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63年初，学校已放寒假，马长寿先生利用寒假闲暇工夫，开始翻阅关中金石志。这部分金石志大体上都是清代金石学盛行以后一些金石学家写成的，主要有毕沅《关中金石记》、孙星衍《寰宇访碑录》、王起《金石萃编》、陆耀遹《金石续编》、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毛凤枝《关中金石文字存逸考》等①。每有所得，马长寿先生便抄记入日记簿，等到积累略多，他便萌生写一篇论文的想法，主要想从碑铭的记录来推测关中地区部族的分布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想法虽好，但确有难度，所以马长寿先生用其“意屡起屡仆”来描述当时的心情。马长寿先生所虑的是，自从宋代欧阳修以来，企图以碑铭证史补史者何止数百十家，他们的地位条件虽优越，著述甚丰，但以马氏目光来看
①马长寿在1962年冬撰写(氏与羌)一书时开始关注关中碑铭，我想最初的动机大约只为是书搜集材料。关于马长寿阅读的金石志参见氏著《碑铭所见前秦至隋初的关中部族》，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5页;新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5页，下引均据后者(周伟洲教授曾经对马先生的这部著作做过评介，参见氏著《马长寿及其所著(碑铭所见前秦至隋初的关中部族)》，(书品》1989年第4期。
“所做工作则大抵费力多而成功少”①。总体评价并不很高，有了这样的“悬”的研究工作当然不是一蹴而就。当然，马氏所担心的原因还有:“我于金石素无根基，又无力搜罗关中各县的碑碣和造像题名，若效颦古人，岂不贻笑大方?”“于金石素无根基”不过是他的谦辞，仅以1961年出版的《突厥人和突厥汗国》书前撰写的关于《阙特勤碑》来历及其发现、研究经过的说明②，就显示出他深厚的金石学素养。不过，他并不希望效颦古人，希望搜罗更多关中各县的碑碣和造像题名，这些则是以往金石著作中没有著录的新材料，而当时他又没有能力前往实地考察收集，难免有些消沉，倒也是实情。春节前，马长寿先生到碑林的陕西省博物馆(今西安碑林博物馆)开会，席间，武伯伦馆长谈起，新近从渭南像题名幢，题名中的白氏，不知道与白居易有无关系?想来马长寿先生未便回答，大约一定要看过实物或拓片之后才能答复。嗣后，武伯伦遣人送来四幅拓片，是《合方邑子百数十人造像记》的东南西北四面。在题名的156人中有数十种是北镇鲜卑杂胡姓氏，殊形瑰异，未曾见得，读后使马氏为之一震。同年5月间，马长寿先生又前往省图书馆碑帖档案室，借出馆中旧藏关中羌村造像题名20多种，这些拓本中有八九未见前人著录。有了这些材料，马长寿先生着实高兴一阵，解放前，陕西的碑碣造像等有文字内容的东西归省图书馆管理，包括从各县搜集来的碑铭拓本。后来省博物馆在碑林成立，碑碣造像都移交给博物馆陈列，碑铭拓本则分别由二馆收藏，其中造像碑题名拓本多在图书馆内。不经意间，马长寿先生获得这些难
①参见马长寿《碑铭所见前秦至隋初的关中部族》，第1页。
②参见马长寿《突厥人和突厥汗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4页。
得材料，这些碑铭不但外人难知，就连民国年间渭南人武树善在修撰《陕西金石志》时也未曾寓目。马氏“不禁狂喜移日”，自谓“今人所见又何曾多逊于古人呢”!喜色溢于言表。很快，这年的初夏，马长寿先生便写成《碑铭所见前秦至隋初的关中部族》这篇论文的初稿。
在以后的几年间，原稿在不断修订之中，马长寿先生尤其不放心的是属于耀县的九块碑铭。1965年7月，从延安参观返途中，马长寿先生考察了存放在耀县文化馆东西走廊中的《夫蒙文庆造像碑》等九通造像碑。此外，还发现碑廊内有西魏大统元年(535)《毛遐及邑子二十八人造像记》等三块碑铭，其中也有与少数民族部族有关的材料，觉得应该补入原稿之中。参观考察前后，马长寿先生又仔细地访问当地知情老人、70多岁的宋仁三，这样就搞清楚了这些碑铭的来源和它们原来的存放地点。这样的调查习惯显然是马氏在长期民族调查活动中养成的。马氏同时也修改初稿中一些不确或者错误，如关中地区民间造像始于何时，原以为始于北魏太和十二年(488)《大代晖福寺碑》，在耀县考察后方知始光元年(424)的《魏文朗等造像》则早于前者64年。并深有感触地叹道:“由此一端，可知个人对事物的认识是很有限的，不只对未发掘的东西认识不到，就是已经摆在面前的东西也还认识不够。”①
1965年的夏天，在写完该书的校后补记后马长寿先生终于松了一口气，书稿交由中华书局出版。谁想这部书的出版竟一波三折，不久遇到了“文化大革命”，等到正式刊行问世，足足延缓了20年，已是1985年了。作者没能等到这一天，便在1971年逝世了，遗憾的不只是作者，原稿中所附的拓片，也在“文化大革命”中不知去向①，我们看到的只有文字而没有与文字配合的拓片图版，作为西北大学考古专业创始人的马长寿先生看重的绝不仅仅是文字。
①参见马长寿<碑铭所见前秦至隋初的关中部族》，第109一11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