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李崇之印”被视作西域都护的私印
“李崇之印□□”的汉铜印章主人名，与《汉书》记载王莽时期最后一任西域都护李崇同名，又兼时代与地点的吻合，当然会使人产生为同一人的联想。而传世典籍与地下文物的相互印证，正是被王国维概括为“二重证据法”的历史学与考古学科学方法论的重要内涵。相隔近两千年的历史记载一旦能够被今日出土文物所印证，不用说是多么激动人心的事件了!特别是对于新疆这一多民族的边疆地区来说，中原文化影响的悠久历史，在今天的政治意义尤其显得突出。
因此，虽然黄文弼先生的联想还被他本人未能释读的文字所困扰、虽然他的推论以“不知是否”的疑问句式表现出了考古学家应有的审慎态度，自从《考古记》出版以后，在有关新疆历史文化的图录和著作中，“李崇之印□□”的征引率，却日渐提升。如1980年的《新疆简史》，作为新中国第一部完整的新疆通史，记述西域都护李崇时写到：“公元16年(天凤三年)，王莽派五威将王骏、西域都护李崇、戊己校尉郭钦到西域。各地出来迎接，焉耆亦诈降。王骏等进入焉耆，结果被杀。郭钦后到，即引兵返回内地。李崇收集剩下的部众，退到龟兹。王莽死后，李崇没有消息。”其下专门出注云：“新疆曾出土李崇印章，说不定即此李崇之遗物。”[11]其后，2004年的《新疆史纲》也有类似的记载：“李崇收集余众，退保龟兹。数年后王莽死，他对西域的统治就结束了，李崇也失去了消息。20世纪50年代，考古工作者发现了李崇印章，说不定就是他的遗物。”[12]以上两部通史著作在记录西域都护李崇的事迹时，都不忍错过以这一出土文物作为重要的注解;不过，他们用“说不定”这样的字眼，表达了历史学家同样的慎重态度。
但是，把这一印章确凿无疑地当作汉西域都护李崇的信物来对待，更是不烦引证。如1977年卢苇发表的论文《论两汉西域都护府》：“汉代设置西域都护，不仅见于历史文献记载，并从出土文物中得到了证实。如居延汉简和罗布淖尔汉简中，都有记载都护的简文，尤其是都护‘李崇之印’，曾在新疆沙雅裕勒都司巴克一带发现。其印呈方形，龟钮铜质，阴刻篆书，现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内。”[13]同年出版的《新疆历史文物》也论述：“在我们发现的一些私印中，有一枚沙雅县裕勒都斯巴克出土的‘李崇之印信’。李崇是王莽时代的西域都护。”[14]相隔30年后，2007年出版的《新疆通志·文物志》仍旧以这种直截了当的语言来作描述：“铜印为正方形，鼻钮。印文为阴刻篆书‘李崇之信印’五字。……从汉宣帝到新王莽时期的八十余年中，先后任西域都护的有十八人之多。第一任都护是郑吉，最后一任都护是李崇。李崇于天凤三年(16)到西域任职，最后死于龟兹。‘李崇之信印’就是新王莽时期西域都护李崇的私印。”[15]而最新的出版物如《永远和祖国在一起》对这一铜印的描述是：“铜印为正方形，鼻纽。印文为阴刻篆书‘李崇之印信’五字。自汉宣帝至新莽，先后任西域都护者凡22人，其姓名见诸史册者有郑吉、韩宣、甘延寿、段会宗、廉褒、韩立、郭舜、杜建、但钦、李崇等人。李崇是王莽时期的西域都护。”[16]这些论著与画册，都将这一铜印直接当作了西域都护李崇的私印。
不过，在这些引用过程中，对于黄文弼先生未能确认的“李崇之印”四字后面的“不明”二字，倒是有了进一步的释读。上引《新疆历史文物》是笔者所见最早将这个二字空间释读为“信”字的。但是后来的著作并非都接受了这一释读[17]，而是仍旧延续《考古记》的空格[18]，或者干脆就径作“李崇之印”对待[19]。不管怎样，在以上的释读过程中，黄文弼先生感到缺失的印文，还是由于后来学者的参与而得到了弥补，这无疑是一个研究的进步。
但也许是铜印本身的漫漶、也许是先入为见的意识左右，后来的研究者对于“李崇”名字的释读，始终没有产生怀疑，因此将“李崇之印信”解读为西域都护李崇私印的结论也就不断被确认[20]。
笔者因为偶然的机会翻阅近年印制精美的新疆文物图册，却发现印章略显模糊的“崇”字，应该释读为“忠”字。所谓“李崇之印信”当作“李忠之印信”[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