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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孝子传》和画像石中的眉间尺故事
发布时间:2020-07-02 16:17:25   来源:《宁夏师范学院学报 》    作者:王琨   点击:

古《孝子传》和画像石中的眉间尺故事

王 琨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宁夏 银川 750001)

  摘 要:眉间尺故事承载了特定时代基于人的生命及生活的多重历史文化精神,“复仇”和“孝亲”是其中的两大基本主题。而孕生于“复仇”母题之下的“孝亲”行为,既具有“孝”的一般特征,又具有鲜明的非典型性。本文基于古《孝子传》和画像石中的眉间尺故事材料,介绍了日本阳明文库本和船桥本《孝子传》中眉间尺故事的内容及其重要价值,分析了眉间尺故事“孝”义涵的产生、消解及其在孝文化序列中的流变。

  关键词:眉间尺;孝子传;画像石

  中图分类号::253. 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 -1331(2019)06—0042—06

  收稿日期:2019—03—12

  作者简介:王琨(1985—),男,文学硕士,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馆员,主要从事历史文献、墓志整理研究工作。

  眉间尺故事是一个流传至今的经典故事,其原型是以干将、莫邪命名的宝剑[1] ,但在传承过程中故事内容逐渐被加以取舍、选择和变化,折射出不同时代基于人的生命及生活的多重历史文化精神。如惩恶扬善的复仇观念、见义勇为的节义精神、誓死不渝的血仇孝亲行为、至诚至坚的笃行品质。目前关于该故事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文本梳理、故事母题、叙事结构、题材思想、民俗内涵等方面。古《孝子传》和画像石中留存有珍贵的眉间尺故事材料,由于资料的稀见,学界对此关注的并不多。本文以日本阳明文库本、船桥本《孝子传》和出土画像石中的眉间尺故事为主体,对该故事复仇孝亲的主题、内涵及其在孝文化脉络中的流变作一分析。

  一、古《孝子传》中的眉间尺故事

  《孝子传》是中国古代一种杂记历代孝子事迹传说,宣扬孝道思想的著述。唐以前以《孝子传》为名的书籍就已广泛流传,已知的约有十几种。《隋书·经籍志》著录有王韶之《孝子传赞》三卷,晋萧广济《孝子传》十五卷,南朝宋郑缉之《孝子传》十卷,师觉授《孝子传》八卷,宋躬《孝子传》二十卷,《佚名孝子传略》二卷。但这些著作大多已失传。清代茆泮林从古书中搜集遗佚,辑出《古孝子传》一本,有刘向、萧广济、王歆、王韶之、周景式、师觉授、宋躬、虞盤佑、佚名等九种《孝子传》,收入《十种古佚书》中。近代黄任恒也辑有《古孝汇传》一本。其中,眉间尺的故事都录自《太平御览》,分别以“眉间尺”和“赤鼻”为篇名,但内容基本一致。录如下:

  《孝子传》曰:眉间尺名赤鼻,父干将,母莫耶。父为晋王作剑,藏雄送雌。母孕,尺父曰:“男,当告之曰:出户望南山,松生石上,剑在其巅。”及产,果男。母以告尺,尺破柱得剑,欲报晋君。客有为报者,将尺首及剑见晋君。君怒,烹之,首不烂。王临之,客以拟王,王首堕汤中,客因自拟之。三首尽糜不分,乃为三冢,曰“三王冢”也。

  [2](P1576)

  这则材料叙事较简略,只保留了故事的框架,舍弃了许多生动的细节。而较为完整的是流传至日本的阳明文库本、船桥本《孝子传》(图1、图2)。这两个抄本均包括四十五名孝子的故事,而眉间尺都几乎排在最末位。两抄本内容略有差异,现抄录如下:【阳明文库本】眉间尺者,楚人干将、莫耶之子也。楚王夫人当暑,抱铁柱而戏,遂感铁精而怀任(妊),后乃生铁精。而王乃命干将作剑,剑有雄雌,将雄者还王,留雌有舍。王剑在匣中鸣,王问群臣,群臣曰:“此剑有雄雌,今看雄剑,故鸣。”王怒,即将煞(杀)干将,干将已知应死,以剑内置屋前松柱中,谓妇曰:“汝若生男,可语之曰:出北户望南山石松上,剑在中间。”后果生一子,眉间一尺。年十五,问母曰:“父何在?”母具(俱)说之。即便思惟得剑欲报王。王乃夜梦见一人,眉间一尺,将欲煞(杀)我,乃命四方能得此人者,当赏金千金。眉间尺遂入深山慕觅贤人勇。忽逄(逢)一客,客问曰:“君是孝子眉间尺耶?”答曰:“是也。”客曰:“吾为君报雠(仇),可不?”眉间尺问曰:“当须何物?”客答曰:“唯须君剑及头。”即以剑割头授与之客。客去便遂奏,王闻之重赏。其客便索镬,煑(煮)之,七日不烂。客曰:“当临面镬咒之,即便可烂。”王信以面之,客乃以剑煞(杀)王头,落镬中共煑(煮)。二头相残齿。客恐间尺头弱,自剑止 [己]头入釜中,一时俱烂,遂不能分别,仍以三 头塟(葬)之。今在淮南冝(宜)春/悬(县)也。所谓“忧人事成人之名”云云。

  【船桥本】眉间尺者,楚人也。父干将、莫耶。楚王夫人当暑,常抱铁柱,铁精有感。遂乃怀姙(妊),后生铁精。王竒(奇)曰:“惟非凢(凡)铁。”时召莫耶,令作宝剑。莫耶蒙命退作两剑。上王,得之収(收)其釰(剑),鸣之。王恠(怪)问群臣,群臣奏云:“此釰(剑)有雄雌耶,若有然者,是故所吟也。”王大忿,欲缚莫耶。未到使者之间,莫耶语妇云:“吾今夜见恶相,必来天子使,忽当礩上。汝所任(妊)子,若有男者,成长之日语曰:见南前松中。”语已,出乎小户,入乎南山,隐大石中而死也。妇后生男,至年十五,有眉间一尺,名号眉间尺。於时,母具(俱)语父遗言。思惟得釰(剑),欲报父敌。於时,王梦见有眉间一尺者,谋欲煞(杀)朕。乃命四方云:“能缚之者,当赏千金。”於时,眉间尺闻之,逃入深山,慕觅贤勇之士。忽然逢一客,客问云:“君眉间尺人耶?”荅(答)曰:“是也。”客曰:“吾为君报雠(仇)!”眉间尺问曰:“客用何物?”客曰:“可用君头并利釰(剑)也。”眉间尺则以釰(剑)斩头授客已。客得头上楚王。王如募加大赉。头授客煑(煮),七日不烂。客奏其然状,王竒(奇),面临镬。王头落入镬中,二头相啮。客曰:“恐弱眉间尺头!”於时,釰(剑)投入镬中,两头共烂。客久临镬,斩入自头。三头相混,不能分别。於时,有司作一墓葬三头。今在汝南冝(宜)南县也。云云。阳明文库本《孝子传》大约形成于六朝时期。 [3](P28—44) 黑田彰《孝子传图概论》说:“现存阳明本的主体部分传承了汉代孝子传内容,因此其主体部分的成立时期可以上溯至汉代。其次,阳明本确实在六朝时期有过改变,但是,这个改变是在齐永明六年(488)之后不久,可推测为北魏太和年间(477 - 499)中期。所以,阳明本的最终成书时间,即现存阳明本的成书应该是五世纪末。”[4] ,

  船桥本与之文本相近,西野贞治认为二者属于同一个系统,[5] 但修改、成书时间稍晚,黑田彰认为大约是在唐朝初期,即 7 世纪前半叶。[4] 其中保留了一些其他《孝子传》不传的内容。眉间尺的故事也不例外,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关于铸剑材料的来源。阳明本、船桥本均言楚王夫人于夏纳凉,抱铁柱感孕生铁,是为干将莫邪剑的材料来源,与《吴越春秋》中“干将作剑,采五山之铁精,六合之金英”[6](P40) 之说不同,应该属于两个不同的系统。感孕而生是中国古代神话中常见的情节,如女登遇神龙感生炎帝,女节遇大星感生少昊,简狄吞玄鸟卵感生契,姜源履大人迹而感生弃等。二传中莫邪所铸剑为铁剑,也是西汉以后铁剑流行并取代青铜剑的体现。金代王朋寿编《增广分门类林杂说》(后简称《杂说》所引《孝子传》也采用了“感孕生铁”说。[7](P303 -304)二是关于雌雄剑相忆而鸣的情节。前面提到干将藏雄送雌剑被王发现,至于是如何被发现的却没有详说,在这两个本子的《孝子传》中都增加了雌雄剑相忆相惜而鸣以及王与群臣的对答之语。这不仅解答了藏雄送雌之事被发现的原因,使得情节更加丰满圆润;也渲染出剑的灵异功能,使剑进一步人格化。

  三是关于复仇高潮部分的叙事。如王下令烹煮眉间尺头他本多作“三日不烂”,阳明文库本、船桥本皆作“七日不烂”。而王临镬之事,他本一笔带过,而阳明本中增加了“客”与王的对答之语。“客曰:‘当临面镬咒之,即便可烂。’王信以面之,客乃以剑杀王头,落镬中共煮。”这样的补充于情节发展甚为必要,我们很容易想到荆轲刺秦王的情景,苦心策划数年之事在最后一瞬还是失败了。所以,周密的计划与不可预测的变数是共存的,这事关复仇的成与败。而“客”让王临镬是得以复仇的最后关键一步,王本奸诈多疑,以怎样的理由骗取王的信任也至关重要。虽然“面镬咒之可烂”颇为荒诞,但使情节却更加合理自然。船桥本中则说:“客奏其然状,王奇,面临镬。”一个“奇”字也起到了同样的作用。另外,“王头落入镬中,二头相啮”的情节他本也不见,眉间尺与王的深仇大恨跃然纸上,这也印证了《礼记·曲礼上》所说的“父之仇,弗与共戴天”。而“客”杀王使命完成后的自刎行为,阳明文库本和船桥本中也给出了《列士传》《搜神记》中所没有的解释,即“客恐间尺头弱”① 。

  当然,两个本子还有一些歧异之处。一是眉间尺父母名。船桥本云“父干将莫耶”,从后文来看,父皆称“莫耶”,其母未提及名姓,只称“妇”;而阳明本云“眉间尺者,楚人干将、莫耶之子也”,则以干将为父,莫耶为母。《今昔物语集》卷九第四十四题作“震旦莫耶造剑献王被杀子眉间尺语”,也以莫耶为眉间尺父,盖本于船桥本。二是眉间尺父留完遗嘱后的下落。阳明本并未交代,是死是逃皆不知;而船桥本则云“出乎小山,入乎南山,隐大石中而死也”,使后文复仇有了依据。三是眉间尺父对于死的预知。阳明本中是基于剑鸣之故,“干将已知应死”;而船桥本中,当王欲缚其父,在使者还未到之时,莫耶以夜见恶相提前预知了凶祸,给了他一种先知先觉的特异功能。四是关于“三王冢”地点的记载,阳明本作淮南宜春县,船桥本作汝南宜南县。五是阳明本末有“忧人事成人之名”的点评之语,似为传抄者所加。比较来看,船桥本较阳明本在内容上有所增加,这种增加有明显的串联、疏通情节的用意,也证实了船桥本的纂修、抄录应晚于阳明本。汉代刘向曾著《孝子传》《列女传》《列士传》,但眉间尺故事是收在《列士传》中,可能并不作为孝义的典型收入《孝子传》。这大概是因为汉代孝道观念主流已体现国家政权意志,并与衍生的忠君思想紧密结合。在行孝诏令和察举孝廉等政治措施下,“家之孝子”与“国之忠臣”在官方话语系统中具有某种程度上的一致性。眉间尺的故事则与“明劝诫”的功能相悖,更多的是在民间崇尚游侠士风的风俗下广为传播。魏晋以后,“孝”部分地摆脱了忠君思想的束缚并在世家大族的倡导下,较汉代有进一步的传扬与发展。从《太平御览》《艺文类聚》《初学记》《法苑珠林》等类书收录的孝子传佚文来看,六朝时期流传十余种《孝子传》。吉川幸次郎、西野贞治等日本学者研究认为,现藏日本的阳明文库本与船桥本孝子传接近于六朝《孝子传》原貌。而在这两个版本的《孝子传》中都收录“眉间尺”:船桥本排在第四十五(最末位);阳明文库本排在第四十四,但最末为“慈乌”,传文也明言“鸟也”,非人之孝。如果日本流传的这两个版本的《孝子传》,是在汉代某种《孝子传》的基础上形成的,那么,从收录次序推断,眉间尺故事很有可能是在六朝才被补增进去的。从我国后世孝子传的流传演变来看,眉间尺故事在“二十四孝”化的进程中,其之于孝义的典型性很快受到挑战,在认同的边缘地带摇摆之后最终淡出了孝的范畴和视野。

  二、画像石中的眉间尺故事

  西汉以前用绘画的形式装饰宫殿、宗庙的情形已经形成,内容不乏忠臣、孝子、烈女等传说和现实中的人。西汉末、东汉初,孝子、列女的题材伴随着汉代孝悌思想兴起而逐渐进入壁画、画像砖石之中。[8](P638 -639) 舜、闵子骞、郭巨、丁兰等则是最常见的孝子典型。与这些人物故事图像相比,画像石中的眉间尺故事则并不流行。目前所见被释读为“眉间尺”者有三:一是在洛阳出土北魏石棺床屏风画像中,一是日本和泉市久保惣纪念美术馆藏北魏石榻,一是见于明尼亚波里美术馆(The Minneapolis Institute of Arts) 藏元谧石棺画像中。1977 年,洛阳出土的一套北魏石棺床屏风画像,有研究者将其中一幅解释为眉间赤故事(图3)。[9](P59) 该组画像与元谧石棺画像相似,图中呈现的均为山林间坐在大树下的人物;但是,图中人物身份甚为模糊,没有榜题,只在形式上留下了空白的榜框,几组画面大同小异,图像故事的个性特征被淡化,而集合式的意义得到加强。因此,表现的人物故事是无法确指的。与此类似,日本和泉市久保惣纪念美术馆藏北魏正光五年(524)石榻,围屏正面右侧刻有眉间赤,左侧为老莱子,右侧右二面为孝孙原谷、左一面为丁兰。 [3](P206)眉间赤画像于崇山峻岭间刻画有两个人物,一跽坐,一站立,中间也是有榜无题,表现情节含糊难辨。  (采自周到主编《中国画像石全集》第 8 卷,第 59 页)

  1930 年,在洛阳地区发现了北魏正光五年(524)元谧石棺。石棺前后左右帮都满刻精美画像,其中左右两帮为孝子画像。同纳尔逊石棺画像一样,每个孝子故事画面的底部皆以连绵起伏的小丘构成连续的前景,小丘进而沿画面两边向纵深方向延伸,充当“画框”的侧边。底部小丘上刻有一棵棵高树,从而将画面区分成若干个空间单元来刻画孝子故事。石棺左右两帮各刻孝子画像六幅,图中孝子及其他相关人物身材、服饰十分相似,他们跪坐在斜坡地面或矮榻上。人物身后是起伏的山峦和流云,呈现的是一种遥远的背景。最上面是硕大的凤鸟引领下的升仙题材等。而眉间赤故事像位于左帮闵子骞画像的右侧,故事围绕一棵树和一座圆坟展开(图 4、图 5)。画面左侧刻一袖手跪坐形象,上部有榜题“眉间赤妻”;画面右侧同样画有一袖手席地而坐的形象。两个人物中间是一棵树和一座圆坟,圆坟旁刻有榜题“眉间赤与父报酬(仇)”。[9](P8,P49,P51)在右侧人物与圆坟中间的位置刻画有三件器物,其中两件为窄口瓶,立于地面,一件为两头束口的囊,横放于地面。其他孝子画面虽也有类似的瓶,但都是单独出现,或以日用器具作为装饰点缀。而眉间尺故事中的这三件器物组合出现,又处于图画的核心位置,似乎与特定情节的叙事性相关。在北朝的画像中,类似的表现也见于洛阳宁懋石室的丁兰画像。丁兰画像的左侧跪着一位男性人物,前方安放了瓶、碗、盘等食器,并立有一株长柄莲花。郭建邦推测这位男性是丁兰的邻人张叔。林圣智认为该画面是丁兰复仇之后墓祭的表现,他说:“若由这两位人物服饰相同,并且在左侧人物面前有食器与高大的莲花表现来看,则很可能是丁兰墓祭的表现。

  在《孝子传》中有‘即往斩邻人头,以祭母墓’的记载。丁兰见到木像流血,悲愤之余砍下邻人首并祭拜其母之墓。”[10] 根据丁兰画像推测,我们认为元谧石棺中眉间尺所表现的应当也是墓祭的场景,圆坟应当指向已故的眉间尺父。只是所表现的情节很难与文献中的记载对应起来,右侧的人物更无法确指:如果说是眉间尺,他在为父报仇前已先行自刎;如果说是客,他在献剑杀王之后也同归于尽。该图像的刻画是否另有文献或图样依据尚不可知。当然,也有学者认为右侧人物“极有可能是眉间赤的母亲莫邪,而中间的圆坟应为埋葬眉间赤、客及楚王的三王墓”[11](P143) 。另外,饶有趣味的是在该画像石中出现了眉间尺妻的形象,这是文献中未见记载的,也值得我们去关注。妻子的出现或许意味着一种结合,这种结合的结果无疑是产生新的子嗣和后代,从“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角度来讲,眉间尺的孝行内涵得到了丰富和转移。只是这样的推断还缺乏文献的支撑。

  在元谧石棺中,同眉间尺故事一同出现的孝子画像还有丁兰、韩伯余(瑜)、郭巨、闵子骞、原谷、舜、老莱子、董永、伯奇,这些都是《孝子传》中的典型人物。其中,伯奇画像刻有圆壶及毒蛇,与阳明文库本、船桥本《孝子传》所载情节一致,有学者据此认为元谧石棺孝子画像即取材于此。但这些图像的叙事性较汉代明显削弱,如舜画像没有表现填井、焚廪等典型情节,仅刻画两个对坐的人物,为舜与后母;郭巨画像描绘郭巨夫妇与其子三人跪坐于矮榻上,榻前另有一人,四人前方有一坛盛满黄金;而眉间尺故事原本高潮部分的复仇情节被剔除殆尽,甚至连广负盛名的宝剑也不曾出现,如果不是榜题标明眉间尺身份,那几乎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孝子符号,仅以此来满足丧葬礼仪

  上的一种预设功能和要求。大概是复仇的戮杀情节与生者对死者灵魂安宁的希翼格格不入,这恐怕也是眉间尺孝子故事很少在葬具石刻中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至于其真正所表达的意义,则和其他孝子图一样,或理应作为一个整体来考量。正如郑岩所说,“当制作者和观者的兴趣更多地转向孝子图作为一个集合所具备的共同意义时,情节本身就不再重要。复杂的是,如果原有的人物身份、事件、年代、场合等被淡化,那么,一旦有其他的力量介入,故事就不再具备原有的控制力,图像的意义就会发生偏移。”[12] 巫鸿也认为这些画像中对连贯空间的表现所承担的是象征主义的功能,不同时间和不同地域的历史人物以共同的道德品行为前提,组合在同一时间框架里,“这看似具有自然主义风格的群像画面实际上消解了任何历史真实的痕迹。画中人物既不属于过去,也不属于现在,他们代表的是从历史和人类行为中抽象出来的、没有时限的儒家理想人格典范。”[13](P353)墓葬空间中分布的孝子画像本是习见的题材,在石棺、石室雕刻孝子节烈故事在东汉已经很流行了。而汉代画像石中眉间尺图像并不见,可能眉间尺故事在汉代叙事系统中尚不具备孝子的典型特征和程式意涵。然而并不多见的眉间尺画像却出现在北魏墓葬中。北魏孝文帝自代迁洛,制度多仿南朝,以儒家“礼”与“法”的正统思想来迎合汉世族势力,以此来维护阶级统治。墓葬方面,汉代流行的高坟大塚、满载谀辞的墓志、雕刻精美的孝子节烈画像,在北魏洛阳和世家大族的乡里又兴盛起来,这反映了当时统治集团对儒家文化及“孝”道的刻意模仿。尤其是文明太后之后,孝风更渐盛炽。此时对眉间尺故事的选择,是基于一般意义上的孝的涵义罢了。因此,对眉间尺故事的解读不能孤立起来。当它与其他孝子画像一同分布在石棺、石榻围屏周围时,整体呈现出来的是一种“面向墓主合拢”的构图,展现着被理想化了的生者与死者的关系以及生者对于死者永远的孝心。

  三、结语

  在孝的文化序列中,眉间尺故事具有孝亲的一般特征,又具有孕生于复仇母题的独特性。人们对复仇者的推崇及其行为的肯定,是基于一种善的道德力量。当孝成为百善之首、德之根本时,复仇情节中的孝亲行为被逐渐放大,最后成为孝子的类型之一。孝子忍辱负重为亲雪冤的行为,很快被民间和社会接受,并书写在《孝子传》中广为流传。流传于日本的阳明文库本和船桥本《孝子传》中关于眉间尺的记载,对于认识眉间尺故事的流变具有重要价值。汉代刘向虽也著《孝子传》,但眉间尺故事是收在《列士传》中,很可能该故事与汉代孝道观念的主流意志不相一致,在“家之孝子”与“国之忠臣”在官方话语系统中并不作为孝义的典型被收入《孝子传》。魏晋以后,“孝”部分地摆脱了忠君思想的束缚,较汉代有进一步的传扬与发展,因此眉间尺故事复仇孝亲的行为得到了更广泛的认同。北魏中后期,孝风骤盛,统治者推行孝治,又加速了《孝子传》的传播,而眉间尺故事很可能在这时被增补进去了。在北魏葬具上刻画的孝子图中有眉间尺故事出现,可以确指的是北魏正光五年的元谧石棺画像。但在北魏孝子画像中,眉间尺故事被“去情节化”地刻画出来以后,仅作为画像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表达着一般意义上的孝义,实际上已经变成了一个孝子的类名或符号。当孝子故事在我国向“二十四孝”演变的过程中,眉间尺故事则逐渐淡出了“孝”的视野。与此相反,该故事在日本却得到了很好地流传,甚至对其文学文化发展产生了较大影响。眉间尺故事至晚于唐代时传入日本,通过日本僧侣和说唱艺人的多次改编、演绎,而为日本民众所熟悉。眉间尺以复仇英雄的形象先后出现在中古、中世纪说话和军记物语中。《今昔物语集》卷九第四十四条有《震旦莫耶造剑献王被杀子眉间尺语》。该书是日本平安朝末期的民间故事集,大约成书于1077 年前后,“孝行”篇所载眉间尺故事的译写保留了故事的基本面貌,但叙述中强调了神秘的“自然”力量对人物命运的支配,山中行客也被改编成了奉命捉拿眉间尺的使者,失去了“拟王头”和“自拟己头”的行动。这种改编已使人物形象脱离了原本的思想背景,对游侠节义精神的赞颂和对楚王暴虐的反抗主题变得模糊。另外,在日本《太平记》《曾我物语》《注好选》《宝物集》《三国传记》等中,也引述了眉间尺故事,不过已是武士征伐背景下复仇的投影和道德规范的产物。 [14]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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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出自《宁夏师范学院学报 》42——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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