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考古》第2期刊登了内蒙古敖汉旗李家营子发现的金银器，其中1号墓出土5件银器，可分别称为李家营子银带把壶、李家营子素面罐形银带把杯、李家营子银长杯、李家营子猞猁纹银盘和银勺。夏鼐先生指出，带把壶“底部外缘有联珠一周，口部有流，流和缘相接处有接缝，把部和口缘相接处有一胡人半身像，这些都是萨珊式银执壶的特征”[1]。宿白先生认为，这些器物大约是中亚、西亚的输入品[2]。韩伟先生将这些器物的年代定在初唐到唐高宗时期(公元618-683年)[3]。但他们都没有详细的讨论。
李家营子的银器的重要性在于，(1)它们是作为一批器物发现的，有组合关系。(2)已知的唐代金银器皿基本上没有同类器物，属于新发现的器形。(3)出土地点不在大量发现唐代金银器的西安、洛阳和江浙一带，而在中国北方地区。因此，对这批器物的产地和时代的进一步考察，有助于中西交通及唐代金银器兴盛原因的研究。
一 遗迹的性质
银器出土于老哈河右岸的第一台地上，原报告在报道这些器物时说，它们是敖汉旗荷叶勿苏公社李家营子大队在修水渠时发现的。其后敖汉旗文化馆对出土文物进行了收集，并对出土地点做了调查。“两次分别发现在相距不远的两个地方，距地表深1.5米左右。据当地群众反映，出土时都发现过人骨，但没有发现砖、石建筑材料，估计金银器的出土地点可能为两个土坑墓，故分别编为墓1和墓2”。5件银器都出土于墓1。墓2出土金带饰99件、银镯1件、小银环1件、玛瑙珠2件、鎏金铜盒1件，此外还有鎏金铜饰。报告的最后说：“墓1出土的鎏金银盘的制作和纹饰与近年陕西长安何家村出土的鎏金银盘相似。而银壶的造型和联珠纹饰，则是波斯萨珊时期的样式。墓2出现的金质带饰，为辽墓中习见的饰物，捶雕的卷草纹仍有浓厚的唐代风格。由于这两组金银器的发现，可以推测李家营子是一处年代较早的辽代墓地。”
这批器物虽然出土地点明确，但非经科学发掘获得。据事后调查情况看，墓1的情况十分特殊，因为没有发现砖、石建筑材料。众所周知，能出土精美银器的墓葬，墓主人的身份一定很高，墓葬的建造和规模也应讲究。目前该地区已发现了大量唐代、辽代墓葬，如唐代张秀墓[4]、韩贞墓[5]、辽陈国公主驸马墓[6]、耿氏墓[7]等，墓葬形制和墓内设施多为砖石结构。李家营子墓1无论是盗墓或破坏，遗失的物品首先应是珍贵的银器，剩下其他遗物，不可能只留下银器而没有别的遗物和遗迹。另外，墓1所出的银器不像是通常墓葬中的随葬品，这几件银带把壶、带杯、长杯、盘、勺，恰好是一套饮食用具，简洁、实用，又便于携带。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它们是外出旅行者的简单餐具。墓1的特殊性还在于出土的银器也不同于西安何家村、镇江丁卯桥的金银器窖藏。何家村、丁卯桥两处窖藏埋藏着贵族或官府的珍宝，种类繁多，何家村窖藏中的器物并非同一时代的作品。李家营子出土的器物少，而且只有单一的银器，时代应相同。根据所报道的银器附近有人骨却无其他遗迹和器物，那么墓主人很可能是随身携带一套餐具的旅行者，因遇不测突然死亡，遗体连同随身物品一起草草埋下。确定出土遗迹的性质，对于探讨器物的时代、产地及其他问题会有很大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