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刘仁勖在继迁、德明时期的职务是“牙校”、“左都押衙”，并无德明以后的记载。“牙校”、“左都押衙”等官职，是唐末藩镇割据的产物，其职位虽然不高，但却是藩镇的亲信，实际地位很重要，往往参与军事机密，承担重要外交事务。《宣德宁夏志》所载《褐铭》后碑阴题款:“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平章事、监葬舍利臣刘仁勖。按宋制，“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平章事”，实际上是正二品副宰相。这一不见史传的新资料，给西夏历史增添了一位宰相级的人物，使刘仁勖成为名副其实的三朝元老。
关键词:宣德宁夏志;刘仁勖;三朝元老
作者简介:牛达生(1933一)，男，山西太原人，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考古学、西夏学，兼及钱币学、印刷史、宁夏史志。
《宣德宁夏志》《褐铭》录文后“今考之”一段称:“碑阴刻曰: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平章事、监葬舍利臣刘仁颤，都大勾当修塔司、同监葬舍利、讲经论沙门事臣定惠。” [1] 340近期，在阅读吴忠礼先生《宁夏志笺证》这段话时，引起很大兴趣，特别是对刘仁勖其人。
所谓《竭铭))，是指刻于景宗元昊大庆三年(1038)八月的《大夏国葬舍利褐铭》。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笔者就在明《嘉靖宁夏新志》中看到《竭铭》录文，还有毅宗谅柞天佑垂圣年间(1050一1055)的《夏国皇太后新建承天寺瘫佛顶骨舍利碑铭》(简称《承碑》)录文。《喝铭》为元昊重臣“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平章事张陆”撰，记述了为葬“东土名流，西天达士”所进舍利，而建“连云之塔”的盛况①。这是已知西夏最早的佛教碑褐，也是西夏建塔最早的记载。《承碑》是记述毅宗皇太后没藏氏，为“保圣寿以无疆，傅宗兆而延永”，而“大崇精舍，中立浮图”，也即兴建承天寺和承天寺塔的壮举。笔者曾撰文对“两碑”进行考证，论证了“两碑”的学术价值，同时指出《竭铭》录文所称“葬舍利”的“连云之塔”建于桓宗纯拓“天庆三年”，应为景宗“大庆三年”之误[2]。这一认识，很快得到学界的认可。
笔者所以又重提这一问题，主要是因为过去我们所见《弘治宁夏新志》、《嘉靖宁夏新志》等，皆未言及“两碑”有碑阴文字。而上引《宣德宁夏志》碑阴文字，是新发现的从未见过的资料，不只是研究“两碑”、也是研究早期西夏社会宗教的重要资料，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首先，“都大勾当修塔司”这一机构，“定惠”这一人物，皆未见诸已知文献。据载，在西夏政府机构中，设有“僧人功德司”、“出家功德司”(有的记为“在家功德司”、“出家功德司”)，掌管国家佛教事务[3]363-367。但遍查资料，未见“修塔司”这一机构。考虑到((竭铭》所建“连云之塔”是皇家工程，这里的“修塔司”，似也应为国家佛教管理机构之一。“都大勾当修塔司”，似可理解为“总管”修建寺庙佛塔事务的专门机构。“沙门定惠”，是“讲经论”的僧职人员，也是“修塔司”的重要管理人员之一。这一记述，为西夏佛教、特别是早期西夏佛教的研究，提供了极为珍贵的资料。
另外，《竭铭》书碑者“右谏议大夫羊口”，也为史志缺载。过去研究似乎对此关注不够。按唐宋官制，“右谏议大夫”，从四品，掌侍从规谏，地位也不低。西夏“设官之制多与宋同，朝贺之仪杂用唐宋，而乐之器与曲则唐也”[4]6761。这一资料为西夏官制受唐宋影响提供了新的证据;它还告诉我们，能书此重要《褐铭》的“羊口”，应是当时名重一时的书法家。
再者，我们已经知道，元昊称帝建国是1038年十月十一日，他给宋朝上表称其“伏愿一坟之土地，建为万乘之邦家”。我们已知《褐铭》是“张涉奉制”撰写的;现在又知“葬舍利”的“连云之塔”之塔，是刘仁歇、定惠这两位重量级人物“监葬”的;而建“连云之塔”的时间，仅比元昊称帝建国早两个月。因此有理由推测，建塔这一工程或许就是元昊本人主导的。《褐铭》是为即将称帝的元昊歌功颂德的，也是为西夏建国制造舆论的。《褐铭》中称元昊为“圣文英武崇仁至孝皇帝”，宣扬他“敏辩迈唐尧，英雄超汉祖”，修塔又是为“保佑邦家并南山之坚固，维持)AR嗣同春葛之延畏”，使“边塞之干戈堰息，仓箱之寂麦丰盈”等。这是《宋史·夏国传》称元昊为“始文本武兴法建礼孝皇帝”，说他“晓浮图学，通蕃汉文字”，赞誉他“性雄毅，多大略”的最好注脚。
还需指出，原来我们认为“凝真考之”将《褐铭》系于“桓宗天庆三年”，是《嘉靖宁夏新志》的错误[5]，以致影响到以后宁夏所有方志，他们都因袭了这个错误。凝真，即明庆靖王朱旗。现在看来，这一错误，不在《嘉靖宁夏新志》，而在《宣德宁夏志》。因为它是诸志之“祖本”，看来朱旗一开始就把它搞错了。这一不见经传的新资料，再一次证明，《褐铭》只能是元昊时所撰，“葬舍利”的“连云之塔”，只能建于元昊时期，而绝非桓宗天庆时物。而这样一座重要的古塔，建在何处，形制如何，包括朱旗在内的明朝人竟未留下一字，令人遗憾。
这里我们重点讨论刘仁勖。刘仁黝是何许人也?查诸文献，我们得知他是继迁、德明时期的一个重要人物。他的出现总是在西夏发生重大事件之时。
宋真宗咸平五年(1002)，继迁攻取西睡重镇灵州，第二年“遂都于灵州”[6]6756。这是西夏历史上无比重大的事件，也是西夏历史的一个转折点。从此，西夏政治中心由夏州西移，到了宁夏平原的灵州(今吴忠市)，为西夏的进一步扩张奠定了新的基础。西夏为了抗宋，在形式上臣属于辽，并接受辽封“夏国王”称号。这件攻取灵州的大事，当然要向辽通告，于是继迁“遣刘仁勖来告下灵州[7]6916。
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继迁死后其子德明嗣位。按照继迁遗训，德明“连岁上表归宋”。经过多次协商，景德三年(1006)九月，宋夏签订了和约。就在这一背景下，德明“遣仁渤奉誓表，请藏盟府”[8]6756。何谓“盟府”?是古代掌管、保存盟书等重要文书的官府。德明纳款，表示“世修职贡”。也换得宋真宗对德明地位的承认，授其为定难军节度使，封为西平王，“给棒如内地”。还有各种最高等级的加衔，如正一品的“特进、检校太师”，最高勋级“上柱国”等。德明得到所需宋朝的一切，宋真宗也决心和西夏和解，从而为西夏的发展创造了一个相对和平的环境。为此，德明在完善其军事机构时，正式任命“刘仁勖为右都押牙[1]93。
大中祥符五年(1012)冬，契丹文武百官上其主圣宗耶律隆绪尊号，日“弘文宣武、尊道至德、崇仁广孝、聪睿昭圣、神赞天辅皇帝，大赦，改元开泰”②。可能受此影响，认为我西夏不比你契丹低，仁助乃建言:“先王(继迁)创造大业，中道崩姐。今徽号未加，非报本追崇之意”。德明用其言，“上继迁尊号曰:应运法天、神智仁圣、至道广德、光孝皇帝，庙号武宗，群臣上表贺’，③。这是西夏先祖有尊号之始。
大中祥符九年(1016)冬十月，德明遣牙校仁助贡马二十匹，并上言:宋边臣违约招纳逃亡，“遂致绥、延等界，径、原以东，擅举甲兵，人臣境土”。宋真宗答曰:“已令解延、径原、环庆、麟府等路部署铃辖司，今后约勒蕃部，不得辄相切夺，擅兴甲兵，凡于交争，须尽公办理”等。这件事仁颤办得很漂亮，按规定，西夏“凡有表奏，并令延州承受人递，其使者不复诣网”0“及仁颤至延州，以其所奏异于他日”，“诏特许赴阙” [10]2022-2023。
从上述资料中看，刘仁勖职务是“牙校”，后来升为“左都押衙”④。“牙校”是个什么官?据研究，“牙校”、“牙将”、“牙吏”、“押牙”、“押衙”等是一种职务的不同称呼。这是唐末藩镇割据的产物，在藩镇衙署内皆置押牙，为节度使内的亲信武官，其总管则称都押牙。“牙校”虽然职位不高，但他是藩镇的亲信，实际地位很重要。他们往往参与军事机密，甚至直接统率军队;还可以直接向皇帝建言，承担重要的外交事务。比如继迁亲信张浦，为继迁、德明出谋划策甚多，最初的职务便是“左都押衙”。上述刘仁勖出使辽宋，建言为继迁上尊号等，都是西夏历史上的大事，也是“牙校”这一职务最好的注脚。
自德明之后，仁助之名则再未见诸史传。元昊时他又干什么了?《褐铭》给我们提供了全新的资料，此时，他的地位更高，担任了“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平章事”。这是个什么职务?按宋制，此为正二品的副宰相，他与撰写《褐铭》的元昊重臣“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平章事臣张涉”同级。这一不见史传的新资料，不仅给西夏历史增添了一位宰相级的人物，同时进一步证明，《竭铭》中“葬舍利”的“连云之塔”之塔，只能建于元昊时期，而绝非桓宗天庆时期。
如果没有《竭铭》新资料，我们只能称刘仁颤为两朝元老。新的资料告诉我们:元昊时期，仁助仍然健在，仍在为西夏尽力。元昊待之也不薄，而授之以副宰相职务。至此，我们可以称刘仁励为继迁、德明、元昊三朝元老矣!
注释:
①《竭铭》称:“是致东土名流、西天达士，进舍利一百五十篙，并中指骨一节，献佛手一枝及顶骨罄以银撑、金棺、铁匣、石匾，衣以宝物，口以毗沙。下通掘地之泉，上构连云之塔。香花金石周陈。”据此，“连云之塔”应实有其塔，可惜没有留下塔名及位置，明清志书也无一点信息可寻。
②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编:《二十五史》本第9册《辽史·圣宗纪》卷一五「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6806。圣宗是契丹最有作为的一位皇帝，他在亲政后，修订法律，释免奴隶，进行多方改革;在军事上，南败宋兵，逼宋订立“擅渊之盟”，西胜鞋靶，使甘州、西州回鹊来贡，从而使辽进人全盛时期。
③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编.《二十五史》本第8册《宋史·夏国传》卷四八五「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6756a《西夏书事》、《西夏通史》等，多将此事系于大中祥符九年 (1016)，笔者认为不当。《宋史·夏国传》中，德明上尊号事两出，一处在继迁卒“德明立”句后，一处在祥符九年和天禧元年之间夹叙五年德明追尊号事。韩荫晨先生考证，后一处“疑有并误”。但两出处皆言“五年”，故以大中祥符五年为宜。
④在唐宋官制中，往往有左右仆射、左右丞相等，一般以左为尊，左职崇于右职。又:“都”者，以示尊大，比不带“都”字者高一级。
参考文献:
[1]吴忠礼.宁夏志笺证[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8.
[2]牛达生.《嘉靖宁夏新志》中的两篇西夏佚文[J].宁夏大学学报，1980 (4).
[3]天盛改旧新定律令.第十.司序行文门[M].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注.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
[4]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编.二十五史(第8册)《宋史·夏国传》卷四八六「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5] [明]胡汝砺撰，《嘉靖宁夏新志》卷二〔M].“凝真曰，考之……其葬舍利曰天庆三年，乃夏桓宗纯佑天庆三年，宋宁宗庆元二年丙辰也。”
[6]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编.二十五史(第8册)《宋史·夏国传》卷四八五[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7]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编.二十五史(第9册)《辽史·外记·西夏》卷一一五[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8]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编.二十五史(第8册)《宋史·夏国传》卷四八五[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9]〔清〕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卷八)[M].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
[10]〔宋〕李涛.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八八)[M].北京:中华书局，1983.
本文出自《西夏研究》2010年02期，11—1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