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特人是一个以经商著称的民族，长期活跃在丝绸之路上。在公元3至8世纪之间，由于商业利益的驱使，以及粟特地区的动乱、战争等原因，粟特人沿丝绸之路大批东行，经商贸易。在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粟特人入华逐渐达到高潮，他们在东行的丝绸之路沿线不但留下了足迹，而且形成了聚落。20世纪以来，在中国境内自西向东的丝绸之路沿线的一些重镇与政治、文化中心陆续发现了超过百座的入华粟特人墓葬，分布在新疆吐鲁番地区、甘肃天水地区、宁夏固原与盐池地区、陕西西安及邻近地区、山西太原与汾阳地区、河南洛阳与山东青州地区、河北大名与北京地区。这些墓葬在葬俗方面既有本民族原有习俗的保持，也有入乡随俗的改变。为了解中古时期流寓中国之粟特人的物质文化、社会生活、精神信仰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
一、入华粟特人墓葬的考古发现
(一)北朝时期入华粟特人墓葬。共发现4座，其中3座集中在西安地区，是21世纪初中国境内外来胡人墓葬的重要发现。2000年5月，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在进行配合基本建设工程施工中发现古墓的清理工作时，在西安市北郊未央区大明宫乡炕底寨村附近发现了北周安伽墓。带有祆教祭祀内容，生前生活场景的彩绘浅浮雕贴金石门与贴金浅浮雕彩绘围屏石榻以及反映墓主人安伽生平、粟特族属的墓志的发现，立即引起了学界的关注。2003年6月，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在西安市未央区井上村东清理墓葬时发现史君墓，西南距安伽墓2.2公里。出土的石门与石堂浮雕内容丰富，在石堂门楣上还阴刻有粟特文与汉文，证明了史君墓为入华粟特人墓葬。2004年4月，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在西安北郊配合上林苑住宅新区的基建工程时发现了北周康业墓，墓内出土的线刻精美、内容丰富的围屏石榻与墓志，证明了该墓是继安伽、史君墓之后在西安地区发现的第三座北周时期入华粟特人墓葬。
(二)隋代入华粟特人墓葬。截至目前，共发现3座隋代粟特人墓葬，分布在宁夏固原、甘肃天水、山西太原。1981年，宁夏考古工作者在固原南塬通过考古钻探得知这里有隋唐时期的墓葬群，自1982年开始，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此处前后进行了五年的考古发掘，清理出8座隋唐墓，墓志显示，至少有5座墓属于粟特人史氏家族，史射勿墓就是其中唯一的一座隋代粟特人墓葬。1982年，甘肃天水市上水工程指挥部在天水石马坪施工时发现一处古墓，出土的贴金彩绘围屏石棺床刻有出行、狩猎、宴饮等内容，被认为是一座与入华粟特人相关的北朝晚期至隋代的墓葬。1999年7月，山西省太原市晋源区王郭村的村民在修整道路时发现一座古代砖室墓，出土了贴金彩绘浅浮雕的汉白玉石椁，上面雕刻有宴饮、乐舞、射猎、家居、行旅图等内容，表现了粟特人等中亚人的生活习俗、精神信仰。墓志显示该墓男主人姓虞名弘，鱼国人。虽然目前关于虞弘是不是粟特人还存在争议，但可以肯定的是他是一位信奉祆教，担任“检校萨保府”一职的与粟特人有密切关系的中亚人，所以该墓同样是一座研究入华粟特人的重要的考古资料。
(三)唐代入华粟特人墓葬。唐代入华粟特人墓葬的发现明显多于前代，主要分布在新疆吐鲁番、宁夏固原与盐池、陕西礼泉、山西汾阳、河南洛阳、河北大名、北京等地。
最早发现的是唐安元寿夫妇合葬墓，该墓陪葬昭陵，昭陵文管所于1972年在配合基本建设工程时发现。1973年，河北大名何弘敬墓被发现时已经严重破坏，墓室内出土墓志证明墓主人为魏博节度使何弘敬，是一位新、旧《唐书》中均有记载的晚唐历史人物。1981年先后发现了北京史思明墓与洛阳安菩墓。在北京文物工作队发掘时，史思明墓已严重毁坏。根据墓葬出土的玉哀册文与人骨鉴定，发掘者认为墓主人是与安禄山一起造成“安史之乱”的唐代节度使史思明。洛阳市文物工作队在配合基本建设的工作中清理了唐定远将军与妻子何氏的夫妻合葬墓，墓志铭显示，安菩为入居中国内地的胡人家族。
宁夏固原地区是入华粟特人流寓中国的重要地区。1982-1987年，在宁夏固原南郊发现一处隋唐时期居住在固原的粟特人史氏家族墓地，7座墓葬中出土6方墓志，证明至少有4座墓是唐代的，他们是分属两个家族的史氏家族墓葬(罗丰编著《固原南郊隋唐墓地》，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216页)。1995年，一支由中国与日本两国的科研人员组成的原州联合考古队发掘了固原南郊小马庄村附近的一处唐墓，该墓是夫妇合葬墓，通过墓志铭文，确认墓主人是史道洛——固原粟特史氏家族墓地的一员，史射勿的第六子，史诃耽的弟弟。宁夏北部的盐池也留下了粟特人的遗迹。1985年，宁夏博物馆发掘了盐池县苏步井乡境内的6座唐墓，其中M3出土有墓志，根据铭文，可知墓主人为大周都尉何府，他是大夏月氏人，月氏即康国昭武九姓中的一支。6座墓排列有序，形制颇为一致，均有平底墓道石室墓，且有多人葬于一室的现象，这些显示出这里是一处粟特人聚族而葬之地。2004年上旬到2005年上旬，吐鲁番地区文物局对交河故城沟西墓地因自然、人为因素而裸露的墓葬进行抢救性发掘时，清理出36座墓葬，其中33座墓葬位于一处由砾石围砌的茔院内，墓葬排列有序，方向一致，南北成行，东西成排。墓葬群共出土了5方灰陶方砖墓志，墓志铭证明这批墓葬是麴氏高昌晚期至唐西州早期的康氏家族墓地，墓主人是粟特地区康国人的后裔。2004年，吐鲁番地区文物局发掘了巴达木墓地，发现墓葬82座，分三组分布在三个台地上。其中2号台地发现60座墓葬，从出土的粟特文书、带有“康”字的土坯墓志与木头墓志及人体特征来看，2号台地为麴氏高昌——唐西州时期的康氏家族茔院。
以上是中国境内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至今各地区发现的被认为是入华粟特人或与粟特人相关的墓葬。
二、研究现状
自1999年以来，随着太原虞弘墓，西安安伽墓、史君墓、康业墓等入华粟特人墓葬中有着丰富图像的石葬具的发现，汉地粟特人石葬具及其图像成为世界各地不同领域学者关于入华粟特人研究的焦点，随之也带动了对其他地区发现的一些粟特人墓葬的关注。目前所发表的关于入华粟特人墓葬的研究成果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一)介绍考古材料与研究相结合。主要是指考古发掘简报与报告。包括吐鲁番地区文物局发表的《新疆吐鲁番地区交河故城沟西墓地康氏家族墓》与《新疆吐鲁番地区巴达木墓地发掘简报》(均见《考古》2006年第12期)，罗丰编著《固原南郊隋唐墓地》，原州联合考古队《唐史道洛墓》(文物出版社，2014年)，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宁夏盐池唐墓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9期)，天水市博物馆《天水市发现隋唐屏风石棺床墓》(《考古》1992年第1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太原隋虞弘墓》(文物出版社，2005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北周安伽墓》(文物出版社，2003年)，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北周史君墓》(文物出版社，2014年)，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西安北周康业墓发掘简报》(《文物》2008年第6期)，昭陵博物馆《唐安元寿夫妇墓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12期)，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龙门唐安菩夫妇墓》(《中原文物》1982年第3期)等均属于此类。这些成果主要以介绍考古材料为主，但它所提供的关于墓葬的地理位置、历史沿革、墓葬形制、随葬品、墓葬年代及所属等基础材料是进行进一步研究的重要前提。其中《固原南郊隋唐墓地》、《太原隋虞弘墓》以及《西安北周安伽墓》、《太原隋虞弘墓》、《北周史君墓》等考古发掘报告既有客观详实的材料介绍，又有相当篇幅的研究内容，是考古报告编写的典范。
(二)以研究为主，辅之以已公布的考古材料。这些成果，有些是墓葬被严重破坏，但通过保存下来墓志所做的考证可知墓主人的粟特移民身份，例如邯郸市文管所《河北大名县发现何弘敬墓志》(《考古》1984年第8期)。还有一些是因为墓葬被破坏，无法确定墓主人身份，但出土遗物显示出墓主人与粟特文化的联系，例如夏名采《益都北齐石室墓线刻画像》(《文物》1985年第10期)与《青州傅家北齐线刻画像补遗》(《文物》2001年第5期)。甚至有部分是对被国内外机构收藏或展览的入华粟特人石葬具所做的研究，包括安备石葬具床座：有葛承雍《祆教圣火艺术的新发现——隋代安备墓文物初探》(《美术研究》2009年第3期)与《隋安备墓新出石刻图像的粟特艺术》(《艺术史研究》第12辑，中山大学出版社，2010年)。安阳双阙围屏石棺床：主要有喜龙仁《5至14世纪的中国石刻》(Osvald Siren, Chinese Sculpture from the Fifth to the Fourteen Century, London, E. Benn, Limited, 1925)，斯卡格里亚《北齐阙龛中的中亚人》(Gustina Scaglia, “Central Aians on a Northern Ch’ I Gate Shrine”, Artibus Asiae, Institute of Fine Arts, Vol.21, New York University, 1958, pp.9-28)，姜伯勤《北齐安阳石棺床画像石与粟特人美术》(《艺术史研究》第1辑，1999年)，林圣智《北朝晚期汉地粟特人葬具与北魏墓葬文化——以北齐安阳石棺床为主的考察》(《史语所集刊》第81本第3分，2010年)等。Miho藏石棺床：主要有朱利安诺《北朝：一个视角》(Annette L. Juliano, “Northern Dynasties: A Perspective”, Chinese Archaic Bronzes, Sculpture and Works of Arts, New York, 1992, pp.1-15)与《文化的十字路口：Miho石棺床上的中亚与中国表演者》.(Annette L. Juliano & Judith A. Lerner, “Cultural Crossroad: Central Asian and Chinese Entertainers on the Miho Funerary Couch”, Orientations, Vol.28, No.9, 1997)，〔美〕乐仲迪著、苏银梅译《日本美穗博物院藏中国十一围屏双塔柱门石榻》(《宁夏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姜伯勤《图像证史：入华粟特人祆教艺术与中华礼制艺术的互动——Miho博物馆所藏北朝画像石研究》(《艺术史研究》第3辑，2001年)，荣新江《Miho美术馆粟特石棺屏风的图像及其组合》(《艺术史研究》第4辑，2002年)。吉美石棺床：主要有黎北岚(Pénélope Ribound)《祆神崇拜：中国境内的中亚聚落信仰何种宗教?》(《法国汉学》丛书编辑委员会编《粟特人在中国——历史、考古、语言的新探索》，中华书局，2005年)、德凯琳(Catherine Delacour)《巴黎吉美博物馆展围屏石榻上刻绘的宴饮和宗教题材》(张庆捷等主编《4-6世纪的北中国与欧亚大陆》，科学出版社，2006年)、万毅《巴黎吉美博物馆展胡人石棺床图像试探》(《艺术史研究》第12辑，2010年)等。
(三)墓志考释。入华粟特人墓葬进行研究，首先要确定墓主人的族属或生平，即墓主人是否为粟特人或者与之相关，而墓志铭文是最直接的佐证。
陈志谦《安元寿及夫人翟氏墓志考述》(《文博》1989年第2期)与牛致功《〈安元寿墓志铭〉中的几个问题》(《史学月刊》1999年第3期)二文可以互为补充，前者侧重于论述安氏胡人族系及履历，后者则重点论述了安元寿与唐初玄武门之变、突厥兵临渭水便桥等重大事件的关系，由于唐史中没有关于安元寿的太多记载，所以以上二文是研究安元寿及其墓葬的重要资料。虞弘墓发现以来，学者关于墓主人族属及鱼国所指的看法有分歧。墓志记载虞弘是“鱼国尉纥驎城也”，但是史书中不见鱼国与尉纥驎城的记载。张庆捷《虞弘墓志考释》(《唐研究》第7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指出鱼国是一个地处西域的鲜为人知的小国。张庆捷《隋虞弘墓志考释》(载前揭《太原隋虞弘墓》)认为，墓中的火坛、胡腾舞等图像，在西安地区发现的，墓主原籍为中亚地区安国与史国的北周萨保安伽与史君墓中都有出现，暗示了三人的原籍与文化背景的相似性。张庆捷《〈虞弘墓志〉中的几个问题》(《文物》2001年第1期)根据志文所记虞弘一家三代的经历与职务变迁，讨论鱼国与北魏的关系、柔然的职官与外交等内容。余太山《鱼国渊源臆说》(《史林》2002年第3期)则对鱼国的渊源进行了更为明确的推断，将志文中“润光安息，辉临月支”理解为虞弘的先祖一度与帕提亚波斯和占领阿姆河流域的大月氏(或贵霜帝国、昭武九姓)有密切关系，其居住地应该在阿姆河北岸的索格底亚那(Sogdiana)。鱼国可能是希罗多德《历史》中提到的Massagetae人’原住在锡尔河北岸，后南迁至索格底亚那。他们的生活方式与Massagetae的原意都与“鱼”有关。林梅村《稽胡史迹考——太原新出隋代虞弘墓志的几个问题》(《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1期)从语言学、民族学的角度入手，认为虞弘家族是活跃于中国北方的稷胡，族源可能与中亚突厥系统民族有关——鱼国可能出自于中亚的比千部落。而尉纥驎城是中国北方草原的一个地名或部落名，可能是新疆哈密伊吾县的下马崖古城。与以上学者将虞弘研究的思路指向中亚或突厥相比，罗新《虞弘墓志所见的柔然官制》(《北大史学》第12辑)则更倾向于从柔然去寻找，文章通过对墓志提到的四个官名的考察，注意到突厥政治制度与柔然汗国的联系。罗丰《一件关于柔然民族的重要史料——隋虞弘墓志》(《胡汉之间——“丝绸之路”与西北历史考古》，文物出版社，2004年)倾向于虞弘先祖所在鱼部是随着柔然势力向西扩张而抵达西域，强调虞弘所供职的萨宝府是管理着西域宗教的机构而并非只有祆教。固原出土的史氏家族墓志也得到了中外学者的重视与研考，罗丰《隋唐史氏墓志》(前揭《胡汉之间——“丝绸之路”与西北历史考古》，亦参见前揭罗丰《固原南郊隋唐墓地》一书)对出土的七方墓志进行了详细的注释考证，厘清了固原史氏家族墓地各成员的族属、来华经过、仕宦经历以及他们之间的谱系，成为中外学者研究史姓粟特人的重要成果。李锦绣《史诃耽与隋末唐初政治——固原出土史诃耽墓志研究之一》(罗丰主编《丝绸之路上的考古、宗教与历史》，文物出版社，2011年)在罗丰研究的基础上，根据史诃耽墓志所载的仕宦履历，探讨了其归唐的过程以及与初唐政治的关系。2004年以来，日本粟特墓志研究读书班陆续发表了关于史射勿、史诃耽、史道洛、史铁棒、史索岩等墓志的译注，是粟特墓志研究的新成果。21世纪初，相继在西安发掘的安伽、史君、康业三墓中不仅发现有大型石葬具，还出土有墓志或石刻题铭，是了解墓主人的重要资料。针对史君墓在石堂南壁横长方形门楣上方所刻粟特文与汉文双语题铭，孙福喜《西安史君墓粟特文汉文双语题铭汉文考释》(前揭《粟特人在中国——历史、考古、语言的新探索》)与吉田丰《西安新出史君墓志的粟特文部分考释》(同上)分别进行了释读，可以互为补充。程林泉等《北周康业墓志考略》(《文物》2008年第6期)也对康业墓志文中出现的人名、地名及官职等进行了考释。其中涉及“雍州呼药翟门”的族属，作者认为他也可能是来自中亚的粟特人。
(四)图像研究。主要是对石葬具及石门等石制品上图像的研究。由于入华粟特人墓葬中带有图像石葬具相较石门要多，所以关于图像的研究成果也集中在石葬具上。石葬具往往是多幅图像连续构成，所以关于图像程序的排列和解读成为研究的重点，尤其是那些散落于各地的石葬具构件(主要是屏板)，原始顺序已经错乱，其排列序的复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研究者的图像程序的排列和解读。虽然在考古发掘报告或简报中，往往是按照单线的方向进行描述，即或者自左向右、或者自右向左。但学者们关于图像的解读实际上又建立了新的图像顺序。姜伯勤《北齐安阳石棺床画像石与粟特人美术》(《艺术史研究》第1辑)与荣新江《Miho美术馆粟特石棺屏风的图像及其组合》(《艺术史研究》第4辑)分别对安阳双阙围屏石榻、美秀围屏石榻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复原。马尔沙克《公元6世纪下半叶中国艺术所见粟特主题》(《考古与文物》2007年增刊《汉唐考古》)也对安伽、虞弘和天水等墓发现的葬具图像进行了解读。
关于入华粟特人墓葬的认定除了墓志提供的信息外，石葬具上的图像内容也提供了重要的研究材料。丧葬习俗(陈海涛《从葬俗的变化看唐代粟特人的汉化》，《文博》2001年第3期;林悟殊《西安北周安伽墓葬式的再思考》，《考古与文物》2005年第5期;沈睿文《夷俗并从——安伽墓和北朝烧物葬》，《中国历史文物》2006年第4期;邢福来《从安伽墓说起——略论入华粟特人的葬俗》，载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编《新果集：庆祝林沄先生七十华诞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09年;王维坤《论西安北周粟特人墓和罽宾人墓的葬制和葬俗》，《考古》2008年第10期)、宗教信仰(施安昌《火坛与祭司鸟神：中国古代祆教美术考古手记》，紫禁城出版社，2004年;张小贵《中古华化祆教考述》，文物出版社，2010年;孙武军《北朝隋唐入华粟特人死亡观研究》，《考古与文物》2012年第2期，以及《入华粟特人墓葬图像的丧葬与宗教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异兽与守护神(Matteo Compareti撰、毛民译《对北朝粟特石屏所见的一种神异飞兽的解读》，载《4-6世纪的北中国与欧亚大陆》，科学出版社，2005年;赵晶《北周史君墓“四臂守护神”图像的相关研究——兼谈与“天王俑”的关系》，载陕西历史博物馆编《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16辑，三秦出版社，2009年;郭物《中国祆教艺术中的鱼马兽》，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世纪的中国考古学：王仲殊先生八十华诞纪念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05年)、搏斗和宴饮(齐东方《虞弘墓人兽搏斗图像及其文化属性》，《文物》2006年第8期;毕波《虞弘墓所谓“夫妇宴饮图”辨析》，《故宫博物院院刊》2006年第1期等)、音乐舞蹈(姜伯勤《中国祆教画像石所见胡乐图像》，《中国祆教艺术史研究》，三联书店，2004年;罗丰《隋唐间中亚流传中国之胡旋舞——以新获宁夏盐池唐墓石门胡舞图为中心》，《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4年第2期;陈海涛《胡旋舞、胡腾舞与柘枝舞——对安伽墓与虞弘墓中舞蹈归属的浅析》，《考古与文物》2003年第3期;张庆捷《北朝隋唐粟特的“胡腾舞”》，载前揭《粟特人在中国——历史、考古、语言的新探索》;张庆捷《日藏入华粟特人石床榻舞蹈图释证》，载张庆捷《民族汇聚与文明互动——北朝社会的考古学观察》，商务印书馆，2010年)、商队(荣新江《北周史君墓石椁所见之粟特商队》，《文物》2005年第3期)等独特的文化因素都是图像研究的焦点。但是对于一些神衹身份的认定以及图像表现的是现实生活场景还是非现实题材等内容方面还存在分歧。
(五)典型器物研究。由于目前可见的入华粟特人墓葬所出遗物较少，学者们往往关注于墓中发现的具有异域色彩的器物，例如林梅村《固原粟特墓所出中古波斯文印章及其相关问题》(《考古与文物》1997年第1期)，罗丰《固原隋唐墓出土的外国金银币》(见前引《胡汉之间——“丝绸之路”与西北历史考古》)、《北周史君墓出土的拜占庭金币仿制品析》(《文物》2005年第3期)等。
三、总结
从研究史的回顾可以看出，关于入华粟特人墓葬的研究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在2000年以前，关于入华粟特人墓葬的研究处于开创期，这一时期公开出版和发表的成果占全部论著的三分之一，大多是以介绍为主的发掘简报与报告。其中重要的成果，除了罗丰《固原南郊隋唐墓地》、林梅村《固原粟特墓所出中古波斯文印章及其相关问题》、姜伯勤《北齐安阳石棺床画像石与粟特人美术》等，还包括国外学者早年对于流失海外的入华粟特人石棺床的研究。
第二，2000年以后，随着山西太原隋开皇十二年(592年)虞弘墓、陕西西安安伽墓一系列具有异域色彩的考古新发现，公元6世纪前后入华粟特人墓葬及其美术的研究引起了海内外学术界广泛的关注，逐渐成为一个活跃的研究领域。
第三，在各时期入华粟特人墓葬的研究中，北朝与隋代墓葬的研究论文占主体，这是由各时代入华粟特人墓葬发现的数量以及墓葬中随葬品的特点决定的。
第四，多次大型国际学术会议的召开和论文集的出版，显示出这一领域研究的国际化。这些学术会议主要包括2000年7月，北京大学举办“汉唐之间：文化的互动与交融”学术研讨会。2002年4月，耶鲁大学举办“中国新发现的粟特墓葬研讨会(Workshop on the Sogdian Tombs in China)”。2002年底，日本美秀艺术馆举办“中国的中亚人：丝網之路东部的考古发现(Central Asians in China: Discoveries in the East of the Silk Road)”学术研讨会;2004年4月，在北京举办“粟特人在中国——历史、考古、语言的新探索”国际学术研讨会。2014年8月，在中国宁夏银川、固原两市举办“粟特人在中国：考古发现与出土文献的新印证”国际学术研讨会。前文所述研究成果中就有一部分出自这些会议。国际化的会议往往集合了考古、历史、语言、艺术史、体质人类学等领域的学者参与研究和讨论，极大地推动了研究的深入。
目前关于入华粟特人墓葬的研究还存在一些问题。一是主要进行单个墓葬的研究，虞弘、安伽、史君等墓的研究最多，而新疆吐鲁番以及宁夏南部出土的多座墓葬还仅仅是以公布材料的形式做了初步的判断。二是主要关注墓志、石刻图像，就随葬品所作的研究较少。三是过分强调入华粟特人葬俗的华化或祆教属性。四是缺乏跨越断代的总论性研究。从考古发现的情况来看，目前粟特人墓葬在中国境内的分布较广，并具有一定的数量。关于入华粟特人墓葬的研究也较多，为整体考察提供了可能。相信在全面搜集入华粟特人墓葬以及前人研究成果的的基础上，将中国境内的所有入华粟特人墓葬看作一个整体，在形制、葬具及其图像、尸体处理方式及随葬品等所有信息通盘考察的基础上进行整体的研究将会成为今后这一领域研究的新方向。当然，新的考古材料的不断发现对于补充和修正当前的研究成果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编者案：本文原载于《中国史研究动态》2015年第3期，页35-42。引用请据原文。封面图采自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北周安伽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年，图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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