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丝绸之路上的粟特人
阿姆河(Amu dar'ya)、锡尔河(Syr dar'ya)流域的粟特人，素以善经商著称于世，粟特地区既是东西交通的枢纽，也是南北往返的中继站，可称为当时欧亚文明的十字街头。中国与西方之间的相互交往，许多都是通过粟特人进行的。粟特人充当了丝绸之路上的向导、交易中的商人，也是中国西北民族和中亚、西亚诸国政治交往中顾问。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有在中国经商的粟特人写给故乡家人的信件[35]，还有在突厥人与汉人交易时充当翻译的文书[36]。因此，中国发现的西方遗物，无论属于哪一国家和地区，似乎都不可忽视粟特人的作用。粟特人的生活同时具备了农业、牧业、手工业、商业特点，这在古代欧亚的诸民族中是不多见的。近一个世纪以来中亚地区的考古发掘，充分证实了粟特文化十分发达，而且还发现该地区与唐朝的关系密切。片吉肯特和撒马尔罕北郊的阿夫拉西阿卜(Afrasiab)古城7世纪至8世纪壁画中的有些人物与唐墓壁画、敦煌石窟壁画极其相似[37]。粟特地区还发现中国织物、铜镜及用中国出产的绢丝为加工成的所谓“胡锦”、“蕃锦”。粟特人又将自己生产的和从中国贩运的织物远销于里海以西的高加索山地区和西欧，甚至还将他们加工后的织物返销回中国。这些都说明以经商为目的的粟特人客观上极大地推动了中西文化的传播。中国除了李家营子出土的银器，还有一些重要的发现。《吐鲁番出土文书》有几十件与粟特人姓名和事件的各种文书，可知6世纪至7世纪，吐鲁番地区居住着大量的粟特人，有些人已有正式户籍，但仍聚族而居。还有一些往来于丝绸之路上的商人。1982年发表的河南洛阳安菩墓(公元704年)[38]，墓志题为“唐六胡州大首领安君墓志”，其先祖也是“安国大首领”，表明六胡州为粟特人聚居之地，如缀合史籍中的零散记录，不难看出，从4世纪开始，大量的粟特人陆续移居中国，并逐渐向东发展，到8世纪，吐鲁番以东，沿河西走廊到西安、洛阳，又自河西走廊北上到宁夏、大同，再奔朝阳，即丝绸之路中国境内的东段的中路、南路和北路，都有粟特人的移民聚落[39]。粟特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历史作用不能低估。文献记载中的粟特人何氏家族也特别引人注意，《隋书·何妥传》载，其父细胡(《北史》、《通志》作“细脚胡”)，作为商人入中国，“主知金帛，因至巨富，号为西州大贾。”何妥年仅十七便“以技巧事湘东王”[40]。《隋书·何稠传》又载，妥之兄何通，“善斫玉”。通之子何稠，“博览古图，多识旧物，波斯尝献金帛锦袍，组织殊丽，上命稠为之。稠锦既成，逾所献者，上甚悦。时中国久绝琉璃之作，匠人无敢厝意，稠以绿瓷为之，与真不异。”[41]更重要的是，炀帝幸扬州，感于当时“服章文物，阙略犹多”，令稠“讨阅图籍，营造舆服羽仪”。“稠于是营黄麾三万六千人仗，及车舆辇辂、皇后卤簿、百官仪服”，“参会今古，多所改创”。何稠“巧思过人，颇习旧事，稽前王之采章，成一代之文物。虽失之于华盛，亦有可传于后焉。”足见隋朝重用粟特人，粟特人也对隋唐文物制度改进作出了贡献。隋唐文化与秦汉文化相比发生的大变革，粟特及西方文化的影响是一很大的原因。
中国境内的丝绸之路，如大体以兰州为界分成东、西两段，在4世纪至6世纪，东部五胡十六国逐鹿中原，西部各民族连年争战，东西方难以通过传统的交通路进行交往。然而，战乱并没使中西交流停顿，西北诸民族间的争战，许多都是围绕控制中西商路的目的而展开的，反映出当时中西交流的繁荣和人们对这条道路重要性的认识。这时东方欲与西方诸国来往，不得不另找新路，上述甘肃、宁夏、山西、内蒙、河北、辽宁发现的西方金银器、玻璃器及李家营子的银器也证明了北方草原丝绸之路的再度兴盛。善于经商的粟特人沿着这条连接东西方的通路一直进入到今辽宁、内蒙古一带。开元五年(公元717年)，唐重建柳州城(今朝阳)，新城建成后，“集商胡立邸肆。不数年，仓廥充，居人蕃辑。”[42]该地商胡能召之即来，足见北方草原丝绸之路的繁荣与兴盛。李家营子的银器可能就是这一带粟特商胡的遗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