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影响下的西夏书法艺术
牛达生
书法,不言而喻是指文字的写法。凡写字的人都想把字写得美观好看,因而文字书写的美化,便成为传统的民族艺术。从魏晋到唐宋,汉字的书法艺术达到极高的境界,出现一批影响深远的书法大家,留下了大量精美的书法珍品。西夏受唐宋书法艺术的影响,也发展了自己的书法艺术,并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西夏典籍和碑刻不仅是展示西夏书法艺术的重要实物,而且在题款等文字中还保留了不少书写者姓名。书写者一般称为“笔授(誊写工)”,有的称为“书手”,有的干脆称“写者×××”。现有文献可知的这些书写者有党项人,也有汉人;他们既有僧人,也有俗人;有写西夏文的,也有写汉文的。
西夏还有一些与皇家有关系的书法家,如为李元昊称帝大唱赞歌的《大夏国葬舍利碣铭》的书写者“羊□”,著名的《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铭》(《西夏碑》)的西夏文书写者“浑嵬名遇”,是西夏切韵博士,阁门司官员,汉文和篆额书写者“张政思”,其职务是“供写南北表章”,是专门为政府给宋朝、契丹写表章的官员。《金史》卷六十一载,仁宗时曾出使金朝的武功大夫刘志直,“官翰林学士,工书法”。他们都是当时名重一时的西夏书法家。张政思还是现知唯一的篆书书法家。
西夏的主体民族党项族,从唐初由青藏高原内迁到宋初建国西夏,历经四个世纪。他们与汉族相濡杂处,受汉族文化影响,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有了很大变化。特别是党项族平夏部首领拓跋思恭,因参与镇压黄巢起义有功,被唐僖宗赐姓李,任命为定难军节度使,封为夏国公,统辖夏州、银州等五州之地,逐渐成为称雄一方的地方割据势力。从此以后,李氏贵族代代封爵,世世为官,读书写字、公私文书多用汉字,中原文化对他们的影响更深。今所见西夏太祖李继迁及以后历朝皇帝与宋朝往返文书,都是用汉文书写的。《宋史,夏国传》载,西夏开国皇帝李元昊“通蕃汉文字”;清吴广成《西夏书事》卷三十九载,西夏神宗李遵顼“端重明粹,少力学,长博通群书,工隶篆”。这里的“工隶篆”是指汉文。西夏历朝皇帝对中原文化的深切理解,是建立西夏政权的政治需要,也为西夏书法艺术的发展创造了广阔的空间。
西夏文字书法艺术
西夏文字和汉字一样是典型的方块字,其书写方法如执笔、运笔、点画、结构和布局等,和汉字基本相同。西夏字笔画较为繁复,没有汉字如一、二、人、丁等笔画极少的字。西夏字外形方正,结体严谨,笔画匀称,舒展潇洒,美观大方。其文字笔画繁而不乱,点、画穿插有序;多斜笔,撇、捺丰富,特别是撇、捺的连接,似断似续,藕断丝连,体现出西夏字的特点和韵味。
西夏文字书法,见之于考古发现之石刻(碑刻、崖刻)、钱币、官印、牌符、铜镜、刀剑等文物上,特别是大量的纸质写本和印本上。其字体丰富多彩,有楷书、行书、草书、篆书(但没有明显的隶书)。其中不少书法精品,显示了西夏书法的艺术魅力。其书法深受唐人影响,具有欧、颜、柳各体的神韵风采而妙得其法。
1.楷书
汉字楷书端庄工整,也称真书、正书。经过长期使用,证明它是实用性和艺术性结合得最好的字体,因此成为最通用的字体,并保持着正统的地位。西夏文物所见西夏文字,也以楷书最多,在字体中保持着正统的地位,是西夏字体的大宗。如武威的《西夏碑》、银川的木活字印本《吉祥遍至口和本续》(图1)等,都是楷书,它与汉字的书写规律相似。
西夏文刻本《音同》(图2),是以声分类的字书,因广为使用,版本较多,但都以标准正书书写,写稿人精益求精,功力深厚,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西夏文刻本《三才杂字》(图3),是流行较广的启蒙读物,其字体平正凝重,沉稳流畅,可与《音同》媲美。甘肃定西县文化馆收藏的西夏文泥金字《大方广佛华严经》(图4-1、2),用笔方正,楷法精妙,至今色泽如新。银川山嘴沟石窟出土的禅宗文献残页和密教修法科文残页,方折劲巧,平稳端庄,结构严整,是书法上品。
银川西夏陵考古中,出土西夏文残碑3500多块(另有汉文残碑1100多块)。碑文书体不一,风格各异,有的端正大方,有的圆润深沉,有的气势豪迈,有的似瘦金,有的类院体。这些碑刻字体各具特色,但都是成熟练达的正书。可以想象,给皇陵书写碑文,当然是名家高手。文字书写认真,雕刻精细,展示了很高的书法艺术和雕刻水平,其中有些是西夏书法的代表作品。(图5-1、2)
另外,皇帝御用的急递牌“敕燃马牌”(图6-1、2)、宫廷寝宫当值人员所执的符牌“内宫后门待命"(图6-3),这些符牌字体书法工整,笔力强劲,点画顿折强烈,是西夏优秀的书法和雕刻作品。
2.行书
行书是伴随着楷书的流行而产生的一种字体,它介于楷书和草书之间,是楷书的直接快写。汉字楷书用笔、点画稍加变动或连体,可以成为日常习用的行书。行书最突出的特点是既具有楷书的体势、点画,又具有草书的简易、使转。行书易辨认,书写便捷,又独具体态,灵活多变,也是实用性和艺术性结合得很好的字体。西夏文行书以行楷为多,多见于写本文书中,如《黑水城守将告近禀帖》,潇洒如意,衔接流畅;写本《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山嘴沟石窟第二窟藏传密教修法残页(图7)等,书写精绝,字体娟秀,也是很好的行书作品。
3.草书
汉字草书,有章草、今草、狂草之别。章草是随汉隶盛行而产生,狂草是一种狂放的草书,今草则是行书流行之后创造出来的一种草书字体。西夏文写本文书,也有草书作品。如套汉字诸草,或与汉字相比,因无隶书而不可能有章草,也未见狂草之作,只有今草。像汉文草书一样,也为使用的快捷和便捷,其笔画潦草连绵,如行云流水,少有间断。西夏文草书在使用过程中也形成一定的规律,有时两笔、三笔甚至多笔简为一笔,不同的部首往往有相同的简化形体。但人写人异,风格不同,繁简不一,同一字形出现不同的变体,以致还有部分草书至今难以辨识。西夏文草书也有很精致的作品,如草书《孝经》(图8-1)笔画简洁流畅,结构均匀自然,布局疏密有致,是传世的草书代表作。宁夏拜寺沟方塔出土的西夏文草书长卷(图8-2),山嘴沟石窟第2窟出土的写本佛经残页(图8-3)等,字体变化多端,笔画清新活泼,如行云流水而有气势,也是较优秀的草书作品。
4.篆书
今之所谓篆书,即李斯奉始皇之命所创之小篆。篆书作为官方文字,因秦朝的灭亡,其使用时间只有短暂的十几年,但在书法艺术史上占有相当的地位。
篆书是线条化的字体,其章法平正划,排列方正,横竖成行;每个字大小一样,笔画粗细均等,其直者如陈玉箸,曲者如弯金丝,藏头护尾,不露锋芒,圆润中颇有筋力。历代不乏篆书名家,如唐代李阳冰、宋代徐铉、明代李东阳、清代邓石如等。直至现代,篆书仍为广大书法者所爱好。
西夏文的篆书存世数量极少,只见于金石,尚未发现纸本者。西夏文篆书有两类,一为小篆,一为九叠篆。小篆有3件:一为武威《西夏碑》西夏文篆额,汉译为:“敕感通宝塔之碑文"8字(图9-1、2);一为皇帝御用的“敕燃马牌”上沿“敕”字(图9-3),与“敕感通宝塔之碑文”之“敕”字相类;一为银川西夏陵寿陵碑额,汉译为:“大白高国、护城圣德、至懿皇帝、寿陵志文”16字(图9-4)。两碑篆字,皆为白文,各有特点:“西夏陵”篆额,字形方正典雅,结构严谨整齐,笔画匀称畅达,秀逸端庄;《西夏碑》字形竖长圆润(纵势),行笔婉转有力,与一般篆书不同,最具特点的是有的笔画似有笔锋。
书法家卢桐先生的《西夏文书法研究初探》一文认为,西夏陵碑额是“西夏书法艺术珍品”,“西夏文篆书在形体和用笔方法上,深得汉文篆书之妙法……在书写技巧和功力上已经相当纯熟。”
九叠篆始于唐代,亦日“上方大篆”,多盘旋折叠之状。其称九叠者,以九为数之终。西夏九叠篆,仅见于西夏官印,至今发现150余枚。主要为“首领”二字印,还有四字印、六字印等。多方形抹角,阴文,虽为铸,但大小不一,篆法多有变化。(图10-1、2)还有个别朱文印(图10-3),背文多线刻年款和持印首领名字。印面笔画多上下叠转,横向转折较少,笔画不交叉,同字繁简不一,交叉的数笔简为一笔或两笔,多为5~7叠。
卢桐先生认为:“西夏官印篆书与前述残碑篆额在技法和风格上迥然各异。前者以圆笔方正为主要特点,笔法‘婉而通’,形、意均不断,笔画转折处自然婉转且疏密有致;后者则以方笔居多(偶尔出现圆笔),笔画刻至印章四角,能随印的自然角度而灵活变化,达到既方正遒劲又自然天成的境地,足见其笔法和刀功的深厚功力。”评价恰当、中肯。
5.硬笔书法
西夏人的书写工具,除传统的毛笔外,还有竹笔。这里所谓碑笔书法,是指用竹笔书写的西夏字。1972年,甘肃武威发现两支竹笔,其形制与现在的蘸水笔相似,是用粗细适度的竹子,将一端削出一个斜面,斜面前端削成笔尖形,在笔尖中间划出一道细缝,然后蘸墨书写。这样一来,既可使墨汁缓缓下渗,又能减弱笔尖的硬度,增加笔尖的弹性。其中一支未用过,长13.6厘米、直径0.7厘米;一支使用过,笔尖残留墨迹,长9.5厘米、直径0.8厘米。在考古史上是我国首次发现的西夏竹笔,异常珍贵。在俄藏黑水城文献中,就有用竹笔书写的刻本,其特点是“起落顿笔,转折笔画不圆”,它与宋体字不同,被俄罗斯学者称为“写刻体”。陈炳应先生《西夏探古》一书认为,俄藏黑水城文献中的写本《孟子》一书,字体粗黑整齐,刚劲有力,可能就是用竹笔书写的。(图11)
在我国传统书法艺术中,似无硬笔书法一说。上世纪以来,“硬笔书法”兴起并风行全国,它是以“瘦硬”为特点的书法艺术。杜甫盛赞“书贵瘦硬神”。但它与西夏竹笔不同,其书写工具仍是毛笔。
西夏汉文书法艺术
西夏文是借鉴汉字成法而创制,从一开始就继承了汉字的优秀书法传统,产生了不少优秀的西夏文字书法作品。而在西夏文献和碑刻中,也有不少楷书的汉文作品。西夏汉文书法,更是直接继承了中原地区汉字书法,从而产生了不少高品位的书法作品。
西夏陵出土汉文残碑1100多块,其文字风格各不相同,有的富丽端庄,有的银钩铁画,展现了不同的书法艺术,是西夏汉文书法的大展台。7号陵(仁宗寿陵)出土崇宗所作《灵芝颂》残碑(图12),文字结构紧凑,有纵有敛,笔力遒劲峻拔,笔法均匀瘦硬,棱角外拓,深得柳体笔法之精髓,是西夏汉文书法的上品。贺兰山拜寺沟方塔出土了多件书法作品,其中《仁孝发愿文》(图13),结构严谨,用笔稳健,笔画长短合度,劲梃刚直,具有欧体特征,也为汉文书法佳作。
俄藏汉文刻本惠宗大安十年(1084年)《大方广佛华严经》卷四十,是极工整的楷书,字体平整稳重,兼有颜、柳二体,略具颜筋柳骨的味道。仁宗天盛四年(1152年)刻本《注华严法界观门》(图14),字体方正严谨,笔法典雅纤细,蕴涵褚字韵味,也是难得的上乘之作。
汉文篆书,仅见三处:西夏陵108号梁国正献王墓出土白文篆书残碑8块,其中只有一个“国”字完整(图15);文字较多的是武威“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铭”12字篆额,现在只能看到下半6字(图16);银川贺兰山滚钟口出土的铜钱篆书“光定元宝”(图17)。这些文字平正划一,圆润流畅,笔力遒劲,亦为难得的西夏汉文篆书佳作。
本文出自:《寻根》 , 2012年第2期,28-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