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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彭堡于家庄墓地人骨种系特点之研究
发布时间:2020-04-02 09:01:30    作者:韩康信   点击:

宁夏彭堡于家庄墓地人骨种系特点之研究

韩康信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研究所)

  1987年秋,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的一支考古队在距离固原县西北约15公里的彭堡乡于家庄附近的一处古代墓地的发掘中,采集了一批人骨。据该研究所钟侃先生提供的资料,出土人骨之墓葬形制属于土洞式(在墓道的一侧或一端挖一能容身的土洞),墓葬头向东北,实行仰身直肢葬,除个别属于同墓异室葬外,其余均为单人葬,但无葬具。随葬器物除戈、矛、短剑外,以车马器和日常生活用具较多,并以随葬牛、马、羊的头骨和蹄骨为其显著特点。从出土遗物分析,此墓地建立的时代可能相当于春秋晚期或战国早期,墓主生前属于崇尚战斗的游牧民族,推测他们可能属于西戎的一支。

  从现代种族的地理分布来讲,宁夏正属北亚和东亚人种交错接触地带的一部分。但这样的种族人类学关系在宁夏地区范围里是如何形成的?现代宁夏各族人民与当地古代居民之间在体质人类学上属于何种关系?这不单宁夏地区,也是我国西北地区民族史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它需要依据现代民族人类学资料,也需要对过去不同时代古代居民的遗骨进行体质人类学的鉴定。但就宁夏地区而言,有关这个领域的研究还是空白。从这个角度来说,最近从固原彭堡和海原菜园两个古代遗址收集的人类遗骨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据作者初步分析,出自海原新石器时代农业居民的骨骼在体质形态学上与现代东亚蒙古人种的华北类型有更多接近的性质[1]。而属于青铜时代彭堡遗址的人骨在体质上又具何种性质?它们与同地域新石器时代居民之间存在怎样的形态学关系?这是本文要研究的主要问题。作者有幸曾前往宁夏协助彭堡墓地人骨的鉴定,并从中挑选了保存比较完整可供观察和测量的头骨8具(男性5具、女性3具),对每具头骨作了种族形态学的考察和测量。

  感谢宁夏文物考古所给作者提供了研究彭堡人类学材料的机会。

一、个体头骨的形态学观察

  表一、二分别记录了每具头骨的形态观察特征和颅、面部测量特征的形态学分类。NO.1—8是本文的头骨编号,括弧中的号是原来的墓号。

  据表一,彭堡头骨的一般形态特征大致可归纳为卵圆形颅形见多,颅顶缝简单,额坡度男性多后斜形,颅顶较多出现弱的矢状嵴,眉弓突度显著—中等,鼻根凹陷无或浅型,梨状孔形态偏狭长,梨状孔下缘多钝型和部分鼻前窝型,鼻棘中等至显著,犬齿窝不显一中等深,眶形近圆形或椭圆,侧视(头骨以眼耳平面标准)眶口平面位置属后斜型,颊骨很宽而突出,颧形转角陡直,出现部分腭圆枕,颅后人字点区出现颅顶间骨的频率很高。在这些特征中,一般地表现出蒙古人种的形态学特点。如卵圆形颅形,颅顶缝简单,出现矢状嵴,鼻根不深陷,鼻棘和犬齿窝不很发达,眶角圆钝,眶口平面后斜,颧骨很宽而突出,颅顶间骨出现多等。这些特征的组合在东亚蒙古人种头骨上也是较多见的。头骨形态参见图版拾玖、贰拾。

  据表二测量特征的形态学分类,将彭堡的头骨大致归纳为颅高不高的正颅型与短宽颅型相结合,面型狭—中等,面部扁平度很强烈,鼻突度中—低,眶形趋向高—中等,额坡度后斜型居多,鼻形狭—中等,阔腭等。其中,特别是短阔而低的颅型与较后斜的额相配合,狭高的面形结合强烈的面部扁平性质,使这组头骨在形态学上的蒙古人种性质更为典型而接近北亚蒙古人种的头骨,而与一般以中长和高颅、额坡度较趋陡直、面形也相对略超低狭的东亚蒙古人种华北型的头骨在形态上存在明显的偏离。

二、测量特征种系分析

  (一)与亚洲蒙古人种地区类型比较

  彭堡组测量特征与亚洲蒙古人种各地区类型[2]之比较列于表三。

  1.与北亚人种之比较

  在颅形测量上,颅长、颅宽、颅高(1、8、17)三个主要直径和由它们(8:1、17:1、17:8)全都在北亚蒙古人种组间变异范围之内,表明有接近北亚蒙古人种的颅型。

  在额形的两项测量上,彭堡组的最小额宽(9)较宽,与北亚人种的上限值大致相当,额坡度(32)则在北亚人种范围内。

  面形测量上,彭堡组的面宽(45)偏宽,在北亚人种范围内,面高(48)很高,大致与北亚人种的上界值相当。面指数(48:45)也没有超出北亚人种上界值很远。垂直颅面比例(48:17)大致也是如此,落在北亚人种范围,与其上界值大致相等。

  彭堡组的面部水平方向上的扁平度测量(77)也大致与北亚人种最小界值相当,矢状方向突度(72)很弱,甚至偏离了北亚人种的最高界值,考虑到北亚人种比其他亚洲蒙古人种有更弱的矢状方向突度,所以彭堡组的这一特征与北亚人种的变异方向是符合的。

  彭堡组的眶形指数(52:51)虽表现出左右侧有较大的差异,但仍落在北亚人种范围。鼻形指数(54:55,SS:Sc)的测量也在北亚的变异范围内。

  在总共17项主要的颅、面部形态测量中,彭堡组有12项在北亚人种范围内,其余5项或与后者的上界值、或与下界值接近。这说明,彭堡组的形态学变异方向与北亚人种有更多接近的性质。

  2.与东北亚人种之比较

  彭堡组与东北亚人种比较一致的特征是颅长、最小额宽、颧宽、上面高、面指数、眶指数、鼻指数和鼻根指数8项,与后者的上或下限值接近的是颅高、颅长高指数、额角、垂直颅面指数4项,其余几项则较多偏离东北亚人种的变异方向。总的看来,彭堡组与东北亚类型比较相近的主要在面部形态特征上,差异比较明显则在颅型的测量上。这种形态偏离大致与北亚和东亚人种之间的偏离相符合。

  3、与东亚人种之比较

  彭堡组与东亚人种可能接近的测量只有颅长、颅指数、面指数、鼻颧角和鼻指数等不足三分之一项目,与界值接近的也只有眶指数一项,其余多数项目表现出较明显的偏离。它们之间的形态偏离显然比彭堡组与东北亚人种之间的偏离更明显一些。

  4、与南亚人种之比较

  彭堡组与南亚人种之间的形态偏离也很明显,可以落在后者组间变异范围的只有颅指数和眶指数两项,与上或下限值接近的也仅有颅长、最小额宽、鼻颧角和鼻根指数4项,其他多数顶目与南亚人种的明显偏离。

  根据以上分析,彭堡头骨的综合形态学特点在测量特征上表现出与亚洲蒙古人种的东亚和南亚类型明显偏离,比较之下,与亚洲北部的两个类型较多接近,其中又与北亚人种的接近最为明显。

  (二)与蒙古人种现代代表组之比较

  在表四中列出了分别代表北亚、东北亚和东亚人种比较典型的三个头骨组的主要颅、面特征的测量,即蒙古族、楚克奇族和华北人三组[3]。

  从颅形测量特征的比较,宁夏彭堡组的颅长(1)和颅宽(8)值与现代蒙古组最为接近,在颅指数(8:1)上也是这两组最为一致,同属短颅类型(80—85)。比较之下,楚克奇组的颅宽明显小一些,其颅指数较小,只代表中颅类型(75—80),这样的颅形显然与现代华北组的相近,所不同的是后者是颅长、宽径明显縮小之下的中颅型。

  绝对颅高(17)的测量上,彭堡组趋低,与蒙古组最接近,楚克奇组的颅高则稍高一些,而华北组的明显更高。颅长高指数(17:1 )也如颅高那样,彭堡组与蒙古组最为一致,同属正颅型(70—75),楚克奇组则是比前两组稍高的正颅型,而华北组是明显的高颅类型(大于75)。

  颅宽高指数(17:8)的测量亦如相对颅高,是彭堡组与蒙古组最接近,皆属阔颅型(小于 92),楚克奇组则表现更狭一些,属中颅型(92—98),华北组最狭,进人狭颅型范围(大于98)。

  由上可见,无论从脑颅三个主要直径的测量和由它们组成的相对颅形指数来看,彭堡组的短颅—正颅—阔颅相配合的特点,与现代蒙古组的颅形最接近同型的。楚克奇组的颅形则变得长狭一些,为中颅—正颅—中颅型。而华北组是脑颅直径有些缩小,也比彭堡和蒙古组的颅形更长狭和更高,即中颅—高颅—狭颅型。

  在额形态的两个测量上,彭堡组的最小额宽(9)为中等宽,与楚克奇组几乎相同,比蒙古组稍宽,但两者差异不大,最狭的是华北组。额坡度角度(32)的测量是彭堡组与蒙古组最一致,属于中等偏小的倾斜度,楚克奇组则明显更为后斜,而华北组则明显更接近直额型。由此可见,彭堡组与蒙古组之间的额部形态特点也比较接近。

  整个面部形态测量(48,45)上,彭堡组有很高的上面高与大的面宽相结合,与楚克奇组的测值最接近,与蒙古组也比较接近(后者面宽更宽一些),它们共同地与较低狭面的华北组差别明显。面指数(48:45)的情况也大致如此,即彭堡组与楚克奇组几乎相同,与蒙古组和华北组的相差不大。考虑华北组是更低—狭面的结合,彭堡组的面型应与楚克奇和蒙古组趋近同型,大致在中—狭面之间偏狭的形式。垂直颅面比例(48:17)也表明,彭堡组很高的指数与蒙古、楚克奇两组的性质更相符,与华北组的偏离更明显。

  上面部水平方向扁平度的测量(77)是,三个对比组之间的组差不大,都是属于扁平度大的类型。彭堡组的这一特征也与它们相似,从测定的角度,与蒙古组的几乎相等,楚克奇和华北组的角度则分别更大和更小一些。矢状方向的面部突出(72)是,彭堡组的平颌性质比华北和楚克奇两组更强烈,与蒙古组的性质更一致。

  三个对照组的眶形指数(52:51 )相差很小,都可归人彼此接近的中眶型(76—85)。彭堡组的测值与它们之间的偏离也小,且与蒙古组的指数最接近。

  鼻部形态的测量上,彭堡组的鼻指数(54:55)在狭鼻型范围(小于47),但接近狭鼻与中鼻型之间的界值(47),这和华北组的中鼻型接近狭鼻界值很接近。与蒙古组的这个特征也有不很大的差别,后者为中鼻型范围(47—51)内,而楚克奇组则属于更狭的鼻型。鼻根水平截面突出的测量(SS:Sc)上,彭堡组比北方的两个组更低,比华北组的更高一些。据鼻骨矢状方向突出(75(1 )),彭堡组与蒙古组相等,它们比楚克奇组稍低一些,华北组则明显更低。可见,彭堡组的鼻骨突出程度大致介于北方的两个组和华北组之间。

  根据以上一系列颅、面部测量特征的组间分析归纳,彭堡组与现代华北组之间的形态偏离更普遍而明显,表现在彭堡组的颅形更大,属短颅—正颅—阔颅型,而华北组的头骨是有些缩小的中颅—高颅—狭颅相结合的类型;彭堡组的额更宽和比较后斜,华北组则更狭而有些接近直额;彭堡组的面型比华北组更高而宽,垂直颅面高比例更大,面部矢状方向突出比华北组明显弱化;鼻部突出则比华北组更明显一些。两者之间这样系列的偏离方向基本上与北亚的蒙古组和东亚的华北组之间的偏离方向一致(见表四)。因此,彭堡组与华北组之间颅骨形态学的类型学差异是明显的。

  比较而言,彭堡组与楚克奇组之间的形态偏离有些缓和。如在头骨形态上,楚克奇组虽比彭堡组更长狭一些,但两者都有颅高趋低的性质;额坡度比彭堡组显得更后斜一些,两组的额宽则接近;面形上除在矢状方向突出更明显外,与彭堡组皆系中一狭面之间的类型,同时都有极高的垂直颅面比例和明显的上面扁平度;眶形则都可归人中眶型。这些情况说明,彭堡与楚克奇组之间的偏离相对较小,但彭堡组的颅形更短阔化,颅高趋向更低,额后斜程度不如楚克奇组强烈,面部矢状方向突度更弱,鼻部矢向突度和水平突出也不如楚克奇组强烈,这些形态差异也基本上是蒙古组和楚克奇组之间偏离的重复。因此,它们之间仍表现出类型学的差别。

  彭堡组与现代蒙古族组之间的形态学偏离则更小:它们都是短颅一正颅一阔颅型;都有中等宽的额和适度倾斜的额坡度;都是很高而宽的面相配合和具有极高的垂直颅面比例;无论水平还是矢状方向的面部扁平性质相同;也都有接近的中眶型。唯其鼻形比蒙古组稍狭,鼻突度更弱一些,但彼此差异不特别强烈,还不足以估计它们的类型学意义。

  如果按某些前苏联人类学家的划分[6],把东亚和东北亚蒙古人种(在这里以华北组和楚克奇组作代表)看成太平洋蒙古人种的两个不同地区类型,把北亚蒙古人种看成是大陆蒙古人种的代表,那么固原彭堡青铜时代人骨的人类学类型应该归属于大陆蒙古人种的支系形式。这一结论显然与个体头骨的形态观察和不同蒙古人种地区类型偏离分析的结果是符合的。

  以上从测量特征的组值直接组间比较的结果,也可用《综合多边形》图形方法表示出(图一)。图形上12个半径按时钟方向依次代表颅长(1)、颅宽(8)、颅指数(8:1)、颅高(17)、上面高(48)、颧宽(45)、面指数(48:45)、鼻骨角(75(1))、面角(72)、眶指数(52:51)、鼻指数 (54:55)、额倾角(32)等。绘制图形需要计算时的各项特征的组间变异范围和具体作图方法可参考前苏联学者R.R 罗京斯基和M. r.列文合著的《人类学基础》[7]。从绘制的各组几何图形不难看出,彭堡组与蒙古组的图形十分相似,与楚克奇、华北组的图形差别很明显。

  为了使以上由单项测值直接比较结果表示得更为客观,在这里使用多维统计方法中的聚类分析法来证实上述彭堡组的种系分析。用于计算的13个测量特征列于表五,表中各项测量特征的马丁序号分别是:1.颅长,8.颅宽,17.颅高,52.眶高,5.颅基底长,51.眶宽,55.鼻高,54.鼻宽,40.面基底长,45 .颧宽,48 .上面高, 9.最小额宽,72 .面角。计算组间形态距离的公式为:

  式中i、k代表测定的颅骨组,i代表测量项目,m代表测量项目数,dik代表比较两组间在欧几里得空间分布的距离,其数值越小,可能意味着两组之间有越接近的形态距离。聚类则采用了最短距离法[8]选择的对照组中,蒙古、布里雅特和埃文克三组代表北亚蒙古人种,爱斯基摩和两个楚克奇组代表东北亚蒙古人种,华北、东北及朝鲜三组代表东亚蒙古人种。计算所得每成对组之间的形态距离值dik值列于表六,各组间聚类结果表示于图二。

  从聚类图可以清楚地看出,蒙古、布里雅特、埃文克三组聚成一类,爱斯基摩和两个楚克奇组聚为另一类,华北、东北和朝鲜三组又另成一类。它们分别代表北亚、东北亚和东亚人种的聚类。而固原彭堡组则和代表北亚蒙古人种的三个组聚类,其中又和蒙古族组的聚类最为紧密。因此,聚类分析结果也证明,彭堡古代居民在体质形态学上属于北亚蒙古人种支系,可能具有类似现代蒙古族的形态学类型。

  (三)与蒙古人种古代组之比较

  彭堡组与宁夏菜园、甘肃火烧沟、甘肃铜石时代三个古代组相比(见表四),后者的共同形态偏离方向是颅形明显偏狭长和更高(偏狭长的中颅型结合高颅型),额部可能更狭和更趋近直额,面宽更狭与不特别高的面相结合,垂直颅面比例中等高,矢状方向的鼻骨突度趋向更低平等,这样的综合特征与彭堡组之间的区别是明显的,也基本上重复了现代蒙古组与现代华北组之间的偏离方向。

  彭堡组与内蒙东部地区几个古代组之间的比较则表现出不同的情况,特别是与扎赉诺尔和南杨家营子两组,从测量值上表现出相当接近。如这两组都趋向短颅—正颅—阔颅类型,中等倾斜的额,宽而高的面相结合,垂直颅面比例都很高(大于55),水平和矢状方向面部扁平度都是明显或很强烈,鼻形与狭—中鼻界值接近,鼻骨水平和矢向突出中等或中等趋弱(南杨家营子组鼻根突度测值偏低,但仅据2例测量)等。这样系列的综合特征不仅表明扎赉诺尔与南阳家营子组之间比较接近的形态学联系,而且也基本上是彭堡组和现代蒙古组所具有的综合特征。据此,彭堡组和扎赉诺尔、南杨家营子组在体质形态学上明显接近北亚蒙古人种支系。这个结果反映在《综合多边形图》上,不仅彭堡组与现代蒙古组之间的图形很相似,而且扎赉诺尔和南杨家营子两组也具有与它们相近的图形,唯南杨家营子有更低的颅高,但其基本的图形形式是同类的。

  与内蒙完工组比较,似在某些测量上存在明显的偏差,如完工组的颅形有些拉长、偏高和趋狭(中颅—高颅—狭颅),额可能狭而更后斜等。但从面部形态测量看,完工组仍代表很宽而高面的结合,其垂直颅面比例也大于55,面部水平和矢状方向扁平特点也很明显,眶形偏低如扎赉诺尔组,鼻形狭而趋向狭鼻型,鼻根水平突度稍向弱化,鼻骨矢向突出趋向中等。大体上,这样的面形综合特征仍与扎赉诺尔、南杨家营子组保持接近,也和彭堡、现代蒙古组存在一般的共性。因此可能说,彭堡组(也是扎赉诺尔、南杨家营子组)与完工组之间的主要区别表现在颅型的类别上。但是,这些组的测量例数都属于典型的小例数,尤其完工组只包含2例头骨,因而它们之间在颅型上的测量差异即或存在类型学价值,或仅属组内个体测量的变异,有待更充分的证据来确定。在这里可能指出的是,彭堡组与完工组之间,在面部形态学上仍不失有相当的接近。

三、结论和讨论

  根据前文中形态和测量的数学分析,归纳彭堡古代居民的颅骨形态学特征是:短颅—正颅—阔颅型,前额偏宽而较后斜;面部特征是宽而很高的面相配合,垂直颅面比例也很高,水平和矢状方向的面部扁平性质强烈,同时配有中等高的眶型,鼻形趋向狭鼻型,鼻骨突度接近中等。这样的形态综合特点使彭堡的头骨很接近现代北亚蒙人种,甚至与蒙古族类型的头骨十分接近。取用多维统计法的聚类分析也获得相同的结果。

  与其他周围地方的古代颅骨测量组相比,彭堡组与宁夏海原新石器时代和甘肃的铜石时代及青铜时代组之间存在明显的形态学偏离。相比之下,彭堡组与内蒙东部的几个古代组尤其同扎赉诺尔和南杨家营子两组显示了更多的同质性,这证明它们在体质类型上也是趋近的,可以将它们同北亚蒙古人种支系相联系。这个结论大致同《东汉北方草原游牧民族人骨的研究》结果相符,特别是对扎赉诺尔和南杨家营子组指出了它们具有北亚蒙古人种(原文为西伯利亚蒙古人种)的性质[9]。但该文也根据某些特征或个别头骨的某些形态变异,认为扎赉诺尔组是以西伯利亚和北极蒙古人种混血类型为主,甚至其中的个别个体还有东亚蒙古人种的因素;南杨家营子组也与扎賚诺尔组情况相似,但认为西伯利亚蒙古人种的性状更明显[10]。因此,在这里对原文的分析资料作一简要的讨论,特别是该文中作为主要依据的21个绝对测量和9个指数项目的组间比较:

  从这些数字表明,扎赉诺尔组与北亚蒙古人种的蒙古、布里雅特和通古斯各组之间表现出偏小的组间差异,尤其与蒙古组之间的组差最小,与代表极地蒙古人种的爱斯基摩组之间则表现增大的组差,与华北组(代表东亚蒙古人种)之间有更大的差异。南杨家营子的情况也大致如此,除与布里雅特组之间在绝对测量项目的组差比较大以外,一般地与代表北亚人种三个组之间的组间差异特别在指数项目上表现出相对小的趋势。同样,无论在绝对还是相对测定项目上都表现出与蒙古组更小的组差,与爱斯基摩和华北组之间的组差也明显增大。据此,本文认为比较稳妥的是把扎赉诺尔和南杨家营子两组同彭堡组一起看成是与北亚蒙古人种支系接近的类型。

  关于完工组的体质类型,原报告认为与北极(东北亚)蒙古人种相似的成分居多,可能还含有一些西伯利亚(北亚)和东亚蒙古人种因素[11]。但据本文,完工组在一般面部测量特征上仍可能有相当明显的北亚蒙古人种组合特点,唯在颅型上有些加长和增高的偏离。因而本文把完工组暂时仍同北亚类型相联系,它们是否代表北极蒙古人种特征为主的多种类型混血的形式,还难从现有的2例头骨作出明确的判断。

  从地理上,宁夏固原地区在春秋战国时期存在北亚蒙古人种支系成分是不难解释的,因为在其北方的广漠地区正是这种种族类型成分集中分布的地区,这种情况在可能更早的时期也不例外。固原北亚成分的发现也仅是这类古代居民向南渗人到黄河流域的证据之一。实际上,这类成分在地处中原的河南安阳殷墟遗址祭祀坑中便有发现” [12]。

  需要指出宁夏地区如固原青铜时代北方蒙古人种成分和同地域新石器时代居民的种系成分之间的关系。在前文中已经指出,从海原菜园遗址出土新石器时代人类遗骨在体质形态学上与固原彭堡的人类学材料之间存在类型学意义上的偏离,后者的颅骨形态特征与蒙古人种的东亚支系类型接近。由此看来,在这两者之间的种族人类学关系上存在明显的“分离"。从考古文化的发掘来看,海原新石器时代文化具有定居农业辅畜养业的性质,固原青铜时代文化则具有草原游牧业性质,换句话说,它们之间在文化上也存在“分离”。这至少说明,类似彭堡青铜时代游牧民和他们的文化与类似海原新石器时代定居农人和他们的文化之间不是一脉相承的关系。因此可以设想,固原墓地文化的族源同北方的游牧文化的古代族有更直接的系统关系。

  注释

  [1]韩康言:《宁夏海原菜园村新石器时代墓地人骨的性别年龄鉴定与种族特征》(待刊稿)。

  [2] H. H.切薄克萨罗夫:《中国民族人类学》,1982年,莫斯科(俄文)。

  [3] 同[2]

  [4]D.布莱克:《甘肃河南晚石器时代及甘肃史前后期之人类头骨与现代华北及其他人种之比较》,古生物志丁种第六号第一册,1928年(英文)。

  [5]潘其风、韩康信:《东汉北方草原游牧民族人骨的研究》,《考古学报》1982年第1期,117—136页。

  [6]同[2]

  [7] R.R.罗京斯基、M. r.列文:《人类学基础》,1995年,莫斯科(俄文)。

  [8]张振标,王令红,欧阳莲《中国新石器时代居民体征类型初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82年第一期,72—80页

  [9]同[5]

  [10]同[5]

  [11]同[2]

  [12]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殷墟骨头研究》,1984年,文物出版社。

ON THE RACIAL CHARACTER OF HUMAN BONES FROM THE PENGPU YUJIAZHUANG CEMETERY, NINGXIA

by  Han Kangxin

  The material described in this paper was obtained from the excavation of the Pengpu cemetery, Guvuan, Ningxia, in the autumn of 1987.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archaeological remains, the age of the cemetery corresponds to the late Spring-Autumn and early Warring States periods.

  Eiaht skulls were observed and measured. Of them 5 belong to males and 3 females. T hí• morphological traits of their cranium and face are:brachy-ortho-tapeinocrany; broad frontal with a small frontal slope; high and wide facial bone; large vertical craniofacial index: strong facial flatness; medium-height orbital form: narrow nasial form; middle projection of nasial bone. All these characters are similar to those of the NorthsianSíongoloid.

  A cranio-morphological comparison shows that the Pengpu skulls are distinctly different from the Neolithic skulls of this area and the Bronze Age ones of adjacent areas (such as Gansu), both similar to the East-Asian Mongoloid with a high cranium and narrow face.

  Archaeologically, the culture of this area was characterized by settled farming and stock-raising during the Neolithic Age. But in the Bronze Age, it showed steppe-nomadic traits. This cultural "discontinuation" must reflect racial difference to a certain extent. It is possible that there existed a direct raci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opulation of the Pengpu cemetery and North China nomads.

  Geographically, it is easy to understand that there lived North-Asian Mongoloids in the Guyuan area during the Spring-Autumn and Warring States periods, because the vast desert of North China was the area where the North-Asian Mongoloid was formed and mainly distributed. It can be concluded that the racial type discovered in the Guyuan area and its counterpart in the Yellow River valley (the Yin Ruins) constitute a batch of evidence showing the southward migration of North-Asian Mongoloids.

  本文出自:《考古学报》 1995年01期,110-1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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