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李忠之印信”的文献价值
李忠其人，在两汉西域历史上，不见于传世典籍的记载[27]。但根据铜印的时代推断，可能是与西域都护李崇同期而由关内派遣在西域的下级官吏或士兵。汉代在西域经营过程中的一个转折点，是王莽把持朝政之后，在天凤三年与焉耆的战争。《汉书·西域传》记载：
天凤三年(16)，乃遣五威将王骏、西域都护李崇将戊己校尉出西域，诸国皆郊迎，送兵谷。焉耆诈降而聚兵自备。骏等将莎车、龟兹兵七千余人，分为数部入焉耆，焉耆伏兵要遮骏。及姑墨、尉犁、危须国兵为反间，还共袭击骏等，皆杀之。唯戊己校尉郭钦别将兵，后至焉耆。焉耆兵未还，钦击杀其老弱，引兵还。莽封钦为剼胡子。李崇收余士，还保龟兹。数年莽死，崇遂没，西域因绝[28]。
因为焉耆的诈降，中原王朝的三路人马，一支战没，一支退还内地，一支西去退保龟兹。退保龟兹的这一支队伍，在李崇的带领下，流落西域，与中原王朝隔绝。据贾丛江先生的研究，这支队伍就是在李崇去世后几经辗转，由北道的龟兹国境来到南道的莎车国，于10年之后向东汉王朝打听消息的“故都护吏士妻子”[29]，他们的踪迹在《后汉书·西域传》中被记载下来：
光武初，(莎车王)康率傍国拒匈奴，拥卫故都护吏士妻子千余口，檄书河西，问中国动静，自陈思慕汉家[30]。
而李忠，很可能就是这支李崇队伍中的将士。他也许是在龟兹就已经过世，印章流落在了曾经据守的龟兹城堡;也许是在转徙莎车的途中，将自己的印章遗落在了出发地点。
虽然我们无法在历史的典籍中，找到与“李忠之印信”相匹配的主人，但丝毫也不影响这一铜印的出土所具有的文献价值。
首先，“李忠之印信”的出现，为中国印学史对于新莽时期印章风格的呈现提供了又一个典型的例证，而且这个印章出现在西域，反映出汉文化印记的遥远影响。
其次，作为一个普通将士也佩带印信的事实，越发证明了汉文化“以印为信”的普及程度，也增加了我们理解王莽改制在印章方面的失误造成西域叛离的严重性。
匈奴、乌桓等游牧部落与西域绿洲诸国在与中原王朝的交往中，恰恰是受到汉民族重视印章之为凭信的风气影响，也都非常重视汉王朝颁发印绶给予的尊崇。《汉书·西域传》载：“最凡国五十。自译长、城长、君、监、吏、大禄、百长、千长、都尉、且渠、当户、将、相至侯、王，皆佩汉印绶，凡三百七十六人。”[31]可见西域诸国接受西汉王朝任命的人员之众，而汉与匈奴也约法不能受降的四种人中，就有“西域诸国佩中国印绶降匈奴者”，因为接受汉印绶，就是“西域内属”的标志[32]。这些规则，都被各方所接受。但是后来，这个约法被打破：王莽始建国二年(10)，车师后王须置离被西域都护但钦以谋叛逃斩决，“置离兄辅国侯狐兰支将众二千余人，驱畜产，举国亡降匈奴。是时，莽易单于玺，单于恨怒，遂受狐兰支降”[33]。打破西域内属而不能受降的规则，并引起后来焉耆叛降、西域失控的事件，起因还是由于上一年王莽执政、更易汉授“匈奴单于玺”为“新匈奴单于章”而引起匈奴愤恨所致[34];而西域一些小国的反叛，也与同年降四夷称王为侯的举措不无关系[35]。
从“李忠之印信”的出土来看，作为一个私章，尚且受到官印强烈的影响而具有了时代印记，可见汉民族对于印章的信奉;而一个普通的西域将士有如此规范的私印为凭信，在当时一定也促进了受汉文化影响的周边少数民族政权归属汉朝之后对印章凭证的看重。匈奴势力的入侵西域，虽然有更为复杂的社会因素，但是王莽更易匈奴、西域印玺的称谓所体现的边疆政策的偏颇，无疑是这一剧变的重要口实。这种严重程度，由西域普通将士“李忠之印信”的规范性来推断，怎么强调也不为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