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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兰山拜寺沟方塔废墟考古散论
发布时间:2018-05-24 08:42:34   来源:《宁夏社会科学》    作者:牛达生   点击:

贺兰山拜寺沟方塔废墟考古散论

牛达生

  拜寺沟是贺兰山东坡的山沟之一,在宁夏贺兰县境内,东南距银川约50公里。沟口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拜寺口双塔。方塔位于距沟口约10公里的贺兰山腹地,史未见记载,以沟名塔形为名。1984年自治区开展文物普查,被认定为“明代建筑”①1990年11月,方塔被不法分子炸毁,有关人员在现场考察中,获得有墨书西夏文和汉文题记的塔心柱残件,方知是少有的西夏古塔。1991年8~9月,宁夏考古研究所和贺兰县文化局,对这一被毁遗迹进行了全面的清理发掘,笔者作为这一工作的主要负责人,仅就有关情况及对一些问题的认识,略陈如下,敬请同好指正。

  方塔区是一个山间小盆地,略呈东西走向,地形似枣核,中间宽大,两头窄小方塔原先就雄踞于沟北近山的高台上,被炸后形成一个高约3米,直径约30米的山形堆积,横七竖八的木构件,散落在废墟中,塔心裸露在外,也给我们提供了研究方塔建筑结构的机会。我们通过清理发掘,结合原有照片,大体搞清了方塔的建筑结构和特点。

  在银川西夏陵的发掘中,在贺兰宏佛塔重建工程中,都发现部分砖是有手掌纹的,并被认为是西夏砖的特点。而方塔的砖却未见有手掌纹的,难怪有人认为方塔的砖具有明代的特点,方塔当然是明代所建了。现在看来,并不是所有西夏建筑都使用了手掌纹砖,而只是部分西夏建筑使用了部分手掌纹砖。敦煌莫高窟窟前西夏殿堂建筑遗址,就未见有手掌纹砖的报导②。模印字砖计有4种,其中汉字2种(有一种为“李”字),西夏文2种。汉字模印砖在西夏陵早有出土,计有13种,皆为汉族姓氏③;西夏文模印砖都是第一次发现。

  我们在塔心处发现了一个类似“地宫”的深坑,终于搞清了方塔的基本结构。

  第一,方塔不设基座,直接建在块石夯实的地基上。塔心向下所谓类似“地宫”的深坑,是一个深约2米的不太规则的筒形坑。坑内充塞土石残砖,杂有塔心柱朽木,三分之二以下杂有灰土,底层一侧铺砖。经分析,此坑不是地宫,而是建塔时树立塔心柱的坑。塔心柱由此向上,贯通全塔,直达塔顶。

  第二,方塔不是11层,而是13层。这是我们意外的发现。方塔被炸前,以后山冲到塔周围的泥石,已形成新的地面,并生长了新的树木。原被认为的第一层,实为第三层;原被认为是第一层的佛龛,实为第三层塔心室的南口。被掩埋部分的塔壁、腰檐,已被泥石流完全破坏,壁面高低不平,每块壁砖都似经过“打光”,被磨去楞角,第一二层界线也很难辨认。据实测,第一层高5.6米,估计约占塔体总高的六分之一,边长残长5.8来,根据塔体收分情况判断,估计原边长应有6.8米。也就是说,经过数百年的泥石流冲击,塔体每边至少被削去半米左右,可见自然破坏的威力。

  第三,塔体内部,无残破砖瓦填充,全部黄泥作浆,用青砖实砌,从而提高了塔身的整体性与坚实度。在第3、10、12三层,各有一个不大的方形塔心室,塔心柱贯通其间。这次出土的文物,原来就珍藏于上二层塔心室中。第三层塔心室尚有部分残存,经清理,淤土中有塔心柱、大陀残件,塔心室中央有直径40厘米的塔心柱洞,直通底层塔心柱坑。

  第四,第一层所谓的“门”,两壁高低不平,砌砖呈犬齿状,无拱券痕迹,宽仅容一人出入。联系方塔区内有两座塔墓被挖,这“门”也系后人欲有所图,强行拆出的。原塔底层并无塔门。

  第五,原来认为南壁各层所谓的龛,除3、10、12三层为塔心室窗口外,从照片上可以看出,其余各层都是影塑的直棂假窗。我们还注意到,在废墟中发现的白灰皮残块,有的多达四层,每层都有壁画,底层应是西夏的,其上三层,应是西夏之后历代重新装修的产物。如能保留下来(即使是部分地),该给我们提供多少宝贵的绘画资料及其所反映的社会信息,可惜与塔具毁。我们采集到一块高约1米的西夏墙皮,尚残留朱红所绘檐柱、额枋与栌斗。它是西夏建筑的形象资料,与安西榆林窟壁画中西夏建筑的细腻写实的风格不同,这里更多显示的是简洁浑厚古朴粗犷的风格。

  近十几年来,在宁夏境内,西夏古塔多有发现,如贺兰县拜寺口双塔和潘昶宏佛塔,同心韦少州康济寺塔,青铜峡108塔等。这些塔有密檐式塔、花塔、喇嘛塔等,但平面布局都为八角形;银川西夏陵帝陵陵台,实际上也是夯筑的八角形密檐式塔;银川承天寺塔,虽为清代重建,但基本上保留了西夏八角形楼阁式塔的原貌。但是方塔的建筑结构,却与上述诸塔不同。通过清理发掘,纠正了原高11层的错误说法,并确认其为高13层的方形西夏古塔,从而为西夏古塔的研究,增加了新的类型。

  我国古塔建筑,唐代以方形为主,降至包括西夏在内的宋辽金时代,已是八角形塔的 “天下”。方塔具有很多早期色彩,如塔身直接从地面砌起,不设基座;塔檐是简单的叠涩出檐,无繁缛的斗拱佛像雕饰;勾缝不用白灰,而是黄泥作浆;南壁每层的影塑直棱假窗等,而贯穿全塔塔心柱的作法和方形布局,在两宋时期的古塔中已很少见了。西夏李氏贵族,从唐未割据夏州,到宋朝建立西夏,深受中原传统文化的影响。《宋史·夏国传》载,西夏“设官之别,多与宋同;朝贺之仪,杂用唐宋;而乐之器与曲,则唐也”。说明唐宋文化对西夏的深刻影响。方塔建筑给我们的启示是:西夏建筑的特点是“杂用唐宋”,兼而有之。方塔比其他西夏塔所体现的更多的早期色彩,从一个侧面说明方塔很可能是西夏早期建筑。

  方塔文物,出土于废墟中部,同黄土、树枝、鸟粪、鸟骨混杂在一起,压在厚约1米的残砖下。文物相对集中,堆积厚约30厘米,波及范围2米多,基本没有扩散。后来搞清,这批文物原来珍藏于10、12两层的塔心室中,计有西夏文献、西夏文木牌、铜铃、木刀、模制小泥塔和小泥佛、骨灰和舍利子、丝织品、麻绳和草绳、钱币等。这批文物都有相当的研究价值,而最为重要的是西夏文献。

  在这批文献中,重要的有:西夏文佛经《吉祥遍至口和本续》,汉文佛经《华严经》、《佛顶心陀罗尼经》、《略疏》④、《吉祥上乐轮略文虚空木续》、《是竖橛咒》⑤等残卷,汉文乾祐年仁宗发愿文,尚待译释的长达5米多的西夏文长卷,尚可复原的刻版佛画,捺印的朱红色佛像图记,少见的汉文诗集,还有尚难定名的西夏文和汉文的佛经文书残卷、残页等。此外,贞观年的西夏文木牌,塔心柱上的西夏文和汉文题记,也是重要的西夏文献。这些文献计有数十个品种,近20万字,内容十分丰富,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1909年,俄国探险家科兹洛夫,在我国内蒙古额济纳旗黑城,发现了一批以西夏文、汉文为主的西夏文献;1917年,灵武县知事余鼎铭,在宁夏灵武发现了一批西夏文佛经,这是两次西夏考古的重大发现。本世纪以来,国内外西夏学者凭借这两次发现的丰富的文献资料,在西夏语言文字、历史地理、民族宗教和文化习俗诸多方面的研究上,出版了很多论著,取得了重要的成果,促进了西夏学的形成与发展。建国后特别是70年代以来,在宁夏贺兰,甘肃武威、敦煌、定西,内蒙古黑城等地,又有西夏文献发现,进一步丰富了研究西夏的资料。然而,方塔废墟中的发现,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是少有的一次,是继黑城、灵武的发现之后,又一次西夏考古的重大发现。

  汉文诗集,残卷,书名不详,写本,约20多页,存诗50余首,多为七律。诗名有《重阳》《打春》《忠臣》《孝行》《柳》《雪晴》《樵父》《炭》《冬侯兰亭》《久旱喜雪》《王学士》《上招抚使》等。现存的西夏文学作品,约存10多种,主要为诗集、谚语,诗体类书等,内容涉及纪事叙史、宗教劝善、启蒙读物等。著名学者张秀民先生说:在西夏文献中,尚无“汉文诗文别集之流传”⑥。以抒情写景的文人诗集,是第一次发现,补充了西夏文献的空白。

  仁宗乾祜年发愿文,白麻纸雕版精印,上半残损。本发愿文由数张组成,此为最后一张, 故有“大夏乾祜十一年五月初□”年款,加上皇帝尊号全称,知其为第五代皇帝仁孝所施。文中还称:“故贝书翻译,而法苑盛传,近遇名师,重加刊正,……谨镂板以流行”。此为残篇,“名师”是谁,“镂板”何经,皆不清楚。从“近遇名师,重加刊正”一句,可以看出西夏译释佛经严肃认真的态度。西夏译经,多据汉文、藏文佛经,“贝书翻译”一语,为西夏直接从梵文译经,提供了新的依据。它是少有的有明确记年的皇帝发愿文,为研究西夏佛教增添了新的重要的史料。

  《吉祥遍至口和本续》(简称《本续》)是译自藏文的一部残经,计有卷第三、第四、第五及纪文、广义文、解补等共9本,其中完本7本,残本2本。皆为刻本,白麻纸精印,楷书,蝴蝶装。完本每本17~37页,完残本总计220页,计约10万字。西夏文佛经并不是稀物,在俄罗斯、英国、日本、法国、德国、瑞典、印度有关部门,在我国北京、宁夏、甘肃、陕西、内蒙古等地文博、图书部门,都有收藏,总计近400种。《本续》所以重要,第一,在已知的西夏文佛经中尚无此经,属海内外孤本,第二,它是藏传佛教经典的西夏文译本,“本续”二字就是它的标志⑦,还可能是藏文大藏经巳经失传而被西夏文译本保留下来的藏密经典⑧。《本续》有经文本身,又有纪文、广义文、解补配套,它所提供的信息量会远远超过经文本身。《本续》作为首尾完整的藏传佛教西夏文译本,不仅是研究当时纸张制造,版本印刷、书法艺术、装帧艺术的实物资料,研究西夏语言文字的最新资料,更是研究西夏佛教、藏传佛教的宝贵资料。

  在这次发现的佛经中,藏传佛教密部经典占有相当的数量,引人注目。除《本续》外,《初轮功德十二偈》《是竖橛咒》《吉祥上乐轮略文等虚空本续》以及部分佛经残页,也属藏密。在俄罗斯所藏的主要是内蒙古黑城出土的西夏文佛经,有译自汉文的,也有译自藏文的;在佛画中,有受中原影响的,也有受藏传佛教影响的(如典型的密宗曼荼罗绘画,类似唐卡的绘画如十一面观音、长乐金刚等);加之,党项与吐蕃两个民族源渊较近,党项人与吐蕃人在河西地区交错居住,敦煌莫高窟,特别是安西榆林窟在西夏后期的石窟中有明显的藏传佛教色彩(如第二窟、第三窟和第二十九窟中的壁画),被学术界认为是藏传佛教在西夏西部地区存在和发展的依据。80年代以来,在宁夏贺兰县拜寺口双塔和潘昶宏佛塔的维修工程中,发现了多幅藏传佛教唐卡(如胜乐金刚双身像、大目如来佛、千手观音像等)、木雕上乐金刚双身像及其他文物⑨。这些文物,加上这次方塔发现的藏传佛教密典和佛画,说明在西夏的东部地区,藏传佛教也是有相当的发展的。

  方塔出土的文物如十多种丝织品,5000多个模制小泥塔,在西夏考古中都是不多见的,它所能反映的信息,都值得认真地发掘。此外,在塔体前的泥石堆积中,还发现了数十块坑窝砖和数枚“乾隆通宝。”坑窝砖是用残砖稍加修整后,用钻子钻出大小不等的坑窝,一块砖上,少则一个坑窝,多则十几个坑窝。这在考古中还是第一次发现,可能是宗教活动物。说明晚至清代,这里仍有香火。

  孤塔一座和伴有遗址的塔,所能提供的信息量是不同的。经过多次调查,我们终于搞清在塔前、塔西、塔对面沟南,都是遗址;塔下被废墟压住的地方,就是一个庙台子多甚至连山腰间的小块平地,也有墓塔遗址。在有的遗址前,还留有高低不等的石砌护壁。从地形上判断,现已成为洪沟的部分地段,也是遗址。可以说,在每一块高高低低的台地上,都曾经有过建筑,这里原是一个规模很大的建筑群体,总面积约10多万平方米。

  沟南最西的1号遗址,是地势最高、位置最好、地表遗物最多的一个遗址。开挖的结果,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第一,挖了不到30厘米,就看到用方砖铺砌的地面。这种情况,一般遗址是很少见的。由于人类的活动和自然的影响,数百年的遗址总会留下很厚的堆积,压在原来的地面上。堆积层薄,似乎说明建筑破坏后,很少有人来此活动。想来,西夏以后人们的活动,大概都集中在方塔下。

  第二,铺地砖没有移动位置,但却都被砸破。如同西夏陵遗址一样,每块铺地砖都有打击点,呈幅射状破裂。这显然是人为的结果。据史载,13世纪初,成吉思汗灭亡西夏时,屠城(中兴府)毁陵(西夏陵),肆意溢杀,使西夏人民“穿凿土石,以避锋镝,免者百无一,白骨蔽野”⑩。被砸烂的砖,被烧的炭迹,似乎说明战火也波及到这深山狭谷中的佛国圣地。

  第三,除一般砖瓦外,这里还出土了绿琉璃瓦当、滴水和脊兽残块。大都造型很好,色泽光亮,制作精工。西夏法典规定:除寺庙、皇宫外,官、民宅第,“不准装饰莲花瓣图案,禁止用红、蓝、绿等色琉璃瓦作房盖。” ⑪琉璃构件的出土,说明这里建筑规格很高,联系到出土的仁宗发愿文,这里很可能是西夏皇族进行佛事活动的地方。

  据有关资料,西夏在贺兰山中有“五台山寺” “佛祖院”“慈恩寺”“北五台山清凉寺” 等。在塔心柱汉文题记中,又有“奉天寺”。但皆寺址不详。史金波先生在《西夏佛教史略》中曾论述五台山寺“可能即今贺兰山拜寺口寺庙遗址”。我认为,在当时尚不知方塔为西夏所建,更不知方塔区遗址的情况下,这个推论是有道理的。今天看来,似乎将五台山寺放在方塔区更为合适。第一,方塔区以方塔为中心,左环右顾,南北对峙都有遗址,说明原来这里是一寺庙群所在。它的规模与规格是与“五台山寺”这样的重要寺庙相称的,第二,方塔区四面环山,重岩叠嶂,松林如涛,环境幽雅,比之面对银川平原的拜寺口遗址,更适合僧人坐禅修行之用。山西五台山的佛教寺庙群,也是在丛山峻岭之中,而不是在山边山脚下。

  在拜寺沟内,只要适于进行建筑的地方,几乎都有遗址可寻。这些西夏遗址,规模大小不等,都有砖瓦、瓷片散布其间,有的瓦当、滴水造型还很别致。

  殿台子位于拜寺沟西端、贺兰山分水岭下,距方塔约三四公里。遗址背靠分永岭,坐西面东,西高东低,里窄外宽,呈喇叭口状,可分成6级台地,总面积三四万平方米。遗址地下情况难以明了,但有的地段,砖瓦非常密集,其中琉璃瓦件占有很大比例。有绿琉璃筒瓦、板瓦、兽头瓦档、花卉滴水,还有少见的棕色琉璃瓦,褐色檀心瓦。其中绿琉璃素面砖,莲花纹砖、和六边形的花卉图案砖,是西夏陵众多的建筑材料中也没有的。据此判断,殿台子也是西夏时期的一处重要建筑。

  以往,宁夏的文物考古工作者,在贺兰山作了很多调查工作,发现大口子沟、小滚钟口、黄旗口、镇木关沟、贺兰口、西番口、大水口等山口、山沟里,都有西夏遗址,多是一两处⑫。拜寺沟与上述山沟相比,是一条比较小的山沟,居然西夏遗址有五六处之多,其他山沟可能还有尚未发现的西夏遗址,这就需要我们作更深入的调查研究工作。

  方塔废墟的清理和拜寺沟西夏遗址的调查向我们展示,今天看来是荒凉冷落、青羊出没、人迹罕至的深山狭谷拜寺沟,在西夏时期却是建筑成群成片,人们频繁活动之所。我们在前面仅作了初步的考证分析,随着对上述发掘文物和遗址的深入研究,相信会从中发现更多的有价值的内涵。

  注释:

  ①宁夏回族自治区文化厅、文物管理委员会编《文物普查资料汇编》, 1986年。

  ②潘玉闪、马世昌:《莫高窟窟前殿堂遗址》,文物出版社,1985年12月版。

  ③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银川西夏陸区三号园东碑亭遗址发掘简报》(待刊)。

  ④《略疏》,经名简称。在汉文大藏经中有数种《略疏》,此为何经《略疏》,待查。

  ⑤《初轮功德十二偈》《是竖橛咒》皆是篇名。因经名不详,权以篇名代之。

  ⑥张秀民:《中国印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9月版。

  ⑦ “本续”为藏文大藏经秘密部的专称,又译作“续”,藏语音译为“居” 。

  ⑧笔者查了《频伽藏·目录部》的全部目录,未查到相应的汉文经名。去年夏到北京,请北京图书馆黄振华研究员,查了藏文大藏经目录,也未查到相应的经名。因此,黄先生认为:藏文《本续》可能已经失传,而被西夏文译本部分地保存下来。

  ⑨《文物》1991年8期。见宁夏文物管理委员会清理拜寺口塔和潘昶宏佛塔的两个简报。

  ⑩明·胡汝砺:《嘉靖宁夏新志》。

  ⑪俄·克恰诺夫(俄译)、李仲三(汉译):《西夏法典天盛年改旧定新律令》,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12月版。

  ⑫牛达生、许成:《贺兰山文物古迹考察与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8月版。

  作者单位 宁夏考古研究所

  本文出自:《宁夏社会科学》1993年第4期,57-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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