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纯祐时期夏金关系述评
余军
夏乾祐二十四年(公元1193年)9月20日，国主仁孝卒。其长子纯祐嗣立，时年17，是为桓宗，罗氏皇后被尊为皇太后。次年改元天庆。至天庆十三年(公元1206年)1月，镇夷郡王安全在罗氏太后的支持下废其主纯祐而自立为帝，纯祐在位14年。以纯祐于乾祐二十四年年末嗣立及天庆十三年年头废黜，此两年不计，纯祐朝庭实际存12年，其基本承袭及继续奉行了仁孝时期的内外政策，国内佛教事务之活动的兴盛和对外附金称臣之关系的修好都呈现出一种“回光返照”似的新景观。本文仅就这一时期的夏金关系之表现内容及其形成发展之历史背景作一概述和探讨。
纯祐嗣位的当年11月，即遣使至金讣告(西夏告哀金国，始于崇宗乾顺卒)。是年12月，又遣使如金，奉故王仁孝遗表，进献礼物。对仁孝的卒世，金以敕祭慰问使来吊祭。夏天庆元年(公元1194年)1月，金按先例，册封纯祐为夏国王①。
一
(一)政治上，聘使频繁之互往。纯祐秉承仁孝遗风，承认金对夏的宗主国地位，确立了君臣关系，保持两国关系稳步发展。夏金双方使节一如继往，仍延续着仁孝时期的频繁往来。按《金史》“交聘表下”及“章宗本纪”载述所计，纯祐朝庭12年间入金使者30余次，一年中少者两次，多者四次，这一“频率”同仁孝时期相差无几。金章宗在此期间回聘使者近20次。仁孝时期已初步形成规律的夏遣使于金贺正旦、贺天寿节、谢横赐，金遣使于夏贺生日及横赐，纯祐朝时两国相沿成习遂成定制。夏金双方对待互往使臣，礼节从优，待遇从厚。金承安三年(夏天庆五年，公元1198年)，金章宗把夏使至金馆名“燕宾馆”易称为“恩华馆”②，夏使“所经桥道先期修治，赐酒、赐果皆从厚。使人一入见，金主悉慰劳之”③。金国完颜纲使夏时，金章宗“命赍三诏”至，纯祐厚馈④，亦不怠慢政治上亲密友好往来，也带动了双方经济、文化方面的交流。
(二)经济上，恢复榷场贸易。通过聘使，夏积极主动地发展与金的经济交往。夏金贸易主要有贡使和榷场两种形式。贡使贸易主要是在夏使来朝时进行。“使副往来，听留都亭贸易”⑤。金大定二十九年(夏乾祐二十年，公元1189年)，金章宗一度下诏停止夏使馆内贸易，但在明昌二年(夏乾祐二十二年，公元1191年)又告恢复，准许夏国使臣可在馆内贸易三日⑥。纯祐朝时除延用贡使贸易形式外，争取复开了保安、兰州榷场。榷场贸易是夏金贸易的主要形式。地点主要设在东胜、环州、兰州、保安、绥德五处。贸易物西夏输出的有来自西域的珠玉、硇砂、香料，西夏特产的柴胡、苁蓉、大黄等中药材、畜产品(马、羊、驼)及其副产品(毡毯、毛褐)。金国输出的是绢帛、铁器、瓷器、纸张、书籍及其它生活日用品。这种贸易曾引起金的不满。金大定十二年(夏乾祐三年，公元1172年)，金国主以“夏国以珠玉易我丝帛，是以无用易我有用也”为口实，减罢保安、兰州榷场。夏乾祐八年(公元1177年)，仁孝曾表请复置，金以“保安、兰州地无丝枲”为由不许⑧。夏乾祐十二年(公元1181年)，仁孝又上表请求复置，金以“保安、兰州无所产，而且税少”为故又予回绝⑨。夏天庆四年(公元1197年)，纯祐遣知中兴府事李德冲、枢密直学士刘思问等至金，再次奏告请复榷场一事，金章宗“以夏使朝辞，诏答许复保安、兰州榷场。”⑩至此恢复了关闭长达25年之久的两处关市。此举无疑对衰退的西夏后期经济增加了活力。西夏甚为欢娱，是年底，特遣殿前太尉李嗣卿、知中兴府事高德崇使金致谢⑪。
纯祐时期的金夏贸易，相形之下，夏对金的贸易积极性较高，金也相应全部开放了和西夏进行交易的旧有榷场，促使仁孝晚期金主对夏、金之间贸易的严加限制得以缓解，为纯祐时期的西夏经济注入了一线生机。但同时亦应看到，夏金之间各自将贵重物资及土特产品作为贡品和赐品输入对方，“相易用物”，“以通货财”⑫，这种变相的贸易活动实际上仍是停留于以物换物的易货贸易阶段，且“馆内贸易三日”，贸易机会如此之少，贸易额之少就可想而知⑬。尽管如此，在和平环境中发展有限的贸易关系，对双方不啻是幸事。
(三)文化上，文人雅士相交流。夏、金互往使臣中多为名门望族和朝中重臣，或兼而有之，其中不乏文化名流。他们卓越的文化修养、文化产品无形中随之也投射、影响了对方。纯祐时期金国所派使节中，如李仲略、刘玑、完颜纲等史载甚祥。“仲略字简之。聪敏力学，登大定十九年(夏乾祐十年，公元1179年)词赋进士第，调代州五台主簿……”金章宗称赞其“精神明健，如俊鹘脱帽”，史称其“刚介特立，不阿权贵，临事明敏无留滞，故所任以幹济称云” ⑭。“刘玑字仲璋，益都人也。登天德三年(夏天盛三年，公元1151年)进士第。大定初，为太常博士，改左拾遗，兼许王府文学……” ⑮。其在纯祐天庆元年(公元1194年)出使西夏己近80岁。金泰和元年(夏天庆八年，公元1201年)，金刑部员外郎完颜纲使夏贺生日，“完颜纲本名元奴，字正甫。明昌中，为奉御，累官左拾遗，……”，曾与乔宇、宋元吉编类陈言文字，凡二十卷⑯。
西夏子弟多贤良俊才。夏派使节中诸如乃令思聪、李嗣卿等在仁孝时期就多次出使金国。曾分别于夏天庆二年(公元1195年)、天庆十年(公元1203年)、天庆十二年(公元1205年)奉使金国的宣德郎高大节、高大亨、高大伦三兄弟，金人号为“三俊”⑰。诸如这些以文入仕的儒雅之士，互往期间自然对两国文化的传播与交流起到桥梁作用。
夏国缺医药，有疾但占筮。仁孝时期金国先进的医疗技术同夏国的中药材已互为影响、渗透。纯祐时期与金国的医学交往同样亦有所体现。夏天庆七年(公元1200年)，纯祐母疾，久不愈。金章宗遣太医判官时德元及王利贞来诊治，一年内先后两次以御剂药相赐⑱。两国榷场贸易物中的书籍、纸张及中药材的相互输入输出，是文化交流的实物表现。
二
纯祐朝庭十二年间，夏金关系处于整个夏金双方关系史中只承上但不启下的特殊阶段。其“承上”性，反映在两国之间温和稳定，几无动荡、波澜：它比之于仁孝时期夏、金双方的有战有和、曲折不定的关系更显平稳、亲密;比之于仁孝时期“致与金为好不终"(吴广成语)⑲，亦是善始善终。其“不启下”，表现在到安全时期，夏金双方的这种友好格局逐渐被打破。
纯祐朝庭十二年间，夏金关系处于整个夏金双方关系史中只承上但不启下的特殊阶段。其“承上”性，反映在两国之间温和稳定，几无动荡、波澜：它比之于仁孝时期夏、金双方的有战有和、曲折不定的关系更显平稳、亲密;比之于仁孝时期“致与金为好不终"(吴广成语)⑲，亦是善始善终。其“不启下”，表现在到安全时期，夏金双方的这种友好格局逐渐被打破。
后观襄宗安全朝庭时，夏、金关系出现了明显的变故。安全篡逆，臣子废君，违背封建帝制传嗣之伦理纲常，不得人心。金国对此实际持不欢迎的姿态。安全在位时，虽然夏使至金贺正旦、贺天寿节仍按常规进行，但金却在夏应天二年(公元1207年)后终止遣使至夏贺生日⑳;经济上也取消对夏之横赐;在外交互使的礼节上，金国也大大降低了对至金夏使的接待规格：夏皇建二年，(公元1211年)之前，“夏使朝辞，金主赐衣带外，又赐貂裘二无则使者代以银三锭，副代以帛六十匹。至是，金主并削之，礼臣请，不许” ㉑。同时，蒙古对西夏的侵入，又加速引发了夏金关系的突变恶化，自始两国交戈不断。
三
纯祐时期夏、金采取互为友好政策，相安无事，和平共处。两国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再次得以恢复、加强和稳定发展。究其如此之历史背景，从当时两国所处的客观形势和夏桓宗与金章宗的个人主观因素等方面加以考察，大致取决于如下几种情形：
其一，夏、金两国在此时期无第三势力介入，双方没有大的利益冲突。大环境方面，12世纪中后期，漠北蒙古高原诸部角逐争雄，相互征战，及13世纪最初几年，铁木真完成其统一蒙古诸部之大业，此前在军势上还无暇顾及和影响金、夏。金承安元年(夏天庆三年，公元1196年)，铁木真还受金封号札兀惕忽里㉒，仍为金之臣属;金的亡辽灭宋，占据半壁江山，余威尚存，是中原上邦。西夏自“天会议和”，臣属于金已近80余年历史，为“君臣之国”;西夏与退守南方之南宋，长期处于隔绝状态，双方基本已无外交来往。南宋曾多次遣人入夏，欲结好于夏，西夏皆不理睬，西夏也不遣使到南宋中央政府㉓;南宋政府偏安一隅，统治集团奉行“甘弱而幸存”的指导思想，向金割地、纳币、称侄，根本不图振作，“至于治兵足食之方，修车备马之事，乃缺略不讲”(吴昌裔语)㉔;金灭不了南宋，南宋亦无力亡金。各种势力的均衡在北方继续形成为金、夏两个政权相持格局。历史的发展，在这短短十二年间，就金、夏两国而言，第三势力波击甚微，影响甚小，这是夏、金关系稳定的首要前提。或如在夏、辽、宋三足鼎立时，所谓“夏宋关系和好，夏辽关系就紧张，夏宋两国交恶，夏辽关系随之密切” ㉕，或再如其后蒙古崛起南侵，夏金关系即告破裂。此类情况大概对诠释这一因素有所借鉴。
其二，夏、金两王朝的国势衰颓破败，是两国在纯祐时期和平相安的又一重要潜在因素。西夏晚期社会政治已陷入危机四伏的泥塘。统治阶级腐败堕落的程度日益加深，争权倾轧、贪污豪侈之风肆虐。纯祐朝中固然有嵬名世安㉖、刘忠亮㉗等一批廉洁勤政、正直忠义的大臣，但亦不能挽救和牵制王国走向衰危的命运与趋势。纯祐秉政12年，表面上政局暂时稳定，但己孕育着深刻的危机，其间有镇夷郡王安全干政谋篡。有佛教信仰传统的西夏皇室，纯祐时期仍大事佛事㉘，靡费无度，必然是搜刮民脂民膏以维系其庞大开支。阶级矛盾趋显激化。天庆年间典当残契，反映了西夏各族劳动人民挣扎在饥饿线上，受地主、商人高利盘剥的情景，加深着阶级的对立㉙。甘肃武威西效林场天庆元年至八年(公元1194～1201年)的两座西夏墓葬，两个男墓主人是中原地区彭城(今江苏徐州)人，他们在西夏西经略司为官其二号墓板画中画有相当数量的重甲武卫，则反映了当西夏政权处于分裂垂危的状况下，盘据在河西走廊一带的地方势力拥兵自重的情况㉚。
而金章宗时期(公元1190年～1208年)，黄河三次大泛滥，涝旱灾情不断，农业生产遭受严重破坏，经济荒芜，“国虚民贫” ㉛。统治集团内部夺权争斗，娱情声色，上下偷安，政事多坏。朝庭“纪纲不立，官吏弛慢，迁延苟简，习以成弊。职官多以吉善求名，计得自安”，“徇情卖法”㉜。统治阶级“奢用浸广” ㉝，为弥补财政不足，大肆搜掠，“比以军须，随路赋调。司县不度缓急，促期征敛，使民费及数倍，胥吏又乘之以侵暴” ㉞。同时滥发交钞，币制紊乱，“有司以出钞为利，收钞为讳，谓之老钞，至以万贯唯易一饼。民力困竭，国用匮乏”(耶律楚材语)㉟。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尖锐。金章宗明昌、承安年间，与呼伦贝尔地区的塔塔儿及蒙古部落，连续发生了三次战争，致使金朝各路乣军或起兵反金，或叛金附蒙，或陆续北去㊱“而女真建国所依赖的猛安谋克制㊲，“承平日久，今之猛安谋克其材武已不及前辈”(徒单克宁语)㊳。而统治集团内部亦矛盾重重，章宗朝内有纥石烈执中擅权㊴。凡此，金无心与西夏构难，西夏无心同金结怨。而这一时期两国政治生活中出现的唯一一次芥蒂，是在金泰和元年(夏天庆八年，公元1201年)“金人浚濠入界” ㊵，双方亦不见锋镝，夏以容忍克制的态度，仅通过外交途径“遣使诘之”，而金则佯装糊涂“不报”而了。
其三，西夏和南宋的隔绝，决定了它在经济上依赖于金的扶持。金重开与西夏旧有的榷场贸易，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西夏经济上的不足。榷场贸易之恢复，是西夏始自仁孝迄至纯祐两代不懈努力争取的结果。西夏未必愿意重蹈因两国关系恶化而遭金国实行限制两国贸易之害的覆辙，以至失去用以营养自身的种种经济利益。金朝亦未必愿意轻易仅因双边贸易纠纷而引发两国不快，招致事端，因小失大。
一定条件下，皇帝的秉性、爱好等个人因素对国家政策的制定和推行也起重要作用。对纯祐本人及其执政时期，史家有论：“纯祐仁慈恭俭。在位十四年，四郊鲜兵革之患，国中无水旱之。盖西夏小邦，但能循旧章，安无事，已称善守矣。即其宫闱间，未闻失德。乃以宗孽擅权，失爱母氏，位遭幽夺，身死废所，哀哉!后罗氏表中訾其不能嗣守，其中委曲，史少明文，亦千古疑案也”㊶。就个人因素而言，纯祐的“仁慈恭俭"，自然为溢美粉饰之辞。从嗣立、秉政，到作为处于权势争夺旋涡中的年轻皇帝，定有其软弱一面，亦不可能有所作为：纵览其在位时期，罗氏皇太后的佛事活动触目其间，举国上下，沉醉于海市蜃楼般的宗教幻想上。纯祐仅仅只是“能循旧章，安无事”而已，自身存在有安命守常的消极性。金章宗在位20年，喜好辞章，“有志于治者”，然则徒具虚名于文采，“正礼乐，修刑法，定官制，典章文物粲然成一代治规。又数问群臣汉宣综核名实、唐代考课之法，盖欲跨辽、宋而比跻于汉、唐”，但武略逊色。“然婢宠擅朝，冢嗣未立，疏忌宗室而传授非人。向之所谓维持巩固于久远者，徒为文具，而不得为后世子孙一日之用，金源氏从此衰矣”㊷此其四。
注释：
①②⑤⑦⑧⑨⑪⑫⑭⑮⑯㉛㉜㉝㉞㊳㊴㊷《金史》卷62《交聘表下》第1461～1462页;卷38《礼志十一》第870页;卷134《西夏传》第2870页;卷134《西夏传》第2870页;卷134《西夏传》第2870页;卷50《食货志五》第1114页;卷62《交聘表下》第1465～1466页;卷134《西夏传》第2870页;卷96《李仲略传》第2127～2129页;卷97《刘玑传》第2157页;卷98《完颜纲传》第2174页;卷48《食货志三》第1078页;卷10《章宗纪二》第241页;卷83《张汝霖传》第1868页;卷10《章宗纪二》第241页;卷92《徒单克宁传》第2052页;卷132《纥石烈执中传》第2832～2836页;卷12《章宗纪四》第285～286页。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版(下同)。
③《金史》卷38《礼志十一》第878页：《西夏书事》卷39，夏天庆六年(公元1199年)条。
④《金史》卷98《完颜纲传》第2174页;《西夏书事》卷39，夏天庆八年(公元1201年)条。
⑥《金史》卷9《章宗纪一》第217页;卷1《西夏传》第2871页。
⑩《金史》卷10《章宗纪二》第242页;卷50《食货志五》第1115页。
⑬漆侠、乔幼梅：《辽夏金经济史》第388页，河北大学出版社，1994年3月。
⑰《西夏书事》卷39，夏天庆十年(公元1203年)条。
⑱《金史》卷62《交聘表下》第1468页;卷134《西夏传》第2871页。
⑲《西夏书事》卷38，夏乾祐二十四年(公元1193年)条。
⑳《西夏书事》卷39，夏应天二年(公元1207年)条。
㉑《西夏书事》卷40，夏皇建二年(公元1211年)条。
㉒札兀惕忽里·又译察兀惕忽里。官号，义为群乣统领。忽里，为金朝封授统领数部的首领称号。另参见贾敬颜、洪俊：《关系成吉思汗历史的几个问題》，《社会科学辑刊》1981年第3期。
㉓蔡东洲：《西夏未尝向南宋中央政府遣使》，《中国史研究》1989年第1期。
㉔《宋史》卷408《吴昌裔传》第12303页，中华书局点校本，1985年6月版。
㉕杜建录：《西夏与周边民族关系史》第4页，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5月。
㉖《西夏书事》卷39，夏天庆四年(公元1197年)条载：“世安，夏宗室，官至御史大夫，廉约清峻，丝毫不妄取，刻厉若贫士，卒后庐舍萧然，仅庇风雨而已”。
㉗《西夏书事》卷39，夏天庆五年(公元1198年)条载：“忠亮质直端重，有大臣体。镇夷郡王安全渐干政，忠亮正色立朝，临事是非不稍回折。安全诱以甘言，忠亮曰：‘是饵吾也’。终不顾。先安全篡一年卒，临终谓子思义曰：‘吾不能为国纾难，负恩多矣。宣布衣入棺，以志吾恨’。思义遵遗命，亦不复仕”。
㉘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第43～47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8月。
㉙陈国灿：《西夏天庆间典当残契的复原》，《中国史研究》1980年第1期。
㉚甘肃武威地区博物馆《甘肃武威西效林场西夏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3期。
㉟《元史》卷146《耶律楚材传》第3460页，中华书局点校本，1976年4月版。
㊱蔡美彪：《乣与乣军之演变》，元研究会编《元史论丛》第二辑第10～12页，中化书局，1983年4月版。
㊲《金史》第2892页。《金国语解》中释：“猛安，千夫长。谋克，百夫长也”。
㊵《西夏书事》卷39，夏天庆八年(公元1201年)条载：“金群牧使耶律德寿叛，金主遣将斩之。恐其余党复扰，集民夫浚边界濠堑，东自高丽，西连夏境，列屯数千里。纯祐怒其入界，遣使诘之，金人不报”。
㊶《西夏书事》卷39，夏天庆十三年(公元1206年)条。
[作者：宁夏考古研究所馆员银川750001]
本文出自：《宁夏社会科学》1998年第2期，57-6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