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草原丝绸之路的繁荣
既然李家营子墓1可能是旅行者因遇不测突然死亡草草掩埋的墓葬，所出银器又是一套产于中亚、时代为7世纪后半到8世纪中叶的饮食用具，就有必要对有关历史背景和当地出土的其他遗物略加说明，同时也是对上述推断的进一步证明。
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中国的北方连续发现了一些西方的输入品。较重要的有甘肃靖远出土1件4至5世纪的银盘[22]，宁夏固原北周李贤出土1件鎏金银壶、1件玻璃碗[23]，山西大同北魏平城遗址出土的1件多曲银杯、3件鎏金铜杯[24]，山西大同北魏封和突墓出土1件银盘[25]，辽宁朝阳北票北燕冯素弗墓出土5件玻璃器[26]，河北赞皇东魏李希宗墓出土1件银碗[27]，内蒙古奈曼旗辽陈国公主、驸马墓出土7件玻璃器[28]。辽宁朝阳姑营子辽耿延毅墓出土2件玻璃器[29]。此外，还出土许多东罗马、萨珊的金银币。这些发现充分证实在中国北部存在着一条约从河西经包头、呼和浩特、大同、通过河北北部进入内蒙赤峰，到达辽宁朝阳的中西交通路线。这是一条大体上与兰州、西安、洛阳的“丝绸之路”主干线的中路相平行的北路。这段北路尽管是从河西走廊叉开的支线，但应看作是历史上中国北部通西方的草原路。仅从考古发现的遗物上看，这条路自北魏到辽一直畅通。唐初，统治者对外经营的主要精力放在西北，目的之一便是通过绿洲之路与西方勾通，但同时也非常注意对北方的经营，设幽州、营州管辖北方事务，从游牧民族占据的草原通西方的交通路线上获得利益。
丝绸之路中的北方草原路线问题，虽然早己提出[30]，但多指西伯利亚南部草原很早的斯基泰人、塞种的迁徙、交流问题。对6世纪以后的唐代、辽代的草原路线研究甚少，而考古学研究几乎是空白。李家营子的一套成组的银器、遗迹的性质及器物的产地令人深思。
在唐代及早些时候，中国与中亚、西亚的许多国家或地区都有联系，学者们在论及中国发现的西方器物时，多涉及萨珊、拜占廷、巴克特里亚及与中国的关系，近年又提到嚈哒。其原因主要是：第一，这些器物很可能分别属于这些地区的产品。第二，有关这些地区的文献记载较多。第三，巴克特里亚、嚈哒在这一时期与中国接壤。探讨器物的时代、产地等问题虽有不同意见，但大致范围相差不大。然而在深入到中西交通或丝绸之路的研究时，却存在很大的缺陷。因为搞清那些国家在什么时期与中国的关系更为密切，是探讨中西文化交流的至为重要的内容。从这个意义上说，发现西方输入的器物和文献记载的中国遣使西方及西方诸国朝贡的事例，不一定都能说明中西文化的交流问题。“文化交流”，并非几件器物、数条文献所能证明，而遗物的多少、文献记载的多少也不一定反映事物的本质，因为考古发现和历史记载都有局限性。“中西文化交流”有广阔的背景和深刻的历史原因，这正是强调李家营子银器重要性的理由所在。
人们乐道的张骞通使西域，尽管是划时代的历史事件，但对当时中西“文化交流”的影响并不大，其重要意义仅表明中国与西方开始了正式的政府之间的接触，交往程度限于相互对话，还是彼此了解的阶段。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所率一百多人途中被匈奴扣留，其后他虽历尽艰辛到达西方诸国，回来时又再次被匈奴所拘，回归长安时仅几个人，既不可能带回许多西方文物，也不可能进行更广泛的宣传。第二次出使收获较大，但也不能与北魏以后的规模相比。有些考古材料可以证实在张骞通西域前后中西的交往，著名的巴泽雷克墓葬出土有中国的铜镜、漆器、织物等[31]。阿富汗黄金冢出土了汉代的昭明镜[32]。中国南方的广州南越王墓[33]、黄河下游的山东淄博齐王墓随葬坑[34]出土有西方银器。但这些能证明的只是各自在自己的国家里发现了对方的器物，目前已进行了大量的汉代考古发掘，从实物还看不出西方文化有多大的影响。南北朝时期的情况不同，中国考古学文化面貌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无论是器物造型，还是纹样风格，都可以见到许多西方的因素。隋唐时期西方文化的影响又有发展。究其原因，与包括佛教东渐的西方文化向东传播不无关系。西方的情况亦如此，伴随着大月氏两次向西及西南移动，中亚发生了各民族的连锁迁徙，这是世界史上罕见的、跨度很大、涉及民族与地区极广的大迁徙。此后，加上张骞、法显、玄奘通西域，“丝绸之路”才逐渐进入文化交流的繁荣期，加快了中西文化的相互渗透。目前考古发现的西方文物也大都属于南北朝至隋唐阶段。因此南北朝以前为中西对话、了解阶段;南北朝之后为文化交流、渗透阶段。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考察唐代西方的哪个民族和地区与中国的关系最密切，粟特地区和粟特人的桥梁及媒介作用便显现得更为突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