此类情况(图六,2-4)。

  (2)营盘人面珠人面部分的上眼眶和鼻子为红色(图六,1),其他人面珠未见类似情况(图六,2-4)。

  (3)营盘人面珠的对称蝌蚪形眼睛与其他人面珠亦不同(图六)。

  因此,营盘人面珠与其他人面珠在技术上可能存在一定的联系,但是年代和地域上可能有所不同。

图六 营盘人面珠与其他人面珠对图

  1.营盘人面珠正面[27] 2.努比亚人面珠[28] 3.棋盘马赛克罗马人面珠[29] 4.克里米亚人面珠[30]

  七、营盘与孔统人面珠的纹饰比较

  将营盘人面珠与孔统人面珠对比(图七),可见两者纹饰图案几乎完全一样:都是由中心人面纹和外圈红绿放射纹组成,两者之间为一圈黑白相间的圈纹;外圈的11条红色和11条绿色玻璃条带(部分孔统人面珠的红色玻璃层有脱落);中心人面的眉眼间、鼻子和下脸颊都为红色玻璃。因此可以确定营盘人面珠与孔统人面珠为同一来源。

  有学者统计,泰国甲米府出土了不下20枚孔统人面珠[31]。鉴于目前除了泰国孔统县和新疆营盘墓地,这种人面珠未见其他地区的出土记录,而且孔统县出土不止一种类型的空统人面珠(见下一节,表一),另外疑似有作坊残次品出土[32],所以基本可以确定泰国孔统县或周边地区可能存在孔统人面珠的制作作坊。孔统县还出土了大量的印度-太平洋贸易珠(Indo-Pacific Beads),预示公元2-6世纪,当地可能是非常重要的玻璃珠饰制作和贸易中心[37]。营盘墓地出土的这枚马赛克玻璃人面珠即来自泰国南部泰-马半岛的远程贸易。

图七 营盘人面珠与两枚孔统人面珠对比图

  1.营盘人面珠正面[33] 2.营盘人面珠反面[34] 3.孔统县出土人面珠[35] 4.华盛顿珠子博物馆藏孔统人面珠[36]

  原美国华盛顿珠子博物馆(Bead Museum of Washington D.C)对其馆藏孔统人面珠的标注年代为约公元4世纪[38],与中国对应的朝代为西晋后段至东晋,与发掘者对营盘墓地的年代“东汉到魏晋”[39]或“上限在汉代,下限延至北朝初”[40]基本相符。

  八、孔统人面珠的工艺与分类

  有学者对泰国孔统人面珠进行了工艺复原研究(图八)[41]。先按照玻璃马赛克工艺制作人面纹截棒(图八,1);再乘热将马赛克截棒切成片状小段,并在外圈间隔的粘涂上绿色玻璃(图八,1);然后乘马赛克玻璃片软热的状态下,用红色玻璃料棒熔涂在马赛克人面珠的眼眉间、鼻子、下脸颊和外圈部分(外圈涂在绿料玻璃的间隙部分)(图八,2);最后通过压平修形,如此一枚孔统马赛克玻璃人面珠便制作完成了(图八,3)[42]。仔细观察新疆营盘墓地出土的这枚人面珠,最后粘涂的红料玻璃有部分未能覆盖外圈的黑料玻璃而出现“漏色”的现象(图七,1、2)[43]。泰国孔统县出土的部分人面珠因埋藏环境的腐蚀,部分红料和绿料玻璃已经脱落,其覆盖的下层“玻璃底色”已经显露出来(图九,1-2,4-8,10-12)[44]。

  根据目前的出土资料,孔统人面珠可能包括两个主要类型:

  (1)I型孔统人面珠:外圈包裹红绿相间玻璃料(图九,2)。

图八 孔统人面珠的工艺复原示意图[45]

  (2)II型孔统人面珠:外圈不包裹玻璃料(图九,3)。

  I型和II型孔统人面珠的眉眼间、鼻子和下脸颊都粘涂有红色玻璃料(图九)。新疆营盘墓地出土的这枚人面珠属于I型孔统人面珠(图九,9)。

图九 12枚孔统人面珠对比图(参数详见表一)

  另外,之前有学者认为孔统人面珠来自1根料棒[46]。通过统计已知部分孔统人面珠的中圈放射状黑料玻璃条带的数量,可知泰国孔统人面珠可能使用了至少三条玻璃马赛克人面纹料棒(表1)。其中,一条料棒的外周黑色玻璃条幅为21(料棒A)、一条为19(料棒B)、一条为24(料棒C)。目前来自料棒A的孔统人面珠最多,约7枚;其次为来自料棒B的孔统人面珠,约3枚。料棒C制作的孔统人面珠目前只发现了新疆营盘墓地这一枚。说明可能还有很多枚与新疆营盘人面珠同料的人面珠有待考古和研究发现。(还有一枚残损严重无法确定料棒类型)

  根据使用的马赛克人面纹料棒类型和是否进行外圈红绿玻璃条带装饰,可以将孔统人面珠进一步细分六个亚型(表1):I-A型、I-B型、I-C型、II-A型、II-B型、II-C型。根据已掌握的材料,目前II型孔统人面珠只发现了一枚(II-B型)(图九,3)。这枚II-B型孔统人面珠与其他孔统人面珠都不同,其外圈并未粘涂11条红和11条绿相间的玻璃料,除此之外与I型孔统人面珠工艺特征完全一致。这枚II-B型孔统人面珠可能是个特殊案例。

  九、孔统人面珠的纹饰寓意

  古代玻璃珠饰中采用人面纹为装饰的并不常见。托勒密后期(Late Ptolemy Period)至罗马帝国时代(Roman Empire),马赛克玻璃人面纹装饰曾被用于表现各种神袛如狄奥尼索斯(Dionysus)[59]、伊西斯(Isis)[60],还有著名的女妖美杜莎(Medusa)[61]。马赛克人面纹玻璃工艺这种先进而特殊的技术,引入到东南亚的泰-马半岛,自然不会为平民所用。其拥有者应该是非富即贵的当地特别人群。

  大部分孔统人面珠有几点与其他人面珠大为不同的特征:

  (1)人面的眉眼间、鼻子和下脸颊特别用红色玻璃充填。

  (2)外圈为11条红色和11条绿色相间的放射状条带包裹(除II-B型)。

  (3)中圈为黑白相间的色块组成的放射状环圈装饰,黑白色块数量有19(图九,3)、21(图九,2)、24(图九,9)三种。

  直观的感觉是孔统人面珠可能模拟一种涂眉眼、鼻子和脸颊的面具,外圈的放射状红绿条带可能类似面具外延的飘带或羽毛,数字11似乎对当时的孔统人有特别的深意。或许在当时孔统某些特别的祭祀、节日中,重要的宗教人物、首领或信徒需要将自己的脸部描画成空统人面珠上的人面图案。现在印度南部印度教罗摩神(Rama)的信徒,还会把自己的脸颊、鼻梁、眼眉和额头涂上红色和白色颜料(图一〇)[62]。孔统人面珠亦有可能被作为具有某种特别寓意的护身符使用。约1600年前的孔统人没有给我们留下只言片语,讲述其制作如此特异纹饰人面珠的缘由。以上假想只能是一些证据并不充分的猜测。孔统人面珠纹饰的原本含义,还有待日后更多佐证与研究。

图十 印度南部印度教罗摩神(Rama)信徒[63]

表一 12枚孔统人面珠数据统计表

  

  十、从泰国孔统到我国新疆的古代贸易路线

  距今约1600年前,一枚孔统人面珠是通过什么路径,从今天泰国甲米府的孔统县,千里迢迢的来到我国新疆尉犁县的营盘地区?

  《汉书·地理志》中记载“自合浦徐闻南入海,得大州,东西南北方千里……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馀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馀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馀,有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厓相类。其州广大,户口多,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见。有译长,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赍

  黄金杂缯而往。所至国皆禀食为耦,蛮夷贾船,转送致之。亦利交易,剽杀人。又苦逢风波溺死,不者数年来还。大珠至围二寸以下。平帝元始中,王莽辅政,欲耀威德,厚遗黄支王,令遣使献生犀牛。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黄支之南,有已不程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64]

  可见,至少西汉时期,已经存在从现在的我国广西合浦经越南、柬埔寨、泰国、马来西亚、缅甸、孟加拉、印度、斯里兰卡的海上贸易路线,即海上丝绸之路(图十一)。现在的泰国南部泰-马半岛的甲米府孔统县是这条海上丝绸之路的必经之路。从泰-马半岛向北向西的海上丝绸之路还要经过孟加拉湾的重要港口耽摩栗底(Tamralipti)(图一一)。

图一一 秦汉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示意图[65]

  耽摩栗底港是印度恒河三角洲最重要的贸易港口之一。公元1世纪开始统治印度北部的贵霜帝国(Kushan Empire)时期,就存在一条从耽摩栗底港沿恒河北上至马图拉(Mathura),马图拉向北至塔克希拉(Taxila),再向西北经贝格拉姆(Begram)、巴米扬(Bamiyan)、巴克特里亚(Bactria)与陆上丝绸之路相接的贸易路线(图一二)[66]。这条贸易路线将海上丝绸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连接在一起。通过这条海-陆丝路连接线,来自耽摩栗底港的商品,可以经孟加拉湾的恒河三角洲抵达今天的阿富汗,再向东经帕米尔高原抵达我国新疆的喀什,通过喀什向东到库车、尉犁、哈密等地[67]。

图一二 贵霜帝国版图和贸易路线示意图(公元127-150年)[68]

  公元320年至公元500年的印度笈多帝国(Gupta Empire)继承了贵霜帝国的绝大部分版图,并拓展至南亚次大陆的东端和西端,牢牢控制住海上丝绸之路两条从东和从西,经南亚次大陆连接中亚地区贸易路线(图一三)[69]。笈多王朝后期,可能迫于白匈奴(White Huns)的入侵的压力,还出现了从乌铎迦汉荼城(Udabhandapura)经吉尔吉特(Gilgit)到我国新疆莎车的贸易路线(图7一三)[70]。印度笈多王朝与我国东晋至南北朝前叶同期,新疆营盘墓地出土的这枚马赛克人面纹玻璃珠,可能就是这个时期从泰国南部泰-马半岛的空统地区,经海上丝绸之路抵达恒河三角洲的耽摩栗底港,再由上述海-陆丝路支线运抵乌铎迦汉荼城,经吉尔吉特、我国新疆的莎车、喀什、库车、尉犁等地,抵达营盘地区。

  科技考古的成分分析显示,孔统人面玻璃珠属于植物灰型钠钙玻璃[71],这种类型的玻璃通常制作于两河流域和伊朗地区[72]。几段在两河流域或伊朗制作好的马赛克人面纹玻璃料棒,可能先经过自西向东的海上丝绸之路,从波斯湾贸易到泰国南部泰-马半岛的孔统地区。在孔统当地的玻璃作坊,玻璃工匠对料棒进行切割,并装饰上新的玻璃料色图案。大部分的孔统人面珠都留在了当地,只有一枚孔统人面珠经海-陆丝路,千里迢迢的到了中亚大陆腹地的新疆,成为营盘墓地45号墓墓主人的耳坠饰。

图一三 笈多王朝版图和贸易路线示意图(公元450年)[73]

  有学者对出土于营盘墓地的38例古人骨进行研究,发现其与新疆察吾乎三号墓地居民及肯科尔匈奴人关系最密切,他们的体质特征既接近于欧洲人种,又有一些蒙古人种因素的混入[74]。上述学者研究的古人骨材料中未包括古印度和古东南亚人骨材料。这位45号墓的墓主人,会不会是一位来自泰国南部泰-马半岛的异乡人?我们尚不得而知。希望今后对营盘墓地发掘材料的进一步研究能为我们解开这些谜团。

  另外,1930-1931年,约翰·马歇尔爵士(Sir. John Marshall)在今巴基斯坦塔克西拉的达摩拉吉卡寺院(Dharmarajika)发掘了一批人类骨骸,马歇尔认为这些骨骸大概是白匈奴人在5世纪末劫掠并烧毁这座寺庙时,杀死的僧人或尼姑,其中可能有战死的白匈奴人[75]。通过体质人类学研究证实了马歇尔的观点,达摩拉吉卡寺院发掘的一具研究编号为5号的头骨,与斯坦因在营盘墓地获得的头骨(营盘是公元4-5世纪被废弃)、拜鲁(Bellew)博士从英吉沙(Yangi Hissar)墓地(塔里木盆地西端、喀什和叶尔羌河之间)头骨属于一个种族类型[76]。斯坦因认为营盘位于古代白匈奴人故国的边界上[77]。公元5世纪末,白匈奴军队亦可能通过这条从新疆经由斯瓦特河谷连接古印度北部的贸易路线入侵塔克西拉,并留下了这件遗骨。

  十一、结 语

  新疆营盘墓地出土的一枚马赛克人面纹玻璃珠,为我们揭开一条魏晋南北朝时期连接泰国南部泰-马半岛至我们新疆地区贸易路线的神秘面纱,丰富了我们对古代丝绸之路贸易网络的认识。实际的古代贸易和交流过程可能远比我们想象的更为复杂。充分说明珠饰这类考古材料在研究古代文明交流时,具有特殊的作用,也提请考古工作者对其研究价值加以重视。

  注 释

  [1] 周金玲《新疆尉犁县营盘古墓群考古述论》,《西域研究》1999年第3期,第59~66页。

  [2]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尉犁县营盘墓地1999年发掘简报》,《考古》2002年第6期,第58~74页。

  [3] 周金玲《营盘墓地出土文物反映的中外文化交流》,《文博》1999年05期,第59~64页。

  [4]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尉犁县营盘墓地1999年发掘简报》,《考古》2002年第6期,第58~74页。

  [5] 李文瑛《新疆营盘墓地出土的古玻璃器介绍》,《丝绸之路上的古代玻璃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41、142页。

  [6] 李文瑛 同上揭文,彩版图15。

  [7]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 同上揭文,第58~74页。

  [8] 李文瑛 同上揭文,第139页。

  [9] Robert K. Liu, “Nubian Mosaic Face Beads: The Enigma of Variations”, Ornament, 2014,37(5):40-45. Yvonne J. Markowitz and Denise M. Doxey, Jewels of Ancient Nubia, Museum of Fine Arts,2014:155.

  [10] Robert K. Liu,op.cit., pp.40-45.

  [11] Robert K. Liu,op.cit., pp.40-45.

  [12] Robert K. Liu,op.cit., pp.40-45.

  [13] E. Marianne Stern and Birgit Schlick-Nolte, Early Glass of the Ancient World: 1600B.C. –A.D.50, Ostifildern, Germany: Verlag Gerd Hatje, 1994:414-415.

  [14] Robert K. Liu,op.cit., pp.40-45.

  [15] Robert K. Liu, Collectable Beads, Vista: Ornament, Inc., 1995:118-119.

  [16] Robert K. Liu,op.cit., pp.118-119; Lois Sherr Dubin, The History of Beads: from 100,000B.C. to the present, New York: Abrms, 2009:60; Adrienne V. Gennett, Glass Beads, The Corning Museum of Glass, 2013:14-15.

  [17] James W. Lankton, A Bead Timeline: Volume 1: Prehistory to 1200 CE, Washington, DC: The Bead Society of Great Washington, 2003:57.

  [18] James W. Lankton, op.cit., p.57.

  [19] Robert K. Liu,op.cit., pp.40-45.

  [20] James W. Lankton, op.cit., p.57.

  [21] E. Marianne Stern and Birgit Schlick-Nolte, op.cit., pp.414-415.

  [22] James W. Lankton, op.cit., p.69.

  [23] James W. Lankton, op.cit., p.62.

  [24] James W. Lankton, op.cit., p.69.

  [25] James W. Lankton, op.cit., p.69.

  [26] Thawachchai Ramnut, Pre-History Ornament & Beads Vol.3: Roman Beads, Bangkok: Phraram C reation. 2014:232-239.

  [27] 李文瑛 同上揭文,彩版图15。

  [28] Robert K. Liu,op.cit., pp.40-45.

  [29] Lois Sherr Dubin, op.cit., Front page.

  [30] Robert K. Liu,op.cit., pp.40-45.

  [31] James W. Lankton, op.cit., p.69.

  [32] Thawachchai Ramnut, op.cit., pp.232-239.

  [33] 李文瑛 同上揭文,彩版图15。

  [34] 李文瑛 同上揭文,彩版图16。

  [35] Thawachchai Ramnut, op.cit., pp.232-239.

  [36] James W. Lankton, op.cit., p.69.

  [37] James W. Lankton, op.cit., p.69; [泰] 班查·彭帕宁著,林璟玫译《古珠·天珠珍贵圖鑑》,维他命文化有限公司,2014年,第135~145页。

  [38] James W. Lankton, op.cit., p.62.

  [39]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 同上揭文,第58~74页。

  [40] 李文瑛 同上揭文,第139页。

  [41] Thawachchai Ramnut, op.cit., pp.230-231.

  [42] Thawachchai Ramnut, op.cit., pp.230-231.

  [43] 李文瑛 同上揭文,彩版图15;李文瑛 同上揭文,彩版图16。

  [44] Thawachchai Ramnut, op.cit., pp.232-239.

  [45] Thawachchai Ramnut, op.cit., pp.230-231.

  [46] James W. Lankton, op.cit., p.69.

  [47] Thawachchai Ramnut, op.cit., pp.232-239.

  [48] Thawachchai Ramnut, op.cit., pp.232-239.

  [49] Thawachchai Ramnut, op.cit., pp.232-239.

  [50] [泰] 班查·彭帕宁著,林璟玫译 同上揭文,第42、43页。

  [51] Thawachchai Ramnut, op.cit., pp.232-239.

  [52] [泰] 班查·彭帕宁著,林璟玫译 同上揭文,第142页。

  [53] Thawachchai Ramnut, op.cit., pp.232-239.

  [54] Thawachchai Ramnut, op.cit., pp.232-239.

  [55] 李文瑛 同上揭文,彩版图15。

  [56] James W. Lankton, op.cit., p.69.

  [57] Thawachchai Ramnut, op.cit., pp.232-239.

  [58] Thawachchai Ramnut, op.cit., pp.232-239.

  [59] E. Marianne Stern and Birgit Schlick-Nolte, op.cit., p.378.

  [60] E. Marianne Stern and Birgit Schlick-Nolte, op.cit., p.379.

  [61] Robert K. Liu,op.cit., pp.40-45.

  [62] Oppi Untracht, Traditional Jewelry of India, New York: Harry N. Abrams, 1997:25.

  [63] Oppi Untracht, op.cit., p.25.

  [64] 《汉书》,台湾商务印书馆,北宋景祐刊本,2010年,第434页。

  [65] 天津博物馆《海上丝绸之路文物精品大展》,故宫出版社,2015年,第20页。

  [66] Asia Society Museum,The Buddhist Heritage of Pakistan: Art of Gandhara, New York:Asia Society, 2011:35.

  [67] Fredrik Hiebert and Pierre Cambon, Afghanistan: Hidden Treasures from the National Museum, Kabul, Washington D.C.: National Geographic Society, 2008:43.

  [68] Asia Society Museum, op.cit., p.36.

  [69] Asia Society Museum, op.cit., p.36.

  [70] Asia Society Museum, op.cit., p.36.

  [71] 李青会等《文化交流视野下的汉代合浦港》,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19年,第102 页。

  [72] 干福熹等《中国古代玻璃技术发展史》,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16年,第72页;干福熹等 同上揭文,第79页。

  [73] Asia Society Museum, op.cit., p.36.

  [74] 陈倩《新疆尉犁县营盘墓地古人骨的研究》,《边疆考古研究》(第1辑),2002年,第323~341页。

  [75] [英] B·S·古哈(Guha),S·萨尔科(Sarkar),H·K·博兹(Bose)《在达摩拉吉卡发现的人类骨骸报告》,约翰·马歇尔著, 秦立彦译《塔克西拉》,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23~445页。

  [76] [英] B·S·古哈,S·萨尔科,H·K·博兹,同上揭文,第423~445页。

  [77] [英] B·S·古哈,S·萨尔科,H·K·博兹,同上揭文,第423~445页。

  图片编者按,本文原载于中国考古学会丝绸之路考古专业委员会、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编,罗丰主编《丝绸之路考古》第四辑,科学出版社,2020年,第71-84页。编辑推文时略有改动,引用请据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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