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影响下的西夏书法艺术
牛达生
书法，不言而喻是指文字的写法。凡写字的人都想把字写得美观好看，因而文字书写的美化，便成为传统的民族艺术。从魏晋到唐宋，汉字的书法艺术达到极高的境界，出现一批影响深远的书法大家，留下了大量精美的书法珍品。西夏受唐宋书法艺术的影响，也发展了自己的书法艺术，并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西夏典籍和碑刻不仅是展示西夏书法艺术的重要实物，而且在题款等文字中还保留了不少书写者姓名。书写者一般称为“笔授(誊写工)”，有的称为“书手”，有的干脆称“写者×××”。现有文献可知的这些书写者有党项人，也有汉人；他们既有僧人，也有俗人；有写西夏文的，也有写汉文的。
西夏还有一些与皇家有关系的书法家，如为李元昊称帝大唱赞歌的《大夏国葬舍利碣铭》的书写者“羊□”，著名的《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铭》(《西夏碑》)的西夏文书写者“浑嵬名遇”，是西夏切韵博士，阁门司官员，汉文和篆额书写者“张政思”，其职务是“供写南北表章”，是专门为政府给宋朝、契丹写表章的官员。《金史》卷六十一载，仁宗时曾出使金朝的武功大夫刘志直，“官翰林学士，工书法”。他们都是当时名重一时的西夏书法家。张政思还是现知唯一的篆书书法家。
西夏的主体民族党项族，从唐初由青藏高原内迁到宋初建国西夏，历经四个世纪。他们与汉族相濡杂处，受汉族文化影响，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有了很大变化。特别是党项族平夏部首领拓跋思恭，因参与镇压黄巢起义有功，被唐僖宗赐姓李，任命为定难军节度使，封为夏国公，统辖夏州、银州等五州之地，逐渐成为称雄一方的地方割据势力。从此以后，李氏贵族代代封爵，世世为官，读书写字、公私文书多用汉字，中原文化对他们的影响更深。今所见西夏太祖李继迁及以后历朝皇帝与宋朝往返文书，都是用汉文书写的。《宋史，夏国传》载，西夏开国皇帝李元昊“通蕃汉文字”；清吴广成《西夏书事》卷三十九载，西夏神宗李遵顼“端重明粹，少力学，长博通群书，工隶篆”。这里的“工隶篆”是指汉文。西夏历朝皇帝对中原文化的深切理解，是建立西夏政权的政治需要，也为西夏书法艺术的发展创造了广阔的空间。
西夏文字书法艺术
西夏文字和汉字一样是典型的方块字，其书写方法如执笔、运笔、点画、结构和布局等，和汉字基本相同。西夏字笔画较为繁复，没有汉字如一、二、人、丁等笔画极少的字。西夏字外形方正，结体严谨，笔画匀称，舒展潇洒，美观大方。其文字笔画繁而不乱，点、画穿插有序；多斜笔，撇、捺丰富，特别是撇、捺的连接，似断似续，藕断丝连，体现出西夏字的特点和韵味。
西夏文字书法，见之于考古发现之石刻(碑刻、崖刻)、钱币、官印、牌符、铜镜、刀剑等文物上，特别是大量的纸质写本和印本上。其字体丰富多彩，有楷书、行书、草书、篆书(但没有明显的隶书)。其中不少书法精品，显示了西夏书法的艺术魅力。其书法深受唐人影响，具有欧、颜、柳各体的神韵风采而妙得其法。
1.楷书
汉字楷书端庄工整，也称真书、正书。经过长期使用，证明它是实用性和艺术性结合得最好的字体，因此成为最通用的字体，并保持着正统的地位。西夏文物所见西夏文字，也以楷书最多，在字体中保持着正统的地位，是西夏字体的大宗。如武威的《西夏碑》、银川的木活字印本《吉祥遍至口和本续》(图1)等，都是楷书，它与汉字的书写规律相似。
西夏文刻本《音同》(图2)，是以声分类的字书，因广为使用，版本较多，但都以标准正书书写，写稿人精益求精，功力深厚，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西夏文刻本《三才杂字》(图3)，是流行较广的启蒙读物，其字体平正凝重，沉稳流畅，可与《音同》媲美。甘肃定西县文化馆收藏的西夏文泥金字《大方广佛华严经》(图4-1、2)，用笔方正，楷法精妙，至今色泽如新。银川山嘴沟石窟出土的禅宗文献残页和密教修法科文残页，方折劲巧，平稳端庄，结构严整，是书法上品。
银川西夏陵考古中，出土西夏文残碑3500多块(另有汉文残碑1100多块)。碑文书体不一，风格各异，有的端正大方，有的圆润深沉，有的气势豪迈，有的似瘦金，有的类院体。这些碑刻字体各具特色，但都是成熟练达的正书。可以想象，给皇陵书写碑文，当然是名家高手。文字书写认真，雕刻精细，展示了很高的书法艺术和雕刻水平，其中有些是西夏书法的代表作品。(图5-1、2)
另外，皇帝御用的急递牌“敕燃马牌”(图6-1、2)、宫廷寝宫当值人员所执的符牌“内宫后门待命"(图6-3)，这些符牌字体书法工整，笔力强劲，点画顿折强烈，是西夏优秀的书法和雕刻作品。
2.行书
行书是伴随着楷书的流行而产生的一种字体，它介于楷书和草书之间，是楷书的直接快写。汉字楷书用笔、点画稍加变动或连体，可以成为日常习用的行书。行书最突出的特点是既具有楷书的体势、点画，又具有草书的简易、使转。行书易辨认，书写便捷，又独具体态，灵活多变，也是实用性和艺术性结合得很好的字体。西夏文行书以行楷为多，多见于写本文书中，如《黑水城守将告近禀帖》，潇洒如意，衔接流畅；写本《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山嘴沟石窟第二窟藏传密教修法残页(图7)等，书写精绝，字体娟秀，也是很好的行书作品。
3.草书
汉字草书，有章草、今草、狂草之别。章草是随汉隶盛行而产生，狂草是一种狂放的草书，今草则是行书流行之后创造出来的一种草书字体。西夏文写本文书，也有草书作品。如套汉字诸草，或与汉字相比，因无隶书而不可能有章草，也未见狂草之作，只有今草。像汉文草书一样，也为使用的快捷和便捷，其笔画潦草连绵，如行云流水，少有间断。西夏文草书在使用过程中也形成一定的规律，有时两笔、三笔甚至多笔简为一笔，不同的部首往往有相同的简化形体。但人写人异，风格不同，繁简不一，同一字形出现不同的变体，以致还有部分草书至今难以辨识。西夏文草书也有很精致的作品，如草书《孝经》(图8-1)笔画简洁流畅，结构均匀自然，布局疏密有致，是传世的草书代表作。宁夏拜寺沟方塔出土的西夏文草书长卷(图8-2)，山嘴沟石窟第2窟出土的写本佛经残页(图8-3)等，字体变化多端，笔画清新活泼，如行云流水而有气势，也是较优秀的草书作品。
4.篆书
今之所谓篆书，即李斯奉始皇之命所创之小篆。篆书作为官方文字，因秦朝的灭亡，其使用时间只有短暂的十几年，但在书法艺术史上占有相当的地位。
篆书是线条化的字体，其章法平正划，排列方正，横竖成行；每个字大小一样，笔画粗细均等，其直者如陈玉箸，曲者如弯金丝，藏头护尾，不露锋芒，圆润中颇有筋力。历代不乏篆书名家，如唐代李阳冰、宋代徐铉、明代李东阳、清代邓石如等。直至现代，篆书仍为广大书法者所爱好。
西夏文的篆书存世数量极少，只见于金石，尚未发现纸本者。西夏文篆书有两类，一为小篆，一为九叠篆。小篆有3件：一为武威《西夏碑》西夏文篆额，汉译为：“敕感通宝塔之碑文"8字(图9-1、2)；一为皇帝御用的“敕燃马牌”上沿“敕”字(图9-3)，与“敕感通宝塔之碑文”之“敕”字相类；一为银川西夏陵寿陵碑额，汉译为：“大白高国、护城圣德、至懿皇帝、寿陵志文”16字(图9-4)。两碑篆字，皆为白文，各有特点：“西夏陵”篆额，字形方正典雅，结构严谨整齐，笔画匀称畅达，秀逸端庄；《西夏碑》字形竖长圆润(纵势)，行笔婉转有力，与一般篆书不同，最具特点的是有的笔画似有笔锋。
书法家卢桐先生的《西夏文书法研究初探》一文认为，西夏陵碑额是“西夏书法艺术珍品”，“西夏文篆书在形体和用笔方法上，深得汉文篆书之妙法……在书写技巧和功力上已经相当纯熟。”
九叠篆始于唐代，亦日“上方大篆”，多盘旋折叠之状。其称九叠者，以九为数之终。西夏九叠篆，仅见于西夏官印，至今发现150余枚。主要为“首领”二字印，还有四字印、六字印等。多方形抹角，阴文，虽为铸，但大小不一，篆法多有变化。(图10-1、2)还有个别朱文印(图10-3)，背文多线刻年款和持印首领名字。印面笔画多上下叠转，横向转折较少，笔画不交叉，同字繁简不一，交叉的数笔简为一笔或两笔，多为5～7叠。
卢桐先生认为：“西夏官印篆书与前述残碑篆额在技法和风格上迥然各异。前者以圆笔方正为主要特点，笔法‘婉而通’，形、意均不断，笔画转折处自然婉转且疏密有致；后者则以方笔居多(偶尔出现圆笔)，笔画刻至印章四角，能随印的自然角度而灵活变化，达到既方正遒劲又自然天成的境地，足见其笔法和刀功的深厚功力。”评价恰当、中肯。
5.硬笔书法
西夏人的书写工具，除传统的毛笔外，还有竹笔。这里所谓碑笔书法，是指用竹笔书写的西夏字。1972年，甘肃武威发现两支竹笔，其形制与现在的蘸水笔相似，是用粗细适度的竹子，将一端削出一个斜面，斜面前端削成笔尖形，在笔尖中间划出一道细缝，然后蘸墨书写。这样一来，既可使墨汁缓缓下渗，又能减弱笔尖的硬度，增加笔尖的弹性。其中一支未用过，长13.6厘米、直径0.7厘米；一支使用过，笔尖残留墨迹，长9.5厘米、直径0.8厘米。在考古史上是我国首次发现的西夏竹笔，异常珍贵。在俄藏黑水城文献中，就有用竹笔书写的刻本，其特点是“起落顿笔，转折笔画不圆”，它与宋体字不同，被俄罗斯学者称为“写刻体”。陈炳应先生《西夏探古》一书认为，俄藏黑水城文献中的写本《孟子》一书，字体粗黑整齐，刚劲有力，可能就是用竹笔书写的。(图11)
在我国传统书法艺术中，似无硬笔书法一说。上世纪以来，“硬笔书法”兴起并风行全国，它是以“瘦硬”为特点的书法艺术。杜甫盛赞“书贵瘦硬神”。但它与西夏竹笔不同，其书写工具仍是毛笔。
西夏汉文书法艺术
西夏文是借鉴汉字成法而创制，从一开始就继承了汉字的优秀书法传统，产生了不少优秀的西夏文字书法作品。而在西夏文献和碑刻中，也有不少楷书的汉文作品。西夏汉文书法，更是直接继承了中原地区汉字书法，从而产生了不少高品位的书法作品。
西夏陵出土汉文残碑1100多块，其文字风格各不相同，有的富丽端庄，有的银钩铁画，展现了不同的书法艺术，是西夏汉文书法的大展台。7号陵(仁宗寿陵)出土崇宗所作《灵芝颂》残碑(图12)，文字结构紧凑，有纵有敛，笔力遒劲峻拔，笔法均匀瘦硬，棱角外拓，深得柳体笔法之精髓，是西夏汉文书法的上品。贺兰山拜寺沟方塔出土了多件书法作品，其中《仁孝发愿文》(图13)，结构严谨，用笔稳健，笔画长短合度，劲梃刚直，具有欧体特征，也为汉文书法佳作。
俄藏汉文刻本惠宗大安十年(1084年)《大方广佛华严经》卷四十，是极工整的楷书，字体平整稳重，兼有颜、柳二体，略具颜筋柳骨的味道。仁宗天盛四年(1152年)刻本《注华严法界观门》(图14)，字体方正严谨，笔法典雅纤细，蕴涵褚字韵味，也是难得的上乘之作。
汉文篆书，仅见三处：西夏陵108号梁国正献王墓出土白文篆书残碑8块，其中只有一个“国”字完整(图15)；文字较多的是武威“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铭”12字篆额，现在只能看到下半6字(图16)；银川贺兰山滚钟口出土的铜钱篆书“光定元宝”(图17)。这些文字平正划一，圆润流畅，笔力遒劲，亦为难得的西夏汉文篆书佳作。
本文出自：《寻根》 , 2012年第2期，28-3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