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银器的产地及年代
李家营子墓1出土的5件器物，除银勺外，都发表了照片，带把壶、带把杯、盘还附有线图。下面逐件考察。
李家营子银带把壶(图1)。高28厘米。器身平面呈扁圆形。口部略似鸟头形，有扁状的流口。短束颈。鼓腹，最大直径稍偏下。圈足较粗，呈喇叭形，有联珠围绕足的底沿。把的上端起自口部，下端止于中腹，呈弧形。把的上端和口缘相接处有一胡人头像，鎏金。整个器物捶揲成型。
图1 李家营子银带把壶
这类器物在中亚、西亚经常可以见到，一般认为是波斯萨珊遗物。但它起源早，分布广，罗马到伊斯兰时代都有发现。传至东方的中国和日本以后，被称为“胡瓶”。唐玄宗曾“赐禄山金靸花大银胡饼(瓶)”，安禄山也献过“金宝细胡瓶”[8]。日本奈良正仓院保存1件银平脱漆瓶(图2)，被书于天平胜宝八年(公元756年)的《东大寺献物帐》上称为“漆胡瓶一口”[9]，由此可知“胡瓶”的形状。中国和日本古代文献中的“胡瓶”即指李家营子出土的这类带把壶。中国文献中的“胡”是泛称，在用于国家时，主要指西域诸国。东方学者较早注意“胡瓶”的是原田淑人，他在谈到正仓院收藏的漆胡瓶时比较了波斯萨珊时代的器物，并肯定其渊源在波斯萨珊[10]。然而，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找不到萨珊王朝所在的伊朗高原出土的作品。有明确出土地点的器物也都在南俄罗斯的草原地带。后来，1件据说确实出土于伊朗高原吉兰州的银带把壶传到日本，日本学者深井晋司著《阿那希塔女神装饰鎏金带把水瓶》一文，讨论了这种器物的形制特点和历史渊源问题。他列举了11件这类壶，并把萨珊晚期至伊斯兰初期的与典型萨珊时代的器物进行了排比，认为它们有如下变化：史前同类陶器的上部几乎没有口部，萨珊时期注口顶端前半部变为圆形，后半部加盖。另外，注口顶端舒缓的弯曲已消失或成为折角形;颈部稍长;把顶端的位置由原来的从腹的上部沿着颈上伸再作曲线下垂，改做从颈部的中央开始，即把手的上端在壶的位置上提高了;高足中部的节状装饰更加形式化。将壶把上端安在口部，是萨珊时代末期的作法[11]。李家营子出土的带把壶的把手上端直接安在口沿处，按萨珊器物的演变，它的年代应在萨珊时代的末期，即7世纪上半及以后。
但是，过去认为是萨珊器物的带把壶，未必都是萨珊器。20世纪70年代，马尔萨克的《粟特银器》一书，把过去归为萨珊银器中的一部分带把壶区分出来，考定为粟特地区的产品，一共找出7件(图3-1~5、7、8)，时代均在7世纪之后[12]。如果仔细观察对比深井晋司和马尔萨克所列举的全部萨珊壶和粟特壶之后，再来考察李家营子银带把壶，就不难看出，该壶把的上端直接安在口上，颈部短粗，圈足粗矮，没有节状装饰等特征，更接近粟特的产品，时代也相吻合。而且，在中亚粟特地区的陶器中也流行这类带把壶(图3-6)。李家营子银带把壶是素面，圈足的底沿饰一周联珠。萨珊器一般都有繁褥的纹样，粟特的银壶器表却多无装饰。2件带人物和翼驼纹的粟特银壶，也正是被马尔萨克归在与萨珊相关的粟特器物。联珠纹虽然在萨珊和粟特都流行，但以粟特地区为盛。
图2 正仓院银平脱漆瓶
带把壶的喇叭形高圈足底的特点，可追溯到帕提亚(Parthian)乃至阿契美尼德(Achaemenidae)王朝时代，罗马时代也有这样的高足器物。中亚、西亚的带把壶有高圈足和矮圈足(甚至无圈足)两类，应当是两个不同的系统。深井晋司文中的11件萨珊带把壶，只有一件是矮圈足的，为青铜制品，收藏于柏林国立博物馆，出土地点不明。其他都是喇叭形高圈足。而马尔萨克所说的7件粟特带把壶则全部都是粗矮圈足或无圈足。李家营子银带把壶无疑属于后一系统。
中国唐代的陶瓷器、塑像、壁画中，多有带把壶。这是模仿西方器物特别是金银器制作或描绘的。值得注意的是，壁画和塑像上的带把壶多与胡人、商旅有关，这也为推测李家营子银带把壶的年代、产地进一步提供了证据。
李家营子素面罐形银带把杯(图4)，高11.2厘米，口径6.5厘米。器身平面呈扁圆形。口两端上翘，束颈，鼓腹，圈足外侈。腹部有环形把，把上加椭圆状指垫。
图4 李家营子素面罐形银带把杯
这件造型别致的器物在中国传统器形和唐代金银器中没有完全相同的，有几件器物可供比较。1件是西安出土的何家村素面罐状银带把杯(图5)，年代为8世纪前半叶。另1件是埃尔米塔什博物馆收藏的山羊纹银带把杯[13](图6)，年代为8世纪。还有俄罗斯米努辛斯克盆地西部、叶尼塞河上游的科比内2号墓出土的缠枝纹带把金杯(图7)，年代为8世纪[14]。这些器物风格一致，时代和产地可作参考。埃尔米塔什博物馆的山羊纹银带把杯，被考定是粟特或伊朗东北部的呼罗珊地区的产品。科比内缠枝纹带把金杯被考定为突厥或突厥式器物[15]。何家村素面罐状银带把杯如不是输入的，至少也是仿制品。
图5 何家村素面罐状银带把杯
图6 埃尔米塔什博物馆藏山羊纹银带把杯
图7 科比内金带把杯
埃尔米塔什博物馆的山羊纹银带把杯，杯的环形把上部有椭圆形指垫，当用手执杯时，拇指按在圆垫上既可使手感舒适，又能帮助其它手指加力持重，增加持杯时的稳定，是一种实用、巧妙的设计。粟特地区的其他杯类也都有这种指垫。粟特人很重视这一装饰，指垫上常常做出精美的花纹或人物头像。由此可见，李家营子素面罐状银带把杯把上部的指垫正是粟特银器中流行的做法。前面对李家营子的遗迹性质进行分析时谈到，这批银器很可能是旅行者弃藏的遗物，所有器物的年代、来源应是相同的。因此，银带把壶和银带把杯可为互证。
李家营子银长杯(图8)，口长18.5厘米。原报告说：“圈足已残”。
图8 李家营子银长杯
报告所附的照片为正侧面，反映不出圈足已残的痕迹，甚为遗憾。但是，无论原来是否有圈足，中国除了玉和玛瑙长杯外，至今尚未发现同类金银器。已知的唐代金银器中有两种椭圆形的长杯，一种以藏于日本白鹤缠枝纹银长杯(图9)为代表[16]，杯体是八曲形，为典型的萨珊样式。后来这种杯虽然发生变化，但仍然在杯体上分瓣。另一种以西安南郊出土的何家村银耳杯[17](图10)为代表，是汉代以来的耳杯的形制。李家营子银长杯既不分瓣，又不带耳，形制特别。然而，这种不分瓣、不带耳的长杯在西方较多发现，并且历史悠久，有金银制品，也有青铜和白铜制品(图11、12)[18]。长杯也有出土遗物，杰克斯·摩根(Jacques de Morgan)在伊朗的苏萨(Susa)发掘出1件残器，年代为6世纪或7世纪[19]。这些长杯多被认为是萨珊遗物，其实有许多应是粟特遗物。粟特地区十分流行长杯，中亚撒马尔罕(Samarkand)东约70公里的片吉肯特(Panjikent)发掘出大量的粟特壁画，其中有许多人物手持这种杯进行宴饮的画面(图13、14)，与粟特壁画艺术接近的巴拉雷克反映嚈哒王族宴饮场面的壁画中也有持长杯的人物(图15)[20]。可见李家营子银长杯的产地也应当在萨珊、粟特地区，最重要的还是粟特地区。
