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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討論問題的視野遼闊，薩寶一詞的內在含義卻有著相對集中的意見，大多數人主張其意爲商隊首領，後移植爲宗教領袖。勞費爾所認爲薩寶是由伊郎傳入掌管拜火教的神職官員，贊同者是少數，[136]但以爲薩寶一職傳入中國以後是職掌祆教官員的看法，卻有著極其廣泛的影響，並獲得大多數學者的首肯。[137]我們最後要討論的問題是薩寶是否爲專司祆教之官員。
薩薄(寶)既是通過宗教傳入中亞地區並對中國産生影響，那麽我們首先應對傳播中亞的幾大宗教有一個簡單的回顧。貴霜帝國統治中亞時期，佛教得到迅速的傳播。人們對佛教傳播渠道的瞭解主要來所謂健陀羅風格的釋迦牟尼形象。雖然釋迦牟尼形象最早出現在該地區的具體時間暫時無法確定，公元57年的比瑪蘭金棺上就已有釋迦牟尼形象，二世紀中葉的伽膩色迦錢幣上釋迦牟尼的形象已經很普遍了。[138]中國早期佛教的流布，主要是一些中亞籍高僧來華，經典亦由胡語而來，梵文經典顯然經由中亞中轉，薩薄一詞或由此時傳入中亞。拜火教(祆教)在中亞地區的傳播可上溯至公元紀年以前的阿契美尼(Achaemenina)王朝時期，粟特民族在這時開始接受拜火教。[139]薩珊王朝時拜火教成爲國教，於中亞的影響更甚，大量的粟特人成爲拜火教徒，已知的粟特文的人名中包含了拜火教神名，Nanai-VanadK意爲“娜娜女神之仆”;Artixw-Vandak意爲Ašiš-Vaƞuhi之仆。[140]景教(聶斯脫利派Nestorian)是由波斯地區向中亞傳播，公元二世紀時，已經有敍利亞商人和基督教徒在活動。在一部早期的敍利亞教會記錄《東方宗教會議》(Synodicon Orientale) 披露了四世紀以降該地區的情況，有位元景教主教駐錫木鹿(Merv)城。[141]從公元二世紀開始木鹿城也成爲摩尼教一個重要的據點。阿莫(Ammo)大師率領一個龐大的教團抵達帕提亞(Parthia)地區，後來由於巴赫蘭姆一世(Vahram I)大量屠殺摩尼教徒，追使其大量東渡阿姆河(Balkh)，奉摩尼教者日益增多，吐魯番發現大量摩尼教殘經，就是用粟特文書寫。[142]中亞地區宗教情況複雜，雖然拜火教占居主導地位，但象史尼、史波波尼在粟特地區爲薩保官職，恐怕不單單是一個祆教教職。薩薄(保)一詞借助佛教的傳播到達中亞地區，被許多中亞民族所借用，基本上都是商隊首領的意思。粟特地區移植薩薄後作爲某一首領的稱呼，那自是恰當不過。《隋書·西域傳》康國都城在薩寶水，其引申爲都城所在之地即薩寶水，似有以首領所在地命名之可能。做爲某一首領，其中或職掌宗教事務，但不獨以拜火教爲限。
祆教傳入中國的時間甚早，多數人似向在北朝時期。[143]在四世紀初，中國也獲得了有關摩尼教的信息。[144]景教入華年代尚不清晰，不過摩尼教東漸過程中，常常尾隨在基督教之後，對於六世紀時景教傳入中國的可能性，不宜輕宜的否定。[145]無論如何，初唐時期祆教、摩尼教和景教已經在中國有相當大的影響，在華傳播均獲成功。三者消長不一而足，學者多引《唐文粹》卷六十五舒元輿《重岩寺碑序》中的一段話來說明這一問題。其曰：
國朝沿近古而有加焉，亦容雜夷而來者，有摩尼焉、大秦焉、祆神焉;今天下三夷寺，不足當吾釋寺一小邑之教。
西域三教寺廟很少，[146]主要在西域人聚集地區，信奉者多爲胡人，漢人則很少。[147]三者傳播各有千秋，摩尼教借助回鶻人勢力盛極一時;大秦景教則在傳入之初，便受到李唐王朝的庇護，中唐高宗曾大加扶植;祆教因爲傳教者行動詭異，有特異功能，十分引人注目，在文獻中留下記載也最多。對於三教在社會中的地位，陳垣說：
元輿乙太和九年(853)被殺，重岩寺碑著于長慶間，其列舉三夷寺，以摩尼居首，此必當時社會之一種現成排次，如儒釋道，而元輿隨筆引用者也。[148]
林悟殊稱其正確，摩尼教居首，大秦景教第二，[149]祆教居末。這種格局的形成無疑有著深刻的社會背景，是各種宗教勢力相互較量，最後産生的結果。《通典》視流內薩寶府祆正條下注曰：
祆者，西域國天神，佛經所謂摩醯首羅也。武德四年置祆詞及官，常有群胡奉事，取火咒詛。
引者多據此說明薩寶爲祆教官員，其實以下還有很長的一段：
貞觀二年置波斯寺。至天寶四年七月敕：“波期經教，出自大秦，傳習而來，久行中國。爰初建寺，因以爲名，將欲示人，必修其本。其兩京波斯寺宜改爲大秦寺。天下諸州郡有者，亦宜准此。”開元二十年七月敕：“末摩尼法，本是邪見，妄稱佛教，誑惑黎元，宜嚴加禁斷。以其西胡等既是鄉法，當身自行，不須料罪者。”[150]
對於杜佑的這段注釋，陳垣非常不理解，稱：
本敘薩寶府祆正， 而注並引貞觀十二年及天寶四年波斯寺大秦寺事，又引開元二十年摩尼教事。凡此皆以其爲外來之教， 連類志 之，以便觀覽。豈意後之人有因此而混爲一教者，始料所不及也。通鑑卷二四八胡三省注，亦用通典注之列，將大秦、摩尼、祆三教之事，連類而書。[151]惟必祆、大秦、摩尼三教，均原自波斯，學者每混而爲一。其間分辯明晰者，唐有韋述、舒元輿、李德裕等，宋有王溥(唐會要)、宋敏求、張邦基等;若唐之杜佑，則分析不見明。[152]
榮新江逕指《通典》此條爲錯簡。[153]胡三省注當襲《通典》而來，但稱杜佑不察未能分辯三教之區別，將三教混爲一談，恐有草率之嫌。杜佑所在中唐之時，正是三教風行之世，薩寶府職責杜氏更是清楚，將三教連類而注於薩寶府條下，當有深刻用意。更何況他重視官制，[154]注中並無說、評、議等他本人的意見，[155]當迻錄官方文書，將三教事類統收薩寶府官下作注。可知薩寶並不是單純的拜火教首領，薩寶府除了管理祆教徒外，也管理大秦教與摩尼教。對大秦景教尤爲溫和，在全國範圍內爲景教正名，將原波期寺改名爲大秦寺。摩尼教在西域人中傳教，官府並不干涉，因爲那本是西胡“鄉法，當身自行，不須料罪者。”但如果“妄稱佛教，誑惑黎元，向民衆布教，那自應“嚴加禁斷。”顯然在當時西域三教事宜均由薩寶府統轄處理，另外，西域胡人信仰情況十分複雜，流寓中土的粟特人不獨奉信祆教。敦煌文書伯P.2695號《沙州都督府圖經》記載：“大周天授二年(691年)腊月得石城鎮將康拂耽延弟地舍拔狀”[156]云云，其中康國首領康拂耽延名爲粟特語Furs-todan譯音，即“知教義者”，羽田亨認爲這是一位摩尼教僧侶。[157]公元十世紀的《世界境域志》稱：
KHAJU(瓜州)，爲一大城，商人居停之地。其政府爲中國所派。其居民信摩尼教。
SAJU(沙州)，屬中國，位於山脈與沙漠間(的半路上)。是一個繁榮的地方，勝地很多，流水奔騰。(其居民)不作惡害人，信摩尼教。[158]
河西地區粟特人聚落形成甚早，在晚至十一世紀的材料中仍有粟特人活動記錄。《世界境域志》中的摩尼教徒或爲粟特人。《隋翟突娑墓誌》“君諱突娑，字薄賀比多”，“突娑”即《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中所稱的“清節達娑，未聞斯美”之達娑。[159]此詞在薩珊王朝時代波斯語tyssyt之音譯，原義“對神散虔者”，後概指基督教徒。其父翟娑則爲摩訶大薩寶，亦表明薩寶並非一定需要祆教徒出任。《惠鬱造像碑》中“薩甫下司錄商人何永康”，“同贖得七帝寺”一事，也說明薩甫(寶)府屬吏在信仰方面是自由的。《岐法起造像碑》中的佛弟子岐薩保斷難以祆教首領爲名。宇文護小名薩保，雖然沒有直接證據來證明他的宗教信仰，他被推測與佛教有關，[160]他一位哥哥宇文導字“菩薩”，[161]另一位堂弟叫“菩提”，[162]另一位堂弟尉遲綱字名“婆羅”，[163]這都從側面證明了宇文護與佛教的聯繫，但除去陳寅恪所言而外沒有史料能證其與祆教的關係。
認真地回顧起薩寶一職的研究過程，多數人並未真正主張薩寶是拜火教首領，只是隨著時間推移，其他說法未引起人們過多的注意。近來，龔方震說：“薩寶是總管一切胡教，不限於祆教。[164]姜伯勤亦稱：薩寶“既是商胡聚落的‘商主’或僑領，又是來華後受政府任命關享有職權的管理胡戶的職官”。“兼理民事與宗教的胡戶聚居區的‘大首領’”[165]。這表明隨著問題的深入研究，情況已大爲改觀。薩寶府既是一個政教合一的胡戶管理機構，那麽我們討論其性質時又何必拘泥於祆教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