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兰山岩画以磨制、凿刻和划刻制作的岩画为主，学术上称之为中国北方系岩画，而用赭石颜料绘制的岩画仅白芨沟一处。该岩画点位于大武口乡杏花村西北15公里、贺兰山东麓的白芨沟内，东距石嘴山市约45公里。岩画绘制于坐西朝东岩棚的后壁上，调查报告已于1994年发表，并认为早期岩画在旧石器晚期，距今1-2万年，中期岩画距今2000-4000年，晚期岩画距今1000年左右①。宁夏岩画研究中心对该岩画做了调查，但对时代和民族归属等未做探讨②。经笔者调查，发现简报有的部分图像有错，断代也有问题。本文拟对彩色岩画的时代、民族归属等做一讨论。
一
岩棚彩色岩画由于颜料脱离大多漫漶不清，可辨题材有狩猎、人骑、畜牧、射杀及手印等，是贺兰山岩画中常见的题材。现将图像较为清晰、题材明确、并有一定时代特征的彩色岩画叙述如下，作为讨论的根据。
1.畜牧岩画
畜牧岩画中以牧马岩画为主，可辨析的畜牧岩画中几乎没有见到羊的图像，这是该岩画点的一大特征。
牧马岩画一般都有人骑画像，骑者头发呈股状位于脑后(图二，1、2)。
2.人骑、马岩画
人骑岩画画面一般较大，突出马和骑者。
(1)用赭石颜料绘制，马高大劲健，双耳较小竖起，额前一尖锥状的突起装饰，后腿清晰，前腿因颜料脱落模糊不清，尾巴扬起呈奔驰之姿。骑者佩戴腰刀，右手执辔，左手扬鞭策马，头发呈一股飘于脑后(图二，3)。
(2)马高大站立，双耳上竖曲折，尾巴高高扬起。人物身躯部分模糊不清，但手执辔，一只脚踩三角形镫，一只脚模糊不清。从镫上部的突出部分析，当时应绘鞍鞯类(图二，4)。
(3)画面右侧一人骑，左侧一马，呈抬头耸耳倾听观望之态，骑者简化，手臂和腿不明显(图二，5)。
(4)马岩画，右侧一匹站立的马，马背有两个突起的圆圈;左上部画面模糊，但轮廓也是一匹马的造型(图二，6)。
3.射杀岩画
画面由两人组成，右侧一人高大站立，正张弓射箭瞄准左侧一人，左侧人绘的较小，系刻意为之。右侧人物头发呈股状结于脑后，左侧人物头发为双股(图三，1)。
4.手印岩画
均为人的右手印，和普通成年男性的右手大小基本相合，系用右手为模用吹管吸取颜料吹绘而成，共18个(图三，2)。
二
彩色岩画的马，最典型的特征是具有写实性，马健壮，腿部肌肉发达。在马的装饰中有两个明显的标志：马镫(图二，4)和马额部尖锥状的突出物(图二，3)。马镫在我国经历了从单镫到双镫的发展过程。根据考古资料，最早的马镫发现于长沙永宁二年(302年)的骑马俑，在马鞍的左侧附有小三角形的马镫，这是为了便于上马坐骑的单镫③。有明确纪年的双马镫出土于北燕的冯素弗墓，该墓出土了双马镫，根据冯素弗的卒年，该墓不早于公元418年④。在东晋早期的南京象山7号墓出土的陶马俑上有双马镫⑤，辽宁朝阳袁台子壁画墓中出土了双马镫的实物⑥。在青海省土族互助县泽林大队二队的一座土洞墓内，该墓出土的一件双马纹铜牌饰，其中居上位的马的腹部有明显下坠的双镫，原报告认为该墓属东汉时期，“从而将我国马镫出现的历史提前了一、二百年”⑦，后经研究，该牌饰是鲜卑文化牌饰，系吐谷浑部“永嘉之乱，始度陇而西”到达今青海地区，并认为该牌饰是晋末才到青海地区，年代在四世纪初或更晚一些⑧。彩色岩画马腹下可明确观察到的有一只镫，另一镫由于颜料脱落不清晰或没有刻意表达，但由于这只镫的形制呈较大的三角形，骑者的脚套在其内，其功能不仅是为了便于上马的单镫，还有骑者脚踩于内便于策马的功能，因此，该幅岩画马应为双镫。北朝以来，双马镫已经普及，这已为我国北方考古出土的马镫实物及其墓室壁画所证实。但在贺兰山岩画中，隋唐及以后的人骑或鞍马岩画中，未发现表达马镫的岩画，但马鞍尤为清晰，后鞍桥倾斜，此为北朝后期至隋唐以降马鞍的主要形制⑨。因此，根据考古出土马镫的时代，推测彩色岩画的时代上限在公元四世纪，下限至五世纪初。
人骑岩画和射杀岩画中，骑者的头发(图二，3;图三，1)和射箭者的头法为编发，呈股状附于脑后，末端翘起，被射杀者头发也是编发于脑后，末端开叉。据《宋书·索奴传》记载，“索头奴姓拓跋氏”⑩，这应是鲜卑族编发于脑后，南朝人对鲜卑族的贬称，同时也反映了当时鲜卑族编发于脑后呈绳索状的史实，否则无由头称之为“索奴”。1981年在固原南郊发现北魏时期的漆棺画，漆棺头档右下部残留一人物头像，前囟门部光秃应为秃发，两侧和顶部蓄发，其中顶部蓄发呈绳索状翘起(图四，2)11輯訛，与岩画中人物的发型相同。2003年在甘肃省河西地区配合基本建设考古中，在地埂坡墓地发现了壁画墓，画面中的人物秃发，有的编发于头两侧，有的编发于脑后(图四，3)，研究者认为属于河西鲜卑或秃发鲜卑，时代在魏晋时期12。这说明彩色岩画与鲜卑族相关。
在人骑岩画中马的额部有一股前伸的突出，这种形制在同属东胡系的契丹壁画中发现(图五，2)，据研究这是马额前的鬃发扎成辫形，是骑者将额前的鬃发刻意梳妆而成的一种鬃髻。在鲜卑双马纹牌饰中马额部有菌状突出物，这种菌状突出物也是一种鬃髻(图五，4、5)，并推测“扎绳上移，使辫梢长而散开，则可呈为鲜卑马牌饰前额鬃髻的样子13。这种推测无疑是正确的。因为从使用的角度分析，双马纹牌饰一般作为饰物使用，如果将鬃髻模制呈细长前伸的辫形则容易断裂，而模制呈菌状则不易断裂，这种菌状鬃髻可能也是鲜卑马鬃髻的一种形态。同属鲜卑族的北周宇文俭墓出土的骑马俑中，马的额部有圆锥状的鬃髻14，或许说明鲜卑族有将马的额部鬃法装饰的习俗，并且有不同的形态。而彩色马岩画(图二，2)下部为一匹站立的马，其上部图像模糊，但从轮廓分析可能是一匹站立的小马(图五，3)，这种图像布局与鲜卑族的双马纹的布局相同。
另据《汉书·地理志》记述北地郡廉县时，后注“卑移山在其西北”15。廉县系两汉时期的北地郡属县，地理位置在今贺兰县暖泉汉墓的北部即崇岗镇暖泉村南1.5公里处，暖泉汉墓地表可查墓葬有300多座，墓地面积约30多万平方米，系廉县所属墓地16。北芨芨沟岩画点位于该墓地西北的贺兰山山谷内，说明贺兰山北部山脉又称“卑移山”，由于注为唐人所作，当与鲜卑族的迁移相关，系魏晋以来的他称，以鲜卑族的迁移这一行为而名之。因为，两汉时鲜卑族才迁移到匈奴故地阴山一带，魏晋时从阴山南下而迁徙。《元和郡县图志》卷四保静县条后附：“贺兰山，在县西九十三里……又北经定远县城西，又东北抵河。其抵河处亦名曰乞伏山，在黄河西”17。“东北抵河处”为贺兰山北段临黄河处;“名曰乞伏山”说明此段山还有名称，应是“卑移山”，这是对“卑移山”的又一种命名。乞伏是鲜卑族部落之一，是以在此地活动的乞伏鲜卑的部落名称名山。“卑移山”和“乞伏山”均与鲜卑族在此地的生息相关，根据史料记载，鲜卑族秃发部、乞伏部和吐谷浑部自公元三世纪末四世纪初自阴山南的“匈奴故地”先后经历贺兰山而迁徙，秃发部迁徙较早，时间约在公元219-256年间，乞伏部稍晚，时间在公元265年左右，而吐谷浑部最晚，约在泰康末年(313年)18，从卑移山“名曰乞伏山”分析，后者当是对前者的“注释”，应实指鲜卑乞伏部。据《太平寰宇记》卷三十六灵州废弘静县条载：“贺兰山在县西九十三里……鲜卑之类多依山谷为氏族……”19。说明鲜卑族在贺兰山谷生息是有一定史实的。
彩色岩画的图像题材还有另外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未发现以羊为题材的岩画。羊是贺兰山岩画的主要题材，但在这组唯一的贺兰山彩色岩画点未发现以羊为题材的岩画，可能与某种生活习俗相关。鲜卑族属于森林草原类游牧民族，“俗善骑射，弋猎禽兽为事”20，说明狩猎可能是其主要的生存方式之一。王明珂依据《后汉书》对乌桓、鲜卑寇边、汉军出击掳获的牲畜统计，主要是马、牛，羊的记录很少，“有几次记录中只有马、牛，而无羊，这也不同于匈奴、西羌被掳获的牲畜记录中几乎全是羊”21。这从侧面证实了羊可能在的鲜卑族的游牧生活中处于从属的地位，也证实了该岩画与鲜卑族相关。
根据岩画中出现的马镫、骑者的鲜卑发式、马额部的鬃髻以及史书对贺兰山北段名称的记载，推测白芨沟岩棚彩色岩画为鲜卑族的岩画遗存，当与鲜卑乞伏部相关，时代在公元三世纪后段。
三
鲜卑族属于东胡族系，西汉末年拓跋鲜卑从大兴安岭北段逐渐南迁，首站到“大泽”即今呼伦湖一带，从而留下了生活的证明———呼伦贝尔墓地22;由于“此地荒遐，未足以建都邑，宜復徙居”，经历“九难八阻”，在圣兽的引导下到达匈奴故地23，即今阴山南河套北部一带，在这里繁衍生息，从此地发现的大量鲜卑墓葬分析，鲜卑族在此地生息了一段时间24。东汉末年，由于各种原因，鲜卑秃发部、乞伏部和吐谷浑部均经过今天的贺兰山北段而迁徙，上文分析彩色岩画可能是乞伏鲜卑的遗存，从其迁移的时间在公元265年左右分析，比冯素弗墓(418年)早100多年，也即双马镫的出现时间在公元三世纪后半段;假如属稍晚迁徙的吐谷浑遗存，也比冯素弗墓(418年)出土的双马镫早100年左右。如果上面的推测不误，则双马镫的使用最迟于三世纪后段在鲜卑族中使用，形制呈三角形，马镫的起源当与鲜卑族相关。
迄今为止在宁夏北部的考古中，未发现魏晋、十六国时期的鲜卑墓葬，能确定为鲜卑遗存的仅该彩色岩画点一处，这可能是上述三部鲜卑部落均是迁徙路上的匆匆过客，未有长期生息之故。而彩色岩画论证为乞伏鲜卑遗存，说明乞伏鲜卑在贺兰山北段有段时间不长的生息，在高山深谷内“弋猎禽兽”，从而留下了该岩画遗存。该岩画的发现与确认，对认识鲜卑族的原始文化不无裨益。
注释
①李祥石、沈自龙：《贺兰山洞窟彩色岩画》，载《宁夏文物考古论第集》第183-190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94年。
②乔华：《宁夏岩画》第43-47，页宁夏人民出版社，2007年。
③湖南省博物馆：《长沙西晋南朝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9年第3期，第75-105页、图版拾贰：3。
④黎瑶渤：《辽宁北票西官营子北燕冯素弗墓》，《文物》，1973年第2期，第2-28，图一三：四二、四三。
⑤南京市博物馆：《南京象山5、6、7号墓清理》，《文物》，1972年第11期，第23-41页，图三八。
⑥辽宁省博物馆考古队：《朝阳袁台子东晋壁画墓》，《文物》，1984年第6期，第29-45页，图二九：1、图四六。
⑦许新国;《青海互助土族自治县东汉墓葬出土文物》，《文物》，1982第2期，第96页，图二。
⑧林沄;《鲜卑族的金、铜马牌饰》，《边疆考古研究》(第三辑)，第49页。
⑨贺兰山北方系岩画中，鞍马和人骑岩画将马鞍刻的非常清晰，而将马镫忽略。如大麦地岩画点人骑岩画，将安桥刻的倾斜，见李祥石、朱存世：《贺兰山与北山岩画》第143页第三组，宁夏人们出版社，1993。
⑩[梁]沈约撰.《宋书·索奴传》(卷九五)第1545页，中华书局(简字本)，1999年。
11宁夏固原博物馆：《固原北魏墓漆棺画》，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漆棺摹本、原件：漆棺前挡。
12吴荭、王策、毛瑞林：《河西墓葬中的鲜卑因素》，《考古与文物》，2012第4期，第80页，图四，2。
13林沄：《鲜卑族的金、铜马牌饰》，《边疆考古研究》(第三辑)，第49页。
14陕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周宇文俭墓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2001第3期，第27页，图四：3、5。
15[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地理志》(卷二八下)第1294页，中华书局(简字本)，1999年。
16国家文物局：《中国文物地图集·宁夏文物地图集》第260页，文物出版社，2010年。
17[唐]李吉甫撰、贺次君点校：《元和郡县图志图志》(卷四)第95页，中华书局，1983年。
18李吉和：《先秦至隋唐时期西北少数民族迁徙研究》第99-102页，民族出版社，2003年。另据《晋书·吐谷浑传》记载，吐谷浑"永嘉之乱，始度陇而西"，至迟在永嘉末(公元313年)经贺兰山北部至今六盘山向西迁徙。见[唐]房玄龄等撰：《晋书·吐谷浑传》(卷九七)第1693页，中华书局(简字本)，1999年。
19[宋]乐史撰：《太平寰宇记》(卷三十六)第2000页，中华书局影印本。
20[南朝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卷九十)第2015页，中华书局(简字本)，1999年。
21王明珂：《游牧者的抉择》第201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
22内蒙古文物考古队：《内蒙古扎赉诺尔古墓群发掘简报》，《考古》，1961年第12期，第673-680页。
23[北齐]魏收撰：《魏书·序纪》(卷一)第2页，中华书局(简字本)，1999年。
24在今呼和浩特周边，发现了鲜卑族墓地28处，其中大部分为南迁到该地至建都平城前的墓葬。见魏坚主编：《内蒙古地区鲜卑墓葬的发现和研究》第265-266页，附表一。科学出版社2004年。
本文出自《草原文物》 2014年01期，119—12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