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文化因素
马家塬墓地的文化因素较多，包含有欧亚草原东部的中国北方系青铜文化的因素;欧亚草原地带中、西部的斯基泰、塞克、巴泽雷克等文化的因素[5]秦文化和甘青地区传统文化等多种文化因素。
马家塬墓地的阶梯式墓道竖穴偏洞室墓独具特色。洞室开于竖穴长边一侧的洞室墓早在新石器时代的甘青地区就有发现，其直接来源被认为是商末周初刘家村姜戎洞室墓和陕西长安县张家坡西周洞室墓[6]。两侧为阶梯式墓道、中间斜坡墓道的甲字形大型木椁墓同样也不见于其他地方。但以三、五、九级阶梯区分墓葬等级的观念应该是受到中原文化和秦文化影响的产物。
出土车辆中髹漆装饰是中原传统风格，单辀、双轮是中原传统车的形制，而以大量金、银、嵌金银铁和料珠装饰的车辆则仅发现于马家塬墓地。高大多幅的车轮、长车毂的特征被认为是草原地带的车辆的特征之一[7]。因而，可以认为马家塬墓地出土的车辆是融合了中原文化、草原文化的风格而形成的独具特征的车辆。另外，具有剪纸效果的镂空虎形及大角羊形金银车饰虽然受到我国北方系青铜文化的影响，但其造型手法在我国北方青铜文化中也属罕见。
中国北方系青铜文化和欧亚草原中、西部草原文化中的主要共同因素兵器、动物纹(也称野兽纹)和马具在马家塬墓地已具备，殉牲、北方青铜器与金饰品共存也是中国北方青铜文化的显著特征之一。
铜器中可以确认为北方青铜文化因素的器物有管銎式三翼镞、有銎式三翼镞、剑、刀、铃、纽柄铜镜、蛇纹、杖首(杆头饰)、大角羊形铜车饰及镂空花形铜车饰等[8]。
在约公元前2000年饰有蛇纹的陶器在中国西北及鄂尔多斯一带产生，并逐渐蔓延开来[9]。蛇纹鬲在内蒙古中南部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分布密集，出现时代早、延续时间长、序列完整[10]。而蛇纹铲足鬲在春秋时期出现于甘谷毛家坪遗址中[11]，战国时期主要分布在甘肃东部和东南部，其影响可及关中平原和宁夏南部地区。马家塬墓地出土的蛇纹铜铲足鬲是模仿蛇纹陶铲足鬲的产物，是结合中国北方系青铜文化和甘青地区传统文化的因素而产生的。
从文化传统来看，大量使用金银器，尤其是装饰多用金银器的传统是这一时期欧亚草原地带的斯基泰、巴泽雷克等文化和中国北方青铜文化的特征之一，和中国中原传统文化中主要以玉为装饰的传统不同。在斯基泰等文化中镶嵌和炸珠工艺在金器制作上也被广泛使用。就世界整体而言，“欧洲东部、地中海东岸、北非及西亚一带的古文明不仅对黄金的认识早于世界其他地区，也赋予黄金无比崇高的地位，它通常象征了财富、王权或军权、神权，甚至代表了不朽的永恒”。[12]艾玛邦克也曾指出中西对黄金态度的不同。在西方，金是社会上层阶级作为权贵与永恒不朽的主要象征。它为生者所珍惜，也作为防止尸体腐坏的护身符。在中国，虽然黄金的使用最早见于齐家文化、四坝文化和夏家店下层文化，但与西方不同的是玉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甚至在黄金己成为财富象征的汉代，玉仍然在表现礼制中有重要的作用，人体装饰品仍以玉为主要材料。而在中国北方和西北地区当黄金被人们认识后，人体装饰即成为黄金应用的第一个领域，金饰品也成为北方文化和西北文化集团的一种标识[13]。
对黄金的进一步认识始于商代。商代的黄金制品可分为北方地区、中原地区和西南蜀地三个大的文化系统。在北方地区黄金制品全出于墓葬，作为身体装饰，是权利与财富的象征;中原地区大多出于墓葬和车马坑，作为器物表面的装饰或马具，并不特别作为国家、血缘或权力等象征之物，代表这些的是青铜礼器;蜀地的黄金制品全出于祭祀坑，作为祭奠中的主要角色之一，玉和青铜共同营造了一个具有超越人间的神之国度[14]。在春秋晚期和战国早期，出土大量金器的墓葬有春秋晚期的宝鸡益门村2号墓、战国早期的曾侯乙墓中和内蒙古伊克昭盟阿鲁柴登匈奴王墓。在战国中晚期金器的制作工艺也日渐成熟，金银镶嵌技术也日臻完善。从欧亚草原看，在哈萨克斯坦北部曾有过一个“金子的时代”，在希罗多德的《历史》中就记载了格里芬看守黄金的传说。这一时期的阿尔泰地区异常广泛地使用黄金，同时在整个欧亚草原地带也开始出现大量黄金制品。吉谢列夫将其归之于亚历山大入侵中亚、同北方贸易的中断，引起采金地黄金积压所致[15]。从马家塬墓地的情况看，在己发掘的墓葬中未见到任何玉器，金制品主要为各类人体、衣服装饰和车马饰件。从文化传统上来说，应是结合了中国北方青铜文化、西北地区传统文化和欧亚草原文化的因素。象征着墓主的财富和地位。
马家塬墓地的多彩镶嵌、炸珠、掐丝等工艺与欧亚草原地带的金器工艺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肉红石髓和玻璃用于镶嵌及炸珠、掐丝等工艺都属于埃及、地中海、古代苏美尔——巴比伦和波斯等地的早期传统装饰风格与工艺，在巴克特里亚青铜文化中就发现有公元前2000～前1800年镶嵌有玛瑙和绿松石的金虎[16]。在我国二里头文化的铜器上有绿松石镶嵌，但金器的宝石镶嵌几乎没有发现。在马家塬墓地出土的金器中，镶嵌工艺主要用于带饰和其他人体装饰品上，以肉红石髓、绿松石或费昂斯(faience)镶嵌。而这类工艺约在公元前5世纪末～前4世纪的欧亚草原斯基泰等文化中被广泛使用，镶嵌的形状也与马家塬墓地相同，多呈新月形、“逗号”等形状。炸珠焊接组成的相对三角形纹样同样见于欧亚草原中部和西部的斯基泰文化和阿尔泰文化中[17]。从马家塬墓地出土耳环的风格观察，其总体特征和欧亚草原的游牧文化中发现的耳环极其接近。水滴状的黄金坠和绿松石坠在斯基泰文化中也多见。短双锥形的金珠也是斯基泰文化中常见的装饰品。
M16出土的虎噬羊纹长方形金带饰和带钩具有中国北方系青铜文化的风格，而有钩状巨喙的鹫格里芬和蛇相斗纹的长方形带则是斯基泰文化和巴泽雷克文化常见的装饰风格。同样，M14带饰上虎背上所见的鸟首也可能来源于斯基泰和巴泽雷克文化的因素[18]。
银器在中国的使用首先见于四坝文化的银鼻饮。商周时期极为少见，到战国时期才较多出现。而在巴克特里亚公元前2000～前1800年的青铜文化中发现较多。在马家塬墓地中发现了数量较多的有镂空花纹的银车饰、装饰于人体的银珠以及作为饮器的银杯等。我们认为使用银器的传统仍有可能是源于欧亚草原中西部的文化传统。而银杯上模仿皮囊缝制的制作方式具有浓郁的草原文化风格。银鞋底仅仅见于M16，同样的鞋底也曾在鄂尔多斯地区的出土，只不过后者饰有花纹[19]。
璜形金项饰在长城沿线春秋早期至战国时期自东向西均有分布，在青海化隆县下半主洼卡约文化墓葬中就发现了璜形金项饰。在境外的外贝加尔、鄂毕河上游、伊尔库茨克州等地均有出土，被认为是斯基泰时期的遗物，不早于公元前7世纪[20]。这类璜形项饰的源头有可能来源于齐家文化，在洮河上游的临潭陈旗磨沟遗址中就出土了和北方草原地带形制相同的铜璜形项饰，年代在齐家文化晚期。不过马家塬墓地所出土的金银璜形项饰形制与上述有所不同，其形状为宽半环形，应是前一种璜形项饰的发展。
纯锡制品的发现极少，马家塬墓地出土了镂空花纹车饰、带饰、动物以及人形俑。车饰和带饰也是受北方青铜文化影响的因素。而锡人形俑戴有尖顶帽，似乎是受到了塞克文化服饰的影响。
马家塬墓地出土的费昂斯(faience)、人工合成颜料(汉紫、汉蓝和铅白)材质的器物数量是最多的，种类也比较丰富。我国最早的玻璃器发现于西周，在战国时期得到比较广泛的使用。马家塬墓地M6出土的5件蜻蜓眼玻璃珠，既有古波斯式的，也有受中国式的新月形眼纹的复合蜻蜓眼玻璃珠。汉蓝在中国和日本发现过，汉紫仅在中国出土，被认为在中国生产并为中国特有。费昂斯(faience)在战国晚期中原地区己成衰落趋势，但在西北和西南仍有发现，如马家塬墓地仍有大量出土。釉陶杯的器形和风格在国内罕见，似乎有外来文化影响的因素，但其上的七圈纹饰中紫色部分经检测为汉紫，说明国产的可能性很大。马家塬墓地所出的玻璃和玻璃态材料制品呈现出一种非常多样化的面貌，而且有着丰富的来源，外来与国产同出。但由于发掘和检测工作仍然正在进行当中，所以关于这些器物的工艺、产地以及其中所包含的文化意义等问题，还有待今后的深入研究。
随葬器物中的铜壶、鼎、茧形壶、戈，陶釜、灰陶罐等应是来自于中原和秦的文化因素。
单耳红陶罐、铲足鬲是甘青地区古代文化中的传统器形，春秋战国时期在我国北方草原文化中多有发现。关中秦墓中所出土的单耳罐类器物和铲足鬲也被认为是受甘青地区的影响所致。
综上所述，在公元前10世纪以后，在欧亚草原地带形成了具有相同文化因素的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文化，这些文化同我国甘青地区的古代文化中存在密切而频繁的文化交流。但文化的交流与传播是双向而且复杂的过程，存在着认知观念、技术和实物等多方面的交流。文化的传播并不一定仅是实物的交流，也有认知观念和技术的交流。马家塬墓地所出土的一些遗物虽与欧亚大草原中西部的实物形态上有所区别，但是其技术和观念的引入当和这些地区有密切的关系。至于传播路线不仅有东西的，还有南北的，其中有一条从内蒙古中西部，经宁夏、甘肃和陕西，进入四川云南的路线是当时很重要的一条路线[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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