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结
所谓的“李崇之印”距离其发现，已经有80多年的历史了。有关其出土地点、印文辨识，出现了诸多的混淆与误读。如今，笔者将其印文解读为“李忠之印信”，并做如上分析，相信是符合黄文弼先生当年西域考古的宗旨的。
黄文弼先生在《考古记》1957年的序言中作结说：“我们的能力有限，相隔时间过久，当时所记录者，以后也许发生变化。现在所作的说明，也许有错误，均希望读者赐教以便修正。”[36]黄文弼先生的哲嗣黄烈先生在1978年编定黄文弼所著《西北史地论丛》的序言中也提到：“学术研究都有一个继承和发展的问题，如果说本书作者在继承前人遗产的基础上有所发现和发展的话;那末他的研究成果也是一份值得继承的遗产。既然是遗产就不会是完美无缺的，它必然打着它的时代烙印，有它的不足之处，甚至错误的地方。继续研究的人，当然会超越于它。”[37]《考古记》所公布的大量器物、文献，诚如黄文弼先生强调：“中国学人在新疆作学术考察，这是第一次，所采集的标本，亦为国内所仅有。”[38]笔者的研究，正是相应这种号召，使这一考古的珍贵标本能够以更为准确的描述运用于学术的研究。
更为重要的是，由李崇而改为李忠的解读，不仅符合于其本来面目;而且这种改订，也无损这一印章对于两汉时期中原王朝经营西域的考古学印证，相反是由于李忠身份的低下，更增加了我们对印章作为信物在西域历史中影响力的确认。
“李忠之印信”的出土，也给我们以这样的憧憬：既然作为普通将士的李忠印信能够在西域出土，那么，最后湮没于西域的都护李崇的官、私印信，也必然还隐迹于西域大地的某处遗址之中。西域考古发现的前景，有着我们可以预期的辉煌场面!
注释
[1] 本文系自治区普通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新疆师范大学西域文史研究中心2012 年度重点项目“黄文弼与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研究·资料收集整理”(XJEDU 040212B06)成果之一。
[2] 黄文弼《塔里木盆地考古记》，中国田野考古报告集・考古学专刊丁种第三号，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 年4 月。
[3] 《考古记》，第19-20 页。
[4] 《考古记》，第113 页。
[5] 民国11 年(1922)，析出库车西乡建立托克苏县佐，19 年，又改为托克苏县，30 年，托克苏县改名新和县，大尤都斯庄遂属新和县管区。这一地区归属于库车、新和、沙雅的变迁，可参彭启先、陈云华主编《新和县志》第一编“建置·区划”，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 年6 月，第38-51 页。
[6] 尤鲁都斯巴格初名叶先巴扎乡，1990 年改今名，参同上注。
[7] 较早提出这一说法的，据笔者所见，当是李遇春《新疆各地发现的一部分历代印章》，《文博》1984 年第2 期，第64-70 页。其云：“解放前，黄文弼先生所发现的西汉最后一个西域都护李崇的桥纽铜质私印，据说亦出自此城遗址(即于什格提古城——引者按)内。”(第65 页)其后的引用，则径言自玉奇喀特出土，“据说”二字亦予省略。
[8] 两个“玉奇喀特”今又作“乌什喀特”，铜印章出土地由今新和县误释为今沙雅县的玉奇喀特，已经前人指出，参陈云华《从两方出土古印的考证说起》，《新疆地方志》1989 年第4期，第71-72 页;赵燕秋《从三部志书记述两枚古印谈第二轮修志的资料考证》，《中国地方志》2009 年第1 期，第28-33 页。但是这种混淆，仍层出不穷，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局编《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成果集成·阿克苏地区卷》依旧将铜印章出土地归于今沙雅县乌什喀特古城名下，北京：科学出版社，2011 年11 月，第14-15 页。
[9] 黄文弼遗著、黄烈整理《黄文弼蒙新考察日记(1927-1930)》，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9 月，第269、270、272 页。
[10] 黄仲良《西北科学考查团丛刊·高昌》附文《新疆发现古物概要》亦仅提及“常公之印”，而不及“李崇之印”，北平：中国学术团体协会西北科学考查团理事会，1931 年2 月，叶三正背。类似“常公之印”的印章，《考古记》图版壹零玖图1、2 两见。1977 年在玉奇喀特西南的勒合曼古城中也出土了两方类似的红铜质印章，李遇春释读为“常宜■印”，并推断：“疑此非人名私印，可能是佛寺中印章，时代约东晋十六国时期。”参所撰《新疆各地发现的一部分历代印章》，第65 页。
[11] 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著《新疆简史》第一册第二章第四节“西汉末至东汉初新疆之动乱。各族人民的抗暴斗争”，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0 年8 月，第47 页。
[12] 苗普生、田卫疆主编《新疆史纲》第二章第二节“东汉政府三绝三通西域”，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 年3 月，第77 页。
[13] 《新疆历史论文集》，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77 年12 月，第17 页。前引李遇春《新疆各地发现的一部分历代印章》言“解放前，黄文弼先生所发现的西汉最后一个西域都护李崇的桥纽铜质私印”，也同样表达了这样的对应。
[14]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编《新疆历史文物》，北京：文物出版社，1977 年11 月，第21页。
[15]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新疆通志·文物志》，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7 年5 月，第578-579 页。
[16]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编著《永远和祖国在一起》，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 年1 月，第46 页。
[17] 接受这一释读者，笔者所见，仅祁小山、王博编著《丝绸之路·新疆古代文化》(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8 年4 月，第158 页)、《永远和祖国在一起》(第46 页);《新疆通志·文物志》也许接受了这一释读，但读作“李崇之信印”，“印”、“信”互乙，所惜未达一间。
[18] 延续“李崇之印□□”者，如新疆文物局等主编《新疆文物古迹大观》，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9 年7 月，第229 页。
[19] 径作“李崇之印”者，如王炳华主编《新疆历史文物》，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9 年3 月，第37-38 页。
[20] 又有因为印章的漫漶而将印蜕横置者，如新和县龟兹文化博物馆的陈列;亦有另铸“李崇私印”以彰显者，如沙雅县博物馆。以上均笔者2009、2011 年参观亲眼所见。笔者于此未敢苛责基层博物馆的善意，仅以说明印章释读的困难。
[21] 此印释读为“李忠之印信”，仅见于周晓陆主编《二十世纪出土玺印集成》，北京：中华书局，2010 年1 月，232 页。
[22] 图3 征引罗福颐编《汉印文字征》，北京：文物出版社，1978 年9 月(“忠”字见第十，叶十六上;“崇”字见第九，叶七背);袁日省等编《汉印分韵合编》，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81 年11 月(“忠”字见第2、3 页，“崇”字见第4 页)。
[23] 《史记》卷一二《孝武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82 年11 月第2 版，第483 页。
[24] 同上注。
[25] 叶其峰《西汉官印丛考》，原载《故宫博物院院刊》1986 年第1 期，转引自作者著《古玺印与古玺印鉴定》，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 年10 月，第243 页。以下所引印章大小，未按原大比例。实际大小，可参叶其峰《古玺印与古玺印鉴定》、罗福颐主编《故宫博物院藏古玺印选》(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 年11 月)。
[26] 邵磊《西汉私印断代探述》，《南方文物》2001 年第3 期，第102 页。
[27] 同期有李忠(?—43)，字仲都，东莱黄(今山东龙口)人，王莽时任新博属长，东汉时历官至豫章太守，封中水侯，为光武帝功臣，名列“云台二十八将”。但其生平未历西北，系同名异人。参《后汉书》卷二一《李忠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 年5 月，第754-757页。
[28] 《汉书》卷九六下《西域传》下，北京：中华书局，1962 年6 月，第3927 页。
[29] 贾丛江《关于东汉时期西域汉人的几个问题》，《西域文史》第二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 年12 月，第155-168 页。
[30] 《后汉书》卷八八《西域传》，第2923 页。
[31] 《汉书》卷九六下《西域传》下，第3928 页。
[32] 《汉书》卷九四下《匈奴传》下，第3818-3819 页。
[33] 《汉书》卷九六下《西域传》下，第3925-3926 页。
[34] 《汉书》卷九四下《匈奴传》下，第3820-3821 页。
[35] 《汉书》卷九九中《王莽传》中：“(始建国元年，)又曰：“天无二日，土无二王，百王不易之道也。汉氏诸侯或称王，至于四夷亦如之，违于古典，缪于一统。其定诸侯王之号皆称公，及四夷僭号称王者皆更为侯。”第4105 页。
[36] 《考古记》，序言第3 页。
[37] 黄文弼《西北史地论丛》，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年5 月，序言第6 页。
[38] 《考古记》，序言第3 页。
编者按：本文原刊《中国典籍与文化》2013年第4期，8-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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