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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建华:张家川墓葬草原因素寻踪——天山通道的开启
发布时间:2016-12-26 09:04:23    作者: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杨建华   点击:

张家川墓葬草原因素寻踪[1]

——天山通道的开启

杨建华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甘肃省张家川马家塬战国墓葬的发掘以其豪华的车乘以及浓烈的当地土著和草原文化因素引起了中国考古学界的关注。其中的草原文化因素来自哪个地区?这种文化的交往是通过哪个通道?这些草原因素是以什么样的方式传入的?这种交往在丝绸之路的形成过程中起着怎样的作用?这些都是本文试图探究的问题。

  一、张家川草原文化因素的来源

  甘肃天水地区的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在2006年8月抢救性发掘了被盗掘的三座墓葬,[2]年代为战国晚期,墓葬形制与随葬品都显示了秦文化、当地戎人文化、草原文化以及西方文明的因素。其中的草原文化特征与中国北方的固原和鄂尔多斯等地的青铜器有很大区别。

  最突出的动物有羊和虎,均为平面浮雕手法。在M3墓随葬明器车的车厢侧板上装饰的大角羊饰牌有青铜铸造(图一,1)和银箔饰片两种(图一,2),不见固原与鄂尔多斯常见的圆雕立体羊。羊的造型特点是羊角向上向后卷,四蹄分立。

图一 张家川与哈萨克斯坦七河地区饰牌的比较

  虎形饰件有金箔和银箔锻制的。M3墓明器车车厢侧板上的金箔虎饰的鬃毛与尾巴都向上卷,形成两个相对的卷曲纹(图一,3)。M1墓随葬明器车车厢侧板上的银箔虎躯体瘦长,使用纵向条纹与横断的节段纹表现,四蹄及角部有用于固定的小孔(图一,7)。

  除了动物造型以外,还有镂空的装饰性牌饰。M3有卷曲的金箔车轮饰,左右对称,两角上翘相对,也形成两个相对的卷曲纹,中间有复杂的镂空纹饰(图一,8)。M3的车辐饰件是镂空的条形银箔饰,中间也有复杂的镂空纹饰(图一,9)。

  根据以上器物,我们可以总结一下张家川墓葬的草原文化因素的特点:

  首先是动物装饰以羊和虎为主,尤其突出卷曲的羊角。这种向上卷曲的风格也影响到虎的鬃毛、尾巴以及装饰性饰牌。其次是以锻制的金箔或银箔饰片为主,青铜铸造的动物造型较少。这些饰片包裹着被装饰物体,使其形成金或银制的立体造型,给人以极度豪华的感觉,目的是炫耀墓主人的富有。再次是金箔与银箔锻造的纹样是纵向条纹与横断的节段纹,说明金箔与银箔就是在这样的模子上锻造而成。最后是随葬车,尤其是明器车。车厢侧板装饰的是捕食者虎和被捕食者羊这个草原流行的主题,但是特殊的是它们并没有厮打在一起(图二,1)。


图二 张家川与哈萨克斯坦七河地区动物装饰比较

  哈萨克斯坦东南的七河地区与中国新疆的天山接壤。这一地区的公元前7~前2世纪的铁器时代遗存是塞人的遗存。其中最重要的发现是伊塞克湖附近的伊塞克(Issyk)冢的发掘。[3]在这里我们发现许多与张家川墓葬的草原因素相同的器物。

  伊塞克冢又被称为“金武士之墓”,1969~1970年发掘。墓主是具有蒙古人特点的欧罗巴人,16~18岁的男性。年代为公元前3~前2世纪。[4]这里的大角羊也是金箔和银箔锻制而成(图一,4)。在伊塞克湖附近的卡尕里(Kargaly)河谷采集到几件金质的大卷角羊的牌饰(图一,5),[5]突出大角向后弯曲到后背,四肢分立,与张家川的羊饰牌相似。卡尕里牌饰的年代比伊塞克墓地的晚,研究者定为公元前2~前1世纪乌孙时期的文物。“金武士”墓主的帽子上的神马有翼有角,向后弯曲的角与向上卷曲的翼形成两个相对的卷曲纹(图一,6),与张家川金箔虎饰相对的鬃毛与尾巴造型相似(图一,3)。雪豹的造型是向上跃起并回首,身上使用纵向条纹与横断的节段纹的表现手法(图一,10)与张家川的银箔虎相似(图一,7)。卷曲镂空的金箔饰片,角向上卷曲,中间有镂空纹饰(图一,11)和中间有花瓣或火焰状镂空纹饰的条形银箔饰(图一,12)与张家川的镂空饰片相近(图一,8,9)。

  伊塞克冢出土165件动物饰大多数是由金银锻打或铸造的牌饰,主要用作墓主的帽子和衣服上的装饰。衣服上还有4000多件金箔片和珠宝装饰。这些饰物的最终效果是把墓主人装扮成金质的塑像。其中的尖顶帽上面有很多金牌饰,包括雪豹和大角羊饰牌,也构成了捕食者与被捕食者的组合(图二,2)。

  张家川和伊塞克湖地区遗存有许多相似性:动物装饰均用平面的二维浮雕表现,这种装饰风格不同于阿尔泰山区和鄂尔多斯高原流行的三维立体的动物造型;金箔与银箔多于青铜质地;两地遗存的年代相当于战国晚期。张家川和伊塞克湖地区的金银饰片装饰在物体的表面,其装饰效果使得张家川的车和伊塞克的墓主人最终成为包金的造型,说明这时的审美取向是追求豪华效果,与欧亚草原用青铜铸造的立体动物作为装饰的竿头饰的古朴和实用风格完全不同。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既有地域的因素也有时代的因素。哈萨克斯坦东南的天山七河地区基本不见立体的动物造型,只有在最北的伊犁河北岸年代比较早的墓葬中有少量立体动物装饰,[6]应该是受更北的草原地区影响的结果。这两种动物风格的装饰在中国北方的出现则有年代早晚的意义:立体动物装饰属于东周北方文化带第三阶段后短剑时代的早段,即战国中期与晚期之交;平面动物装饰属于第三阶段的晚段,即战国末期。[7]这个现象说明中国北方与草原的文化交往是由北向南发展的。金银饰片中的动物造型主要有四肢分立的大角羊和身体用纵向条纹与横断节段纹表现的猫科动物。它们在表现细节方面也有很多相似性,例如向后下方弯曲的角部与向前上方弯曲的尾部或双翼相对。它们一般被并列安排在一个画面上,代表了捕食者与被捕食者,但是没有厮打在一起。花纹饰牌也有很多相似之处,例如一角向上扬起呈弯钩状或是中间填满花纹的条形。这两地墓葬具有如此多的相似性,从装饰母题到制造的细节,从装饰方法到装饰效果,应该不是一种巧合,而是反映了两地文化的交往。由于这些文化特点在哈萨克斯坦东南部历史悠久,数量多,所以中亚应该是这些草原文化因素的发源地,并构成这一地区公元前3~前2世纪的文化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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