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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我們以相當的篇幅討論了有關薩寶問題的全部材料，基本上可以得到以下結論：
1、最早有關薩寶的材料來源在印度地區，巴利文中Satthavāha，梵文中Sārhavāho均爲商隊導師的音譯，佛經中漢文音譯爲薩薄、薩婆，意譯爲導師，巴利文史料可尋至公元紀年以前。漢文史籍大約在公元二世紀翻譯佛經時已有該詞的固定譯法。以後史籍中薩甫、薩保、薩寶等譯法當是循西域胡語而來。
2、薩寶一詞隨佛教的傳播至中亞地區，然後再向周圍撒播，諸多民族中均有商隊首領，其拼法基本上與梵、巴語中薩寶一致。薩寶在中亞、西亞諸多古文字中的對應關係表明其流行的廣泛性。薩寶作爲官職其轉化是在粟特地區完成的，隨著大量粟特人移居中國，薩寶一職被帶入中國。摩訶薩寶(Maha Sapao)基本上屬於一個典型的印度稱號。
3、薩寶傳入中國以後最初作爲一個移民管理官職是非常不確定的，但對於廣大民衆生活的影響卻是不容忽視，有不少人以“薩保”作爲自己的名字，這種情況持續至晚唐時期。
4、隋唐時隨著大量中亞移民的不斷湧入，爲便於管理，隋唐朝廷也樂於迻用一個西域胡人非常熟知的職務名稱來建立管理僑民宗教、政務的機構薩寶府，並使薩寶成爲有唐一代唯一的譯名官職。
5、薩寶做爲專門管理祆教官員這一有非常影響的說法應獲釐清。唐王朝對於西域三教的寬容態度，不外表示出泱泱大國廣納天下的風範，似無必要厚此薄彼，專爲祆教設立一個管理機構，更何況三教對李唐王朝的影響因時代而異，有可比較史料顯示以祆教地位最低，無理由專門設置機構董理祆教。
注释
[80]Albert E. Dien，”The sp-pao Problem Reexamined”，JAOS 82，3，1962，pp.335-346。
[81]姜伯勤：《敦煌吐魯番文書與絲綢之路》，頁226-263。
[82]滕田豐八：《西域研究》四“薩寶”，頁46。
[83]章巽：《法顯傳校注》，上海古藉出版社，1985年，頁154。
[84]參見James Legge，A Record of Buddhistic Kingdoms. being an Account by the Chinese Monk Fa hie of his Travels in Indra and Ceylon AD 399-414， 1886， London， p.104，臺北新文豐出版社公司翻印本，1993年。
[85]勞弗爾：《中國伊朗編──古代中國對伊朗文明史的貢獻》，林筠因中譯本，商務印書館，1964年，頁358。
[86]龔方震：《唐代大秦景教古敍利亞文字考釋》，《中華文史論叢》1983年1輯，上海古籍出版社，頁3-4。
[87]滕田豐八：《西域研究》四“薩寶”，頁43。
[88]《大智度論》卷四，《新修大正藏經》(以下簡稱《大正藏》)第二十五卷，頁91。
[89]楊憲益：《薩寶新考》，《譯餘偶拾》，三聯書店，1983年，頁317-337。
[90]伯希和、沙畹：《摩尼教流行中國考》，馮承鈞《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八編，第二卷，中華書局，1995年，頁92。
[91]滕田豐八：《西域研究》四“薩寶”，頁43-44。
[92]羽田亨：《回鶻文法華經普門品斷片》，《羽田博士史學論文集·語言·宗教篇》下卷，東洋史研究會，1957年，頁143-147。
[93]桑原騭藏：《隋唐時代經往來中國的西域人》，《桑原騭藏全集》第二卷，頁293、360。
[94]向達：《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頁90;汪篯：《西涼李軌之興亡》，《汪篯隋唐史論稿》，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頁276。
[95]姜伯勤：《敦煌吐魯番文書與絲綢之路》，頁230-231。
[96]E. H. Schafer，The Golden Peaches of Samarkand，A study of Tang Exotics，Berkeley and Los Angels， 1963， p.284注釋116。吳玉貴中譯本《唐代外來文明》，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年，頁35、79。
[97]H. W. Bailey：The Stael-Holstein Miscellany，Asia Major，New series2，1951，p.25，轉引自Albert E. Dien，The sp-pao Problem Reexamined，p.335。
[98]同著者Indo-Scythian studies：Khotanese Texts，IV，p.55，注釋4，轉引自Albert E. Dien，The sp-pao Problem Reexamined。
[99]Albert E. Dien，The sp-pao Problem Reexamined，p.335-336。
[100]勞弗爾：《中國伊朗編──古代中國對伊朗文明史的貢獻》，頁363。
[101]吉田豐：《ソグド語雜錄(Ⅱ)》，《ォリエント》第31卷2號，1989年，頁170。
[102]參見陳國燦：《敦煌所出粟特文信劄的書寫地點和時代問題》，《魏晉南北朝史資料》第2期，1985年，頁10-18;榮新江：《祆教初傳中國年代考》，《國學研究》第3卷，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頁339-340。
[103]轉引Albert E. Dien，The sp-pao Problem Reexamined，p.336。
[104]榮新江：《祆教初傳中國年代考》，頁341。
[105]另外，前引《魏書·西域傳》康國條云：“都于薩寶水上阿祿迪城”。對於這條史料陳垣謹慎的寫道：“薩寶之名，是否取於此，不可知也。”(陳垣：《火祆教入中國考》，頁318)，也有人針對該條材料指出：“康國水名‘薩寶’，當爲隋官‘薩保’和唐官‘薩寶’所本。”(王素：《高昌火祆論稿》，頁173)。
[1065]姜伯勤：《敦煌吐魯番文書與絲綢之路》，文物出版社，1994年，頁229，姜氏所引《賢愚經》據《大正新修大藏經》卷四《本緣部下》202號。
[107]釋僧祜：《出三藏記集》卷九“賢愚經記第二十”，蘇晉仁等點校本，中華書局，1995年，頁351。
[108]陳寅恪：《蓮花色尼出家因緣跋》附注，《清華學報》，第7卷1期，1932年，頁39-45，後收入《寒柳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頁155-156。
[109]友松圓諦：《藤田博士の<薩寶>につぃて讀む》，《史學》，第4卷2號，1925年，頁147-150。
[110]《興起行經》卷上，《大正藏》第三卷，頁75-76，總154;亦見《法苑珠林》卷五十九，海王古籍叢刊本，下冊頁856-857，今引從此本，下引版本同。
[111]《舊雜譬喻經》卷上，《大正藏》第四卷，510頁，總206。
[112]《雜譬喻經》，《法苑珠林》卷二十七，上冊，頁396-397。
[113]《雜譬喻經》，《大正藏》第四卷，頁529，總207。
[114]《十誦律》卷二十五，《大正藏》第二十三卷，頁178，總1435。
[115]《悲華經》卷九，《大正藏》第三卷，227頁，總頁157。
[116]《摩訶僧祗律》卷一十六，《大正藏》第二十二卷，頁353，總1425。
[117]《華嚴經》，《法苑珠林》卷二十七，上冊，頁396-397。
[118]釋慧膠：《高僧傳》卷一，湯用彤校注本，中華書局，1992年，頁18。
[119]釋慧膠：《高僧傳》卷二，頁48。
[120]釋慧膠：《高僧傳》卷二，頁52。
[121]釋慧膠：《高僧傳》卷二，頁54。
[122]釋慧膠：《高僧傳》卷二，頁60-61。
[123]釋慧膠：《高僧傳》卷二，頁62。
[124]釋慧膠：《高僧傳》卷二，頁73。
[125]釋慧膠：《高僧傳》卷三，頁89-90。
[126]釋慧膠：《高僧傳》卷二，頁73。
[127]釋慧膠：《高僧傳》卷二，頁77。
[128]以下的拉丁文《本生經》巴利文轉寫基本上引自友松圓諦：《藤田博士の<薩寶>につぃて讀む》，頁149，個別字母、音位承王邦維教授校正，謹表謝意。
[129]參見季羨林：《巴利語》，《中國大百科全書·語言文字卷》，12頁，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北京·上海1988年。關於原始佛經語言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問題，學界多有分岐，依照季羨林的觀點，原始佛教不允許用梵文來學習佛教教義，它也沒有規定哪一種語言做爲標準語言;它允許比丘用自己的方言來學習佛所說的話(見季氏《再論原始佛教的語言問題》，原刊《語言研究》1958年1期，後收入《季羨林學論著自選集》，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1年，43-72頁)。大多數人認爲巴利語是印度西部方言。關於巴利語佛經，參看郭良均《佛陀和原始佛教思想》，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頁1-3、262。
[130]季羨林：《三論原始佛教的語言》，原刊《原始佛教的語言問題》，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後收入《季羨林學術論著自選集》，頁398。
[131]季羨林：《關於巴利文<佛本生故事>》，郭良均、黃實生《佛本生故事巽》代序，人民文學出版1985年，2頁。後收入氏著《比較文學與民間文學》，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年，頁124。
[132]參見季羨林：《商人與佛教》，原刊《第十六屆國際歷史科學大會中國學者論文集》，中華書局，1985年，後收入《季羨林學術著自選集》頁416-538。
[133]《生經》之《佛說墮珠著海中經》，《大正藏》卷四，頁75-76，總197。
[134]《妙法蓮華經》卷三，《大正藏》卷九，頁25，總262號。
[135]《賢愚經》卷九，《善事太子入海品第三十七》，《大正藏》卷四，頁412，總202。
[136]例如，池田溫在研究唐代官職制度時揀外族固有官職若干，其中認爲薩寶就掌管從伊朗傳來拜火教神殿祭事的職官(池田溫：《唐朝處遇外族官制略考》，頁253-55)，勞弗爾觀點中一個受人詬病的缺陷，是他首先認定薩寶一詞來源於波斯地區拜火教的神職官位。
[137]參見Albert E. Dien，The sp-pao Problem Reexamined，pp.335-346;榮新江：《祆教初傳中國年代考》，頁339-340。
[138]加文·漢布裏主編：《中亞史綱要》，吳玉貴中譯本，商務印書館，1994年，頁69-70。
[139]芮傳明：《粟特人在東西交通中的作用》，《中華文史論叢》，1985年1輯，上海古籍出版社，頁62。
[140]榮新江：《祆教初傳中國年代考》，頁340。
[141]克裏木凱特：《達·伽馬以前中亞和東亞的基督教》，林悟殊翻譯增訂本，臺北淑馨出版社，1995年，頁8-10。
[142]林悟殊：《早期摩尼教在中亞地區的成功傳播》，氏著《摩尼教及其東漸》，中華書局，1987年，頁39-40。亦可參見王見川：《摩尼教到明教》，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2年，頁120-124。
[143]關於祆教入華時間學術界多有爭論，主要有下列文章可參考柳存仁：《唐前火祆教和摩尼教在中國之遺痕》，林悟殊中譯本，《世界宗教研究》，1981年2期，後收入氏著《和風堂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頁495-554;饒宗頤：《穆護歌考》，《選堂集林·史林》中冊，香港中華書局，1982年，頁472-509;林悟殊：《火祆教始通中國的再認識》，《世界宗教研究》，1987年4期，後收入氏著《波斯拜火教與中國》，新文豐出版公司1995年，頁105-122。榮新江：《祆教初傳中國年代考》，頁335-352。
[144]林悟殊：《摩尼教入華年代質疑》，《摩尼教及其東漸》頁46-63，對此有人更願採用較爲穩妥可靠的立場，參見王見川《摩尼教到明教》，頁130-142。
[145]克裏木凱特：《達·伽馬以前中亞和東亞的基督教》，頁91-95。
[146]林悟殊：《唐代長安火祆大秦寺考釋》，《波斯拜火教與中國》，頁139-150。
[147]三教奉信者的情況下甚相同，一般的看法，摩尼教與大秦景教在中土均有翻經傳教活動，其奉教者，胡漢具有，祆教來中國既不傳教，亦不翻經(參見陳垣：《火祆教入中國考》，頁320)。林悟殊看法並不相同，他找出一些例證來說明，祆教在中國人中確有傳播活動(參見氏著《唐人奉火祆教考辯》，原刊中華書局《文史》第三十輯，1988年，後收入《波斯拜火教與中國》，頁151-164)。
[148]陳垣：《火祆教入中國考》，頁346。
[149]林悟殊：《波斯拜火教與中國》，頁146-147。
[150]《通典·職官》卷四十“大唐官品”頁1103。
[151]陳垣：《火祆教入中國考》，頁323。
[152]陳垣：《火祆教入中國考》，頁319。
[153]榮新江：《羅丰編著<固原南部隋唐墓地>書評》，《唐研究》第二卷，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頁557。
[154]《通典》卷一杜佑自敍云：“夫行教化在乎設職官，設職官在乎審官才，審官才在乎精選舉”，“故職官沒然後興禮樂焉”。(頁1)
[155]《通典》卷四十二：“凡必有經典文字其理深奧者，則於其後說之以發明，皆云‘說曰’;凡意有先儒各執其理，並有通據而未照者，則議之，皆云：“議曰”;凡先儒各執其義，所引據理有優劣者，則評之，皆曰‘評曰’。他皆同此”。(頁1167)。
[156]鄭炳林：《敦煌地理文書彙編校注》，甘肅教育出版社，1989年，頁35。
[157]羽田亨：《漠北と地の康國人》，原刊《支那學》第三卷5號，大正十二年二月，後收入氏著《羽田博士史學論文集·語言·宗教篇》下卷，東洋史研究會，昭和32年，頁401-402。不過蔡鴻生指其有誤：“其致誤由，即在對‘延’字之不可易未能覺察”。“佛耽延”取名寓有‘頭胎仔’之意，是更合乎邏輯的。”(見氏著《唐代九姓胡禮俗叢考》，《文史》，第三十五輯，中華書局，1992年，頁122。)吉田豐也表示了同樣的意見(吉田豐：《ソグド語雜錄(Ⅱ)》，頁172-173)。
[158]胡杜德·阿勒·阿拉姆：《世界境域志》第九章“關於中國所屬諸地”，王治來、周錫娟中譯本，新疆社會科學院中亞研究所，1983年，頁59-60。
[159]參見向達：《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頁91及龔方震：《唐代大秦景教古敍利亞文字考釋》，頁3。
[160]Albert E. Dien，The sp-pao Problem Reexamined，p.341。
[161]《周書·邵惠公顯傳附宇文導傳》，頁154。
[162]《周書·莒莊公洛生傳》，頁159。
[163]《周書·尉遲綱傳》，頁339。
[164]龔方震：《唐代大秦景教古敍利亞文字考釋》，頁3。
[165]姜伯勤：《高昌胡天祭祀與敦煌祆祀》，《敦煌藝術宗教與禮樂文明》，頁481-482。
微信公眾號編者記：本文原載榮新江主編《唐研究》第四卷，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12月，頁215-249;此據羅丰《胡漢之間——“絲綢之路”與西北歷史考古》，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年，頁248-27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