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关于欧亚草原史前时代晚期的综合研究评介
杨建华
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出现过两种古代文明，农业文明与牧业文明。他们分别是建立在不同的生态环境和不同的生业模式基础上。因此，在社会结构和国家管理机制方面有很大的差异，由此对人类发展的贡献也各有所长。这两类文明之间的交往主要发生在欧亚大陆，农业文明分布在南部靠海的部分，牧业文明分布在北部的内陆地区，这种交往构成了人类发展史上重要的内容。农业文明由于有发达的历史文献记载，对于农业文明的历史有着详尽的研究，而牧业文明的文献非常稀少，对于它的发生和发展的研究相对比较薄弱。但是这种局面正在得到改善，有越来越多的学者投入到牧业文化与文明的研究中。位于内陆欧亚地区的草原地带是牧业最为发达的地区。中国北方长城沿线与新疆等地位于欧亚草原的东南部边缘，与欧亚草原有着密切的交往。对于这些地区的研究要从欧亚草原的广阔视角的背景中才能够深入，否则我们对中国北方与新疆地区的历史与考古的研究实际上是处于盲人摸象的境地。中国目前还没有关于欧亚草原的历史与考古的研究成果，所以了解国外已经发表的成果，是我们了解欧亚草原的唯一途径。
欧亚大陆北部的草原地带从黑海北部到外贝加尔湖。对于这样广大地域历史和考古的研究，国外的成果也不多见，而且在时间与空间上也各有侧重。其中在时空范围覆盖最全面的有大卫·克里斯丁(David Christian)所著的《俄罗斯、中亚与蒙古历史》(1998年第一版，2006年第6 版)[1]，时代从旧石器时代到13世纪的蒙古帝国。全书在介绍了生态与地理之后，从时代上分为公元前100，000-1000年前的史前、公元前1000-公元500年的斯基泰到匈奴时代、公元500-1200年的突厥与罗斯时代以及公元1200-1260年的蒙古帝国。每个时代都是从生存方式、技术与社会政治结构等方面及其相互关系来阐述。本书首先将世界最大的陆地板块-欧亚大陆分为离海遥远的内陆(Inner Eurasia)与靠海的外陆(Outer Eurasia)两部分(图一)，而且不仅阐述欧亚内陆的历史，还把两地的互动作为历史发展的一个动因进行分析，从社会交往的角度研究农业与游牧的作用。这种交往最早见于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和中国历史学家司马迁的记载的希腊与斯基泰人群以及中原汉代与匈奴的交往。作者认为，欧亚内陆的社会发展动力主要来自其南部与农业地区接壤的大前沿地带，这里有农牧社会的军事接触以及技术、思想、贸易和人群的接触。从这个观点出发，我们就能够理解介于欧亚草原与中原之间的中国北方地区在东部草原中的作用了。
图一 欧亚大陆牧业文明和生态的分布
在史前时代，欧亚草原最早定居的人群是专业猎人，当冰河期结束之后，出现了采集和渔猎。农业是从南部慢慢传布的，而且只在一些生态适宜地区。农业中家畜的养殖占很大比例，与外陆欧亚的农业有很大不同。农业最早出现在土库曼的哲通(Jeitun)，后来有出现在乌克兰和高加索。到了公元前3500年，农业人口的数量占有明显优势。例如特列波利文化(Tripolye)，发现了上千个遗址，很多居址具有防御设施。随后农业出现在外高加索的舒拉威力(Shulaveri)、甘肃仰韶、蒙古东北、米努辛斯克。畜牧是本地起源，从第4千纪开始，乌克兰和南草原在第聂伯河与顿河之间的中斯托格(Srednyi-Stog)文化，其中的德瑞弗卡(Dreivka)遗址发现了大量的马骨，后来又传到东部的哈萨克的波泰遗址(Botai)。在乌克兰以基辅为界，以特列波利为代表的农业在西，牧业在东并分布到亚洲草原(参见图二，1)，边缘地区有渔猎采集者。畜牧文化以其游动性、武装性和快速移动能力为特点，它可以占据很大面积，并且掀起多次迁徙浪潮，因此常常对南部农业文明造成很大的冲击。
从公元前3000年，欧亚内陆进入青铜时代，俄罗斯学者分为早中晚三期(3000-2500;2500-1800;1800-1000)，这三期分别与4千纪末叶、3千纪中叶和2千纪上叶的移民浪潮相对应，而且各时期的气候分别为理想期末、急速变冷和向湿热转变。这时期的特点是畜牧业的发展、向中东部草原的扩张、中亚南部出现城镇以及各系统之间的交换。
早期主要是西部草原的颜那亚(Yanamya)文化(参见图二，2)，各地畜牧略有差异：伏尔加河下游以羊为主，北高加索是牛和猪，顿河是马，第聂伯河有农业。墓葬随葬实心车轮，应当是牛拉的车，随葬的武器有镞、剑、斧和权杖头，装饰品多是舶来品，60%的金属品来自农业区，是社会富有阶层的人使用的，是地位的标志。
中期传布到草原中部，出现了阿凡纳谢沃文化，从杭爱山到米努辛斯克，南乌拉尔到哈萨克，其中心是米努辛斯克。苏联学者定为3千纪中期，C14可以早到3000BC。
到了公元前2千纪，草原青铜文化出现两大青铜文化联盟，西部木椁墓文化和东部安德罗诺沃文化(参见图二，4)，他们通过征服使草原文化面貌逐渐统一，建立了超部落联盟。这些具有马、轻型辐条车(最早见于BC2000年开始的辛塔什塔(Sintashta)参见图二，3)和武器的中部亚洲草原居民是印欧语支系的印度-伊朗人，是南下到印度的雅利安人，而且把这些先进技术带到中国的殷墟，改变了南部欧亚的作战方式。冶金业的东传导致1800BC前后建立了新的欧亚冶金区。安德罗诺沃文化正处于暖湿期，发掘的居址有150多个。森林草原交界地区的农业发达多，饲养绵羊，夏季游动放牧。大部分居址为10-20个房屋构成的小型居址，有移动的篷车。
图二 各冶金区及其考古学文化的分布
1.喀尔巴阡—巴尔干冶金区(A.冶金区中心;B.特里波列文化;C.草原牧业文化)
2.环黑海冶金区竖穴墓文化与阿凡纳谢沃文化
3.欧亚冶金区早段：草原的阿巴舍沃– 辛塔什塔– 彼德罗夫卡与森林草原塞伊玛– 图尔宾诺遗存(菱形图标)
4.欧亚冶金区中段的木椁墓(Sr)与安德罗诺沃文化(An)以及东部亚洲冶金区的形成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提出东部草原的畜牧文化的发展有两个动力：一个是来自西部的影响，例如颜那亚文化向东影响形成了阿法纳谢沃文化，他们继续向东到了天山北部，新疆在公元前2000年出现高加索人;第二个动力是中国北部黄河支流的与商代同时的从事农业“野蛮人”。这里所说的黄河支流从事农业的“野蛮人”，他举例说文献中的“狄”。虽然狄的年代早不到这个时候，但是这个观点说明东部草原的发展一部分来自西部的影响，同时也有来自本地的发展动力。这个观点与其他欧美学者有很大的不同。这个所谓“从事农业的野蛮人”，就应该是在中原王朝以外没有文字记载能力和等级制度的农业居民，是中原以北从事农牧混合经济的北方居民，他们对东部草原做出了很大贡献，并形成了中国北方-蒙古高原冶金区。这也说明了作者的观点，即“欧亚内陆的社会发展动力主要来自南部与农业地区接壤的大前沿地带”。这种本地的力量阻止了西部草原的进一步东扩。这些本地力量还包括西伯利亚替代了原来阿法纳谢沃的欧罗巴人奥库涅夫文化。这个文化的居址在增大，随葬品更加精致，有牛车，出现铸造，有武器和石雕像。东部草原强大的另一个证据是赛伊玛-图尔宾诺现象，这是公元前2千纪中叶草原畜牧人的武装性迁徙，从蒙古到芬兰和喀尔巴阡山。他们只在北部的森林草原地带游动，说明力量不足以抗拒南部草原的势力。公元前13-10世纪的卡拉苏克文化也是东部草原对中部草原的压力。影响范围从伏尔加河到安阳。卡拉苏克文化的陶器与饰品与安德罗诺沃的相似，但是自身特点是更加游动的畜牧和高超的冶金。
在这个时期中亚以纳马兹加(Namazga IV ,V)的城市化出现了，代表了第一个世界系统的形成，中亚连着中国、印度、两河，以及内陆的畜牧与外陆的农业。
进入公元前1千纪的早期铁器时代，草原上最著名的就是斯基泰文化复合体(BC1000-200年)，不仅有史料的记载，也有丰富的考古遗存。这时的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革，各地的艺术风格、游动和战争依赖的车马器和射杀能力强的复合弓等技术以及骑兵和武士所代表的军事化达到高度的一致，并且扩大了与南部农业文明在贸易、政治和军事方面的交往。中国和两河流域的战争需要的车和优良的马更多的需要草原提供，贵族和城市化需要提供皮毛，这都刺激了草原的牧业，从而引发了更频繁的为争夺草场的战争。
中国北部有游动军事的畜牧人，并与中部草原有联系，包括使用马和骆驼。他认为在公元前823的獯鬻是来自蒙古西部或阿尔泰，并导致西周的灭亡。其后中国北方的畜牧人群更多，公元前5世纪有胡的骑射，在公元前400占据了鄂尔多斯，挤走这里的农业居民，但保留一些，为其提供粮食。这与我们看到的北方文化与中原文化共存的内蒙古中南部的考古证据是相符的。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导致中国北方作战方式的改变，对于秦的统一也有促进作用。到了公元前3世纪，中国北部有三个联盟，从西向东分别为月氏、匈奴和东胡。
蒙古草原的西部有斯基泰影响，影响着同时期的石板墓文化。石板墓东部是东亚人种，西部混有欧罗巴人种。
关于斯基泰文化复合体的起源，最早见于中部草原的图瓦阿尔然王冢，年代为公元前8世纪，随葬品既有草原青铜器的传统，又有中亚两河的农业文明因素。更早的金麦利人似乎源于2千纪定居的木椁墓人。起源于中部亚洲草原的斯基泰人赶走了金麦利人，并在公元前670间入侵两河北部，后被米底亚人推翻。现在的阿塞拜疆是斯基泰人南下入侵两河的基地，那里有公元前7世纪的斯基泰大墓。这一文化的三棱镞见于两河、叙利亚、埃及。斯基泰人最后定居在黑海沿岸。到了公元前3世纪受到来自东部的萨尔玛提亚的压力。
阿尔泰山区的巴泽雷克是半定居的游牧，这是希罗多德记载的最东边。这里发掘的大墓反映了当地居民的生活方式。文献记载在欧亚草原广泛流行女武士，在女性墓葬中也可以得到印证：随葬匕首，剑和镞等武器。战争是获取地位最关键的步骤，战俘的头颅是战功的标志，经常被作为酒杯，用于祭礼。
关于草原游牧社会的发展阶段，公元前500年前后在第聂伯河发现的大墓，殉葬者有500人之多，墓主人代表了贵族阶层。各地的政治关系是一种联盟的方式，没有官僚制度和稳定的国家机构。财富是以再分配的形式向下分发的，并依此来巩固统治地位。移动性使得剩余非常有限，所以财富多来自外部社会。稳定草原的政治系统基于来自邻国的贡赋和交换，或通过武力或者贸易获取大量的有价值的剩余。公元前7世纪在现在阿塞拜疆建立的斯基泰联盟是依靠对亚述和两河的掠夺。贸易促使经济和文化的统一系统的形成，早期斯基泰人从农业居民那里获取陶器和金属品，从北边的草原获取皮毛与南部城市交换。巴泽雷克冻土墓证明有“皮毛之路”，从西伯利亚到中国。从公元前5世纪起，希腊与斯基泰之间的贸易中，刻赤岛具有重要性，这条商道从顿河到伏尔加，到乌拉尔和哈萨克。斯基泰时代已经存在的这条商路不是持续的。
欧亚草原的游牧人对南部农业文明的压力，加速了南部帝国的形成，例如波斯帝国和马其顿帝国。与此同时，东部草原兴起了匈奴帝国，它的兴衰影响着内陆欧亚，并且间接影响中原王朝到罗马帝国沿线的农业文明。蒙古草原帝国通过收取贡赋和控制贸易来获取奢侈品，这对维护政权尤为重要。诺音乌拉的匈奴大墓有来自粟特、大夏、叙利亚的器物，更多的是汉朝的丝绸、漆器和青铜器。
以上重点介绍分析了书中丝绸之路建立之前的草原历史。这本著作的特点是年代跨度大，空间范围以整个欧亚大陆为背景，从欧亚内陆与外陆之间的互动关系把握欧亚内陆草原地区的历史发展，把区域之间的交往作为主要的历史变化的原因。这对于我们分析像阿尔然、巴泽雷克和诺音乌拉等地大墓中的舶来品的原因与历史意义有重要的启示。本书作者虽然对东部草原介绍的不尽详细，但是从这个大视角出发，作者却能准确的把握该地区文化发展的动力来源，提出东部地区本地的发展动力。这对于我们置身于东部草原研究的学者提供了一个广阔的视野。目前根据考古资料综合研究尚未见这样大时空视角的著作，考古学的研究还有赖于这个广角视野。由于这本书是历史类著作，又是很大的视野，所以在具体的考古资料方面，没有更多可以借鉴的，而且像斯基泰文化复合体这样的提法，在新的考古学研究中已经有些落伍了。
在这本书的大框架下，还有一些对某一时空详尽研究的著作，这里首推2006年出版的德国欧亚草原考古专家赫尔曼.·帕尔辛格的著作《欧亚草原早期人群——从新石器到中世纪的开始》[2]，这本书的空间范围是乌拉尔以东到太平洋的亚洲草原。这是欧美学者很少有的对东部草原的详细研究，例如东部分为贝加尔、雅库特、阿穆尔和滨海等地区。
该书首先从地貌、植被、气候等方面进行详细的介绍和分析，为文化划分提供了充分的自然环境背景，而且在每一章节之前都有这一时期的文化分布图。全书以时代为纲，分为新石器晚期、铜石并用时期、青铜时代早中晚三期和铁器时代早晚两期。每一期再按地区介绍，这样我们可以按某一地区的不同时期特点总结出这个地区的文化传统。作者对公元前7-3世纪和公元前2世纪-公元前后的铁器时代早、晚期的区分非常清晰，为研究斯基泰时代与匈奴时代的联系与区别提供了很好的研究前提，这在以往俄罗斯学者和美国学者中是不见的。该书对石器、陶器和青铜器有详细的图和文字介绍，尤其注重陶器的研究，所以他的分区和其他的欧美学者不同，例如他非常重视鄂毕河流域上中下游的区分。遗憾的是亚洲草原没有包括蒙古高原，所以石板墓的资料都是来源于贝加尔地区。从他的陶器研究中，我们可以发现青铜时代晚期米努辛斯克盆地的卡拉苏克文化的陶器几何纹最早见于贝加尔地区的青铜时代早期，这为我们提供了卡拉苏克东部起源的陶器证据。
帕尔辛格的研究并没有止步于物质文化，他进一步上升到文化交往与经济形态的研究。在新石器晚期和铜石并用时期，他把这些考古学文化归为以东西伯利亚为主的狩猎采集人群和西西伯利亚向畜牧经济过渡的人群;从青铜时代开始，在里海北岸为中心的草原地带新出现了畜牧人群;到了青铜时代晚期在西南部的咸海和东南部的滨海地区出现了农业人群;从铁器时代开始在草原地区出现了骑马游牧人。我们以青铜器时代晚期为例介绍一下这些人群的分布(图三)，不同时期这些人群的范围有所变化。
图三 青铜时代晚期北亚地区考古学文化和经济类型
A复杂的狩猎采集经济 B狩猎采集向畜牧过渡经济 C畜牧经济 D农业经济
1、Alekseevskoe 2、Mezovskoe 3、Atlym 4、Chejacha 5、Spätsuzgun 6、Spätelovskoe 7、Irmen’ 8、Korcazino 9、Karasuk and Kamennyj Log 10、Frühe 11、Ymyjachtach 12、Evoron 13、Lidovka 14、Sinij Gaj 15、Margaritovka 16、Mongun-Tajga 17、Sargary 18、Begazy-Dandybaj 19、Trusnikovo 20、Kul’saj 21、Cust 22、Burguljuk 23、Amirabad 24、Afrasiab/Erkurgan I
另一部比较详细的考古著作是契尔耐赫的《古代苏联冶金史》[3]和最近发表的《早期金属时代的欧亚畜牧文化草原带》[4]和《欧亚草原地带：碳十四年代序列和金属冶金区》[5]，由于作者是研究冶金考古，所以使用的考古资料基本都是金属器，划分年代的标准也是基于金属与C14数据。第一阶段是黑海及其以西年代为公元前4700-4200年的喀尔巴阡-巴尔干冶金区(CBMP)(图二，1)，其中分为三个文化。第二阶段是黑海至里海的环黑海冶金区(CMP)，始于公元前4000的青铜时代，分布范围增大，早段为高加索的迈科普(Maikop) (4050-3050BC)为中心， 受两河流域的北部乌鲁克文化影响，晚段在更北的草原，颜那亚和洞室墓同时分布是在草原的东西部。在公元前2700-2100年颜那亚向东分布到阿尔泰，出现阿凡纳谢沃文化(图二，2)。第三阶段在草原地带的形成了西部的欧亚冶金区与东部的亚洲冶金区，这个格局一直保留到中世纪。欧亚冶金区的早期首先出现了由西向东的文化传播浪潮：阿巴舍沃(Abashevo)文化到辛塔什塔文化以及彼得罗夫卡(Petrovka)类型，随即有出现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从东向西的传播(图二，3)。第三阶段的中期始于公元前2000年前后，欧亚冶金区进入稳定期，西部的木椁墓文化(Srubnaya)和东部的安德罗诺沃文化(Andronovo)分布范围广，形成两大联盟(图二，4)。晚期这一系统解体，公元前2千纪中晚期只有少量的堆纹陶遗存。亚洲冶金区是作者研究的薄弱环节，他认为这一地区最早开始的年代是与塞伊玛-图尔宾诺现象同时，它与安德罗诺沃文化同时并存于公元前2200-1700年，之后有300年缺环就进入到卡拉苏克文化阶段(BC1400/1300-900/800)，这个文化东传3500公里，从萨彦岭到新疆-蒙古-华北-辽河-辽东，另一条线南下到晋陕高原，最后到晚商的都城安阳。作为冶金考古的专家，他的年代与文化划分方面，有大量的金属成分分析的数据。但是我们作为考古学家发现，在他展示的金属器中，从喀尔巴阡-巴尔干冶金区不断东扩，直到安德罗诺沃文化，最有代表性的器物是管銎斧，演变序列清晰，可以看出是一脉相承的;亚洲发源的塞伊玛-图尔宾诺遗存中大量的青铜器中唯独不见管銎斧，是以空首斧为主要器物，单刃刀也是亚洲起源。所以后者应该属于亚洲冶金区。管銎斧代表了公元前4千纪以来欧洲草原不断向东扩展的遗存[6]，空首斧则是公元前2千纪开始亚洲森林草原兴起的代表性器物[7]，在它背后应该有更古老的亚洲草原青铜器的孕育时期。这是我们与作者存在的第一个不同看法。第二点是关于卡拉苏克文化东传至中国商代的说法。这些地点确实出土了与卡拉苏克文化相似的青铜器，但是中国北方还有更多的同类青铜器，这些青铜器之间从形态学上是可以确定早晚的，而且他们的共生器物也有助于断代。我们得出的结论是与之相反的，即从早商的北部类型台西遗址和朱开沟遗址就已经出现了这类青铜器，它们从中国北方经过蒙古高原到达米努辛斯克，与当地发展起来的折背刀和菌首等特点融合在一起，形成东部草原的鼎盛时期，也是蒙古-中国北方冶金区范围最大的时期[8]。国外学者对中国北方青铜器缺乏了解，也说明我们没有把这些考古发现与研究介绍到世界。
上文我们比较分析了近年来三本主要的欧亚草原历史与考古的综合性著作，克里斯汀的著作涉及的时空范围最为广泛，是从历史的视角出发的;帕尔辛格的著作主要是亚洲草原，对陶器等器物比较关注;契尔耐赫的成果主要是欧洲草原，偏重对金属器的研究。中国历史和考古学界尚无对于欧亚草原的全面研究，要深入探讨中国北方游牧文化的发展，有赖于对这一领域的全面了解。所以我们首要的任务是选择优秀的国外成果翻译介绍。从以上介绍分析的著作中可以看出，这些国外成果在时代、地域、史料以及方法上各有特长。我们的系列译著项目中首先选取了时空范围最为全面的历史类著作《俄罗斯、中亚与蒙古历史》，希望在这个时空框架中，不断的增加偏重各时代和地区的专著，细化我们对这一领域的认识。在这个全球视野的背景下，通过对中国北方考古学资料的分析研究，写出中国学者自己的欧亚草原考古学的研究成果。
注释
[1]David Christian, A History of Russia, Central Asia and Mongolia -Inner Eurasia from Prehistory to the Mongol Empire[M]. Blackwell Publishing,2006。
[2]Parzinger, Hermann，Die frühen Völker Eurasiens Vom Neolithikum zum Mittelalter[M].C.H. Beck，2006 .
[3]E.N.Chernykh.Ancient metallurgy in the USSR[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
[4]Evgeny Chernykh.The “Steppe Belt” of stockbreeding cultures in Eurasia during the Early Metal Age[J].TRABAJOS DE PREHISTORIA ,2008(V.65, N.2).
[5]Evgeny N. Chernykh.Eurasian Steppe Belt: Radiocarbon Chronology and Metallurgical Provinces[A]. Anatolian Metal V [C].Bochum,2011.
[6]邵会秋，杨建华.欧亚草原和中国新疆与北方地区的有銎战斧[J].考古,2013(1).
[7]邵会秋，杨建华.塞伊玛—图尔宾诺遗存与空首斧的传播[J].边疆考古研究, 2011(10).
[8]杨建华.商周时期中国北方冶金区的形成[A].公元前2千纪的晋陕高原与燕山南北[C].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
本文原载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编《边疆考古研究》(第16辑)，科学出版社，2014年，页353-36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